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中，黨和紅軍不僅面臨敵人殘酷的圍追堵截，更面臨作戰決策時復雜的背景。在緊要關頭，共產黨人和紅軍將士把維護大局的黨性原則和觀念彰顯得淋漓盡致。他們總是善于從全局的高度，用長遠的目光來觀察形勢、分析問題，制定出正確的路線政策，并積極與破壞大局發展的各種錯誤傾向作斗爭，保證了長征的最后勝利和革命事業的順利推進。

漫漫長征路，黨和紅軍以英勇無畏的犧牲精神，戰勝了敵人的圍追堵截和千難萬險，并以堅定不移的黨性原則和高瞻遠矚的遠見卓識，始終維護黨和紅軍前途命運和國家民族利益的整個大局，有力糾正“左”傾錯誤的危害，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倡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為中國革命勝利提供了寶貴的歷史機遇和堅實的政治基礎。

（一）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占據統治地位，毛澤東開始受到排擠。紅軍長征初期，毛澤東等黨和紅軍部分領導人雖處于邊緣化狀態，但他們沒有消極被動，沒有因此影響自己的革命熱情，而是一邊行軍一邊思考如何使黨和紅軍擺脫失敗，并取得戰略轉移勝利。在毛澤東看來，首先必須糾正“左”傾錯誤的軍事路線；其次是要時刻關注中央紅軍戰略轉移中出現的情況，謹防全軍覆滅。毛澤東維護革命大局的政治原則性和關于糾正“左”傾錯誤軍事路線的精辟分析，逐漸贏得了張聞天、王稼祥等人的敬重和認同。后來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集中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的成功，離不開黨和紅軍領導人堅決維護黨的利益和革命大局的黨性原則。事實上，為了整個民族解放事業的順利推進，黨和紅軍領導人并不在乎自己是否被排擠、被冷落、被侵犯利益，他們跳出一時一事、一地一己的局限，從不糾結于眼前利益的得失，不在乎個人的發展前景，而是一心裝著整個黨和紅軍發展大局，把革命事業放在人生追求的第一位置，堅守著共產黨人的信仰！

堅決維護大局的黨性原則，是中國共產黨人克服困難、推進工作發展的重要品質。毛澤東說過，“指揮全局的人，最要緊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擺在照顧全局上面。”為什么毛澤東能夠在受到排擠的情況下依舊心系革命事業、心系民族安危，始終以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為重？我想，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黨性原則和大局意識。

（二）

共產黨人鐵肩擔大局，需要超凡的勇氣和膽略，從而在局勢紛繁復雜中始終保持清醒、堅定，始終從大局出發，始終思考著怎樣維護好黨和人民的利益，保證革命在分岔路口、迷茫之時找到正確的前進方向。

遵義大捷后，1935年3月10日凌晨1點，一封急電交到朱德手里。這是一份由紅一軍團提出的紅軍行動建議。電文建議野戰軍應攻占黔西商貿名鎮打鼓新場，充實紅軍的給養保障，并順帶攻下駐守的一支黔軍部隊。朱德看了電文后，認為此意見可行，而毛澤東則搖了搖頭。他通過分析，判斷黔軍、滇軍已紛紛向打鼓新場集結，蔣介石也很看重那個地方，不可貿然行動。但此時很多領導人都贊同進攻打鼓新場的建議。兩種不同意見引發了較長時間的激烈爭論。

毛澤東表明了自己不同的意見與理由，紅軍對駐守打鼓新場的黔軍實施攻擊，很可能進攻一開始就將被蔣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迅速圍困。而且紅軍的戰略目標是跳出包圍圈，不可計較一城一地得失，更不可戀戰。盡管毛澤東再三闡述自己的見解，無奈眾人未被說服。爭論的結果是，大家都同意進攻打鼓新場，僅毛澤東一個人持反對意見。會后，毛澤東深為紅軍的前途擔憂。深夜，毛澤東提著馬燈找到周恩來，隨后他和周恩來一起又去找朱德陳述利弊。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縣楓香鎮的茍壩召開會議，正式決定放棄攻打打鼓新場。后來的事實很快證明，毛澤東的軍事預見是正確的，紅軍避免了一次可能發生的失敗。同時，也使全黨同志看到，當真理在少數人手中時，毛澤東為維護黨和紅軍的利益需要多么大的勇氣與信心！

鄧小平曾指出，“考慮任何問題要著眼于長遠、著眼于大局，眼界要非常開闊，胸襟要非常開闊。”在黨和軍隊內部，當個人的正確主張被否定或誤解時，毛澤東沒有計較個人的榮辱，而是從大局出發，始終思考如何維護黨和人民的利益，為堅持真理而奮斗，共產黨人的責任擔當躍然紙上。

（三）

長征中，黨和紅軍總會遭遇來自黨內外的各種政治羈絆。黨和紅軍雖然在這上面曾吃過虧、交過“學費”，但始終能夠在大是大非前旗幟鮮明、立場堅定，能夠從整個大局出發、從整個民族的利益出發，堅決同分裂破壞的傾向抗爭，堅決同錯誤的路線與主義抗爭，保證了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和整個民族解放事業的向好發展。

