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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龍計劃中的容閎:“生不逢時”的“真正的愛國者”
“紅龍—中國”計劃(Project Red Dragon-China,以下簡稱“紅龍計劃”)又被稱為“紅龍密謀”(Red Dragon Conspiracy),是辛亥革命爆發前夕中美革命志士聯手秘密策劃的旨在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政府的武裝革命計劃。該計劃從1908年開始醞釀,一直持續到辛亥革命爆發。其核心成員,包括民國締造者孫中山先生、中國著名的現代化先驅和旅美華僑容閎及其二子容覲彤和容覲槐、美國革命志士荷馬·李以及美國銀行家布思和艾倫等人。該計劃還將康有為和?;蕰?、袁世凱、唐紹儀、J.P.摩根及其財團、海外華僑組織致公堂和國內的革命黨、新軍以及三合會與哥老會等反清秘密會社牽扯入內。

孫中山致布思書信手跡
在“紅龍計劃”密謀者中,容閎的態度是最為復雜的,也因此受到其他參與者的誤解和批評。這與他一生致力于中國進步的指導思想、行動和經歷密切相關,亦充分反映了清末愛國華僑和華人在中美之間作為文化橋梁和現代化推動力的重要作用。以容閎為代表的愛國華僑們對晚清政局和國際形勢的看法,及其對中國積貧積弱問題根源的剖析和對祖國未來的構想,均深刻展示了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觀念之間的矛盾、沖突與融合。擁有多元文化體驗和世界眼光的國人在清末民初大變革時代對這些觀念的分析、批判、選擇、取舍、揚棄和改造,則充分體現了中國古老文明自我革新的旺盛的生命力。
容閎一生始終不渝堅持的事業,在于通過學習西方和西學東漸來實現中國的進步。自耶魯畢業歸國后,他并未按照資助人和導師們的意愿從事傳教工作,也沒有通過變身買辦來發家致富,而是積極投身到晚清的現代化工作之中。為此,他先后與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和湘軍統帥曾國藩會談,向兩者提出軍事、政治、財政和教育的現代化構想。洋務運動領袖曾國藩因中國軍事自強的需要對容閎的工業和教育計劃予以切實支持,委托其購買海外母機以籌建江南制造局,并籌備出洋肄業局。這使容閎深度介入晚清政治,并開始影響中國的發展方向。
容閎在1868年呈遞給江蘇巡撫丁日昌和和總理衙門軍機大臣文祥的“四條建議”中,較為系統地提出了培養人才、開發礦藏、修建鐵路和開辦輪船招商局等實業救國理念,以及創辦由中國人完全控制的企業和保持中國司法獨立的民族主義主張。其后,實業救國和民族主義一直是指導容閎政治實踐的核心原則,并深刻體現在他對“紅龍計劃”的參與和策劃之中。
甲午戰爭后,容閎于1896年開始著手設立“中國國家銀行”和建造鐵路特許權計劃,均失敗。這使他深刻認識到晚清官場的腐敗、政府外交的軟弱和國家主權面臨的嚴重危機。于是,進行政治改革的想法促使其參與到光緒皇帝和康有為、梁啟超發起的維新運動中。戊戌政變時,在京的容閎亦被清廷搜捕通緝。他逃至上海租界,與?;逝赏饠硱?。1900年義和團運動期間,容閎于當年3月末到新加坡和康有為謀劃在廣東與長江中游的?;蕰鹗率乱恕?月31日、4月2日和3日,他又在香港與謝纘泰和楊衢云密談建立“由基督徒領導之政治聯盟”起義事宜。按謝纘泰所說,當時容閎尚未與孫中山謀面,并認為孫過于魯莽輕率。4月4日,容閎又由香港啟程赴美聯絡。謝纘泰則在當日致信孫中山促其與容閎在日本會面。

容閎
不久,唐才常趁清廷與八國聯軍開戰,于7月26日在上海成立中國國會,推選容閎擔任“中國國會議長”(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Association)之職,嚴復次之。通過唐才常的“自立會”,容閎和康梁繼續合作,“嘗試聯絡和利用長江一帶的兵官及哥老會”。容閎和嚴復等人所擬之中英雙語《中國國會宣言》可被視為容閎從自強和改良走向反清革命的轉變起點。
容閎在該《宣言》中聲稱:清廷必將覆亡,希望八國聯軍重立光緒帝。若光緒駕崩,中國國會將籌辦臨時政府、推舉臨時主席,物色適當人選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制,以便進行全面社會改革。正如其所說,推翻清廷、籌建臨時政府和實行君主立憲是1900年后容閎海內外政治行動的總目標。于是,除了實業救國外,是否應以政治革命的方式來實現中國的進步,開始成為容閎思考和計劃的核心問題。“紅龍計劃”較為清晰地展現了容閎關于這兩大問題的態度和構想,以及他與中國內地哥老會等會黨組織的聯系。
