輪船招商局是洋務運動中創建的標桿性的官督商辦企業。在一般的敘述中，其早期經營者唐廷樞和徐潤被刻畫成精明的商人形象，二人在1883年的上海金融風潮期間破產而無法償還局產，被迫離開招商局。在中法戰爭期間（1883-1885年）取代二人上位的盛宣懷，因改組招商局，加強官方監督，常被認為是一副典型的官僚面孔。但實際上，盛宣懷在重回招商局初期，對減弱招商局的官方性質和進行商業擴張表現出了明顯的興趣，并因此招致了各方不滿。要探究輪船招商局的經營為何在盛氏手中發生了的轉折，可以從招商局在中法戰爭中的處境、活動與盛宣懷上位的歷程來做一些解釋。

盛宣懷

洋商運漕合同與售產易旗：輪船招商局的自保方案

在中法戰爭爆發前，中國的輪船航運業呈現三足鼎立的局面，中國的輪船招商局和英國的怡和、太古公司三方簽有聯營合同，按比例分配主要航線的收益。出于扶持本國企業的考慮，清朝授予招商局運輸漕糧的特權。輪船招商局與傳統海運業的沙船商人按四六成的比例分運漕糧。漕糧每年春間從上海海運天津交兌，再剝運通州、北京，以供京師糧食俸餉之用。漕運是京師經濟和糧食安全的命脈，一旦被阻斷，將直接導致京師不穩，故其意義十分重要。

不幸的是，列強對此早已悉知，并有意識地阻礙漕運，以向清廷施壓。早在鴉片戰爭時，英國就根據傳教士馬禮遜“燕京漕運，以江寧為咽喉，今但盤踞江面，阻絕南北，即可要挾，所求當無不如志”的提議，攻占瓜州、儀征等地，切斷長江和運河的通道，意圖以此迫使清廷屈服。此后英方又制造“青浦教案”，以英國的傳教士與漕運水手發生沖突為由，炮轟海運漕船阻止其離港，致使道光朝的漕糧海運就此終止。中法戰爭爆發，若法方如法炮制攔截漕船，承運四成海運漕糧的輪船招商局首當其沖。為防止重蹈覆轍，在戰爭開始后，招商局主動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應對危機。

光緒十年（1884）上半年，中法在越南交戰，戰爭局勢對清朝不利。輪船招商局在清朝授意下，從事探測越南實況及法國軍情的活動，因此對時局相當敏感。招商局方面意識到，戰況不利但清方又不愿議和，戰事很可能擴大到中國本土。商董們因此開始考慮將本年漕糧交由外國輪船公司代為運輸，這樣既可以保證商局裝運漕糧的份額，又能避免船只因戰事受損。而自戰爭開始，英國太古公司就意識到這是他們沾染漕運利益的絕佳機會，遂派遣手下的買辦商人聯系江浙糧道，試圖攬載當年的漕糧。代英商辦理此事的袁天錫，一面向辦漕官員宣揚輪船快捷，不易被攔截的優點，一面拉攏招商局在事人員，許諾英商僅希望代運沙船的份額，不會影響招商局的利益。袁天錫希望以招商局作為官商間溝通的媒介，促成洋商運漕之事，這與招商局的設想不謀而合。被李鴻章派來清查招商局賬目的馬建忠本是代運的提議者之一，公司的實際管理者唐廷樞更是從中撮合。在雙方的努力下，船商與糧道很快達成了共識，于1884年5月起草運漕合同，約定當年份的海運漕糧，原招商局承運之四成改由怡和洋行代運，沙船承運之六成交怡和、太古、旗昌三家分運，運費水腳每百斤2錢，并保有兵險，若大沽口被法軍封鎖則允許停運。（陳旭麓等編：《盛宣懷檔案資料·輪船招商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41-143頁）

