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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愛看自己視頻聊天時的樣子”

2021-11-16 17:41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你身份證上的照片好看嗎？自拍的時候你要開鏡像嗎？聽自己的錄音會不會尷尬到腳趾摳地？……我們看到的自己，與別人眼中的我們，總是存在著無法逾越的鴻溝，而這道鴻溝的存在，就會有各種丟人現眼的尷尬時刻。

對日常生活中的尷尬過于敏感，可能是很痛苦的，但比起那些遲鈍的人，做一個意識得到尷尬的人，或許會讓我們用別人的視角填補自我認知的空白。所以，那些讓我們憂慮的尷尬談話，可能往往物有所值。

“我不愛看自己視頻聊天時的樣子”

我想起了幾年前一種被稱為“視頻通話整容”的新興整形手術項目。2010 年左右，這是一個網絡編輯和電視新聞制作人都無法抗拒的“熱門話題”。我是很有資格說這話的，因為我與這兩種人都密切合作過。

到2012年春天，華盛頓特區的整形外科醫生羅伯特·西加爾博士估計，在他每年見到的約100個要求整容的來訪者中，有差不多1/4的人是因為厭惡自己在視頻通話中的樣子才走進他的辦公室的。“他們會說，‘我不愛看自己視頻聊天時的樣子’，”他在描述這種手術的視頻中說，“‘我的脖子看起來又粗又肥。’”為了消除他們的擔憂，西加爾設計出了新的手術方法，類似于標準的頸部提拉手術，但有一個重要的區別：這個手術的切口是在耳朵后面，而不是在下巴下面，這意味著疤痕會被隱藏在你的視頻聊天對象看不到的位置。西加爾說，視頻通話的問題在于，它就像一面“類固醇上的鏡子”。

我們中的很多人都想了解自己。我們記錄自己行走的步數；我們癡迷于記錄極其詳盡的子彈筆記；我們花69美元來測試自己的DNA；我們對新聞網站上的性格小測驗嗤之以鼻，卻還是老實作答。對了，我的性格更像《權力的游戲》里面的彌桑黛，你的測試結果是哪位女士呢？

我們之所以做這些事，至少部分原因是，我們自知只能看到有限的自己。你看待自己的方式和別人看待你的方式之間往往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心理學家菲利普·羅查特稱之為“無法逾越的鴻溝”。這個詞對我來說還是相當新鮮的，但它描述的那種感覺不是——想想那些被我們認為“令人尷尬”的情景：聽到自己的聲音；看到一張自己的丑照；向老板要求升職。在這些情況下，你認為你所呈現給世界的樣子被迫與現實世界看到的你的樣子狹路相逢。

你本不在意你的聲音，直到你聽到自己的錄音；你覺得自己挺好看，直到一張你自己毫無吸引力的照片表明事實并非如此；你自認為是一個領導者，但你的老板仍然當你是初級職員。這些情景讓你對自己有了新的認識，明白了別人是怎么看待你的，尤其是當別人對你的看法趕不上你的自我評價時。

以視頻通話為例，幾十年來，視頻通話一直被認為是科技領域的“下一個熱門事件”，但普及速度卻遠遠沒跟上許多專家的預測。專家們預言這項技術將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1964年，貝爾實驗室在紐約世界博覽會上推出了當時技術最尖端的視頻通話服務—可視電話。6年后，貝爾在匹茲堡的8家公司里安裝了38臺這樣的設備，這樣一個開端還算是說得過去，但貝爾對視頻通話設備有著宏偉的計劃：他展望，到1975年全美國將有10萬臺處于應用狀態的設備，到1980 年將達到100萬臺。

期望雖高，可視電話卻徹底失敗了，原因有幾個，成本是其中之一。在1964 年的世界博覽會上，一通視頻通話每分鐘收費27 美元，約合今天200 美元。在公司總部，工程師羅伯特·拉齊是為數不多的在辦公桌上安裝了可視電話的人之一，但他只接到過老板阿諾·彭齊亞斯的來電。“我覺得它很令人尷尬，”拉齊這樣描述這臺設備，“因為我不得不盯著他看。”40年后，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歷史學家謝爾頓·霍克海瑟也表達了與拉齊相似的觀點。他猜測這款電話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并不能完全確定人們愿意在電話上被人盯著看”。