1935年6月，紅軍一、四方面軍會師后，黨中央根據全國抗日運動日益高漲的形勢，提出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卻一再遭到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的反對。野心膨脹的他憑借著人多槍多的優勢一再向黨鬧獨立，要求改組中革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企圖控制中央、“獨斷決行”。在經過多次爭取張國燾無效后，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一致認為繼續說服、等待張國燾率部北上，不僅沒有可能，而且可能出現嚴重后果。經共同研究決定，右路軍即原紅一方面軍的紅一軍、紅三軍和軍委縱隊一部先行北上。中央紅軍單獨北進后，當時有人不明真相，向徐向前請示，打不打？對此，徐向前明確說：哪里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

徐帥這極明事理、擲地有聲的一道命令，反映了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在長征最緊要關頭的一個“十字路口”上的明確明智的抉擇，在關鍵時刻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大局。在緊急關頭，正是毛澤東、葉劍英、徐向前等黨和紅軍的領導人及廣大紅軍官兵，堅決維護黨中央的權威和正確路線，最終戰勝了張國燾分裂主義，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保證了長征的勝利。

與此同時，早在進入貴州盤縣前，紅二、六軍團便接到紅軍總部發來的一封帶有建議性質的電報：“最好你軍在第三渡河點或最后路線北進，與我們會合一同北進”“究應如何請按實況決定，不可受拘束”。當時，紅二、六軍團正計劃在當地創建根據地，讓部隊適當地休整補充。紅軍總部要求北上的意圖與紅二、六軍團的計劃發生了沖突。當即，紅二、六軍團領導人賀龍、任弼時、關向應、肖克、王震、李達、張子意等，在盤縣原縣城九間樓召開會議，研究這一重大問題。會議討論的情況，肖克后來回憶說：“我記得弼時同志講，一方面軍已經到了陜北，紅二十五軍徐海東他們也到了陜北，四方面軍在四川，現在又來電報說要我們會合起來一起北上，全國革命大勢轉到西北”“討論結果，同意總部意見，并立即執行”。這一決策，既體現了紅二、六軍團堅持大局的黨性原則和觀念，又可以擺脫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是將抗戰大局與當前狀況充分結合的正確選擇。

（四）

在紅軍北上到達陜甘地區前后，日本侵略者加緊對華北的侵略。此時，蔣介石仍然準備對陜北根據地發動新的“會剿”。面對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從抗日救亡的民族大局出發，制定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這一事變成為國內外各種政治力量斗爭的焦點。在中國共產黨內，對此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在十年內戰中，蔣介石殺害了許多共產黨員，此時不殺蔣難以平民憤；一種意見認為，從民族大義考慮，應聯蔣抗日。最后，中共中央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反對新的內戰，推動南京政府走向抗日。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來、葉劍英、秦邦憲為領導的中共代表團參加了談判，為事變的和平解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中國共產黨胸懷大局，擔當重任，肩負民族的希望，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創造了條件。

日本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爭爆發后，中國共產黨拋棄前嫌，以大局為重、以民族生存為重，激發了全民族的抗戰熱情，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紅軍改編命令，將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隨后，留在南方8省14個地區的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紅軍在改編中，編制小了，許多高級將領都被降級使用，陳再道、王宏坤當時是紅軍的軍長，改編后任旅長、副旅長。葉成煥、汪乃貴、王近山等原來是紅軍的師長、師政委，改編后只能當團長、副團長。特別是李先念，紅軍時是軍政委，改編時擬安排到第129師當營長，從軍政委到營長，連降6級，這是一般人難以接受的，但李先念不這么想，他覺得只要能扛槍打擊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

把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是一個艱難的轉變，昔日滿身縷縷傷痕的紅軍指戰員要接受國民黨的改編，戰場上兵戎相見的對手要在統一戰線中結為盟友！然而，紅軍將領和普通戰士都堅決服從命令聽指揮，不打絲毫折扣，因為他們知道，這是黨的需要！民族解放的需要！最后，紅軍改編不僅完成了，而且改編尚未就緒，就立即東渡黃河，奔赴抗日前線，配合國民政府組織的對日會戰，連續打了幾個勝仗。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當前，國防和軍隊改革已經全面鋪開。大事難事看擔當，順境逆境看襟度。在改革藍圖向實際轉化的關鍵階段，強化大局意識、從大局角度和全局立場支持改革、擁護改革，是彰顯共產黨員責任擔當、勇氣膽略的重要時機，是戰爭年代制勝因素在和平年代建設時期的延續和發揚，是改革答卷是否合格的關鍵因素。面對前所未有的改革重任，亟須廣大官兵強化大局意識，自覺服從改革大局，堅決執行改革決策，用投身改革洪流的實際行動，闡釋識大體、明大理、顧大局的豐富內涵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