招商局運漕往來文件

這一合同開洋商運漕的先例，其水腳雖仍較清朝給予招商局的低5分，但已頗令英美商人滿意。招商局的唐廷樞再三邀請袁天錫和江浙糧道商談，在決定承運商和協商定價方面出力頗多，這其中很難說沒有個人利益的考慮。此時恰逢上海金融風潮影響，唐廷樞之個人資產因此大幅縮水，陷入債務危機。而招商局內部又正發生激烈的權力斗爭，盛宣懷與馬建忠要求唐廷樞立刻歸還挪用局款，以此排擠唐氏。唐廷樞極力促成的洋商運漕合同，令怡和洋行獲利巨大，裝運的漕糧達總數之六成。而怡和洋行的總買辦，正是唐廷樞之兄唐廷桂。通過代運合同，唐氏兄弟不僅獲得了較往年更多的漕運份額，更使運漕盈利繞開正在被清查的招商局賬目。這當然是盛宣懷不愿意見到的。在唐廷樞四處籌款、促成合同之時，恰逢中法簽訂《簡明條約》暫時停戰，盛宣懷乘機提出終止合同，將漕糧交還沙船承運，致使包運合同一時被擱置。而此時唐廷樞雖四方籌措，仍難交還局款，同時他另有辦理開平礦務局之職，經過一番權衡，唐氏最終選擇保留礦務局的股份，交出所有的招商局股份以抵債。至此，招商局基本落入馬、盛二人手中。不過，盡管盛宣懷此后一度支持洋商運漕，但他在中法停戰時要求終止合同，不僅僅是打壓唐廷樞的行為，也是意識到洋商代運對于沙船利益的損害。從后續發展看，此事確為次年的戰時漕運帶來極大的紛爭。

1884年6月，中法談判破裂，雙方重啟戰端。招商局憑借輪船航線帶來的情報網絡，預測到戰場將轉移到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閏五月間，商局股東即通信稱：“昨午‘海晏’由臺灣回來,眼見洋面法艦游行不定,閩洋法艦集泊”。招商局預料到戰爭爆發迫在眉睫，局勢較上半年更為危急。一旦面對本土戰事，商局若僅憑尚未定論的代運合同以自保，恐怕力有不逮，商董們遂開始尋求更為有效的自保對策。在確認中法短期不會議和后，馬建忠當即提出請洋人另設賬房、旗昌代理和怡和洋行代理三種方法。所謂“代理”，實為出售招商局，寄于洋商名下，約定到期贖回，這是國際航運業常用的戰時保護措施。對以上三種方案，招商局的管理層經討論后認為，交洋人另設賬房無法解決經營問題。若是交由洋商代理，交給勢大的怡和公司，雖然經營更善，但有被吞并的風險。而招商局與美國的旗昌洋行此前已有收購合作，由其經理較為“名正言順”，被旗昌吞并的可能性也更小。（《盛宣懷檔案資料·輪船招商局》，152頁）因此，招商局的管理者集體決定將公司售予旗昌。

“海晏”號，招商局輪船，1877年收購自旗昌洋行，中法戰爭期間曾突破法軍封鎖，護送劉銘傳赴臺上任。（《招商局船譜》，27頁）

“海晏”號航行圖（光緒《重訂江蘇海運全案》）

但出售招商局還需得到公司最主要的庇護者李鴻章的首肯。此事由李氏的心腹幕僚馬建忠向他提出。馬氏以“美律簡易”、戰時換旗乃國際慣例為由，向李鴻章說明出售商局的種種益處。李鴻章當即同意，但隨后又表示猶豫，要求馬建忠等唐廷樞到滬談判。而旗昌洋行方面則主動出價525萬兩收購招商局，并許諾將來可按原價收回產業，但要求招商局3天內給予明確答復。馬建忠自然不愿意唐廷樞重新插手局務。面對旗昌給出的優渥條件和美國公使的斡旋，他選擇違抗李鴻章的指示，一力擔保出售招商局一事，未待唐氏到滬，就于7月31日代表招商局與旗昌簽約。此時距法軍進攻基隆還剩4天，距馬江海戰還剩23天。直到法軍圍困福州船政局、招商局出售半個月后，清廷因招商局股東抗議才知曉此事，但此時早已事成定局。