幾十年后，像FaceTime這樣的新一代視頻聊天應用也讓人體會到了同樣的不適感。根據谷歌最近的一項調查，大約1/6的美國人說他們避免使用視頻聊天應用，因為它讓人覺得“無禮”。你應該往哪里看？看鏡頭，也就是看向對方的“眼睛”？還是看屏幕上對方真正的眼睛（這會讓對方覺得你是在看旁邊而不是在看他/ 她本人）？還有，難道就沒有人會因為對方的臉撐滿了屏幕而感到厭惡嗎？那樣就好像你倆隔著令人不自在的僅僅10英寸（約25cm）親密距離面面相覷。

此外，人們對自己在視頻聊天中的樣子非常關注，這是可以理解的。你或許覺得“視頻聊天整容手術”聽起來很極端，那么要知道，從《華爾街日報》到《悅己》雜志等眾多出版物都發表過針對視頻通話的指南，向讀者提供一些如何在視頻聊天中顯得更有吸引力的非手術建議。有那么一陣子，似乎FaceTime在2010年秋天隨著iPhone 4一同問世，驗證了大衛·福斯特·華萊士在《無盡的玩笑》一書中關于“視頻壓力”的預言。這種壓力“還有可能變得更糟，你可能會變得過分虛榮，如果你特別在意自己的臉面，也就是其他人眼中你的外表的話。而且不開玩笑地說，誰會不在意呢？”

“我”與別人眼中的“我”

存在無法逾越的鴻溝

許多年前，菲利普·羅查特乘地鐵時，一群年輕女士帶著一沓剛剛沖洗出來的照片上了車，那些照片是在最近的一次聚會上拍下的。她們聚成一團，越過彼此的肩膀翻看那些照片時，“在車廂里引起了一陣騷亂”，他在2009年出版的《心念他人》一書中如此回憶道。當某位女士看到一張有損自己形象的照片時，就會將它一把奪走，試圖不讓朋友們看到。某個年齡段的讀者可能會由此回想起，這就是“臉書”出現之前你要求朋友去掉他們給你貼上的標簽的方式。羅查特是埃默里大學的發展心理學家，他的研究工作主要關注自我意識，所以那天在地鐵上，他以科學家的眼光觀察著那群人的滑稽動作。

“這些女士的行為固然很頑皮，”他后來寫道，“但那種行為背后的力量和緊張是非常強大的。”在他的著作中，那些年輕女性看到自認為的丑照時尖叫搶奪的樣子似乎令他覺得有趣，但文中也格外強調了，她們的行為啟發他聯想到了自己目前正在思考的理論：“無法逾越的鴻溝”。

在和他的母親聊起她最近接受的白內障手術后，他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她突然看清了周圍的世界。”他在電話里用令人愉快的瑞士法語口音對我說，“她在恐慌中給我打了個電話——她告訴我，她路過鏡子的時候看到了自己真正的樣子，她完全被嚇壞了。”她現在可以看到，她比自己想象的要老得多。羅查特自己現在也已經60多歲了，他了解這種感覺。他告訴我，年紀越大，越會覺得自己比在鏡子中看到的人年輕得多。

接著說我和羅查特那段關于衰老的談話。關于他的母親，他告訴我：“她正在面對一道很難逾越的鴻溝：內心深處的感覺，以及外表投射出的形象。”一些研究尷尬的心理學家把這叫作“生命自我”和“肉體自我”之間的區別：前者存在于精神世界中，而后者出現在現實世界里。你可以假裝這兩個自我是一體的，是相同的，直到某種令人難堪的晦氣事情發生，把你從那個幻想中猛然拉出來。你腳下拌蒜，讓自己跌倒，或是撞上了一扇極其干凈的玻璃門，你忽然間意識到自己的樣子肯定非常可笑，而那個在外面招搖過市的你并不總是能達到你在想象中給自己設立的標準。

這是人類一種根深蒂固的恐懼，你看待自己的方式不一定是世界看待你的方式，這是我們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學習的深刻一課。你的自我認知和別人對你的看法之間的分歧，有助于解釋為什么與其他人的交往——這本該是一件自然的，甚至是有趣的事情——有時會讓人感到不安。你想讓他們看到你眼中的自己，或者至少是你當下想要表現出的自己，而把那個版本的自己呈現給對方往往需要一定程度的表演。脫口秀主持人艾倫·德詹尼絲講過一個與此有關的笑話，說的是有時候人們會在腳下發生磕絆之后，索性莫名其妙地慢跑起來，就好像在對所有看到那一幕的人說，哦，我本來就打算跑步的。