“自立軍起義”失敗后,容閎遭到張之洞的通緝,于1900年9月1日從上海經日本避居香港和澳門。赴日途中,他與積極參與自立軍事務的族弟容開(星橋)和孫中山同乘“神戶丸”號輪船。9月3日抵達長崎后,化名“泰西”的容閎投宿南山手町庫利夫旅館,并立即與同日抵達長崎的唐才常胞弟唐才質聯系見面。根據日本外務省檔案所載日本密探報告,容閎在海上和長崎旅館里與孫中山及其日本支持者密談多次。9月4日,容閎接受九州日之出新聞社記者采訪,批評英國政府對清廷的態度不明確。其后,容閎于9月7日由長崎乘船赴香港,容開則隨孫中山赴東京拜會犬養毅,最后在9月17日從長崎赴香港。
這是容閎著手支持反清革命的開端,可能也是他與孫中山合作的開始。在港澳滯留期間,他與?;蕰透锩h均保持聯系。1901年春,容閎赴臺灣與時任日本駐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會面。有學者認為他造訪日本總督的目的可能與1900年9月孫中山赴臺會晤兒玉商討購買軍火之事有關。此說雖未經直接史料證實,但容閎當時的確參與到謝纘泰、李紀堂和洪門會黨首腦洪全福的廣州起義準備之中。謝纘泰在1901年9月26日與李紀堂會晤策劃奪取廣州并建立臨時政府,擬以容閎為總統,以洪全福為軍事統帥。1902年初,容閎住在澳門,容星橋暫居香港,兩人聯絡緊密。同年5月16日,容閎從香港出發,經橫濱赴美。他在橫濱與梁啟超和馮鏡如會晤,6月5日抵達檀香山,6月11日到舊金山,6月14日到洛杉磯,6月21日到達哈特福德。他在美國與梁啟超、葉恩和徐勤等?;逝扇耸勘3謺怕撓?,并繼續與在香港的容開和謝纘泰籌劃起義,還同剛從耶魯工程專業畢業的次子容覲槐一起物色適合野戰的新式槍支。
1902年8月13日,謝纘泰致信容閎,請他在美國組建反清革命軍政府(junta),并爭取美國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與支持。容閎則在9月21日回信說:“我在美國已經做好準備,將盡我的能力滿足你們在中國的需要。請盡早將暗號和密碼寄來。這對于我們的聯絡是不可或缺的?!?1月17日,容閎收到謝纘泰寄到哈特福德的掛號信,內附密碼本。11月20日,容閎用掛號信回復謝纘泰。雖然謝纘泰和洪全福的廣州起義最終因泄密失敗,但謝纘泰請容閎在美國建立反清軍政府的建議,對容閎參與“紅龍計劃”的態度和策略產生了直接影響。
經過甲午戰爭、戊戌政變和庚子事變等一系列軍事失敗和政治挫折的沖擊,20世紀初的容閎愈發認為以實業救國的現代化努力應優先讓位于政治變革。通過對自身數十年洋務工作的經驗總結,容閎已經意識到,沒有政治制度的進步,中國軍事和社會經濟的現代化改革缺乏堅實依托,即使開展亦難以維系。這是他對光緒皇帝表示深切同情并支持康、梁維新和?;实纳顚哟卧颉!吨袊鴩鴷浴芳幢磉_了容閎等先進行政治改革,再推動法律、社會、經濟、財政、文化和教育改革的構想和實踐路線圖。
不過,在帝黨和維新派盡數被清洗的世紀之交,反對后黨實際上就是反對被保守的慈禧太后和滿洲勛貴們把持的清廷。欲擴大反清力量來源,就必須團結所有對清廷不滿之人。于是,容閎繼續保持與謝纘泰和孫中山等主張“排滿”的革命派之聯絡。蓋因當時革命派骨干多有華僑和留學的跨文化背景,受到新思想、新觀念和國際局勢的感召與影響,并不局限于傳統政治思維,而對中國前途的思考有較為廣闊的視野和前瞻性。他們與容閎的經歷有較多契合之處,因此在政治主張上亦頗有交集。這是容閎愿意了解和支持革命者的主要原因。
學者容應萸認為:“直到1900年左右,中國國內仍未出現‘革命派’、‘立憲派’的區分。”這是由于當時清廷的反對者中陣線并未分明。提倡反清的未必贊同革命;贊成勤王的也未必否定革命。因此,她將兩者統稱為“改革派”。容閎即是“改革派”的典型代表。
不過,此時容閎對中國未來政治制度的構想及其民族主義思想仍不系統。他認為清朝勢必覆亡,中國新政府當施行立憲帝制;政府行政卻又要成為“公民政府之典范”,成就“民有、民治、民享的偉大宗旨”。這種過于理想化的目標與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國情,以及西方的專制、立憲與共和的政治理論與實踐均有較大出入。同時,他和嚴復等人雖有愛國情懷,但尚未參透列強殖民主義本質,仍然對英美等國政府存在較大幻想,寄希望于通過外力干預使清政府轉變立場,從而延續中國的維新運動。上述問題不僅遭到英國駐滬署理總領事霍必瀾(Pelham L.Warren)的批評,稱“容氏知識淵博,但為人不切實際,滿腦子幻想”,更造成容閎政治思想的內在矛盾,最終體現在他對“紅龍計劃”態度的反復以及給艾倫造成的深刻誤解上。
