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很關心編纂清史，有過一些指示和設想。1965年10月，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黨組書記、副部長周揚根據周總理指示，在中宣部專門召集部長辦公會研究，決定成立由郭影秋、關山復、尹達、劉大年、劉導生、佟冬、戴逸等七人組成的清史編委會，郭影秋擔任主任，并提出要在中國人民大學成立清史研究所作為編纂清史的依托單位。郭影秋任人民大學黨委書記、副校長，主持學校常務。雖然由于“文革”很快爆發，清史編委會沒能開展工作，郭影秋本人受嚴重迫害致殘，但他始終不忘清史纂修的職責使命，即使在逆境中、病床上，仍然堅定而艱難地做了大量基礎準備工作。

南京大學校園里的郭影秋塑像（著名雕塑家吳為山作）

1980年后在上海瑞金醫院病床上，他對老戰友、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張世珠說：“希望在我有生之年，把清史搞出來，變二十四史為二十五史?！敝钡?985年病危彌留之際，他依然十分吃力地關切詢問中年學者王俊義：“你最近在研究什么清史課題？”2002年8月，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纂修清史的決定。歷史學家、人大清史所名譽所長戴逸先生擔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集郭影秋等老一輩史學家之經驗智慧，團結海內外眾多專家學者精心謀篇，傾力推進。2006年，郭影秋清史研究專著《李定國紀年》列入國家清史編委會《研究叢刊》再版，戴逸先生在序言中寫道：“影秋同志始終堅持搞清史，他對清史編纂功不可沒。我們今天理應從影秋同志對清史研究的貢獻中汲取力量，努力把清史的纂修工作做得更好！”郭影秋對清史研究和編纂貢獻巨大，不僅體現于學術研究，而且體現于組織推動乃至精神感召上。他的人生道路和事業精神也令人肅然起敬。本文試談幾點粗淺認識，作為景仰致敬并從中汲取力量。

淡泊高官職位，矢志文教學術

郭影秋的人生選擇，始終與民族大義，與黨和國家的需要緊密相連。1929年就讀由著名經學家唐文治主持的無錫國專，對國學產生濃厚興趣，他晚年回憶說：“如果沿著國專的路子一直發展下去，說不定我也可能成為國學家?！?930年轉讀江蘇教育學院，畢業后先后在徐州農民教育館、沛縣中學擔任教員、教導主任等。親歷軍閥混戰給人民帶來的貧困痛苦，目睹國民政府的黑暗腐敗和對日侵華的不抵抗政策，他毅然放棄個人教學、治學興趣，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投身拯救國家危亡、謀求民族解放的事業。先后擔任中共銅山縣工委書記、濟寧市委書記、冀魯豫湖西軍分區司令員、解放軍第十八軍政治部主任，在劉伯承、鄧小平指揮下，與張國華軍長、譚冠三政委一起，率部參加了渡江戰役和進軍西南的多次重大戰役戰斗。

1949年3月渡江前，郭影秋和十八軍的戰友們（前排右一為郭影秋；后排左三為張國華，左六為譚冠三）

建國后先后擔任川南行署副主任、云南省政府副主席，1953年被任命為云南省省長。1956年10月他到北京參加中央黨校學習，次年春得知社會上有一股議論，以北京高校尤烈，說共產黨領導不了學校，甚至要共產黨從學校退出去。他憂上心頭，以黨員干部的責任感主動給黨中央寫報告，表達了調到高校工作的意愿。他的請纓正符合黨和國家的急需，6月份寫的報告，當月中組部部長安子文便找他談話，傳達中央政治局意見，調他任南京大學黨委書記、校長。教育部原副部長高沂曾著文《我心目中的完人》評價：“一個省長，主動要求到大學這樣一個大基層工作，是少有的。在人們的觀念中，作一省之長，比作一校之長好得多。就這一點來說，影秋同志獻身教育事業的熱情是十分感人的。”郭影秋對此至死不悔，樂在其中。

無論在地下斗爭、戎馬倥傯歲月，還是在政務繁忙時期，郭影秋對文教學術并未放松，并與工作相得益彰。他利用教學便利，在農民教育館、沛縣中學課堂上宣講“近百年中國的外侮史”，揭露國民黨投降面目。在湖西根據地，親自創作歷史劇《揭竿起義》《岳飛之死》《黃天蕩》《陳勝吳廣》等，激發軍民愛國熱情。在川南行署和云南省，他啃了不少四川地方志，著重讀了《續云南通志》《滇系》《元代云南史地叢考》《車里》等。郭影秋認為，研究明清歷史對于觀察、對照、改造和建設今天的中國最具現實意義。在緊張的工作間隙，利用云南在抗清農民軍將領李定國的史料上比較豐富的優勢，集中研究了李定國這個代表性人物。從云南圖書館借了幾批明末清初的史料，僅通過秘書戴增義就借了《綏寇紀略》等幾十部書籍閱讀鉆研。在南大時期，利用到北京出差機會，擠時間到北京圖書館查閱相關善本書。戴增義評價說：“像影秋同志這樣既在政務工作方面造就突出的業績又刻苦治學并卓有成效的政治家兼資深學者，在我國政界是較為罕見的?！?p>