在同一期節目中，德詹尼絲還簡要地探討了另一種已經被我們大多數人內化為習慣的對磕絆和跌倒的處理方式：即使你真的傷到了自己，也沒關系。你強忍痛苦，一笑而過。毫無疑問，身體上的疼痛較為直接，但社交上的痛苦有時候會更加強烈，持續的時間也可能更久。幾年前的某個清晨6點鐘，我在東河的林蔭道上跑步時遇到了我那位喜歡早起的朋友瑪麗。我自認不具備成為早起者的生理特質，但有時候我喜歡表現得像是一個愛早起的人，就在那一天，我的偽裝讓我自食其果：我們才慢跑了大約10 步，我就徑直撞上了一根路燈柱。

我知道！不，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應該能想到，我疼得要死。不知怎么回事，我的右大腿承受了主要的沖擊力，回到家后，我看到了一團猙獰的紫色瘀傷。然而，在那一刻，我強忍著劇烈的疼痛笑了起來，站起來繼續跑。“我沒事。”我記得我這么騙瑪麗，“不，真的，我沒事。有事我會說的。”

才不會呢，有事我也不會告訴她，而且我打賭你也不會。這是我們在彼此面前做戲的一個小例子。想想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的觀點：社會是一座舞臺。那天在東河林蔭道上跟瑪麗在一起時，我假裝自己沒事，就這樣把她從鴻溝的對岸邀請到了我這邊。在這邊，我們繼續前進，假裝那個令人吃驚的笨拙時刻不曾存在。在每次像這樣的一場小小表演中，我們都在“無法逾越的鴻溝”上倉促地建造起橋梁。

除了試圖以某種特定方式展現自己，我們還在努力解讀他人嘗試給我們留下的印象。那個表情是什么意思？那個語氣是怎么回事？我們執迷于這些細微線索，一方面是因為我們想要弄清楚他人對我們的評價，另一方面是為了監控對方是否樂于接受我們想要塑造出的形象。由于自我認知和他人認知之間的差距，這往往是一項艱難的任務。“將這兩者統一起來的努力是一個沒有止境的追求。”

羅查特告訴我，“我們努力調和，就像是與風車戰斗的堂吉訶德。”戈夫曼把這稱為“信息游戲”。有時為了引導別人來到鴻溝彼岸，在自己所在的這一側，我們會故意做一些細微的事情。比如，在衣著上花些心思：你小心翼翼地歪戴帽子，或者故意只把襯衫的一側塞進褲腰。你也可能把這樣的心思運用到發短信之類的事情中：你可以關閉智能手機的自動更正功能，以保持全文小寫的優雅美感。但我們還是有可能無意間發出一些關于自己的非文字信號，比如肢體語言、面部表情或者說話的語調。

要想成功避免尷尬，你必須接受我正在創造的情景，并以之為依據對待我，而我也必須為你做同樣的事情。這就和即興演出的基本規則差不多：是的，而且（yes，and）。即興演出的演員們都會接受演出搭檔所呈現的任何現實，并做出相應的回應。如果有人以扮演校車司機開創一幕場景，只有喜歡出風頭的傻子才會跳出來說什么“不，這是一艘火箭飛船。你是一個外星人。我們正朝著月亮前進”！同樣的道理，當我說了我很好，即便你剛剛看著我一頭撞上燈柱，你也要順著我的話說—如果你不想讓氣氛變得奇怪的話。

“比起那些遲鈍的人，

我寧愿做一個意識得到尷尬的人”

當一個人——無論是我們自己還是其他人——表現出的自我被證明與現實不符，而且這種不符無法用善意的謊言撫平，尷尬感便油然而生。在專門提供單詞或者詞組的“市井”釋義的單詞網站“城市詞典”上，對“尷尬”一詞排名最高的解釋是“你在前往硬幣兌換機的路上遇到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如果繼續用戈夫曼的戲劇理論類比，我們只能在“后臺”才能放松下來。他的意思是，當我們和親密的朋友及家人在一起時，才終于可以停止表演。我們可以選擇中斷演出，事實上，我們最好不要一直演戲，沒有人喜歡生活在“舞臺上”的人。

這就是我們組織社交生活的方式。我們相互配合，構建自己的身份，將我們對自己的想法輕快地拋來拋去，就像是演唱會舞臺上的氣球。如果我們的想法以某種方式被打破，那又怎樣？那將造成我們身份的喪失，正如埃德蒙·卡朋特多年前在新幾內亞觀察到的那樣。以存在主義的方式想一想，如果我們都在偽裝，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是說，我知道，你也知道，但是，天啊，咱們還是看破不說破好了。如果你沒有按照我看待自己的方式來看待我，那么我為了讓你相信我是誰而付出的一切努力還有意義嗎？說到這個—我是誰？