謝纘泰籌劃“廣州起義”事敗后,容閎滯留美國哈特福德并繼續與保皇會和革命黨保持聯系。根據現有史料,他在1903-1907年間的政治活動與?;蕰泵阑顒雍涂涤袨閷γ绹脑L問有關。

荷馬·李
由于參與戊戌變法和庚子國會的關系,容閎一直支持康梁和?;蕰纳嫱饣顒印W者高偉濃研究,1898年戊戌政變后,康有為赴日本向大隈重信內閣求救。不久,山縣友朋組閣,迫使康有為離日?!翱的擞扇蓍b任書記和翻譯,于1899年3月22日由橫濱乘‘和泉丸’下太平洋赴加拿大。”1901年,康有為致信譚良(譚張孝),抱怨荷馬·李和容閎不了解保皇會籌款情形。他們所提的計劃難以施行:“孔馬哩(即荷馬·李)及容純甫(即容閎)輩皆純乎西風,開口輒問我會千數百萬,某軍械宜買幾百萬,某輪船宜買幾百萬。不知我會大如蚊血,小若蟻旋,即汝所經各埠所捐,多則千數,小乃數百。以從蚊之血而供大象之一啖且不足矣,如孔馬哩所言,不類于夢話乎?”估計當時因荷馬·李參與?;蕰顒又?,容閎即已通過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與之結識。
雖然康有為對容閎籌款購買軍械勤王的建議并不認同,1902年12月11日,他在印度決定命康同璧游學美國后,仍然請容閎照料康同璧。根據2013年新出之康同璧1904-1906年旅居美國康涅狄格州時遺留的《康同璧南溫莎舊藏》披露的信件,容閎在三年期間與康同璧和康有為保持聯系,并參與了?;蕰臅浦谱?、籌款以及康有為與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會面事宜。康有為1905年訪美時,曾想請容閎將其自傳翻譯成英文,以備宣傳之用。1905年6月16日(另有資料說為15日),康有為、容閎、荷馬·李、周國賢與譚良在十二點半首次拜見羅斯??偨y。6月24日,容閎陪同康有為再次拜見羅斯??偨y。同年7月15-19日,康有為父女與荷馬·李等人又到哈特福德訪問,并參觀柯爾特公司和耶魯大學,購買了2000多發的長短槍子彈,價值高達3萬多美金。這應該是容閎與北美?;蕰P系發展的蜜月期。
不過,由于北美?;蕰透锩h在宗旨和華僑籌款等諸多方面存在矛盾,康有為對孫中山和革命黨非常忌憚。1904年12月4日,在美國各地進行革命宣傳、籌款和洪門注冊的孫中山訪問哈特福德。次日,籌備訪美的康有為即因孫中山在紐約而叮囑康同璧對其美國之行保密,并購買防彈衣甲,以防孫中山暗殺。同時,他還讓康同璧與其弟子,紐約《中國維新報》負責人湯銘三密圖暗殺孫中山。當時,蔡元培主編的上?!毒娙請蟆芬苍?904年9月8日和10月17日引用日本新聞發文報道康、孫兩黨矛盾,說“孫現創立報館三間,己身則以鳥約(紐約)為本部,凡前為康有為?;蕰T者,今殆盡化為革命黨??迭h之領袖大生嫉妒,謀暗殺孫,事未發而其謀已顯,孫幸得免于禍云?!薄敖袢罩鹿门c維新會沖突甚激烈,康同璧女士及歐某至各埠游說運動,務以拒絕革命黨為事。而孫逸仙醫士亦遍游各埠,意在解散?;蕰?,并欲籌餉五十萬金云。”
康有為知道容閎與孫中山和革命黨的關系,1905年10月20日,康有為致信康同璧,命其利用容閎約見孫中山以便遣人刺殺之:
頃得銘三電,云孫文復到紐約。前得卓如書,言孫文因吾會難,勢運東學生(入京)謀害皇上,我已電北京泄之。寧我事不成,不欲令彼事成也。此人險毒已甚,今復來此,必專為謀我。我還紐本無事,不過為開銀行耳,然立于險地,實非宜(且拒約事泄),故決不東還,即入墨矣。今擬到新藟約銘三或季雨來一見,授以事乃行,到時或電汝來一見,亦未定。此人不除之,(與我)必為大害。已授意銘、雨,并復呼岳崧出也。惟銘、雨二人皆膽小而多疑,又不能出手,恐敗事。趁其來美(美律甚寬),最好除之。幸文愓有財權,可任大事(波利磨敢死部四十余人皆其至交)。岳崧與汝甚好(或汝令純甫密約此賊,而彼等伏而去之),汝可與岳、文密謀勉厲之,最我財力,必除之。如不在紐,則跟蹤追剿,務以必除為主,皇上與我乃得安。銘、雨有他疑,汝密主之可也。余待后命。此與次女。兩渾 九月廿二日。
容閎夾在康、孫兩黨之間,對勤王和反清的宗旨均有所了解。他同情光緒皇帝,但知道不推翻清廷無法尋求中國之進步。對他而言,無論是?;蔬€是革命,只要經過改革的中國政府能夠保障國家主權免遭列強侵蝕,能夠發展實業振興國民經濟,他均樂意助力之,但絕不愿意陷入康、孫之間的個人恩怨和黨爭之中。其后,真正促使他與康有為決裂并向布思等人推薦孫中山者,是受到康有為將華僑捐款挪為私用和?;蕰斦舐勵l出等一系列事件的影響。

布思
