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上海博物館邀請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教授李成市在上博觀眾活動中心進行了一場講座，主題是“古代東亞中的新羅與渤海”。

自698年渤海成立后的230年間，被大同江相隔的新羅和渤海兩國，并存于朝鮮半島南北兩方。史書中有關新羅、渤海兩國和唐王朝的頻繁交流記載很多，但新羅與渤海之間的交流卻鮮有記載，只是《三國史記》有兩次新羅向渤海派遣使節的記錄。關于兩國的交流，學界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兩國雖然相鄰，但并無交流，另一種觀點認為兩國存在頻繁的交流。在這次講座中，李成市教授講述了歷史上新羅與渤海兩國的關系，與聽眾分享了自己的學術觀點。

八世紀上半葉的東北亞局勢

討論新羅與渤海的關系，首先要探討8世紀上半葉東北亞的國際形勢，這是李成市教授講座的第一部分內容。李成市教授從六個方面分析了720-750年間東北亞的形勢。

第一，是新羅和渤海國的對立加劇。713年唐玄宗封大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對此新羅感受到了威脅。據史料記載，在孝昭王、圣德王年間，新羅在其北境修筑長城，這是新羅對唐加封渤海一事的軍事應對。

第二，渤海與其北面的黑水靺鞨也呈對立態勢。原因是唐朝與黑水靺鞨有聯手的跡象，渤海因此抗議，認為二者在其背后施以壓力。

第三，渤海與新羅、黑水靺鞨都呈對立態勢，其背后又有唐朝的力量。受到大陸上的幾方面的壓迫后，727年，渤海國首次向日本派出使節，想要建立協作關系。

渤海國的外交轉向日本，還有一事件的推動。732年，渤海攻擊山東半島登州，唐朝請求新羅派出援軍，渤海國和新羅由此交戰。雖然在這場戰爭中新羅沒有得到好處，且最終撤退，但是渤海國仍然感受到了危機。

第四，唐朝在735年承認了新羅的功績，將大同江以南的部分領域割讓給新羅，新羅在擁有這塊地的所有權后，開始構筑軍事防備，唐和新羅一起與渤海對立的姿態愈發明顯。

第五，被孤立的渤海多次向日本尋求援助，特別是在750年代，渤海分別于752年、758年、759年頻繁向日本派使節，尋求軍事合作。面對唐和新羅的威脅，渤海愈發積極地向日本謀求聯系。

第六，是新羅和日本的關系。新羅和日本的對立，一是緣于上述幾方面的國際形勢，二是兩國原本就關系緊張。歷史上，日本與新羅有在海上交戰的記錄。

所以說，八世紀上半葉東北亞局勢緊張，而渤海與日本的外交關系正是在這種緊張關系中形成的。

渤海為何與日本建立外交聯系？

歷史上，渤海和古代日本一直長期保持著親密的外交關系，727年以來的200年間，渤海曾34次派使節到日本，日本則13次派使節到渤海國。兩國的交往在古代日本的外交關系上有特殊的地位。講座中，李成市教授分兩個時期分析了727年以來的200年間渤海與日本的外交關系，他認為日本和渤海之間的關系不單單是簡單的友好關系。

渤海與日本交往的前期是從727年渤海第一次派使節到日本，一直到759年渤海第五次派使節到日本，之后的階段是兩國交流的后期。李成市教授認為，前后兩個時期，渤海與日本交往的背景、目的、具體表現都有不同。

渤海第一次向日本派外交使節是727年9月，其背景是唐朝和黑水靺鞨聯合起來對渤海造成了威脅，而在此之前，渤海與新羅的對立已經很明顯了。從渤海角度看，除了東面，其四周都受到了外部的威脅，在此關鍵時刻，它向日本派遣使節。在外交孤立的情況下，渤海加強與日本的聯系，尋求軍事援助，希望日本牽制新羅，以謀得自身安全是其主訴求。前五次渤海國派到日本的使節基本都是武官，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其明顯的軍事戰略意圖。

盡管渤海國做了很多努力，但東北亞的緊張關系并沒有得到緩解，之后新羅、渤海和唐朝甚至開始了直接的交火，這次戰爭的爆發與渤海內部的王室沖突有關，渤海國王的弟弟是個親唐派，因為與渤海王發生沖突逃亡到唐朝，渤海與唐朝的對立態勢因此更加嚴峻，732年9月渤海襲擊了山東登州。這次戰爭對唐朝打擊很大，唐朝請求新羅征討渤海，新羅也應允發兵北境與渤海交火，但唐聯合新羅征討渤海的行動還是以失敗告終。