我們在“無法逾越的鴻溝”旁邊躡手躡腳地迂回時感到的不安來自我們對被社會排斥的恐懼以及我們稱之為“演化殘留”的生存本能。在談論這種本能時，人們傾向于認為它已經失去了用途，好像它只是一種過時的感覺，活躍于我們的蜥蜴腦（lizard brain）中，源自一個被趕出社會團體幾乎肯定意味著孤獨地死亡的時代。然而，即便今天人們不再受到饑餓的劍齒虎的威脅，被孤立也會帶來傷害。當代社會科學統計了社交孤立的潛在危害，發現孤獨可以使一個人的死亡風險增加26％——與肥胖造成的健康風險相當。我們都在盡最大努力展示能被其他所有人接受的那個自己，難怪當我們意識到自己最大的努力并沒有獲得預期的成效時，感覺是那么可怕。

當我們說類似“我好尷尬！”這樣的話時，我認為有時候我們想要表達的其實是，我們正感受到日常社交生活可以是多么糾結、混亂。如果你在想要給人留下好印象時緊張起來，也許并不是因為你真的感受到了尷尬，而是因為你太真實了。這是個復雜的問題，遠遠超過它表面看上去的樣子。

對日常生活中的尷尬過于敏感可能是很痛苦的，但比起那些遲鈍的人，我寧愿做一個意識得到尷尬的人。“有史以來最尷尬文學形象”的競爭者中肯定會有《傲慢與偏見》里的柯林斯先生——伊麗莎白·班納特的“呆笨又刻板”的追求者。在全書靠前的篇章中有一幕發生在尼日斐花園里的場景，伊麗莎白不得不成為柯林斯先生的舞伴。在接連兩支舞中，他都因為“動作錯誤卻不自知”而令她厭煩。他的懵然無知使他的行為顯得更加尷尬，就像他那個令人生厭的習慣：定期提醒大家，他與社會地位很高的凱瑟琳·德·布爾夫人關系密切。他就看不出來自己有多么可笑嗎？

《傲慢與偏見》中的柯林斯

與柯林斯形成對照的是奧斯汀筆下的另一位追求者：愛德華·費勒斯，《理智與情感》中笨拙卻浪漫的主角。“我從無意得罪別人，”他對達什伍德姐妹說，“但我天生靦腆，蠢得可笑，以致常常顯得傲慢無禮，其實那時我只是因為天生容易尷尬而畏縮不前。”愛德華很笨拙，但他心里有數。他也敏銳地意識到他的意圖與其他人對這些意圖的解讀之間存在分歧。這是一種更好的狀態，我們將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對此詳細介紹。如果意識不到一條鴻溝的存在，你便無法填補它。

在我寫這一章的時候，《紐約》雜志社公共關系部門興高采烈地要求編輯人員拍攝新的頭像。他們顯然更喜歡把我們穿著制服的照片用于公開宣傳，而不是用從我們的社交媒體資料中摘取的度假照片。例如，我長時間用于在線會議系統的頭像照片，是我在華盛頓州斯諾夸爾米瀑布附近徒步旅行后，穿著亮粉色的耐克連帽衫，頭發微卷，對著鏡頭咧嘴笑著的樣子。如果用在推特的個人資料里面，這張照片就足夠好了，但它難以精準地彰顯我“嚴肅的專業記者”的身份。

輪到我拍照的那天早晨，我謹慎地挑選了衣服，在發型和妝容上花費了比平常更多的時間。在出門之前，我對著臥室的落地長鏡仔細打量著自己，對自己的形象感到非常滿意。低調但不失魅力。我把自己捯飭得不錯，我想。

然而那天晚些時候，我看到成品照片時，感到非常難堪。我的發型比在鏡子里看起來塌扁得多，而且很難看出我臉上帶著早上花了那么長時間化的妝（不是那種清爽的“素顏妝”）。后來我向朋友們抱怨自己的照片，并和他們換著看。“我看不出來有什么問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說，“你看起來很漂亮！就和你平常的樣子一樣。”人們說這樣的話，都是為了安慰某個沒有安全感的朋友，或者滿足一個急需贊美的人，但我聽了總覺得有點兒沮喪。你們眼里的我就是這個樣子？