如高偉濃所說,康有為等人從1903年起正式以“振興中國之商務,挽回外溢之利權”為名組建“中國商務公司”,希望通過集資和投資的方式逐利商場。他的集資對象是支持保皇會的華僑,集資方法是以認領股票的形式“招股”。而所有活動,均打著“?;示葒钡钠焯枴1;蕰纳虡I集資活動一度受到北美各階層華僑的大力支持,籌得巨款用于實業和投資。然而,隨著葉恩香港經商失敗諸案、康有為在墨西哥炒地虧空案、興辦銀行破產案和振華公司在美招股案引發?;蕰扔徤踔磷韵鄽垰ⅲ摃炔扛瘮∏樾沃鸩綖槭廊怂?。這使康有為和?;蕰诤M馊A僑心目中的形象遭受沉重打擊,全面破壞了華僑社會對?;蕰男湃魏椭С帧?/p>
作為與康有為有密切聯系甚至可能曾參與北美?;蕰M織和籌款活動的容閎,由于一貫熱心實業,對?;蕰募Y和投資活動必然非常關注,也能夠較早得知其內部運作的問題和財政丑聞。同許多美國華僑一樣,他對康有為的信任和支持,在1908年末因?;蕰顿Y失敗告終。這是他在“紅龍計劃”中堅持不愿與康有為合作并對其為人大加叱責的主要原因。
不過,容閎本人對在華投資和興辦實業的興趣始終未有削弱,因此在“紅龍計劃”中向艾倫、布思與荷馬·李提議對“苧麻轉絲”和“廣西銀礦”兩項業務進行融資,造成艾倫對他參與革命意圖的誤解。
對?;蕰顒邮ヅd趣后,容閎于1908年9月底接到荷馬·李發自加利福尼亞長灘的書信。荷馬·李向容閎介紹了布思,并告知布思將于10月5-10日間赴哈特福德與其會面。10月中旬,布思抵達哈特福德,并于18日離開。他受荷馬·李委托與容閎商討兩件事情:一是有關中國抵制美貨運動問題。荷馬·李認為該運動在廣東地區使美國的棉花、棉紡織品和跨太平洋運輸行業遭受沉重打擊,有意通過容閎來影響粵商集團。他則趁此機會向西奧多·羅斯??偨y謀求美國駐廣州總領事職位,以便實現其中國革命理想。二是關于聯合中國各反清會黨力量發動革命的計劃。在此方面,荷馬·李需要容閎幫助他獲得會黨領袖和南方實力派的信任與支持。因此,他請布思與容閎面談,希望說服容閎他的構想和行為“旨在為中華帝國謀取終極利益”。同時,他還想通過布思了解容閎的態度,即:如果荷馬·李能夠成功籌集革命資金或者美國駐廣州總領事的職位,容閎能否助其一臂之力,促使廣東鄉紳支持革命。
在哈特福德,布思向容閎詳細介紹了荷馬·李的革命構想。其中包括荷馬·李有意組建負責起義事宜的“軍政局”(Grand Council)、負責籌款和統合參與各方政治活動的“資政會”(Advisory Board),以及革命成功后組建的“臨時政府”等組織。這些組織有意吸納活躍于中國內地和海外華人社會的反清團體,尤其是成員眾多的會黨組織,以壯聲勢和力量。其基本運作模式,有似于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軍起義。了解到這些信息,容閎與布思一拍即合,積極投入聯絡和邀請各會黨領袖的工作中。

荷馬·李佩劍像
1908年11月中旬,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該消息在美國僑界引發轟動,也給“紅龍計劃”的密謀者們注入一針興奮劑。容閎在1908年12月初,擬寫了邀請保皇會、革命黨、哥老會和自立會領袖來美國洛杉磯協商組建反清革命聯合會的函稿,并發給布思與荷馬·李。函稿主旨是整合反清力量、籌資組建財團、成立組織機構和開展民族革命。容閎認為布思與荷馬·李有能力組建財團并可立即從美國資本家處籌集數百萬美元貸款以開展革命。革命成功后,由各會黨成員組建的臨時政府將以歲入和關稅來償還貸款和利息。美國資本家還將擁有在中國開設鐵路、銀行、鑄幣、礦業的特許權。容閎本人有意擔任臨時政府總統,并希望荷馬·李成為聯合軍統帥和陸軍總長,布思擔任臨時政府的資政會主席和財政總長。同時,容閎還建議派次子容覲槐作為代表赴華逐個拜訪各會黨領袖,以便考察這些人對革命的價值并說服合適的人參加。

容閎致會黨函稿
布思與荷馬·李收到容閎函稿后,進行了會商。他們認為當前最大的難題是如何說服美國資本家接受他們的革命方案并提供貸款。原因有二:首先是美國資本家們對中國的局勢變化缺乏深入了解,因此非常謹慎;其次是他們還沒有制定能夠讓出資者滿意的投資保障方案。于是,他們指派布思的密友、居住在紐約的金融咨詢專家艾倫作為融資代表與容閎進行合作與磋商。艾倫有籌資組建古根海姆勘探公司的實操經驗,與紐約和倫敦的一些大金融世家保持聯系,可以和容閎一起在美國東部向英美企業家和資本家融資。同時,荷馬·李有信心說服康有為和?;蕰顿Y支持革命。布思還向艾倫保證,因計劃組建的資政會是由抵制美貨運動的發起者和負責人構成的,一旦資政會成立,抵制美貨運動自然終止。美國企業家和資本家的貸款將能夠在實際行動開始后6個月內獲得回報。這樣一來,布思與荷馬·李在美西,容閎和艾倫在美東,4人可以協同為反清革命尋找財政支持。

