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日前，一篇名為《中國考古學家的危機》的文章在微信平臺發布后，受到了考古學人的廣泛轉載和討論。編者聯系到文章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陳勝前，他表示此文有不少爭議，他又作一文作為補充，以期減少讀者的誤解。經授權，澎湃新聞將兩文一并刊發。本文原題《中國考古學：內與外的視角》，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如果我猛然問個問題：什么是中國考古學？估計有些人（包括我在內）會感到有點懵。什么意思？因為不明白問話的情境，所以就不知道該從何說起。我想每個人所處的情境不同，首先想到的角度完全可能千差萬別。我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首先想到是內與外的差別，也就是內與外的視角。我在想，這兩種視角的中國考古學誰能代表，或者說誰是中國考古學呢？如果都是的話，那么我們應該如何研究、學習中國考古學呢？

還記得剛到SMU讀書的時候，很好奇美國人是怎么看待中國的，于是到圖書館去找美國人研究中國的書來看。這些著作的資料收集工作相當地詳細，方法無疑也是非常地科學，又是統計，又是列表，不能不令人佩服。然而，當我看到結論的時候，卻又覺得很荒誕。作為中國人，我完全有資格說，我們不是這么想的。當時只是覺得奇怪，許多年后，想起此事，不禁產生了一個疑問：為什么豐富詳實的材料、科學的方法，卻沒有產生一個讓人信服的結論呢？我想作者沒有真正理解中國歷史。就像他們讀《紅樓夢》，若沒有對中國詩詞、書畫、風俗、禮儀、宗教等有深入的理解與體驗，就很難把握這部偉大的著作，也像我第一次讀《傲慢與偏見》一般，實在受不了，除了吃飯就是跳舞，這也叫小說！

所以，讀某些外國學者寫的中國考古學的英文論文時，很佩服他們收集材料之勤，也很羨慕他們對于統計、模擬、制圖等方法的運用，自然還有英語寫得真地道！但是也有個疑問，這樣的論文可以說是研究某種動物的科學論文，但跟人，尤其是跟我們中國人沒有什么關系。你可以將這種生物稱之為螞蟻，也可以用另一個抽象的名詞，總之，它們的行為受到環境的影響，它們也會影響環境；它們的行為有其形態特征，它們的行為有組織結構，它們留下的物質遺存可以反映其行為特征……這些生物，也就是一些生物，跟我們有什么關系呢？我們為什么要研究它們呢？難道說是因為我們也是一種生物？我們何以區別于其他生物？

這種人類生物行為學的研究范式實際就是科學的范式。科學秉承的基本立場就是客觀。所謂客觀，它是相對于主觀而言的置身事外。科學因為客觀，可以避免以人類為中心的研究，可以排除主觀的干擾。不管你喜歡或是不喜歡，事實就是事實；規律是無情的。從17世紀科學革命以來，科學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我們仍然不得不說，科學的視角是一種外在的視角。這種視角在研究人類社會本身時是有局限的。這也是科學沒有完全取代文學、藝術、歷史、哲學等等學科的原因，雖然總是不時有人嘗試這么去做——記得有人想做統計哲學。人的世界是歷史的，是有意義的，而且人是能動的，是有感覺的。我們看到奧運會上五星紅旗升起，聽到國歌聲，我們會感到激動與自豪；我們知道這種意義有助于社會的團結，也知道這種意義是歷史的積淀，是人類嘗試運用一種近乎儀式化的方式化解爭端的途徑。這些不是科學范疇的，它們都是高度主觀的。

科學之外還有人文，人文的視角就是內在的視角。若是用科學的標準來衡量人文，人文就一無是處。比如說考古學的目標是要發現過去存在過的、客觀的歷史事實，人文的視角能夠貢獻的東西就非常有限。但是，如果我們說，這個目標其實是個烏托邦，就像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孔老夫子原初的想法一樣——我們其實也沒有必要知道；我們需要根據現實來闡釋孔夫子的思想，讓他的思想能夠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的部分。當然，我們不能隨意闡釋他的思想——真實一定意義上是存在的。人文的世界處在相對的真實之中，它是一種處在歷史、社會、文化以及人之能動性等等關聯之間的真實，而不是絕對的真實。人文的世界更多關注的是人的精神領域，一個難以把握，但是我們知道這是更能反映人之性質的方面，這是一個需要從里面去理解的領域。