看到自己的照片可能會讓人感到不安，因為根據意如其名的“鏡像假設”，你在鏡子里的樣子確實跟你本人不同，這是在新南威爾士大學研究面部感知的大衛·懷特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告訴我的。他還說，人們往往習慣看自己的鏡像，以至于“看到自己左右顛倒會覺得很怪異”。這很適合用來類比，解釋我們在自我展示方面付出的最大努力可能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落空，因為有時候我們就是無法站在其他人的角度看待自己。想想看，若不借助鏡子、照片或者視頻，你從沒有見過你自己的臉——你真實的面孔——這難道不詭異嗎？（在這段確鑿無疑的討論結尾處，大衛使用“那個人”作為一種暗喻，也就是說，我們看到的是另一個“人”。）

如果你向人們展示兩張照片，一張是他們的鏡像，而另一張的左右方向與正常照片的一致（當然，也就是與現實中一致），然后詢問他們喜歡哪一張，大多數人會選擇鏡像，這是他們已經看慣了的形象。你有沒有見過自己面部的特寫鏡頭——比方說，你在工作中不得不拍的職業頭像——然后注意到你的臉看起來有點兒古怪的不對稱？這一點有助于解釋人們為什么更喜歡鏡像。

但是，如果你讓其他人評價照片，他們可能更喜歡非鏡像的那張。身為那種認為自己不上相的人，這也許是最奇怪的一件事情。你覺得你的照片不好看，但其他人看不出問題，更令人擔憂的是，他們是在安慰你，可其實就是在說，是的，你真的就是那樣歪著臉招搖過市的。不過，至少他們似乎喜歡你歪著臉的樣子。

值得欣慰的是，心理學研究表明，我們確實很善于理解我們的總體聲譽，或者是某個群體以整體的形式“看到”我們的方式——也就是說，我們能理解他們是如何感知我們的個性的。比如，考慮一下你的工作團隊，不是你的每一位同事，而是把所有人看作一個整體，每天和你一起工作的那一群人。你認為他們覺得你有多聰明？他們是否覺得你很有趣？體貼？友好？他們發現你的戒備心了嗎？他們會認為你是一個好領導嗎？

好消息是，不管你怎么想，你都可能是對的。最近，一篇針對26項有關元準確性（心理學家用于表述對他人想法的準確感知的術語）的研究的綜述表明，大多數人都很擅長了解一個群體對他們的總體看法。在一次相關的實驗中，研究人員要求受試人員在團隊中工作，然后詢問每個人對與他們同團隊的其他成員的看法，并讓他們對每個人的智力、幽默感、體貼程度、戒備心、友善程度和領導能力進行打分。每個接受研究的志愿者還被要求猜測其他人是如何評價他們的這些品質的。最后發現，人們非常善于猜測團隊同伴對自己的看法，準確性甚至超過了用概率預測得到的結果。

我們是根據自己的自我認知做出這些猜測的，這種自我認知往往確實與整個世界對我們的認知非常吻合，康涅狄格大學研究元準確性的心理學家大衛· A. 肯尼如此解釋。“那些認為自己通常會給他人留下壞印象的人確實會給人留下不好的印象。”肯尼告訴我，“而認為自己會給他人留下好印象的人，還就真的會給人留下好印象。”偶爾我參加會議時會把這一點記在心間。如果我感覺我的陳述做得很順利，那么我可以放心地認為可能就是很順利。如果我感覺自己砸鍋了，那么，至少心里有數總是好事。

然而，我們的個性中有一些方面是別人看得到而我們自己看不到的。2013年的一項研究探索了這些盲點。研究人員首先要求受試人員給自己37種不同的特征和傾向打分，其中包括一些明顯的特征，比如懶惰程度和守時程度，但列表中還包括一些對外人來說不太明顯的傾向，比如一個人的想象力是豐富還是匱乏，或者他們有多么頻繁地感到憂慮。受試者的朋友和家人也收到了問卷，他們也要對其打分。最后，受試者需要猜測他們的朋友和家人會如何評價自己。

有趣的是，對許多可以從外部觀察到的特征而言，平均來說，受試者們能夠準確地預測朋友和家人對他們的評價。他們知道別人認為他們有多么懶惰，他們知道朋友們認為他們遲到的可能性有多大。他們可能不喜歡自己在別人眼中的樣子，但至少他們了解自己在別人眼中是什么樣子。