荷馬·李軍事方案手跡
容閎和艾倫對布思與荷馬·李的撮合建議均報以積極回應。艾倫研究1903-1907年美國外貿出口數據后,認為中國的抵制美貨運動對美國的糧食、棉花、紅銅、包裝業務和石油等制造業出口影響不大,這與荷馬·李的判斷頗為不同。艾倫于是認為他們的籌款對象不應該是美國的制造業企業家,而應該集中于依靠資本投機盈利的銀行家。
得到雙方許可,布思開始著手安排容閎和容覲槐與艾倫會晤。他同意容閎派容覲槐赴華聯絡的建議,要容閎向艾倫提供保證,以便籌集容覲槐履行任務所需資金。他還告訴容閎,艾倫忠誠守信、頭腦冷靜,但性格“相當直率,喜歡單刀直入而非以外交官的方式循序漸進”。同時,他向艾倫介紹了“紅龍計劃”的進展狀況,還建議艾倫與容覲槐共同赴華,盡早獲得資金保障。此外,他特別告知艾倫,容閎的性格與艾倫截然不同,盡管其思想行為受到美國文化影響,但本質上還是中國人,舉止有些拘謹,喜歡循序漸進;雖然名揚中外,但從不輕易顯山露水。與容閎交流,艾倫需要稍具耐心,理解東方人的溝通方式。

容閎致布思書信手跡
1909年1月初,美國報紙報道了攝政王載灃罷黜袁世凱的消息。容閎、艾倫、布思與荷馬·李均感震驚。容閎認為拉攏袁世凱參與“紅龍計劃”的機會到來,遂有意與其他密謀者見面會商,并認為應當將康有為排除出“紅龍計劃”。1月12日,他派遣居住在紐約的容覲槐拜訪了艾倫,向艾倫提交了一份由容閎撰寫的《建議備忘錄》。容覲槐同艾倫商討了當前形勢,以及反清革命勝利后中國的國體問題。艾倫認為共和制度不適用于中國。1月16日,容閎致信布思,詳細說明了他對新形勢的看法。他認為擁有政治和軍事實權的袁世凱被清廷罷黜,給反清計劃創造了一個空前契機?!凹t龍計劃”應當從聯絡康有為和保皇會以及與其有關的會黨組織轉向與袁世凱和北洋集團合作。容閎判斷遭罷官的袁世凱必然怨恨清廷,可能同情甚至加入反清革命。他們正好利用袁世凱的影響力來策動北洋新軍反清。于是,容閎推遲了與艾倫會晤的時間,寫信給曾是留美學生且為袁世凱親信的唐紹儀。唐紹儀當時正奉袁世凱之命作為特使出訪華盛頓,謀求美國政府和商界的財政貸款。容閎請唐紹儀到哈特福德會晤,討論反清事宜。同時,容閎也給袁世凱發了一封信,請袁世凱以送孩子到美國留學為名攜家眷赴美協商。布思同意容閎的想法,并告知,美國公使柔克義正因袁世凱被罷黜一事與清廷交涉。盡管他不贊成美國公使的做法,但這無疑有利于容閎的新構想。
1909年1月18日,容閎赴紐約和容覲槐一同到莫雷山賓館拜訪了艾倫。此前,容閎一直在哈特福德等唐紹儀。結果唐紹儀到哈特福德后刻意回避容閎,稍做停留便離開了。容閎遂決定赴紐約會見艾倫。他們會談了一個半小時。容閎給艾倫一份中國政界重要人物和會黨組織的名單。他們詳細研究了“紅龍計劃”可能爭取的合作對象,包括袁世凱、康有為和孫中山。

孫中山
容閎認為袁世凱是誠實能干的改革者和睿智的政治家,他被罷黜使清政府失去國之棟梁,將導致中國政局不穩、列強對清廷失去信心。攝政王主掌的政府崇滿抑漢、保守反動,不獲人民支持。作為清政府改革派領袖的袁世凱,下野后面臨朝廷和政敵的雙重威脅。袁世凱對北洋新軍有絕對控制力,設法使其離華赴美則可能促使他加入反清事業。
關于康有為,容閎則認為他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理論家、狂想者和紙上談兵的改革者”。康有為自私自利,并不在乎中國的變革,只關心自己的政治權力。他不僅出于嫉妒而誣陷袁世凱毒殺光緒帝,以便確保自己在中國改革派里的領導地位,更從檳榔嶼給北京發電報,策劃刺殺袁世凱。此外,康有為以?;屎途S新為名從美國華僑處籌集了80萬美元資金,卻為個人目的將之侵吞,用于在墨西哥投資置地,還把資產掛在康同璧名下。他的所作所為使人心盡失。
孫中山則是三人中最可靠的反清合作者。他多次起義,有兩次幾乎攻占廣州,是反清革命力量的象征,在廣東和南洋頗負盛名。不過,容閎認為孫中山不夠穩重,總是在準備就緒前倉促舉事,因此屢遭挫敗。
艾倫基本同意容閎的判斷和評價。但他審慎看待袁世凱罷官的后果,認為影響還沒有充分顯現。對于康有為,他認為可能在另一個方向上與之結盟。
三人繼而估算發動反清起義的開支和籌款事宜。他們估算容覲槐赴華聯絡需要6000-10000美元經費,“紅龍計劃”則需要籌集至少500萬美元資金。其中200萬美元用于購買重達4000余噸的軍械彈藥。還有相當部分資金要用于游說和策反活動。艾倫最后估計所需資金可能高達900萬美元,并將900萬美元作為籌款目標。事后,他咨詢了一位美國從事起義和顛覆活動的專家,認為“紅龍計劃”的難點是籌集資金,于是根據會談內容在容閎《建議備忘錄》基礎上撰寫了《籌款計劃》。容覲槐也提交給艾倫一份《財團回報方案》。艾倫提出為籌款組建“聯合辛迪加”,由中外兩個辛迪加構成。其一為“海外辛迪加”,主要是美國財團,負責籌集革命所需5/9的資金;其二為“華人辛迪加”,主要由中國各會黨組成,籌集剩余4/9的革命資金。這一主張獲得容閎贊同。