之后，渤海在750年代接連三次往日本派遣使節，與前兩次派遣一樣，其背景都是源于新羅和渤海的緊張關系。在第四次派遣使節到日本時，渤海國大使甚至已經和藤原仲麻呂在商討征戰新羅的計劃。對此，新羅也做出了回應，762年5月新羅在大同江附近建了6座城，戰爭一觸即發。

所以說，渤海前期和日本的外交關系與它和新羅的緊張態勢有很密切的關系，特別是新羅、渤海與唐的交戰，直接促使了渤海與日本的交往。而尋求軍事援助，是渤海國與日本外交的主要訴求。

渤海對日交往的背后另有所圖？

但8世紀后半葉之后，渤海和日本的交往與先前的情形有了很大的不同。一個具體表現是，渤海國派遣到日本的使節由先前的武官轉變為文官，而且人數大大增加，從30余人增加到300人左右，甚至派遣到日本的渤海使臣都沒有帶著基本的國書，這令日本方面很是不滿。一般學界認為，渤海與日本的交往從第六次派遣使節之后開始從軍事方面轉向了經濟方面，但李成市教授對此有不同看法。他以為，渤海對日交往的轉變，不單是因為經濟原因，而是與渤海國自身的發展有密切關系。

使節由武官向文官的轉變，可以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渤海國與周邊的軍事緊張關系已經得到了緩解。一個背景是唐朝對渤海的冊封從郡王升為國王，還賜予渤海王一個比新羅王更高的封號，渤海與唐朝關系緩和，甚至變得緊密，這是之前未曾有過的。渤海與唐朝建立緊密關系后，新羅是唐朝的外臣，渤海自然也不好再與日本繼續商討征伐新羅的計劃，于是，渤海與日本的交往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另一方面，渤海并不是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在其境內還有其他部族。李成市教授說，渤海在應對外部軍事緊張關系的同時，在其內部對各部族進行了統一、合并。周邊部族的歷史記載很少，所以有很多不明了的地方，但是從中國的史料可以看出，在靺鞨諸部族與唐朝的交往記錄中，渤海建國初期，這些部族以獨立身份和唐朝建立貿易聯系，但從八世紀后半葉以后，這樣的記錄慢慢變少，甚至消失，唯一持續有記錄的是渤海和黑水靺鞨。九世紀以后，黑水靺鞨與唐朝的交往記載也沒有了，只剩下渤海穩定地和唐朝保持聯系。由此可以推測，渤海在統一境內諸部族之后，這些部族就不再以獨立的姿態進行外交。

這一點在渤海與日本的交往中也有體現。779年359位渤海使節來到日本秋田，這次交往日本方面的記載是“渤海以及鐵利”。鐵利是渤海的一個部族，這次訪問日本的使節中有渤海的官員，也有鐵利的官員，而且有意思的是，在宴會上，鐵利官員竟然對渤海官員出言不遜，有所侮辱。這該怎么解釋呢？李成市教授認為，可能是鐵利部剛剛被吞并，渤海就帶其一起出訪日本，但鐵利官員心中仍有怒氣，故而出言侮辱。以前，鐵利等部可以獨立外交，如今卻只能在渤海王的權力下進行外交。另外，李成市教授說，在日本回贈給渤海使團的禮單中的“大首領”就是指各部族的首長，而日本給他們的禮品占到了回贈給渤海使團所有禮品的一半以上。826年，政治家藤原緒嗣就說，這些使者實際上不配稱為外交使者，他們只是商人，如果他們經常來，對日本國來說是一種損失。

所以，在李成市教授看來，渤海國帶來如此多的使者是為了從日本得到更多的回贈品。軍事緊張的局勢得以緩解之后，渤海國派遣部族首長與使臣一道出訪日本實際上是一種懷柔政策，是為了加強對部族的控制。與其說，后期渤海與日本的交往是以經濟為目的，不如說，是為了更好地協調和處理國內各部族之間的關系。

（本文由講座內容整理而成，未經講座人審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