說到科學與人文的外與內，我們還需要注意人類學與歷史學的外與內。人類學是一門研究“他者”的學科，研究者作為旁觀者，可以有足夠的冷靜，甚至可以做點惡作劇式的實驗，比如到亞馬孫叢林研究當地土著的人類學家，給當地人送了柄金屬斧子，看看人們如何爭奪，觀察由此引發的血案，居然還可以拍成錄像。這的確需要非凡的、科學的冷靜。若是他家里發生這樣的事，我想他是絕對不可能置身事外的。人類學的誕生就是伴隨殖民主義的，它詳細的調查方法，對文化多樣性與文化進化（現在后者很少提及，多少有點種族主義的傾向）的關注，尤其是它所關注的是鮮活的人類生活，這些對考古學都貢獻良多。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知道人類學是一種外在的視角，尤其適合去研究其他民族。如果我們把史前人類“外化”的話，當然也是可以用的。

與之對應的是歷史學的視角，歷史學是研究我們自身的歷史。我們研究歷史是要從中汲取人類行動的經驗與教訓，傳承文化與價值，增強社會認同等。研究歷史首先強調的價值立場，價值中立是個神話，如果奸惡不辨、是非不分，這樣的歷史學家是非人的，常常不是資料編纂者，就是御用的寫手。研究史前考古似乎可以不涉及價值觀，然而實際是不可能的。我們看到良渚的玉琮，就會情不自禁地與中國傳統禮儀聯系起來；我們看到的原始的半地穴的房屋，仍然能夠跟茅茨土階、跟中國傳統的建筑聯系起來；即便是幾粒上萬年前小米的遺存，我們今天仍然能夠感受中國生活方式的連續性（許多人早晚還是愿意喝點小米粥的）。這是我們自己的歷史，我們是帶著熱愛、帶著敬仰、帶著思古的幽情來研究的。

后過程考古學強調歷史的視角，但是不可思議的是它的主要開創者霍德居然是在土耳其的恰特爾胡玉克在做研究，這其實是非常困難的，因為研究脫離了歷史關聯。在后過程考古學范疇內，英國考古學者有非常精彩的景觀考古學研究，其中的前提條件是英國一直都有非常發達的景觀研究的傳統，從文學、繪畫、園林乃至哲學上都能獲得豐富的營養。在小亞細亞半島則是不可能的，只是因為這里的宗教文化切斷了歷史，所以霍德可以在這里做研究。如果是到中國來研究，不理解中國歷史與文化，無形中就會回到人類學的研究。中國有綿延悠久的文明與文化，目前至少可以追溯到農業起源的階段，按我的說法，還應該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我寫《史前的現代化》一書就有這樣的目的。

外與內的另一層含義就是西方與東方，東西方之辨是近現代中國文化研究的重要主題。因為這個時期話語權一直是有西方主導的，我們不是學習，就是山寨，經常被嘲笑與批評。我們有發自心底的“謙虛”，西方的尺度就是我們的尺度，一切以西方為標準。網上不是有個笑話嗎：任何觀點只要加上“據美國最新研究”就好使。大部分情況下，可能是對的，但顯然不是在任何情況下，嫌自己的鼻子不夠高，頭發不夠金黃，眼睛不夠藍，是沒有什么道理的。有時真的覺得挺奇怪，該學習的地方如公共衛生倒是很少人注意，不需要學習的，如服飾，倒是亦步亦趨。我曾用了詞叫做“文化自我殖民化”——自己積極主動地在文化上接受殖民主義。這種現象在中國比較嚴重，為什么呢？因為近幾十年來，文化發展沒有跟上。我們是經濟大國、科技大國，但是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發展明顯滯后，又加上近百年的文化自宮，說嚴重一點，中國人宛然生活在文化沙漠之中。

我不想讓人說我在提倡極端的民族主義，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我們應該有自己的價值尺度、自己的“三觀”。過去的已經過去了，不可能再來一次。我們應該廣泛地學習西方，有無比的包容之心，我們也需要對自己的歷史多一點包容。就像在建筑上，我比較欣賞王澍的做法，充分地學習西方，但是也尊重當地的歷史、文化、生態（太客觀的說法，風水？）。如今我們在經濟、在技術上展示出了相當創造力，甚至在政治上也有自己的一套，而文化上似乎還差之甚遠。