不過,針對容閎1月12日提交的《建議備忘錄》所述內容,艾倫認為辛迪加的籌款活動需要秘密開展,以防列強干涉。革命成功后利益分配也應秘密進行。因此不主張在華盛頓、倫敦和東京組建游說團體。此外,他和容閎的分歧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容閎認為革命應先從廣東發起,在廣東建立共和政權后將革命擴展至全中國。艾倫則認為應當進行充分準備,時機成熟后在中國各地全面起事,一鼓作氣推翻清朝。
第二,容閎認為推翻清政府后,應當在中國建立一個類似巴拿馬共和國的共和政權,由參與革命的會黨領袖任職。艾倫則強調中國不適用共和政府。他認為君主立憲制更適宜當時的中國。
關于美國財團投資的保障和回報,容閎提出以廣州關稅作為抵押和還債基金,同時以一定年限在革命政府控制地域內獨占性地開辦銀行、鐵路和采礦特許權作為回報。艾倫則將其細化,建議用中國歲入作為償還“聯合辛迪加”900萬美元革命投資的保障,年利率為10%。此外,“聯合辛迪加”還擁有在中國“覆蓋全部領土并含有可分配權”的鐵路特許權、銀行特許權、鑄幣特許權,以及煤礦、貴金屬和半貴金屬之采礦特許權。利潤按照辛迪加成員資本入股額度進行直接比例分配。最為重要的是,艾倫強調“聯合辛迪加”中的“海外辛迪加”應具有所開展全部事業的控制權。只有中方向“海外辛迪加”購買其成員的全部和每一份股份、充分保障其權利和利息后,“海外辛迪加”才會解除控制權。同時,“海外辛迪加”成立后,中方“不得與任何他人、財團、公司或國家締結誓約或協議”,“聯合辛迪加”任何時候不得采取行動以任何方式削減任何個人、財團、公司或國家合法獲得之權利。
1909年1月28日,容閎、容覲槐和艾倫再次會面,共進午餐并進行了長達4個小時的進一步協商。艾倫與容閎父子見面前夕,制作了“紅龍計劃”的《籌款計劃(1號修訂案)》,進一步明確和細化了革命成功后“聯合辛迪加”獲得的回報,意圖壟斷中國的鐵路建設和經營權39年、中央發行銀行和各省會及口岸分行建設運營權數年、特許鑄幣權和經營權25年,以及一定年限的對數省的煤礦、貴金屬和半貴金屬的采礦特許權。艾倫在會談時將此修訂案的副本提交容閎父子審閱。
容閎和艾倫回顧了太平天國起義造成的嚴重破壞,認為起義組織者必須對占領區的保障、控制和管理等問題制訂預案,可以利用會黨來開展此類工作,還可以通過會黨來籌集革命經費。同時,由于曾在華推動“金元外交”的美國鐵路大亨哈里曼(Edward Henry Harriman)1905年投資開發和經營南滿鐵路的計劃失敗,美國資本圈對在中國進行風險投資持審慎態度?!凹t龍計劃”所需900萬美元的融資工作開展困難,還可能面臨唐紹儀赴美借款的競爭。
會談中,容閎向艾倫提出,開展革命的同時可以在中國投資實業,一來可以成為革命活動的掩護,二來可以為革命提供資金。容閎提出了兩條投資渠道:一是在廣西興辦銀礦;二是購買美國某人發明的“苧麻轉絲”技術,在中國投資生產“高仿絲”和“混合絲”以謀取暴利。容閎希望艾倫為他籌集10萬美元開展這兩項業務。
通過這次交流,艾倫對容閎的動機、能力和影響力產生懷疑。他給布思寫信,認為去國八年的容閎年事已高、體力有限,與國內反清力量沒有保持系統聯絡。他相信容閎對中國局勢并不十分了解,其能動員的力量也僅限于開辦留學教育時的門生故舊。

干城學校華人學員合影
特別重要的是,艾倫對容閎參與革命的意圖產生了懷疑。他用“開明自利”來概括容閎的品格,認為容閎只具備“有限的愛國主義”,并把這一論斷推廣到對華人民族性的評價上。他描述容閎節儉、精明、異想天開,自認為有“帝王之氣”,想要飛黃騰達。因此,他決定修改《籌款計劃》,其宗旨是防止他籌集的資金被容閎或其他中國人挪用。他說,“我不變的目標是:如果我受命籌集所需數額款項,就由我來使用,除非我找到某個我認為更加誠實的人,那時,我才會以最慷慨大度的方式將責任交付給他”。其根本原因乃是受到當時西方社會流行的種族主義影響,艾倫不相信中國有真正的“愛國主義”存在。
容閎對艾倫在《籌款計劃(1號修訂案)》提出的投資回報條款并不滿意,尤其是“海外辛迪加”對反清革命全部事業擁有控制權的規定。艾倫覺察到了容閎的反應,遂請容閎親筆寫下對他們談論各事的總體看法。事后,他將所有文件隨1月29日和2月1日兩封信寄給布思作為匯報。容閎也在1月25日致信布思,告知爭取袁世凱的重要性,并再次強調康有為不可信賴。
