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人類歷史上不斷重復的那樣，每一次軍事變革都會對軍事安全帶來巨大的沖擊。正是這種變革，將人類活動的空間不斷擴展，從最原始的陸地不斷擴展到海洋、天空、太空。

今天,我們又一次處于這樣的一個偉大時代。一系列基于計算機、互聯網和大數據的高新技術構建出一個全新的信息化時代，不但將人類博弈的空間進一步擴展到網絡空間，而且正在顛覆傳統的軍事戰略及其作戰模式，重塑新時代的軍事安全。

新軍事變革集中于作戰系統的信息化、智能化和聯合行動

此次新軍事變革的核心技術進步是計算機和互聯網的發明與普遍應用。這兩項技術最初都源于軍事需要，但已經迅速擴展到人類社會的各個領域，不僅帶動了全球范圍內的技術進步，而且對人類的生產活動和社會活動帶來及其深刻的影響。網絡創造的虛擬世界正在逐漸變成實體世界的一部分，對虛擬世界的破壞同樣會在實體世界造成難以估量的破壞作用。在軍事領域，顛覆性革命正在發生。

在情報搜集方面，衛星、互聯網和無人機等新技術的結合可以實現全天候、多層次、廣覆蓋面的信息搜索。在新軍事變革的今天，虛擬世界與實體世界的聯結，可以使情報人員通過網絡聯結遍布全球的攝像頭、計算機、電話網絡、軍用和民用衛星、無人偵察機等智能系統，對特定目標或地區進行不間斷跟蹤和偵察，甚至可以通過對特定個人或地區的金融、社交、交通、疫情和消費等情況變化，進行大數據分析，剝離出傳統方式無法獲取的精確信息，幫助選取最佳攻擊時間和方式。例如，對叛亂組織和恐怖組織的追蹤與軍事行動嚴重依賴金融、交通和通訊等系統的合作。

在實施軍事行動方面，新軍事變革可以大規模提高軍事作戰能力。首先，大量智能化武器系統的應用可以使人類在物理空間上脫離戰場，通過虛擬世界操控具體的作戰武器，例如無人機、網絡病毒、太空武器和核武器等，實現“非線性、非接觸、非對稱”作戰。因此，作戰人員可以獲得更長的持續工作時間，忍受更加嚴酷的自然環境，執行更加危險的軍事任務，躲避敵人的直接致命打擊。再加上高敏度偵察能力和快速反應打擊能力，新進攻方式與傳統進攻方式相比，更容易抓住稍縱即逝的進攻機會，提高作戰效率、勝利幾率和核報復能力。其次，大幅度擴展軍事作戰半徑，進行遠距離打擊，壓制防守方的反擊時間和應對能力，增強對地區安全事務的快速“軍事介入”能力。越來越多的小型、智能精確制導和激光武器系統可以靈活部署在各種移動載體上，例如航空母艦、無人機和衛星，實現國土以外的防御和攻擊，遠距離摧毀敵方戰略縱深的重要目標。例如以X-47B為代表的武裝無人機通過實現自主航母起降作業和空中加油技術，將美國航空母艦戰斗群的作戰半徑擴大了數千公里，甚至作為中程導彈的替代品正在事實上瓦解《中程導彈條約》禁止研發和部署中程導彈的法律效力。網絡攻擊則可以在全球任何一個聯網的地方進行，并隱藏其物理地址，其目的已經不再局限于“竊取”機密信息，而是可以直接侵入敵方武器系統，甚至破壞交通、銀行、電網甚至核電站等民用系統的正常運行。再次，作戰空間的維度從陸、海、空擴展到太空和網絡空間，增強了一體化協同作戰的水平和能力。盡管人類早在冷戰期間就獲得了在太空的行動能力，但外太空軍事化行為一直受到《外層空間條約》的限制。新軍事革命中，反衛星武器、外太空飛行器不斷取得突破，正在形成潛在的外太空軍備競賽。智能衛星的工作將超越簡單的情報搜集和信息傳送，可以直接服務或操作無人機，甚至可以在外太空主動對敵國的衛星等飛行器直接進行捕捉或攻擊。

此次新軍事革命的核心目標是實現多軍種協調、聯合作戰，可以在五大作戰領域與敵全面交鋒，實施全球快速打擊和縱深打擊。這無疑將大大提升軍隊的實際作戰能力和軍事威懾力量。例如，美軍在這場軍事變革中高度重視軍種之間的一體化聯合作戰協調能力，先后提出“空地一體戰”和“海空一體戰”等概念，試圖利用海軍航母戰斗群、空軍戰略轟炸機、太空情報監視系統、航空情報建設系統以及情報處理和快速指揮中樞，形成一張全方位一體化智能作戰網絡。這也代表了未來軍事發展的方向。