招商局在1884年的這些活動，是其經營者應對戰爭風險采取的自保行為。從洋商代運合同到售產換旗，既是對戰爭態勢升級的反應，也是公司內部權力斗爭的結果。但無論是唐廷樞促成的洋商運漕合同還是馬建忠主持的售產易旗，其核心目的都是在戰爭中保障公司的商業利益，并無過多考慮官方最擔憂的漕運安全問題，也就是說，洋商代運與售產換旗都是商業行為。同時，招商局還試圖借此轉嫁因漕運“官督商辦”等官家屬性帶來的風險，有意識地將漕糧掩飾為商米，行事極為低調。（《盛宣懷檔案資料·輪船招商局》 ，178頁）但是，因股東抗議，這些秘密安排被公之于眾。面對中樞隨之而來的責難，李鴻章被迫出面擔保洋商運漕的可靠性。這使得次年招商局因洋商的違約，陷入極為尷尬的處境。

洋商包運成為清朝官方應對戰時漕運的策略

1884年8月23日，法軍進攻福州船政局，致使福建水師全軍覆沒，是為“馬江海戰”。在此沉重打擊下，清朝朝野震動，被迫對法“宣戰”。鑒于戰事危急和海防主力喪失，在事官員必須更慎重地考慮漕運問題。負責京師倉儲的倉場侍郎興廉、游百川上折提出一份當年漕運的應急方案，要求江浙海運漕糧提前趕辦，并分撥部分漕糧由運河運輸，以此規避海運風險。（光緒十年七月二十日興廉等折，軍機處檔，檔案號：128905）這份奏折引起了清廷的重視，當即被下發給江浙督撫議復。

浙江巡撫劉秉璋極為反對倉場提出的分撥河運意見。在上折回復中，劉秉璋痛陳自己親眼目睹的運河淤塞難行情形，進而提議，招商局既已售予旗昌，漕糧可隨之交由旗昌代運，如果實在無法海運，就將漕糧改折征銀。兩江總督曾國荃認為應該“責成沙船紳董雇洋輪代運”，即官方不直接和洋商接觸，由沙船商自行與洋商協定漕糧的數額與水腳運費，官方可借此回避漕糧數額分配問題，沙船商人也可以從中賺取差價，藉資生計。李鴻章的觀點與曾氏相近，他主張由船商出面雇傭洋輪運漕，一切具體事項皆由招商局負責經手。李鴻章、曾國荃都顧慮官方雇傭洋輪運漕的先例一開，事后會被怡和、太古公司援為常例，這會使洋商奪取中國商人獨享的運漕權利。（光緒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戶部折，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清檔，檔號：01-20-038-10-004）

清代沙船（浙江海運全案·卷十，58頁）

上述提議表明，戶部提出的河運方案不被督撫支持。戰時將漕糧交由外商運輸，是相關官員們的共識。同時，戶部也對洋商運漕省費的優點頗為心動，最終決定采用曾國荃提出的“沙船紳董雇洋輪代運”方法，要求江浙兩省負責漕米購運事宜的糧道赴上海面議漕運的具體事宜。聽聞此訊，因招商局已換美旗成為“洋商”，盛宣懷有意借李鴻章之勢，趁機吞下裝運全漕的利益。怡和、太古方面自然也不愿錯失良機，再次差遣手下的買辦聯絡江浙糧道。買辦們主動降低水腳，并向糧道許諾會為漕糧購買保險，以此爭取更多漕糧配額。戶部此時正為籌軍餉焦頭爛額，出于“能減一分之運價，籍濟一分之餉需”的考慮，極力壓低運費。由于鐵質輪船運輸的成本與損耗都比木質沙船低，戶部強硬地要求招商局進一步削減水腳中的修船津貼，使得招商局吞并漕額之舉無法順利開展。最終，各方商討決定，光緒十年份（1884）的漕糧之四成交旗昌洋行（招商局）裝運，原為沙寧船所載之六成交怡和、太古洋行裝運。