外與內是看待事物的不同的視角，各有各的優勢，各有各的局限，是相互補充的關系，不是一個要取代另一個。前面寫了一篇《中國考古學家的危機》，有些爭議，倒也正常，這里有必要再澄清一下。我的意思是，我們太偏重于外在的視角，忽視了內在的視角，也忽視了考古學家自己的視角，忽視了中國考古學家自己的視角。不是說外在的視角不對，這不是對與錯的問題，而是說失去了平衡，我們還需要內在的視角。把外與內對立起來，這或許真的錯了。

附：《中國考古學家的危機》

這個話題有點危言聳聽，我也希望自己只是杞人憂天。沒有說中國考古學而是說中國考古學家，因為前者有點過于抽象，而且現在似乎存在這樣的可能：即沒有了中國考古學家，中國考古學還會存在。于是乎，這個危機就是中國考古學家獨家專享的了。

當代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有兩個特征特別明顯，尤其放在國際范圍內來看的時候。一是發現為王，考古本質上還像是“挖寶”——找到稀罕的玩意或者說國際學術界重視的“成果”；另一個科學至上，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分析考古材料，自然科學沒有國界，其成果更容易被國際學術界接受。值得注意的是，兩者之間似乎還有相互強化的關系，重要發現配上科學分析更加重要，科學分析也需要稀罕的考古發現作為原料。于是乎中國考古學因此更強化了以材料為中心的研究特征。這很出人意料！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學習交流，中國考古學似乎不是進步而是退步了。

說來以材料為中心，這是由來已久的事。考古學本來就是以實物遺存材料為研究對象的學科，不掌握考古材料能行么？然而，這么說似乎忘了考古學的目的，我們是要去了解人類過去，研究考古材料的目的也是為了了解人類過去；更進一步說，了解人類過去，是為了我們更好地把握現在與將來。考古學的興起是因為有文字記錄的人類歷史十分短暫，漫長的史前史需要考古學研究才能夠揭示。當代的中國考古學似乎是為手段綁架了，它假定這樣的前提：有了手段，目標就自然能夠實現——目標在哪里呢？就科學研究而言，目標才是重要的，手段是需要不斷創新的。換句話說，我們為了實現目標，應該不擇手段！而不是讓手段來決定目標。

至于說到“科學至上”，不禁想起已故的張光直先生，他對中國考古學三點愿望似乎實現了。關心國際考古學的大問題，看看中國的考古材料對此什么貢獻，并用國際學者能看懂語言表達出來。當前以自然科學方法為中心的中國考古學研究非常符合這三點要求。最近幾年，國際刊物出現了許多有關中國考古的文章，其中自然科學研究者的貢獻良多。評價體系的驅使、國際交流的需要、中國考古學發展的必然結果等等，都可以解釋這種現象。如果按照張先生的主張發展下去，考古學最終會發展成為一門自然科學，一門以考古材料分析為中心的自然科學。張先生是位歷史考古學者，這樣的發展前景，如果張先生地下有知，一定也覺得意外的。

張光直

為了避免誤解，有必要先陳述一下我的立場，我絕不否認考古發現的重要性。毫無疑問，在今后的考古學研究中，大遺址（面積大或是地層巨厚）與保存條件良好的遺址（最好像龐貝古城那樣）永遠都是考古學家夢寐以求的。這樣的遺址在考古學研究以及文化遺產的開放利用上都有極為重要的價值。我唯一不同的認識就是，僅有考古學發現是不夠的！考古發現不等于考古學。

我更不會反對科學。先師賓福德提出考古學應該“更科學，更人類學”，尤其是提倡廣義上的科學（我們還講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呢），我是沒有理由反對的，但是將所謂科學等同于自然科學則值得商榷。嚴格意義上講，連數學都算不上自然科學。賓福德所謂的科學，按照我的理解，更像是自上而下的研究，即從理論分析出發，演繹出可以驗證的假說，這符合科學研究的一般路徑。但是大家似乎忘了后半句，“更人類學”，考古學的目標是要獲取如人類學一樣的成果，也就是了解鮮活的人類社會生活，而不是死的考古材料特征。