新軍事變革對世界軍事戰略的重塑

傳統戰爭形態往往表現為國家間政治、軍事、外交和經濟等領域的全面對抗，即德國軍事戰略家埃里希·馮·魯登道夫所提出的總體戰。民族主義和義務兵役制的普及使國家間的戰爭不再是“國王與國王之間的戰爭”，而成為“人民與人民之間的戰爭”。“要想贏得戰爭，全民都必須決心投入戰場，每個人都必須不遺余力，奉獻全部身心”。戰爭的目的在于徹底摧毀對方的抵抗意志，因此往往伴隨著大規模的破壞和殺戮行為，以及對敵方領土的入侵甚至占領。這樣的總體戰已經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然而，二戰以來的軍事技術進步和國際政治發展，使這種全面對抗的總體戰越來越難以實現。首先，核武器的發明與應用在大國之間形成了較為穩定的權力平衡。相互間的恐怖核威懾成為遏制大國輕起戰端的巨大力量。基于相互確保摧毀戰略的邏輯，任何一方都確信針對其它大國發動核戰爭并不會讓自己的利益有所增加，反而會造成雙輸的結果。其次，法律制度和國際輿論在二戰后的發展與進步也進一步遏制了爆發總體戰的可能性。前者提供了和平解決爭端的平臺和手段，后者則營造了世界公民意識，削弱了極端民族主義思想的破壞作用。因此，在現代社會，傳統的總體戰無論是在傷亡程度上還是在法律與道德倫理上都越來越難以被接受，新的戰略形態開始出現。

一方面，冷戰期間明確的敵我軍事戰略逐漸被放棄，大國之間的“威懾”戰略成為常態。傳統戰爭的目的是為了打敗敵人，即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所說的，通過多次大規模對決使敵人失去抵抗力量，迫使一方服從另一方的意志。因此，殺傷對方的有生力量，破壞對方的軍事設施，盡可能占領對方領土并徹底摧毀對方的抵抗意志，就成為打敗敵人的基本手段。盡管存在不斷結盟與棄盟的外交調整，但明確的敵我關系和假想敵一直是軍事戰略的主導。然而智能化、高新技術武器在增加獲勝機會的同時也帶來沖突迅速升級的后果。技術優勢往往形成“先發制人”的誘惑，增加敵方的安全壓力，大大增加誤判形勢的幾率。在明確的敵我軍事戰略下，任何一個攻擊信號，哪怕是錯誤的，都會立刻被對方探測到，從而引發迅速而無法預料和控制的連鎖反應。因此，威懾的重要性遠遠超過打敗敵人，因為后者必然導致核大國同歸于盡。新軍事變革增強了大國之間進行軍事威懾的實力，迫使大國之間不能明確將對方視作敵人，以避免戰略與形勢誤判。事實上，冷戰結束后的中、美、俄、英、法、德、日、印等大國沒有任何一國將對方明確視為敵國。

另一方面，新軍事變革導致軍事目標和民用目標之間涇渭分明的界限被模糊化，難以區分。在武裝沖突中，區分平民和作戰人員、民用目標和軍事目標已經成為一項基本準則。然而，在當今社會軍事應用和民事應用的基礎設施基本一樣，且往往混合在一起。例如，互聯網的出現，其最初目的就是要將軍事應用和民事應用聯結在一起，以便在軍事指揮系統被切斷的極端情況下時，可以通過民事應用渠道建立新的信息聯結。因此，軍用信息和民用信息交織在一起是信息化時代的一個典型特征。軍事應用設施對民事應用設施的依賴，使民事應用設施也必然成為敵對方攻擊的目標。同理，對軍事應用設施的攻擊也非常容易導致民事應用的受損。同時，戰爭中的目標也不再是純粹的占領領土或大規模殺傷有生力量，而是集中于破壞或影響敵方賴以生存的國內外交通線、電力系統、網絡系統、通訊系統、金融系統等，以癱瘓或破壞對方的經濟生產、社會穩定和政府管理為目的。2007年4月對愛沙尼亞網絡系統的攻擊被普遍認為是歷史上第一次國家級別的網絡戰爭，其破壞涉及整個國家的網絡、通訊、媒體、銀行等諸多領域，根本無法區分軍用目標和民用目標。這場戰爭顯然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社會動蕩，但是跟傳統戰爭相比，并未造成人員傷亡或領土入侵。

此外，快速、智能、精確、可控的低傷亡打擊將越來越成為一種現實軍事手段。盡管大國間的軍事戰略主要以威懾為主，但這并不意味著在所有行動中放棄使用軍事打擊手段。在面對恐怖主義、叛亂行為和海盜、毒梟等跨國犯罪組織給安全帶來的新挑戰，人工智能武器系統帶來的精確打擊能力，使攻擊效率遠遠超過傳統的軍事打擊方式。它可以通過衛星、電話、網絡乃至各地聯網的攝像頭，全天候追蹤、篩選、鎖定目標，最終進行遠距離快速打擊行動。面對飄忽不定的小規模武裝分子，無人機的快速反應、精確定位和高效打擊比派遣特戰隊的傳統做法更具優勢，而且不會造成己方人員的傷亡。這不僅體現在美國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展開的反恐戰爭中，同樣體現在利比亞戰爭中對卡扎菲政權軍官的獵殺行為中。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