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是中國第一僑鄉大省，華僑華人的祖籍地遍布廣東各地，而且在海外呈現家族式、地方性聚焦的特點，例如泰國、老撾、柬埔寨等華僑華人主要來自潮汕地區。北美、南美的華僑華人主要來自廣東五邑地區，即臺山、鶴山、新會、開平、恩平等地，當年主要以契身工或者“賣豬仔”的方式到北美做礦工、修鐵路。廣東客家人則在非洲和東南亞定居，例如在新馬挖錫礦、割橡膠等。因此，廣東華僑華人在海外形成了三大會館：潮州會館、廣肇會館以及客家會館。

本文以廣東五邑地區的海外移民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廣東以至全國僑鄉民眾移民心理與回流困難，希望通過田野調查與入戶深度訪談，更深入地了解僑鄉民眾與華僑華人家庭的信息聯系方式、移民意愿以及鄉土文化傳承等情況，為華僑華人工作提供啟發，也幫助國內讀者更深入地了解僑鄉文化與社會結構。

廣東僑鄉信宜市鎮隆鎮舊街

廣東僑鄉的社會結構與鄉土傳統

據不完全統計，海外華僑華人數量6000多萬，有2000多萬來自廣東。來自廣東的華僑華人幾乎占據了半壁江山，在海外華人社會中發揮著重要的功能與角色。例如，許多國家均設有潮州會館。這個社團組織在傳承中華文化，傳播潮汕文化，凝聚華人力量，增進華人社會共識，解決華人社會內部矛盾，增強與當地政府的對話能力等起到重要作用。

由于廣東地理位置面向大海，瀕臨港澳，受到近現代港澳殖民地的思想影響，又基于家鄉的貧窮與落后，光靠租用地主的土地，已經無法維持一家人的生計，與此同時，大量廣東人跟隨傳教士走南闖北，增加了見識，也了解了外面的世界。這些早期跟隨傳教士奔赴海外的華僑華人，可以說是近現代廣東華僑華人最早接受西方文化洗禮，最早移民海外的群體了。他們在海外經過一番拼搏，落地生根后，回鄉又帶走一部分鄉親，從而形成宗族式、同鄉同村幫帶現象，構建了廣東僑鄉整個宗族、整村青壯年移民海外的歷史。

早期廣東華僑華人在海外白手起家，勤勞致富，對當地的經濟起到了重要的開拓作用，例如馬來西亞葉亞來，來自廣東惠陽，是吉隆坡開埠功臣。廣東操白話的廣府人從馬來西亞巴生河口上岸，逐漸在吉隆坡各地落地，不僅為自身生存與發展提供了空間，而且也推動了吉隆坡以至馬來西亞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廣府人在巴生、吉隆坡等地扎根，逐漸形成了宗族性、同鄉村民群聚形象，并依照宗族的方式建立祠堂和書院，以壯大本宗族的力量，增強生存與發展能力，形成華僑華人幫派現象。

1955年，一名中國婦女在馬來亞吉隆坡郊區一個新建的房子外面刷墻

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縛，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廣東人生活在山多地少的環境中，土地被地主所占用，可耕用的土地稀少，但人口眾多，沉重的佃租迫使廣東人不得不把眼光投向外界。

與此同時，隨著西方工業革命的興起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西方殖民國家在世界強占土地，掠奪財富，需要大量人口開墾土地，為西方殖民國家提供豐富的原材料與其它工業礦物質，人多地少且能夠吃苦耐勞的廣東人因此成為西方殖民國家引入殖民地的首選。

印度尼西亞邦加島盛產錫礦，為了開采這些金屬，在缺乏現代化機械的時代中，只有靠人力才能開采。于是荷蘭殖民政府通過中介和幫辦，以哄騙加脅迫等手段，把梅州地區的客家人引入到邦加，為荷蘭殖民者開采錫礦。客家人因為長年高強度的勞累，以及惡劣的勞動環境得不到應有的休養，再加上疾病折磨，很多人因此悲慘地死去。但即使如此，海外充滿淘金機會與工作機會，仍然吸引著想發家致富的客家人代際移民，從事各種艱苦的勞動，以獲得發展機會和供養中國的親人。