洋輪運漕和售產換旗，起初只是輪船招商局的自保之策，此時幾乎原封不動成為了清廷的戰時運漕方案。督撫在意的是洋輪運漕省事省費，無需分兵護漕。戶部關注節約正帑開支，輕信了江浙糧道所謂洋商運漕“立有合同”、“確有把握”的說辭。雙方都選擇忽視包運協議中風險與收益的不對等。盛宣懷起初有意改動洋商包運之約，但這份由唐廷樞促成的合同，卻在督撫的支持、李鴻章的保證下得以維持。在洋商運漕事件中損失最大的沙船商人，被更強勢的招商局和洋商撇開，在協商時幾乎沒有發言權，自然對此極為憤恨不滿。三方間的矛盾隨著時間推移持續發酵。

漕糧海運受阻與沙寧船商抗議

1884年下半年法軍在東南沿海的進攻，雖給清朝造成了一定損失，但未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限于內外形勢和軍事力量不足，法國無力將戰爭擴大到華北，且需集中兵力封鎖臺灣。經過慎重討論，法國海軍司令孤拔于1885年2月26日宣布派兵船在吳淞口附近海域搜查，通知各國商船禁止運輸漕米、兵械，開始實行“大米禁運”政策。

就海防而言，清方最忌憚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重演。在該次戰爭中，英法聯軍封鎖渤海灣，從大沽登陸進攻北京。中法戰爭時，清朝對漕運的籌劃，亦基于這一擔憂。招商局方面原本計劃將漕糧由輪船海運煙臺，此后“無事則河開北駛，有事則上棧煙臺，酌量陸運”。封鎖吳淞口而非大沽實出乎清方意料，這一方案遂無從進行。對此，清朝希望他國出面調停以解決漕運困境。洋商包運方案的本質就是將他國利益牽涉其中，令法國投鼠忌器。在得知法軍禁運漕米后，清方立刻開展外交活動，希望怡和、太古所屬的英國和旗昌洋行背后的美國抵制法軍的行動。

英國首先對法方表示強烈反對。但此時英俄在阿富汗的戰爭一觸即發，英法在埃及的戰爭剛于1883年結束，英國所處的國際局勢并不樂觀。因此，盡管在口頭上嚴詞抗議，英國始終沒有采取任何實際行動。而美國在漕運上的利益其實并不大，也未有實際舉措。招商局與旗昌的售產合同規定，在收回局產時，原招商局輪船所獲盈余仍歸商局所有。且旗昌洋行也并未因承運漕糧獲得應有的減稅待遇。在拖延數日后，美國公使向清方表態，美方承認糧食禁運是國際法給予法國的戰時權利，美國不能插手此事。于是清朝借“洋商代運”引起第三國介入漕運的設想就此落空。

在選擇洋商包運方案后，清朝官方事實上放棄了通過自身力量（例如軍艦護漕、運河運漕）解決漕運的嘗試。在船商方面，則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自簽訂包運合同后，每逢法軍騷擾沿海，英美船商就拖延時日拒絕起運。在1884年底，英國領事還對運漕協議提出補充，規定漕糧所保的兵險，只賠償運輸途中因戰事造成的損失，若未裝船就有戰事，則可以停運。此時面對法方的禁令，洋商自然再次停止裝載漕米。

自輪船航運業興起，沙船的生意江河日下，船商極其依賴運漕利益。此時英美輪船商人即使不運漕仍可照常營業，而沙船商人卻因無漕可運困窘異常。法軍兵力有限，對長江口的封鎖其實并不徹底，中國的民船多有利用霧天成功偷渡出長江口的事例。沙船商曾“因撫恤之款已絕望，故不顧死活，硬裝廿萬”之舉，大有迫于生計，愿意鋌而走險、偷渡運漕之勢。但洋商已將漕糧收存入棧，放任糧食霉變，并借機向州縣收取存棧之費。欲運而無漕可運的沙船商見狀自然更加憤怒。