撰寫清史研究杰著《李定國紀年》

自1957至1963年，郭影秋在南大的工作成績斐然，深孚眾望?！拔母铩逼陂g，郭影秋在北京被批斗迫害，南大六十多名教授聯名上書中央，堅決反對，有幾百名學生自告奮勇進京保護。據當年參加“郭影秋與凌靜專案組”的同志回憶，他們赴南大與調查對象談話，“幾乎沒有一個不稱贊郭校長是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在是非顛倒、人人自危、郭影秋被“打倒在地”的情況下，南大師生這種難得表現，可見對他的敬重愛戴之深。

郭影秋到南大正逢“反右”時期，不久他召集歷史系副教授以上會議，出人意外的是，會議內容不是布置“反右”，而是讓每位教授談自己的專長、研究方向和研究計劃。他曾和歷史學家茅家琦商量，以歷史系從事明清史研究的三名教授、兩名講師為基礎，和南京市合作建立清史研究室。這個計劃已經開頭，惜因政治運動擱淺。

繁重校務之外，郭影秋積多年研究心得，開始撰寫清史研究專著《李定國紀年》。他的次子郭又陵猶記兒時情景：“有時我夜里一、兩點鐘起來解手，總見他房里亮著燈，問媽媽，說是‘你爸爸還在看書’。爸爸自己說，《李定國紀年》就是用這種時間寫成的”。該書凡21余萬言，自明崇禎三年（1630）李定國10歲起，至清康熙元年（1662）42歲困死沙場，經去粗存精、考證比較，按年月匯集了李定國一生的可靠資料。1960年5月由中華書局出版，至1961年11月前后印刷了四次。戴逸先生指出：《李定國紀年》是一部杰出的著作，是國內外第一部全面、系統的關于大西軍及其領導人物的史料性專著，有很高的學術價值。這部書的一些特點，值得關注，給人啟發。

《李定國紀年》

第一，自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運用唯物史觀研究清史。以農民軍領袖為主要研究對象，本身就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唯物史觀的體現。郭影秋在該書序言里開宗明義：“研究歷史人物的第一步工作，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待史料?！痹?006年版《李定國紀年》所收他的《論李定國堅持西南抗清的歷史作用》一文中，多次運用恩格斯、列寧有關論述，以闡發對明末清初歷史的看法。他強調愛國主義立場，認為李定國從隨大西軍反明起義到聯明抗清，是愛國主義的表現，便是突出一例。盡管該書有其時代局限，但可看出郭影秋鮮明的治史思想。

第二，嚴謹治學，追求完美。本自無錫國專的樸學精神，郭影秋盡力廣搜史料，引用資料達100多種，嚴謹細致地對史料進行去蕪芟雜、去偽存真的辨析考訂。他說：“我所搜輯的史料中，雖然不能說是‘無一字無出處’，但愿努力做到所有問題，所有情節，所有時間、地點及人物都有出處?！睂τ谥攸c史實，他在正文中加“按”，闡明自己的考辨判斷。例如在“明永歷九年（清順治十二年）”一節中，他撰述：“明桂王復遣兵部侍郎蕭尹賚血字詔赴南寧，封定國為晉王，述可望‘僭逼’狀。請定國速率部還黔，定國辭不受王封”。接著加“按”道：“蕭尹赴南寧事，《永歷實錄》系于永歷八年，是年定國東圍新會，未回南寧。《晉王李定國列傳》謂蕭尹至南寧在定國兵敗新會、退保南寧之后，其時當為永歷九年，故錄于此?！贝死粌H體現郭影秋嚴謹的實證態度，也可見其文言文寫作功力。為保持撰述語言與史料語言的風格統一，他追求完美，正文部分一律使用文言文撰述，他為此付出的加倍心血可想而知。

