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寸土寸金的東京都，古書店大多偏居一隅，店面寬敞的已是屈指可數，坐擁一整棟大廈（ビル）的，恐怕就只有內山書店了。在整整三層店面中，中國和日本的新書種類齊全，更新速率也很快，但古書卻著實不多，質量也一般。僅有的幾十部線裝書，也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出的新影印仿古版，和多有明清甚至宋元刻本、存貨深不見底的山本書店和琳瑯閣，根本不能相提并論。

但內山書店在中國仍然非常知名，其原因當然是魯迅。只可惜當年位于上海北四川路魏盛里的內山書店，早就在日本戰敗后翌月關門歇業，從此不復存在。內山完造一開始還沒有打算離開上海，甚至不顧當時的混亂局勢，試圖在義豐里的自宅重新開業售書。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八日，他被國民政府強制遣返回國，書籍及財產也被悉數“接收”。郵輪上的他身無分文，愛妻亦病逝，三十多年的中國歲月，宛如黃粱一夢。

30年代的內山書店

今天東京的內山書店，其實是由內山完造之弟內山嘉吉夫婦一九三五年于世田谷創辦，一九六八年才移至神保町現地址。嘉吉比完造小十五歲，由于三歲時就被過繼給叔父家，遠赴四國生活，故兩兄弟關系并不密切。似乎為了彌補這一缺憾，自一九二七年起，完造幾乎每年都邀請弟弟來上海過暑假，嘉吉因此自然而然地認識了魯迅、郁達夫、鄭伯齊等左翼文人。

一九三一年夏天，三十歲的嘉吉已是東京成城學園小學部的美術教師，一邊教授工藝美術，一邊研究雕刻。正好當時魯迅因受柔石等“朋輩成新鬼”的刺激，開始嗜好木刻版畫，認為其風格冷峻，成本低廉，更利于革命宣傳。嘉吉應魯迅之邀，八月十七日到二十二日間為上海“版畫講習會”授課，向十三位中國學員傳授技法，由魯迅親自擔任翻譯。一九三二年他攜妻回國時，魯迅特意手書歐陽炯之詞相贈，曰：“洞口誰家？木蘭船系木蘭花。紅袖女郎相引去，游南浦，笑引春風相對語。”

回日本三年后，內山嘉吉也辭去小學教職，創立東京內山書店。他效仿哥哥完造以學生為主要顧客的經營策略，最初的店址選在祖師谷大藏站前，因為這里是中國留學生的聚居區。與上海內山書店相似的是，嘉吉與日本左派作家保持著密切關系，竹內好、小野忍、岡崎俊夫等人，都是店里的常客。

完造和嘉吉，一個在中國賣日本書，一個在日本賣漢學書，猶如兩翼頡頏。戰后雖頓失一翼，但因為他們與魯迅的特殊關系，新中國成立后，東京內山書店備受新中國政府關照，連店名也是四十周年店慶時郭沫若所題——上海時代的另一位常客。內山完造自己也枯木逢春，相繼擔任日中貿易促進會代表、日中友好協會理事長等要職，并發起“中國漫談巡回行腳”，演講八百多場，遍至九州和北海道。一九五九年他訪華時，在北京的一次晚宴上突發腦溢血，意外病逝，遺體被運至上海，葬在萬國公墓，與妻子團聚。

魯迅與內山完造

一八八五年出生于岡山縣的內山，與書之間的緣分，最開始沒有任何跡象。因為他小學四年級時便輟學，赴大阪大塚商店當學徒工了。完造之父是當地村長，算有錢有勢，故此舉絕非家庭經濟所迫。據完造自己所說，他做出這個決定，純粹“是為了反抗在家中只有父親才能吃白米飯，其他人都只能吃半麥飯的壓迫。因為如果去大阪工作的話，每天就能夠三餐吃白米飯了。所以我決定遠走高飛，業若不成死不還”。

“白米飯出走論”乍看有些可笑，但當時的內山，反權威的人格特質已經成型。剛到大阪時，因為能夠自食其力，他頓覺如魚得水，工作得非常賣力。但幾年后，就因為帶頭要求店長改善員工待遇而被解雇。十六歲那年，走投無路的他被迫還鄉，向父親借了五十日元后又義無反顧地回到大阪，成為眼藥水生產企業“參天堂”的一名員工。

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青年時代的內山完造一度沉迷于運命學：“四柱推命、墨色、方位、方角、手相、姓名判斷、八卦等等，幾乎什么都信。”后來因為受著名基督教思想家內村鑑三的感化，才漸漸轉變成為一名基督徒。基督教特有的超世俗、同情弱者色彩，后來貫穿了內山的一生，成為其不易的底色。

