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京生：玉米和紅薯能否救大明

閻京生

2016-10-08 18:20

來源：澎湃新聞

玉米、紅薯（番薯）、馬鈴薯等糧食作物原產于美洲，具有耐旱、耐貧瘠、產量高等特點，被稱為“美洲高產作物”。在近些年流行的許多穿越小說里，有志之士攜帶現代知識穿越到大明甚至大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設法獲取這些高產作物，增加人口；然后就是設法修高爐煉鋼。一個糧食，一個鋼鐵，這兩樣東西成為穿越小說中讓一個朝代稱王稱霸的根本。在一些明代題材的穿越小說里，崇禎年間天下大旱災，也是靠推廣玉米和紅薯解決了人們的糧食問題，消弭了農民起義，給“我大明”又續了一口氣。

但是，玉米和紅薯在晚明真的會有這么神奇的續命功效嗎？

實際上根據方志記載，明朝萬歷、天啟年間，陜西、河南、南直、山東、廣東、廣西、福建、云南各布政使司已經普遍種植玉米和紅薯。而生活在隆慶年間的徐渭更是詠過馬鈴薯“似芋而此差松甘”。由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地圖集》下冊收錄了紅薯在各省推廣種植的時間：云南1576年，廣東1580年，福建1593年，浙江、江蘇1608年，四川1733年，廣西、江西1736年，湖北1740年，山東1742年，河南1743年，湖南、陜西1746年，河北1748年，貴州1752年，山西1758年。

《中國史稿地圖集》還收錄了玉米在中國推廣種植的時間：廣西1531年，河南1543年，江蘇1559年，甘肅1560年，云南1563年，浙江1573年，福建1577年，廣東1579年，山東1590年，陜西1597年，河北1622年，山西1672年，江西1673年，湖北1669年，遼東1682年，湖南1684年，四川1686年，安徽1735年，新疆1846年。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成書的《鞏縣志》中，稱其為“玉麥”，嘉靖三十九年《平涼府志》則稱其為“番麥”。最早稱呼其為“玉米”的是徐光啟的《農政全書》。

在明朝萬歷年間的小說《金瓶梅》里面，提到過“玉米面鵝油蒸餅”的做法：將玉米面與小麥面摻勻，打好池子，澆入燒化的鵝油，再開水燙，邊燙邊攪，略冷用手搓揉成塊待用。把搓揉好的面塊分成五大塊，每塊揉好搟薄，抹上鵝油，撒上鹽、花椒面，卷出條按薄，逐塊如法待用。將搓好的椒鹽坯料，放籠中蒸二十分鐘，出籠待涼后，剁成二指寬條，擺盤上桌。《金瓶梅》當中出現了如此講究的做法，可見當時玉米的各種食用方法也已經為北方人所熟知。

由此可見，玉米和紅薯在明朝中葉以后便已傳入中國。明朝晚期，許多有識之士大力推廣種植這兩種高產作物，比如徐光啟就為推廣紅薯種植而總結了“甘薯十三勝”進行宣傳：“一畝收數十石，一也；色白味甘，于諸土種中，特為敻絕，二也；益人與薯蕷同功，三也；遍地傳生，剪莖作種，今歲一莖，次年便可種數百畝，四也；枝葉附地，隨節作根，風雨不能損，五也；可當米谷，兇歲不能災，六也；可充籩實，七也；可以釀酒，八也；干久收藏屑之，旋作餅餌，勝用餳蜜，九也；生熟皆可食，十也；用地少而利多，易于灌溉，十一也；春夏下種，初冬收入，枝葉極盛，草穢不容，其間但須壅土，勿用耘鋤，無妨農耕，十二也；根在深土，食苗至盡，尚能復生，蟲蝗無所奈何，十三也。”