廣東僑鄉的經濟作物不多，農民一般從事水稻、甘蔗、柑桔等農作物的生產，一年到頭來，辛苦耕作，卻無法果腹，有時遇上旱災，地主催糧著急，農民不得不賣兒女換錢，以支付土地租金。工作機會稀少，殘酷剝削盛行，促使廣東僑鄉民眾不再愿意為地主做牛做馬，寧愿背負沉重的借貸，甚至簽上賣身契，也要出國謀生，從此踏上了一條移民道路。這種移民方式，貫穿了廣東近代向外移民的歷史。

數千年的農耕文化，造就了農民群聚的生活方式，坐大了宗族力量。個人依靠宗族力量，才有更大的發言權，才能尋求利益的保護。宗族力量由此介入公共生活，甚至進入個人空間，增強了同姓宗族力量在海外強大的話語權以及決斷權。同姓相幫，同村相護，鄉規民約深入人心，促使廣東僑鄉移民在海外形成同姓群聚，建立同姓宗族社團，并逐漸制定起完善的規章制定，一方面約束每個個體的行為要合乎宗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又通過宗族的力量，增強宗族在華人社會當中的話語權、競爭力等。例如筆者所訪問的廣東霞路村，趙姓居多，在紐約成立了“趙氏宗親會”，以弘揚趙氏文化傳統，建立經濟互助制度。

1949年后，廣東人移民海外的數量有所減少，而且國家也禁止各種非法偷渡行為，但是移民現象仍然存在。改革開放后，國家重新制定了移民相關制度，廣東僑鄉民眾利用海外親人的關系，或申請海外工作機會，或申請移民定居，于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又興起了一股移民潮。

婚配式移民與家庭內成員鏈條式移民

1949年后，由于向外移民基本被遏制，導致華僑華人與國內親人的聯系出現不暢的現象，移民出去的華僑華人經由村中媒人牽線，與村中女孩完成婚配的方式也因此中斷了數十年。待到改革開放后，國家放松了移民的制度，早期移民出去的華僑華人急迫回鄉尋找未婚女孩結婚，以增加海外家庭的勞動力，甚至為其生兒育女，傳宗接代，此時，以婚配移民的方式大量涌現。大量為尋求更好生活條件與環境的僑鄉女孩紛紛嫁給華僑華人，出國謀生，并為原生家庭提供收入，一旦在海外站穩腳跟，回國時就把家庭其他成員帶出國外，或者在海外提供法律文件，幫助家庭成員移居海外，從而形成了家庭內部的扶助機制。

廣東省江門市開平碉樓與村落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僑鄉民眾的生活來源渠道與經濟收入非常有限，生活水平較低，工作機會很少，能夠嫁給生活在海外的華僑華人，完成“上嫁”，是許多家庭與女孩的心愿，也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許多家庭通過聯婚華僑華人而獲得改善家庭經濟條件的機會，而女孩也通過這種婚配方式，實現“上嫁”的愿望，實現留洋目的。

比如筆者選擇的入戶調研的兩個鄉村——霞路村、文樓村。村民移居海外就是通過婚配方式成功赴海外定居，并通過各種親屬關系，幫助其他親屬移居海外。霞路村民有4050人，1100戶，70-80%是趙姓，曾做過美國國會眾議員的趙美心的祖先就來自這個村子。此村趙姓村民自稱是南宋皇族的后代，他們的祖先受元兵追擊時不得已選擇在此村落腳，從此繁衍生息。村民主要靠種甘蔗、養魚等為生。該村村民數量與移民海外的華僑華人4000人的數量接近，說明此村村民曾經熱衷于移民。

文樓村，吳姓居多，現有村民4000人，1180戶，但卻有8000多人在海外，村民只有移居海外的華僑華人數量的一半。這也反映此村村民在上世紀八九十年紀興起一股移居海外的熱潮。移民的方式一是婚配方式，二是親屬幫帶，即成功移居海外的女孩為其在中國的父母申請綠卡，然后其父母為其他子女申請移民海外，也有一些女孩以其他原因申請兄弟姐妹移居海外。

