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軍事變革對軍事戰略的顛覆性影響也必然帶來對軍事安全的重新認知。對中國來說，正確認識這種變革對于維護國家安全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威懾成為軍事安全的核心目標之一，也是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邏輯起點

毋庸置疑，我國周邊特別是海上方向安全面臨的現實威脅在呈現某種上升趨勢，特別是島礁領土主權爭端與大國地緣政治博弈帶來一系列安全隱患。在新軍事變革的刺激下，美軍提出“海空一體戰”，大大加大了我國的軍事安全壓力。但我們也必須看到，大國之間的戰略威懾平衡已經成為常態，新軍事變革并沒有顛覆這種平衡，反而更加增強了這一點。美國知名防務專家埃米泰·埃特西尼（Amitai Etzioni）就明確反對美軍的“海空一體戰”，認為它具有與生俱來的“升級性”，必然導致中美在核、網絡和太空等領域的軍備競賽，甚至可能引發核戰。日本《外交家》雜志也曾刊文指出，“空海一體戰”概念引發的對抗最終可能演變成核競爭。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政府前瞻性的提出構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力圖避免歷史上“大國政治的悲劇”。2014年，中美兩國國防部簽署了建立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信任措施機制的諒解備忘錄和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諒解備忘錄,努力通過高層交往、機制性交流、聯演聯訓等方式構建適應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中美新型軍事關系，緩解彼此的軍事安全壓力。2015年初，美國防部也正式簽發備忘錄，將“海空一體戰”改為“全球公域介入與機動聯合”：確保美軍在全球公共領域的行動自由，而不是謀求徹底擊敗目標國，放棄或克制對目標國內陸縱深地區的打擊——這意味著美軍作戰理念重新回到以威懾為主要手段的正確道路上來。盡管中美雙方對公共領域的概念依然存在諸多認知和理解差異，在現實中難免出現摩擦，但大方向是明確的，雙方軍事關系的發展也能夠保持穩定。這必然將成為未來大國間軍事關系的楷模。因此，和平與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依然存在。我國應抓住新軍事革命帶來的機遇，擺脫傳統的線性思維，建立總體安全體系，增強戰略威懾能力，把防御危機、遏制戰爭和打贏戰爭統一起來，確保國家軍事安全，為國家發展營造良好的戰略格局。

傳統領土主權安全重要性相對下降，網絡空間成為軍事安全博弈的新熱點

在威懾戰略下，大國間發生實體戰爭的可能大大下降，但網絡虛擬戰爭的可能性卻大大增加。網絡攻擊的范圍往往難以確定國界且不易被追溯，但這并不妨礙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公開宣稱武裝沖突法適用網絡戰爭。因此，網絡空間已經成為軍事安全的重要領域。作為網民數量世界第一的中國，飽受網絡非法攻擊之害。盡管這種攻擊尚未達到國家級戰爭的程度和水平，但已經凸顯我國在該領域的脆弱。同時，我國在計算機領域無論是硬件還是軟件，對外依賴非常嚴重。據有關部門測算，我國每年用于進口芯片的花費為2000多億美元,已超過進口石油的花費。這大大增加了我國在網絡空間的安全壓力。在未來可能發生的軍事沖突中，網絡空間的虛擬戰爭必然會先于現實世界展開，甚至成為決定成敗的關鍵。在節假日、疫病、自然災害等特殊時期對交通、銀行、通訊等系統的網絡攻擊，同樣可以造成大規模社會動蕩和政府癱瘓，達到縱深打擊的類似效果。2014年美國聯邦調查局以網絡攻擊為由對五名中國軍人發出通緝，已經將網絡戰爭的可能性呈現在國人面前。因此，我國軍事安全必須高度重視網絡空間在未來戰爭中的重要性，補足短板。

安全成為共享的消費品，傳統的國家安全乃至集體安全正在轉變為共同體安全

恐怖主義、極端思想、海盜、核擴散、網絡攻擊、跨國犯罪等安全問題對整個國際秩序和人類社會構成嚴峻挑戰。全球化不僅僅導致國家間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同樣導致安全上的相互依賴。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單獨實現自己的絕對安全，安全越來越依賴與他國的合作。各國在相互依存中不僅形成了利益紐帶，同樣形成了安全紐帶。因此，面對區域性、全球性安全挑戰，沒有任何國家能夠置身度外，對安全的應對也只能通過國際合作來實現。這需要我國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共同分擔國際安全責任，聯合致力于維護和保障地區、乃至全球的和平、安全與穩定。中國海軍實施的索馬里護航軍事行動，正是共同體安全的具體體現，是中央軍委根據聯合國有關決議，參照有關國家做法，并得到索馬里政府的同意后進行的，不僅保護航行該海域中國船舶人員的安全，還承擔著保護世界糧食計劃署等世界組織運送人道主義物資的任務。各國通過合作尋求安全的努力將營造并夯實共同體安全，有助于減輕傳統的安全困境。

新軍事變革強化了我國與世界的聯系，有助于實施趕超戰略

由于技術的限制，在這場新型軍事革命中，我國處于相對劣勢地位。這無疑增加了我國對外依賴的脆弱性。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這場軍事革命所導致的知識和技術擴散速度遠遠超過歷史上的任何一次，因此我們能夠抓住機遇，實現跨越式發展，迅速提高在智能控制、網絡系統、航空航天等新興軍事領域的科技和應用水平，實現在陸、海、空、天、網領域的系統性一體化軍事威懾，為維護世界和平做出貢獻。同時，中國應該積極參與新軍事革命中的話語權博弈，利用國際法、國際道義和國際輿論，提出相關議題，制定限制新武器開發、利用和擴散的法律與道德規范，建立遵守這些法律和規范的國際共同體，塑造符合全人類利益的戰略環境。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