法界輪船招商局碼頭（《申江勝景圖》，1884年）

沙船商的憤怒不僅針對洋商，亦指向招商局。在唐廷樞管理時期，唐氏先有促成江浙糧道和洋商買辦簽訂包運合同之舉，后又有“沙船裝運不及則招商局幫裝”的言論泄露，擴張意圖昭然若揭，已經引起了沙船商的仇視。在接管招商局初期，盛宣懷又聽從了負責漕運的會辦謝家福的建議，成功借助沙船商對洋商的仇視，說服部分沙船船商，將沙船的漕額交由招商局承運，約定所得利益四六分成。但因戶部壓低招商局水腳，使此舉無利可圖，故而未能進行。招商局既失去了擺脫與沙船、洋商糾紛的機會，又未如愿擴大利益，反而因出賣沙船商人的利益和售產自保成為眾矢之的。實際上，自招商局易旗以來，一直有御史上奏要求處死馬建忠和盛宣懷等人，沙船商也聲稱要將搶奪其生意之人丟進黃浦江，盛宣懷迫切希望廢止合同以應對各方詰難。但在戶部確定當年由洋商運漕后，招商局和盛宣懷已經騎虎難下。

在法軍禁米一個月后，運漕顯然無望，盛宣懷遂致信李鴻章，希望總理衙門出面撤銷合同，甚至代擬了奏折。但李鴻章以北洋不宜越俎代庖干涉江浙之事為由，拒絕出面毀約。時至4月，中法開始談判，沙船商采取了更激烈的行動。一部分沙船商直接向李鴻章上書，請求撫恤和歸還沙船漕額；又有部分船商組織人員進京，直接向戶部和倉場控訴洋商和招商局，指責招商局與洋商所訂的合同臨險不保，是為圖私利耽誤漕運。聽聞沙船商進京的消息，自知難逃其咎的盛宣懷，不得不繞過李鴻章，再次向戶部尚書閻敬銘上書，希望由戶部出面廢止洋商包運合同，并各處托人進行阻攔沙船商人。當然，這些行動終究于事無補。

沙船商的京控將漕運的糾紛公諸于朝堂，洋商代運的失敗再無法遮掩。總理衙門終于出面提出銷廢洋商運漕合同，并要求北洋、江浙從中調停。李鴻章一邊登報安撫沙船商，一邊提醒盛宣懷，此事可能給其帶來牢獄之災。面對銷廢合同的要求，怡和、太古有恃無恐，表現得極為傲慢。買辦袁天錫聲稱“太（古）雖不運，腳仍全要，我做生意，糧道有合同在，不怕沙”。即使李鴻章遣人調解，亦無進展，英商堅決不肯廢除合同。拖至4月底，中法雙方正式議和，此時漕糧霉變已經非常嚴重，中樞要求漕糧即刻起運。廢合同的爭執尚未有結果，只能照合同辦理。當年江浙漕糧最終由旗昌（招商局）承運43.3萬石，怡和、太古共運57.8萬石，沙寧船運31.4萬石。

善后討論與招商局的改組

戰爭期間，天庾正供遭法方攔截，清廷顏面無光，李鴻章、商局諸董備受攻訐。中法議和后，清廷要求臣工討論如何善后整頓，建設海防，漕糧海運作為海防問題的一部分，在會議中多有涉及。

海防會議中提出的漕運改革設想，大致可分為三類：漕糧改折并于京畿興辦屯田、恢復河運、修建鐵路運糧。這三個設想反映了清朝官員對漕運問題的共同認識：海防難以倚仗，內地運漕更為可靠。清朝對漕運的判斷一定程度上是戰爭局勢的投影：中法戰爭中，清軍在海戰中一敗涂地，但陸戰互有勝負，故清朝對內地運輸較有信心。由此，清朝在戰后采取了更保守、向內地收縮的漕運政策。清廷一方面下令逐年增加河運漕糧的額數，另一方面需要加強對海運的管理，最直接的對象就是輪船招商局。