據筆者了解，上世紀八十年代移居海外的女孩基本采取這種婚配方式。有些女孩嫁給廚師，給丈夫打下手，經過拼搏，開起了小餐館。一些女孩與丈夫一天打1-3份工，辛苦生活。一些幸運的女孩嫁給經商的華僑華人，在雜貨店做起老板娘。由于國內與國外存在較為明顯的生活水平差距，外嫁是一個家庭與一個女孩的榮耀，也是許多家庭向往的改善家庭經濟的重要方式。當然，一些女孩由于存在信息差的原因，受到媒人的蒙騙，對外嫁的男孩不太了解，也不太了解外嫁的家庭的真實經濟條件，甚至嫁給一些上年紀的華僑華人，待到她們出國后，才發現真實情況，陡生悔意，但生米已經煮成熟米，只能將就生活，接受現實。

不論做哪一個行業，這些外嫁的僑鄉女孩都經歷了艱苦的歲月，最終通過歲月的洗禮，開出鮮艷的生命之花，逐漸改善了生活，也把下一代培養成才，在某種程度上完成了個人夙愿。

教育大量投入與后代社會階層流動

在入戶調查過程中，筆者發現，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移民出去的鄉親，在培育孩子方面舍得花錢，而且培養了許多優秀的人才。例如，霞路村一戶姓趙的女兒，不僅用雙手改善了生活環境，把雙親接到美國生活，而且培養了一位博士、一位本科。只是這位姓趙的夫婦無法適應美國的生活，而選擇回鄉安度晚年，而且放棄了綠卡。他對筆者說，美國綠卡對他來說沒有任何用處，還是選擇回鄉生活。文樓村的一位80歲的阿婆，被兒子接到美國生活，由于生活不便，她在美國生活了三年后，選擇回國，放棄了綠卡，住村子里的老房子，其兒子請了一位保姆照料她的生活起居。

在美國，人才競爭激烈，中國移民雖然可以憑借自己的勤奮，獲得改善生活的機會，但是由于缺乏文化與學歷，長期處于社會的底層。這種狀況迫使移民思考如何改變底層地位，擠入上層社會，至少可以離開依靠沒日沒夜的工作才能換來生活收入的環境。他們希望后代不要重走他們的老路，能夠出人頭地，開啟新的生活。

據筆者調查，移民海外的鄉親，都不愿意孩子像自己吃沒有文化的苦，因此非常重視教育，在孩子身上投放了許多精力和金錢。因此，許多在海外出生的孩子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甚至有些孩子畢業于耶魯大學等名牌大學；有些孩子更厲害，取得博士學位，實現了階層向上流動的目標。

在移居海外的華僑華人看來，教育是改變自己家庭命運與孩子未來的唯一出路，因此，只要孩子愿意讀書，他們都會傾其所有，砸鍋賣鐵也要供養孩子上學。“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深入移民的骨髓中。他們為孩子的成就感到驕傲，而且還向他人炫耀自己孩子的成績，以及在名牌大學深造的情況。筆者在調查中發現，不少移民家屬提及孫輩甚至曾孫輩的學習情況，以及在名牌大學讀書的成績，一種欣慰之情油然而起，覺得自己的兒女終于有出人頭地之日。

從筆者的調查情況來看，移民家庭普遍把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因此，墾荒牛的角色，以及為后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案例比皆是。

信息流動與新媒體使用并未改變他們的鄉土文化與中國認知

在傳播學的角度來看，一個人掌握信息的多少，會影響他的財富生產能力。那么移民會不會與新媒體的接觸而接收到更多的信息，因此增強了與外界互動的渠道，通過了解外面的世界，敏銳地感知外面的動態，而獲得更多的致富信息？

筆者在調查中發現，信息流動與新媒體的接觸有助于改善使用者的信息環境，但是卻對使用者致富不會提供更多的幫助。移民很少使用臉書、推特等社交媒體瀏覽信息，反而使用微信等社交媒體與還在中國的親人通話。從某種程度上說，社交媒體只是減少與親人通話費用，增進感情的工具，與財富生產并沒有形成密切關系。新生代華人倒是經常使用臉書、推特、油管等社交媒體，瀏覽美食、旅游等信息，然而對于當地的政治生態，他們卻比較冷漠。這說明，第一代移民并沒有因為使用社交媒體，而改變了他們的鄉土文化，也沒有因此增強致富能力。筆者調查發現，他們沒有受到當地媒體對中國的負面報道影響，而改變對中國的認知。這可能與他們缺乏閑余時間，不懂英語和當地語言，或者使用當地語言的能力有限等原因有密切關系。然而，對于在國外出生的華人新生代而言，由于母語教育缺失，他們不積極參加華人社團，對中國的感情遠不如第一代，而且這種感情日漸消退。