布思了解到艾倫與容閎交流產生的問題。他與荷馬·李協商后,在2月3日致信艾倫,再次點明容閎性格非常含蓄低調,不宜用美國人慣常的開門見山的方式打交道。布思認為容閎有能力把中國各個反清派系團結在一起。他說,容閎雖然年邁,沒有中年人的體力,但精力充沛,已經通過行動證明其具備非凡的勇氣。他還告訴艾倫,容閎的愛國主義是博大而非“有限的”。從青年時期開始,他把整個一生都獻給了愛國主義思想,會根據中國的需要放棄自身利益。容閎對提及反清運動、信息來源和會黨領袖非常謹慎是源自在生死存亡之秋保護相關人士的警覺。他從另一個角度評價了美國投機商在中國買賣鐵路特許權之事,告知艾倫,荷馬·李對“紅龍計劃”所需款項的估算為150萬美元。同時,他建議艾倫利用唐紹儀奉袁世凱之命與J.P.摩根協商借款之事,設法和容閎一同會見唐紹儀,以便與袁世凱建立切實聯系。
稍后,布思在1909年2月2日和13日致信容閎,希望容閎設法與袁世凱建立聯絡。同時,他告知容閎,有關廣西銀礦事宜應與?;蕰歉蓺W榘甲聯絡,一同到洛杉磯處理。歐榘甲等人在1907年12月曾到廣西拜見張鳴岐,設立振華實業公司以開采貴縣天平山銀礦,并于1908年在美招股籌集300萬美元開發費用。容閎則回信說他并不認識歐榘甲,但是他在古巴工作的長子容覲彤則被振華公司邀請到廣西進行礦脈勘測。不過,容閎對受到康有為和保皇會影響的振華公司非常警惕,不愿布思向歐榘甲等人提起他。
容閎進而向布思提出了他認為一箭雙雕的計劃。首先,他建議利用振華公司聘請容覲彤擔任采礦總監的機會組織一個包括容閎、荷馬·李、艾倫和容覲槐在內的考察團,以采礦事業為掩護到廣東和廣西聯絡反清勢力,并在中國各地進行為期3個月的周游考察。其次,他希望將“苧麻轉絲”技術引入中國,在廣州和上海辦廠。其盈利可以為反清事業提供資金。上述計劃共需要資金10萬美元,容閎希望布思能夠籌集。
同時,容閎按照見面協商的約定在1909年2月10日前向艾倫提交了他對會談內容和艾倫所撰《籌款計劃(1號修訂案)》的文字意見,作為備忘錄并冠名為《中國之所求》(Wants of China)。
在《中國之所求》里,容閎闡述了艾倫有關中國政體的意見,認為中國悠久的帝制及其專制主義傳承與道統難以通過改朝換代來打破。美國的民主制仍屬小眾,處于試驗階段,無法成為其他國家效仿的可靠先例。為保障新中國的團結和政治凝聚力,民主制和獨裁制妥協的產物——英式憲政君主制或許可以用于東方。雖然中美在國土面積、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和國家潛力等方面有諸多相似之處,但中國不適用美式民主。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國人民缺乏現代科學教育;二是中國沒有類似美國的宗教——基督教。因此,在中國建立共和政府,需要具備上述與西方國家相同的要素。
布思對容閎所提廣西銀礦和“苧麻轉絲”兩件事進行了調查,發現以廣西開礦為名在美國資本界籌資非常困難,蓋因當時美國的資本家們對在遙遠、陌生和難以掌控地區的投資非常謹慎。而“苧麻轉絲”技術仍不成熟,很有可能是當時美國流行的一個騙局。他在3月6日寫信將相關信息告訴容閎,并說在美西這邊許多保皇會員因康有為的問題轉而投向支持革命的致公堂。布思、荷馬·李與致公堂領袖們保持聯系。他希望容閎能夠加強與艾倫合作,并按照“紅龍計劃”最初方案,與會黨領袖們共同推進反清事宜。
其實,早在1909年2月2日,艾倫在紐約就為“紅龍計劃”拜見了美國大資本家J.P.摩根。他力圖說服摩根為“紅龍計劃”提供財政支持。然而,摩根否決了艾倫的提議,清楚表示:“我準備與地球上任何已經建立的政府打交道,但我不能著手創造一個用來打交道的政府?!?月4日,艾倫又找到他曾約談的美國顛覆專家。該人士在美國資本圈打探消息后,也發現沒有融資機會。針對此,艾倫反思,認為美國資本界對支持中國革命冷淡的原因有二:首先,是“紅龍計劃”缺乏一位在中國有足夠政治影響力和資源的合作者,容閎不具備革命必需的影響力和資源,如果能拉攏袁世凱就可以改變現狀;其次,當時的美國商界,尤其是運輸和包裝業界正投入全力以控制南美、英國和歐洲大陸的市場,無暇顧及中國。因此,艾倫建議將合作重點放在中國的反清會黨力量方面,利用華人本身的力量來開展反清革命。不過,艾倫仍堅持必須由美國人來掌握“紅龍計劃”和反清革命的總體指揮權。他在2月13日給布思的信中向荷馬·李和布思強調他們需要謹記自己在《籌款計劃》《籌款計劃(1號修訂案)》中提出的方案,由美國資本財團提供200萬美元,中國各組織籌集200萬美元。他認為這樣的比例可以鞏固美國財團對中國革命的掌控權,中方參與者則可以分享利益。