長久以來，在漕糧海運問題上，除海防安全外，中樞的另一大顧慮是“商辦”帶來的不可靠性。從嘉慶朝首次討論雇商海運開始，清朝統治者一直因海運不受官方控制而深感不安。尤其是對商辦時效性、價格、船只雇募之不確定性的憂慮。不幸的是，中法戰爭期間，這些弊端全部暴露，清朝上下由此意識到商業合同的不可靠。當日的報刊輿論尖銳地指出，英美方面只需遵守合同中對其有利的條款，中國卻因顧慮開罪諸國而不敢索賠。這樣的批評矛頭多指向招商局，指責招商局受國家之惠甚多，卻只圖私利，以“私情”出售局產導致1884年的漕運亂象，認為應將漕糧交由官船運輸。（《論商輪承運漕米事》，《字林滬報》光緒十一年正月十四日，第1版）

客觀地說，售產換旗，保兵險以規避戰爭風險，是合乎國際慣例的應對方法。但英國公使出面修改條款，使洋商不履約也無需賠償，是清朝作為弱國的無奈，并非招商局的責任。但是，在戰爭期間先后管理商局的唐廷樞和盛宣懷，均是一面試圖減弱招商局的官方屬性，同時又為自身利益或公司利潤覬覦漕運權利。漕運供給京師的特殊性質，使它既是一項紅利，也是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招商局經營者的兩個目的顯然難以同時達成，又因借助官勢逐利，同時開罪官商二方。尤其是沙船商董向朝廷直接抗議，更是制造了社會問題，加劇了中樞對商局及盛宣懷的不信任。

但戰時暴露出的種種問題，也讓盛宣懷意識到中樞有必要加強對招商局的控制，這成為他的機會。在沙寧船商京控后，盛宣懷多次給李鴻章去信，表示商局事務愿意完全聽從北洋大臣的安排，聲稱“職道在滬，無論何人會辦，總可用其長而化其短”，同意完全交出人事任命權。同時，秘密出售局產的行為也招致了商業資本的不信任。股東、經理者無法行使其權力和義務，對招商局大失所望，這也迫使商局管理者尋求官方庇護。1885年，盛宣懷改組招商局，頒布“用人十條”，取消了此前招商局內部事務由眾商會議的條款，規定招商局督辦由北洋大臣專派，大權獨攬，其下的人事任命、重大公事，皆需向北洋大臣請示。至此，招商局完全確立了官督商辦體制。

（招商局用人十條原件，《招商局畫史》，22頁）

盛宣懷主動放棄招商局經營自主權，用“借官以凌商”的章程改組招商局，是在同時失去官商信任的處境下，坐穩商局督辦位置的唯一辦法。更重要的原因是洋務事業也因中法戰爭的失敗而受挫，清廷在善后討論中，一方面同意繼續開展洋務事業，但在認識和實踐中顯得較為保守，海防如是，漕運亦如是。此后，招商局收到的官方資助日益減少，其經營在盛宣懷的管理下進入了所謂的“斂”字訣時期，商業擴張停滯，官僚化趨勢顯著加強。

在招商局的研究中，劉廣京先生等前輩學者多強調晚清中國金融業和工商業的脆弱性，認為是1883年上海金融風潮，導致以唐廷樞和徐潤為代表的商人失去承辦能力，才使一心為官的盛宣懷得以在招商局建立官僚化制度。但從對局產和漕運業務的處理看來，盛宣懷與唐廷樞一樣試圖減弱商局的官家屬性和進行商業擴張。筆者認為，唐氏和盛氏部分觀點的對立，其實質是經營權的爭奪。盛宣懷改組招商局，有內外交困之形勢所迫的成分。改組后的招商局，經營日益官僚化，不僅是盛宣懷經營理念的結果，更是官方政策所致。1885年以后，輪船招商局經營的轉變，固有盛宣懷的個人原因，更是由于在中法戰爭的漕運危機之后，清朝需要一個盛宣懷式的官僚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