雖然玉米和紅薯至遲在隆慶、萬歷年間便已進入中國，但它們也沒能在崇禎大災中拯救大明。主要原因是這兩種作物的食用口感不如大米和面粉，特別是紅薯食用之后有脹氣、泛酸等不良反應，因此百姓的種植積極性不高。而到崇禎年間，全球進入小冰期，再在全國范圍內，特別是最嚴重的陜西地區推廣種植玉米和紅薯，從時間上來說已經來不及了。

從中央氣象局編纂的《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圖集》、《華北東北近五百年旱澇史料》等文獻中收錄的氣象記錄來看，崇禎大旱始于1627年（天啟七年）的陜西北部，1630年（崇禎三年）擴大到陜西全境及河南，1633年（崇禎六年）擴散到京師（河北），1638年（崇禎十一年）擴散到山西、山東、南直隸（江蘇安徽）。到1641年（崇禎十四年），旱災席卷明朝十五省（兩京十三布政使司）中的十二個，僅廣東、福建、云南沒有旱災的記錄。從形勢上來看，此時北方各省的旱災已持續十年以上，陜西的極旱已經持續了近十五年，這些地方的大量饑民已經變為流民或參加起義軍，而且外有清軍不斷犯境。即使明朝中央政府有心，也已不具備在這些受災省份推廣種植紅薯和玉米的條件了。

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和雍正“攤丁入畝”，這兩項政策是清朝中葉發生人口爆炸的根本原因。人口增加導致糧食壓力增大。再加上大片良田改種商品價值更高的煙草棉花等作物，紅薯、玉米，以及后來傳入的馬鈴薯，這些高產作物的種植規模才擴大。但是在推廣種植方面，仍需要朝廷的介入和干預。以紅薯為例，它雖然在乾隆八年即已傳入河南，但乾隆五十年仍需要皇帝親自叮囑河南官員推廣種植。（乾隆五十年六月庚寅諭軍機大臣等：“閩省地方向產番薯一種，可充糧食，民間種者甚多。因思豫省近年屢經被旱……番薯既可充食，又能耐旱，若以之播種豫省，接濟民食，亦屬備荒之一法……著傳諭軍勒渾，即將番薯藤種多行采取，并開明如何栽種澆灌之法，一并由驛迅速寄交畢沅，轉飭被旱各屬，曉諭民人依法栽種。”）

與玉米和紅薯相映成趣的是占城稻在中國推廣普及的歷程。宋真宗時遣使至占城，取稻種三十石種于福建（也有研究者認為占城稻進入中國的時間可能更早，甚至在宋朝建立之前）。因其耐旱，大中祥符五年又取稻種三萬石，分種于江淮、兩浙。當時的中國晚稻（如紅蓮稻）自播種至成熟需150天，粒肥而香；占城稻只需100天（后縮短至60天）即成熟，但單產量低，且味道不好，屬于下等米，只供農民食用，或用做軍糧、馬料。而正賦（上供米）仍征收宋朝本國的晚稻粳米。宋朝官米（以及地主租米）只收晚稻粳米的另一個原因是占城米不耐儲存，容易腐爛變質。

馬鈴薯在歐洲的境遇與占城稻、紅薯和玉米在中國的遭遇相似。它在十六世紀下半葉就被西班牙人帶回歐洲，并且傳播開來，但是在此后將近一個半世紀的時間里，歐洲對馬鈴薯的消費量并不是很大。直到十八世紀初歐洲因工業革命、醫學技術改善、經濟進入良性發展等原因而發生人口膨脹，馬鈴薯才成為重要的糧食作物。

由此可見，在選種育種技術相對落后的古代，糧食作物的“產量高”與“口感好”這兩個特征就像蹺蹺板的兩頭，很難兩者兼顧。在正常年景，農民肯定會優先選擇種植口感更好而產量偏低的糧食作物，在交納租賦及市場出售時，這類糧食也更受歡迎。高產作物的推廣并非導致人口爆炸的原因，而是反過來，人口爆炸刺激了高產作物的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