按照中國考古學的說法，我們的目標是要去了解歷史，最好是歷史的規律（這一點現在倒是很少提了，規律本身是個將考古學“自然科學化”的提法）。純粹的考古材料與歷史何干呢？當前，中國考古學中最熱門的話題就是中國文明的起源，由之上溯到農業起源，而農業起源的本質是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狩獵采集者放棄采食、開始動植物馴化（食物生產），所以，文明起源甚至要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再往前追溯，是另一個熱點，中國人的起源。是否來自非洲？究竟什么時候來的？由中國文明起源的問題往下，就是中國文化的起源，這是中國古典考古（類似探索西方文化正源的古希臘-羅馬考古）的范疇，研究中國文化是怎么來的。這三個問題（中國人、中國文明、中國文化的起源）構成中國考古學研究的核心。很有意思的是，隨著中國對外開放格局的擴大，目前中外關系成了第四個熱點。從世界背景下來研究中國的問題，這是個新的挑戰。不僅涉及到世界考古學的掌握，還涉及到國際學術交流的問題。這些目標是我歸納出來的，或者說是一種對未來中國考古學研究的期許吧。

現實有點嚴峻，畢竟不可能所有的考古學家都去掌握發現，而且隨著基本建設高潮過去，考古發掘數量與規模可能會減少。即便不減少，考古學家仍然可能面對一個問題，想挖的東西挖不到或是不讓挖，不想挖的東西又必須去挖。以基建考古為特征的工作就是這樣的，所以許多考古所的倉庫都是堆滿了東西。考古材料是死的物質，其意義需要人來認識。這認識的過程就構成了考古學研究，當代考古學的理論與方法都是以這個過程為中心展開的。考古學家如果只是如挖寶一般去發掘，不去集中精力做考古學研究，就會導致比較嚴重的問題。把考古材料堆在倉庫里腐爛，還不如讓它們留在地下；或者說干脆讓建設工程破壞了，省得在破壞之前再做這種勞民傷財的事。我很擔心有一天大眾幡然醒悟，考古發掘原來是考古學家或是考古部門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從事的工作，根本就不是為了大眾的利益。發掘來錢，如此而已。如今用錢都抓得很緊了，發掘是不是沒有動力了？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考古發掘日益成為一門復雜的社會活動、一種高科技的活動。考古發掘工作的復雜化可能是我們許多人沒有預料到的。復雜化的過程也伴隨著特別狹義的考古發掘工作（就是挖）日益邊緣化。當考古學家只能靠“賣”材料過日子的時候，也就說明自己在考古學研究中相當邊緣了。

與之相應的是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相比如屬于社會科學的考古學來說，自然科學的門類都是資金富足，人員規模龐大；加之自然科學的話語本身就是國際通用，他們開始向考古學領域滲透。非常令人關注的是，他們在國際話語圈已經取得了優勢，大量有關中國考古學的英文論文居然都是他們寫的，而不是中國考古學家。似乎有這樣一種趨勢，國際學術圈中中國考古學家也邊緣化了。

歸根結底，考古學家的身份是需要通過研究建立起來的，中國考古學的研究需要做什么？怎么做呢？跟自然科學家爭飯吃是沒有必要的，考古學家有自己的責任。前面說過作為人類學的考古學與作為歷史學的考古學，也講到了中國考古學的四個核心問題。“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考古學研究終究是以人為中心。當代考古學發展的一個明顯特征是人文與社會的轉向。當我們劃分過程考古學與后過程考古學的時候，其實是在強行設定立場，過程考古學的目標也是傾向社會的，不過是傾向于統一性的方面，后過程傾向了多樣性的一面。不去研究人，而是沉湎于物的發現，在新形勢下，被邊緣化的危險越來越明顯，這可能就是中國考古學家的危機了。

再說兩句題外的話，當代中國學術研究之中，工程與自然科學都是狂飆猛進，社會科學的發展明顯滯后，這是很值得憂慮的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社會科學是勞心的事。很簡單的道理，若我們的“三觀”都是人家給的，那么就很有可能被人賣了還在替人家數錢呢！中國考古學在中國文化重建中的作用現在強調得還不夠，這是中國考古學家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