而容閎對艾倫的方案一直暗持異議。這嚴重妨礙了他與艾倫的溝通合作。他從紐約返回哈特福德后,便將主要精力用于撰寫回憶錄,并希望通過布思將美國資本引入中國實業并赴華進行調研。然而,布思并不能提供相關資金。經過將近3個月的沉寂和思考后,容閎在1909年6月9日致信布思,闡述了對武裝革命造成巨大破壞的擔憂。因此,他主張先到中國對清政府實施新政的情形進行實地調研,之后再決定是否發動革命。他說:
經過對此事進一步思考,我認為不經過詳細研究、了解全部情況則本人難以承擔之。該事業牽涉巨大但難以言表的責任。一旦啟動,數百萬人的生命安全會因此面臨危險。在現代社會,革命也許能夠在不把整個國家卷入無政府混亂漩渦的情況下得以推行。就中國而言,在當前情況下,以和平手段解決有關國家變革和重建的整個問題,也許可以不通過極端暴力手段達成,那些手段無一沒有摻入比罪惡本身更難以根除的社會和政治惡行。
容閎有關反清武裝革命態度的反復固然與清廷的新政有關,更出于他對革命導致中國內亂,進而引發列強瓜分的憂慮。他在1909年10月20日致信布思說:
我希望中國不需要另一次革命,從舊中國向新中國的轉變可以通過和平方式實現,而不必經歷火與劍的考驗。然而,這并不可能。如日本、法蘭西、英吉利、德意志和俄羅斯那樣不斷擴張且咄咄逼人的國家,就像猛禽撲食那樣緊緊盯著偉大的中華帝國以尋找機會下手。滿洲已經落入日本的魔爪。美國想要抗議最近簽署的《中日協定》,但除非抗議有強大的陸軍和海軍作為堅強后盾,否則毫無用處。
這時,他對清政府的無能和腐朽已經絕望,宣稱正是清政府的腐敗阻擋了中國向偉大國家的進步?!耙虼?,摧毀該政府成為必需——這是最高使命在道德上的必需。”
1909年12月22日,容閎給布思發電報,告知孫中山已經抵達紐約。他還按照布思的建議安排艾倫與孫中山會晤。紐約會談后,他讓孫中山赴洛杉磯與荷馬·李和布思繼續協商“紅龍計劃”籌款事宜。急需革命資金的孫中山如容閎所愿,在洛杉磯與艾倫、荷馬·李和布思進行了會晤。容閎給予孫中山需要籌集至少350萬美元革命經費等四項建議后,便退居幕后,讓孫中山與美國人繼續推進“紅龍計劃”。
不過,舉薦了孫中山的容閎并沒有徹底脫離“紅龍計劃”。他仍然非常關心孫中山與美國資本家商討的貸款方案。有了與艾倫交流的經驗,他擔心孫中山與美方締結的貸款協議過于損害中國利益,于是在1910年3月28日致信布思,提出了自己擬定的《貸款方案》。其中,容閎建議向美方借貸5筆、每筆200萬美元、總額為1000萬美元的10年期貸款,年利率為15%。補償方式為任命財政辛迪加成員擔任海關專員,征收占領省份的進出口關稅15年,并可發售債券。此外,財政辛迪加還擁有在中國的苧麻貿易、云山木漿、石油貿易和電報站業務的為期15年的壟斷權。臨時政府可以每年撥出某省全部歲入的固定比例作為國債來償還貸款,在10年內或貸款到期前任何時候選擇部分或者全額償還。容閎一并提出了共和制臨時政府架構建議,并推薦荷馬·李擔任陸軍部長、容覲槐擔任財政部長。其余的總統和副總統等職位則由外國顧問指導下的中國代理人擔任。
不過,容閎對共和的態度并不堅決。在1910年11月10日給布思的信中,他對清廷預備在1913年召開國會的承諾予以評價。他認為民主制度并不能解決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中國不適用共和政體或憲政政府和國會,而應采用“有限君主制”。最重要的是通過良好的設計來改革中國的財政、行政和考試制度,從而為政府選拔“最能干和道德純粹之人”。貿然施行共和制度可能如同法國大革命那樣使中國陷入混亂。
容閎的上述觀念及其矛盾亦體現在辛亥革命爆發后他給謝纘泰的書信和致民國各黨派的公開信里。1911年12月下旬,他告訴謝纘泰和革命黨各派系,要小心袁世凱集團篡奪革命成果,民國各派必須團結以防止列強干預中國內政,同時要警惕黨爭把中國帶入內戰深淵。
1912年2月,擔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的孫中山致信容閎,請其回國襄助建設。容閎雖有意報效國家,卻于同年4月21日病逝于美國,享年84歲。謝纘泰評價容閎是“真正的愛國者”,但“生不逢時”。
(本文摘自惲文捷著《紅龍—中國:清末北美革命史料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8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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