汀江圩華僑近代建筑群（梅家大屋）

雖然社交媒體等新媒體的使用，并未給移民提供諸多致富的信息，但幫助他們不會生活在信息孤島中，不至于在信息爆炸的時代中落伍。他們也從社交媒體中獲得所需要的信息，例如，通過與在中國的親人通話，他們得知中國的發展以及鄉村的進步。

在訪談中，筆者得知，一位姓趙的華僑華人家屬，擁有大約200平方米的宅基地，正屋一間，雜間一間，院子大概上百平方。環境整潔，居住舒適，比城市居民好上不知多少倍。他們的居住環境，也令筆者頗為羨慕。或許僑鄉發生了巨變，一改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落后景象，許多已經移居海外的華僑華人產生回鄉的念頭，但是又擔心回國找不到合適工作，無法適應國內環境，無法與他人競爭等，一些人看到家鄉的變化以及經濟發展，則心生后悔之情，但世事難料，當年他們義無反顧地選擇移民，在海外落腳，卻沒有預料到三十多年后，中國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和進步。她們想回國的念頭越來越強，卻遇到許多原因的阻礙，這既說明國家的發展對她們產生了吸引力，也說明中國現行的一些接受華僑華人回國的政策影響了海外移民的回流。華僑華人想回流的現象說明，要想得到華僑華人的支持與擁護，說來說去，還是發展的問題。

在調查中，筆者發現，移居海外的華僑華人羨慕國內的生活環境，基本對中國沒有產生負面的印象，一些新生代回鄉后，也能接受農村的生活環境，這既說明農村環境得到了有效的建設，也說明海外的生活并未減少第一代移民對中國的感情，消減他們內心當中的鄉土文化。只要中國能夠切實維護他們在海外的權益，保護他們的生命財產安全，幫助他們反對種族歧視，那么無論他們在國內外還是國外，都會擁護中國政府。我們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就有堅實的基礎。

正因為中國經濟迅速發展，進步顯著，現時期僑鄉女孩移居海外的意愿大減，甚至沒有女孩愿意嫁到海外。據霞路村的村委書記介紹，現在十個女孩當中可能會有一個愿意通過婚嫁的方式移居海外生活，這與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的情況大不相同。村委書記說，當年女孩想要的東西，例如改善經濟條件等，現在基本上能夠實現，甚至得到的東西比過去還要多，而且女孩家庭的經濟面貌已經大為改善，所以通過“上嫁”，犧牲自己的命運來改善家庭環境的社會背景已經不復存在，再加上現時代女孩都接受過教育，個性獨立，更不愿意草率嫁給一位不了解的丈夫。由于經濟環境得到極大改善，父母也不愿意女兒遠嫁，因此女孩通過婚嫁移居海外的現象已經萎縮得非常嚴重。

“再中國化”的可能性

隨著中國的發展，許多移居海外的華僑華人社會當中出現了一種“再中國化”的現象。這是基于一種獲取利益與鄉土文化混合而成的移民現象。許多中國人移居海外，但社會化的背景使他們無法在海外感受到安全，因此不得不筑起文化長城來保護內心的不安全感。

文化的陣痛與精神的懸空，時時困擾著他們的精神生活。以前，為了良好的物質生活環境，他們不得不忍受文化沖突而造成的精神傷害。然而，如今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僑鄉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極大的提升，這就導致許多華僑華人不再愿意以犧牲精神生活而換取物質生活的改善，產生了回流中國的念頭，但是這種“再中國化”的現象在現實的身份轉換實踐中，卻面臨到許多國籍回歸的現實問題，同時會制造新的國際政治問題，甚至會引發國內民眾強烈的反應，“再中國化”成為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

海外生活著超過6000萬的華僑華人，中國不可能全部接納，現實環境也不允許中國采取這樣的政策。然而，移民的全球化趨勢，以及引進人力資本的渴望，又迫使中國政府不得不打開接受移民的大門，“再中國化”現象使中國處于兩難的境地。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以及中國人口不斷萎縮的數十年之后，這種“再中國化”或許成為現實。

（作者系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研究員，此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后疫情期間海外華文媒體鑄牢華僑華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項目編號:20VMZ003】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