第三，不囿前人，勇于創新。否定“《永歷實錄》系于永歷八年”之說的例子，表現了郭影秋勇于創新的精神?！队罋v實錄》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學者王夫之所著，王夫之以思想深邃、學力深厚列于我國古代重要思想家之列，但其持說有誤，郭影秋秉科學態度，依然予以訂正。類似的例子全書時可摭拾，比比皆是。對黃宗羲、查繼佐、屈大均、馮甦（sū）等著名人物之說，同樣秉直對待。與書齋出身的史學家不同，郭影秋豐富的戰爭和從政經歷，使他在理解評述農民戰爭及其領袖人物方面，迭出新意。例如他從戰略上對李定國與鄭成功來往信件的重點考辨分析，對李定國嚴明紀律、寬慈百姓從而取得兩蹶名王、“此萬歷戊午以來全盛天下所不能有”（黃宗羲語）的勝利局面的肯定，對定國主持云南軍政的得失評價，均可讀到其源自豐富實踐經驗的精辟史論。

《李定國紀年》得到史學界的高度評價，確立了郭影秋作為史學家的地位。他在南大深入教學第一線，給本科生講授“南明史”專題，指導研究生論文，誨人不倦。

創立人大清史所，推動清史編纂基礎工作

1963年初，郭影秋誠懇謝絕了周總理調他任國務院副秘書長（擬任秘書長，待全國人代會通過）的建議，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沒有服從組織調任。這對于一貫嚴格守紀、服從組織的郭影秋來說，做來并非易事，必經激烈思想斗爭，也再次表現了他淡泊高官職位、矢志文教學術的可敬情懷。

1963年5月，郭影秋被調任人民大學黨委書記、副校長，協助吳玉章校長主持校務。他的政績和作風，獲得了吳玉章和師生們的贊譽。他對歷史研究依然高度重視，經常與文史學者戴逸、王思治、馮其庸等交流學術話題。1965年接受清史編委會主任職責后，即著手考慮人才和機構問題。他回顧說：“中宣部會議之后……我想到的是，為了編清史，要培養造就幾個把清史作為終身事業的史學工作者，其中一個人就是戴逸。要在人民大學設立清史研究所，就想到要他負責。”“文革”旋即爆發，他飽受迫害直到被結束審查、解放出來后，依然堅持要把清史編纂搞起來。他于1972年給國務院文化組組長、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寫信，重提纂修清史，建議在人民大學成立清史研究小組，做些準備和積累。吳德批準同意，并指定郭影秋任組長。同年人民大學被停辦，這個雖名為小組、卻擁有40人編制的清史研究小組，在郭影秋的努力下，成建制地掛靠在北京師范大學，避免了人才流失。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下，郭影秋指示小組以研究《紅樓夢》為名開展研究，著手清史大事記的準備工作。

1966年吳玉章（左）去京郊看望下鄉參加社教的郭影秋

1978年7月人民大學復校，8月即在清史研究小組的基礎上成立了清史研究所。郭影秋拄著雙拐到所里宣布領導班子，一小時左右的講話，重點是勉勵全所人員為早日編出大型清史而奮斗。據在場的學者回憶，他主要強調兩點：一是隔代修史乃中華民族傳統，《清史稿》不像樣，編纂清史的任務，落到我們的肩上。二是清史所在規劃工作時，應該設定一些大項目，作為“骨干工程”，借此鍛煉隊伍，培養一批人才。在郭影秋的推動下，清史所陸續主持編寫出版的《簡明清史》（戴逸主編）、《清史編年》（李文海主編）、《清代人物傳稿》等重要成果，成為目前新修《清史》的堅實基礎，清史所成為我國清史研究的學術重鎮，其學者隊伍也成為清史纂修的中堅力量。雖然郭影秋生前并沒有看到上述學術碩果的全部出版，沒有活到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纂修清史決定的年頭，但他為清史纂修作出的寶貴貢獻，因其發揮的巨大作用而不可磨滅。

郭影秋曾在懷念一位首長的詩中，寫下“人生固有死，儀范永無窮”的句子。戴逸先生也曾經滿懷感情地寫道：“尤其在國家啟動了清史工程，組織了機構，集中了人才，編纂工作正在緊張進行，每當遇到各種行政上、組織上、學術上的巨大困難的時候，我便會想到影秋校長。他的身影便會顯現在我的腦海中，當年他對我耳提面命的教誨也不時重現，這鼓舞著我的信心，使我振作起來，增加了我的力量。”目前清史纂修在黨中央的親切關懷和文化部的堅強領導下，正處于全面三審和統稿定稿的關鍵階段，此時回顧郭影秋對清史研究的貢獻，緬懷他為黨和國家、為民族大義盡瘁奮斗的可敬儀范，必然會給全體清史纂修工作者以激勵，推動清史編纂工作順利進行直至大功告成。

人民大學內的郭影秋塑像

（本文原刊于《清史參考》2016年第37期，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原題為《郭影秋對清史研究的貢獻》，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