所以在半個多世紀里，中國人可能都誤解內山完造了：他后來在書店二樓，屢次不計安危地庇護中國左翼聯盟的成員，并不是因為他立場偏左、同情革命，而是他基督教的博愛、反暴力、反權威精神的體現。出于基督徒悲天憫人的性格，內山書店不但允許窮知識分子欠書債，甚至對偷書賊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現在先偷，等以后手頭寬裕了再付款，不是跟借錢一樣的嘛。”

內山書店最初的顧客，也是上海地區的日僑基督徒，漸漸擴展到正金、三菱、三井等日資銀行的員工，最后以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的學生為主。以培養中國通為目標的東亞同文書院，其每屆學生在畢業之前，都要在中國境內進行“夏季大旅行”，并選取一處撰寫調查報告。這些報告內容涉及金融、民生、地理等方方面面，涵蓋中國沿海、內地及邊疆，可以與著名的“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相媲美。

因公或因私，內山完造自己也經常在中國游歷。但從其回憶錄《花甲錄：中日友好的橋梁》中可見，最初他對中國底層的印象并不好。與芥川龍之介、內藤湖南一樣，他也屢屢提及中國人的“不潔”，如上海飲水狀況之惡劣、紹興民居之骯臟，等等。偶爾他還會對比一番中日兩國的國民性，諸如：“日本人的思維偏抽象，中國人的思維偏具體。中國人易冷易熱，情緒起伏變化之快，猶如線香花火。”

《花甲錄：中日友好的橋梁》

等到一九一七年內山書店開張，完造廣泛地接觸中國上層政治文化精英后，鄙夷中國的觀點才悄然改變。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還沒認識魯迅之前，他通過參加基督教青年會（YMCA）上海地區的活動，就已經認識汪精衛、施存統、陳望道、李漢俊等名人。

一九二一年谷崎潤一郎來華時，也是在內山書店二樓會見郭沫若、田漢、郁達夫等中國作家，顯示此時在上海地區，內山書店不僅是與日本堂、申江堂、至誠堂書店并列的日本“四軒”之一，也是重要的中日文化沙龍。一九二七年，一位穿白麻長衫的顧客慕名來到店里，購買數本書后，用日語與完造說道：

“老板，這些書請送到竇樂安路景云里××號。”

“好的，請問尊姓大名是？”

“叫周樹人。”

“啊——您就是魯迅先生啊，久仰久仰。早聽說您從廣州回上海了，剛才沒能認出來，失敬失敬。”

這是兩人的第一次見面。此后魯迅幾乎每天都來店里，據完造白描式的回憶：“抽著煙飄飄而來，買幾本書后，又飄飄而去。”后來魯迅經常帶幾個年輕人一起來，他自己朝門坐在藤椅上，一邊與他們談話，一邊觀察外面的情況——若有異常，就立即起身轉移。一九三一年“龍華事變”后，胡也頻、柔石等二十四人在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里被槍殺，風聲鶴唳之下，魯迅干脆搬進書店二樓。

即使如此，魯迅對于內山完造本人，恐怕也未必完全信任，他曾說過：“內山書店是日本浪人內山完造開的，他表面是開書店，實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偵探。他每次和中國人談了點什么話，馬上就報告日本領事館，這也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了。”另一則史料則顯示，日本共產黨員尾崎秀實（1901-1944）寄居在內山書店二樓期間，與魯迅多次徹夜長談，但兩人使用的卻是德語，恐怕也是出于這種考慮。

盡管不無防備，一九三六年魯迅去世后，內山完造還是成為治喪委員會中唯一的日本人。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日本思想界反思侵略戰爭，馬克思主義席卷全國，《人民中國》《中國畫報》等刊物暢銷，內山書店、極東書店、大安社等左派書店迎來了它們的黃金時期。但進入到六十年代，尤其是“文革”爆發后，日本左派運動式微，相關書籍也受到冷落，內山書店也難以恢復昔日的盛況。

晚至二〇一〇年，內山書店才被迫轉型，開始出售中國以外的亞洲相關圖書。但每次去店里，我都感覺整棟大樓（ビル）里顧客寥寥，頗為冷清，畢竟現在日本人文學科研究整體上都在退化，更不要說經營范圍狹窄的內山了。即將迎來創業百年的內山書店，在店里自由取閱的宣傳單上這樣介紹道：“通過書籍，內山書店不僅將繼續推進中日兩國的友好，亦為加強全亞洲人民的聯系而不斷前行。”

（本文摘錄自《東京的三家漢學書店》一文，原載《書城》雜志2016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