不過，對于那些更微妙的特質，比如想象力或者焦慮傾向，結果就不盡然了。例如，你的朋友和家人可能不認為你很有想象力，他們怎么會知道呢？他們又看不到你腦海中想象出的繽紛世界，尤其是如果你從來沒有把你的想象告訴任何人的話。或者他們會認為你是穩定和平靜的源泉，但實際上你每天晚上都伴著憂慮入睡。這樣的特質還有很多，但在這項研究中有兩個更值得注意的觀察結果：受試者無法準確地估計出，在其他人眼中，他們有多喜歡（或者不喜歡）幫助別人，以及他們有多害怕被拒絕。

這讓我想起了一段時間之前，我和一個朋友進行過一次奇怪的交流。當時她向我發送即時消息，里面有我寫的一篇博客的鏈接，內容是關于孤獨的最新研究。“我還沒點開就知道是你寫的。”她寫道，“你總是報道最悲傷的東西。”“哈哈。”我回復道。但我在想：“對不起，什么？”當時我自認為是一個搞笑博主，用我的智慧和學識點亮了人們的生活，可她卻覺得我有些掃興。

我們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看清自己，所以我們依賴別人的視角來填補空白。這觸及社會科學中一個古老的觀點：整合他人對我們的反應，是構建我們的自我意識的途徑之一。然而，你看待自己的方式和別人看待你的方式之間的區別有時是那么明顯，以至于透過別人的眼光看待自己時，會覺得如此難以辨認，簡直就像是另外一個人。

如果你認為別人對你的看法肯定正確，或者至少比你對自己的看法正確，那你肯定是瘋了。事情并非如此，或者至少并不總是如此。別人對你的看法你無須太當真，但是，改變一下視角，看看別人從你身上看到了什么，還是值得嘗試的，哪怕你看到的東西很傷人。有時候你的好朋友可以扮演你的專屬鏡子，比如告訴你，你的褲子拉鏈開了，或者你的鞋上粘著衛生紙。事實上，你會希望能有個好朋友告訴你這些事情，即使當時你會覺得自己很蠢，你也會很高興他們能如實告訴你。

這些比喻意義上的鏡子在我們周圍無處不在，而且常常出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在學校里取得的成績可以是一面鏡子，就像工作中的年度績效考核一樣，證明你的工作（和你的價值）一直都在接受別人的評價。禮物也可以發揮這樣的作用。在以前的一份工作中，我感覺同事們都覺得我年輕、不成熟。某一年，我的老板送我的圣誕節禮物印證了這種印象，那是一本青少年小說，一本很棒的青少年小說—馬庫斯·蘇薩克的《偷書賊》（The Book Thief），我讀過這本小說，讀得很開心，可解讀這份禮物背后的含義卻讓我不太高興。

或者考慮一下工資談判的場景。它就像一面人們用來化妝的放大鏡，能讓你看清自己的每一個毛孔。你用確鑿無疑的數字坦率地說明你認為自己有多大價值，也由此冒著很大的風險—被作為你談判對象的老板或者招聘經理拒絕的風險。他們也許會告訴你，在公司看來，你的價值要低得多。

2015年，針對這一話題，薪酬對比網站PayScale在用戶中開展了一次算不上學術研究的有趣調查。在約3.1萬名受訪者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表示曾要求加薪。在那些從未要求加薪的人當中，有約1/3的人承認，這是因為他們一想到加薪談判時的談話便會感覺很不舒服；另有19%的人害怕別人覺得自己要求過高。

女性和“千禧一代”是在曾經要求加薪的人數中所占比例墊底的兩大群體。

或者你還可以想到另一種形式的談判：“確定關系”的談話。在這種談話中，你必須有足夠的勇氣告訴你的約會對象，這就是我認為我對你的價值。在一些定性研究中，社會學家對人們進行深入的訪談，并分析他們的答案，得到的數據表明，一些伴侶完全避開了這些談話。當采訪者問及他們是何事推動了他們之間的關系，比如促使他們搬到一起住之類的重要里程碑時，很多人都記不清當時做出決定的情形了。“就那么發生了。”他們說。她的租約到期了，他的房租漲了，然后突然之間，兩個人就一起逛起了宜家。

2013 年的一項研究進一步探討了這一動態，發現那些稀里糊涂地進入像同居或婚姻這樣關鍵的承諾節點的人，在他們的關系中感受到的幸福感要低于那些曾與伴侶仔細、審慎地談論對彼此的期望的人——讓你憂慮的尷尬談話往往是物有所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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