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至16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舉辦了“差異與當下歷史寫作”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寫歷史：實踐中的反思”系列會議之二，繼去年討論“空間”問題后，學者們今年將關注點放在“差異”問題上。

在14日下午的開幕式上，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的王明珂教授做了題為“歷史敘事中的結構與差異”的演講。

不同于其他人類學家的“蹲點”田野，王先生稱其在岷江上游村寨所做的研究為“多點移動田野”。他不在一個村寨久留，而是輪流到各個村寨短居，到每個村寨中都嘗試了解其社會情境，同時記錄與此情境相關的口述歷史記憶作為與之對應的文本。這樣他一方面觀察村寨之間的情境差異，一方面與所得文本差異相對照，以探索其意義及二者（文本與情境）對應變化之邏輯。王先生稱這種田野方式是“在差異與陌生里尋求意義”。

“這有點像我在用一個凹凸鏡看羌族的社會，凹凸鏡上呈現的是已經變形的像，其實我看不見凹凸鏡底下的社會本像。那么我怎么大略可以知道這個凹凸鏡下面的本像是什么樣的呢？我的方法是不斷地移動這個凹凸鏡，去看表面上呈像的變化，這種方法最大的好處可能不是你了解了社會的本像，而是你能了解這個凹凸鏡的性質?！?/p>

王先生在演講中提出的對“差異”的思考與反思性研究給予臺下聽眾很大的啟發，現場的同學們踴躍交流，王先生的回答也頗為精妙。在此，筆者選取幾輪問答，以饗讀者。

您講的羌族兄弟祖先的故事都非常相似，那能不能引入DNA檢測技術來確認他們的親屬關系是真的還是假的？

王明珂：這個可能是沒有太大的必要，因為人類的族群認同是建立在你相信什么，而不是實際上是什么。而且做這種檢驗也是有問題的，可能會破壞他們的族群想象。譬如說臺灣有些原住民認為他們是跟藍島有關系的，可是如果DNA證實他們是從閩粵或其他地方過來的話，那就破壞了他們在認同上的想象。所以DNA研究碰到人類學家所講的認同問題，就會有非常多的爭議。

您的研究范疇包涵了歷史學、人類學和心理學等多個學科。現在的歷史人類學有兩種分化的趨勢，一種是以香港中文大學和中山大學為代表的歷史學的取向；還有一種像北京大學的王銘銘老師為代表的人類學取向。那么您是怎么看待這兩種取向呢？您個人更支持哪一個呢？

王明珂：我不覺得這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取向，我們也不用太在意某個研究到底是歷史學、人類學還是歷史人類學。簡單來看，我們只有一種人類、一個地球，很多人類現象都是相似的，我覺得可以把這些學科結合在一起，不同學科讓我們從不同的表象來看本象，所以我覺得沒有什么學科或者學派的差別，我們最好是“Open Minded”。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假設要研究加州的華人身份認同的代際差異，一般來講，一個人類學家會到華人教會、華人中文學校或者僑團去做田野；一個做文化研究或者比較文學的，他會從華裔作家的作品里去分析這種身份認同的代際差異。為什么要有這種差別？一個人類學家為什么不可以去分析這些小說呢？做文化研究的為什么不能去做田野呢？做了田野以后再去分析這些小說，我是覺得問題不太大的。

在范曄的《后漢書》和干寶的《搜神記》里都提到過一個西南民族——盤瓠蠻，他們在追溯自己祖先的時候，把他追溯成了一條狗。為什么盤瓠蠻會把祖先追溯成動物呢？

王明珂：這也是我講的“英雄徙邊記”的故事之一，只不過它更不堪了，祖先變成了一條狗。其實這個故事是中原人發明的，因為當時中原帝國沒有力量對這些人去征稅，所以就要解釋為什么沒有辦法對他們去征稅：他們的祖先是一條狗，而這條狗娶了我們皇帝的女兒，所以他們可以免稅。后來當帝國真的有力量對他們征稅的時候，他們受不了，于是就利用這個故事來說我們就是那個狗王的后代，因此我們可以不用交稅。

其實這些人是知道敘事的尺度在哪里的。我們可以在幾個文本里移動“凹凸鏡”，比如湘西苗族的口述文本，當盤瓠的子孫知道自己的父親是狗的時候，他們把這條狗殺了，他們的母親指責他們，他們很慚愧，后來就一直祭拜狗祖先，所以你可以看出來，他是知道尺度的。在瑤族的文本里面，很多是把盤瓠變成了盤古，把狗變成人了，作為一個更古老的祖先，你也可以看出來，他們是知道尺度的。到了福建、廣東那邊畬族的文本里面，盤瓠娶了公主以后，讓人把他放在金里面煉了七天七夜，煉成了人形。當“凹凸鏡”從一個文本移到另外一個文本的時候，你可以讀到里面特別的情感。

他為什么要接受這個故事，說老實話，有點像James C.Scott講的“不被管轄的藝術”，我認為這是個“被管轄的藝術”。他們被帝國管轄著，但是他們用這樣一個敘事，來宣稱我可以不用交稅。

您的田野調查更多的是在西南地區，中國的少數民族在西南地區和西北地區都有廣泛分布，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的族群認同和歷史記憶與西南地區相比有什么差異之處？

王明珂：我想最大的差異就是，西北或北方地區游牧、半游牧的民族，他們的社會跟漢人社會差不多，是個中央化、階級化的社會，所以他們是英雄祖先社會。大家想想看，隨便都可以想出一大堆英雄的名字，像完顏阿骨打、耶律楚材這些。但是你去想南方的歷史記憶里面有沒有這種英雄呢？經常是沒有的。在南方或者西南地方，大家常常講的是諸葛亮的故事，或者其他從漢人的歷史記憶中借來的英雄，這表示在南方很多地方，他們傾向于這種“弟兄祖先”的歷史心性，這種歷史心性讓他們不記載英雄，粗略來講就是這樣的差別。

但是文本本身有時候是一種符號，它就提醒我們應該注意什么事情，我曾經注意到，但是沒有做這方面的研究。到了云南、貴州這邊，很多“弟兄祖先”的歷史文本其實發生了變化，不是“弟兄祖先”，而是“兄弟姐妹祖先”的歷史心性，里面開始有了女性，比如傳說里四個哥哥兩個妹妹這樣。這一類符號提醒我們，在云南、貴州地區女性角色一定跟羌藏地區是不一樣的，我雖然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但還沒有做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