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話劇團的《最后作孽》，和早前已經與內地觀眾見面的《最后晚餐》是姐妹篇。只不過與后者聚焦草根階層不同的是，《最后作孽》關注的是上流社會在私欲膨脹的環境中，葬送家庭幸福的故事。

盡管這兩部劇作出自同一位劇作家之手，不過著眼點不一樣，創作動機也截然不同。

這兩部劇先后獲得“香港舞臺劇獎”的提名時，《最后晚餐》被歸類到“正劇/悲劇”，這個很好理解；而同樣講述家庭悲劇的《最后作孽》卻被歸類為“喜劇/鬧劇”。

《最后晚餐》取材自編劇鄭國偉朋友的真實故事。鄭國偉透露，當他與這位朋友聊天，發現他有輕生的跡象時，他感到很震驚。直到這時他才發現，自己并不了解這位深埋了很多秘密的朋友。

落實到演出效果上，舞臺上對現實主義近乎吹毛求疵的苛刻追求、人物的邊緣化和對生活的無力感，都是創作者對素材進行準確把握的體現。

《最后作孽》取材于鄭國偉閑時在網上看到的貼子。即便貼子里的人和事是真實存在的，但編劇并不對他們負有情感責任，因此可以任意批判與戲謔。

鄭國偉坦言，自己并非出身于富豪家庭，因而在寫作劇本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一些細節上的錯漏，后來全靠女主角余安安幫忙修正。

不同的創作動機決定了不同的素材處理方式，因此，《最后晚餐》充滿同情，而《最后作孽》卻充滿諷刺。

《最后作孽》里描述的一家三口，是典型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成反比的暴發戶家庭。薛先生有外遇，薛太太欲與他離婚，但是因為在巨額財產的分割上，雙方無法達成一致，所以離婚手續遲遲辦不下來。

薛家夫婦的獨生子薛公子正處于叛逆期，長期缺乏愛和關注，讓他沉溺于吸毒、濫交與揮霍之中。一天，薛公子的家庭教師來幫他補習數學，薛家夫婦也先后回家。長期不見面的一家人在一個外來者的見證下短暫地團聚，但積蓄已久的尖銳矛盾，終于也在此時爆發了。

這部劇里每個人都丑陋不堪，即便那位打著勤工儉學名義的家庭教師，當薛公子拿出一疊鈔票對她進行挑逗，她也半推半就地答應了。

而薛家三口人更是直接把內里的腐敗通過行動表現了出來：薛公子隨手便將看電影的iPad丟到窗外，薛先生倒掉了一瓶十多萬的紅酒。

余安安飾演的薛太太，從著裝到言行都堪稱劇中主旨的活化石。那一身花枝招展的打扮、珠光寶氣的行頭，都與她這個年齡該有的穩重和內斂形成巨大反差。尤其是食指上那枚碩大的鉆戒，仿佛正在招搖地宣告世人：“我是單身”。

薛先生在與她分財不均的情況下，也挑明了她與年輕的交誼舞男老師有曖昧。薛太太渴望擁有薛先生的巨額財產，然后再用這些錢去購買更為年輕、有活力的肉體。

劇中的視覺符號，除了薛太太的造型，薛家的裝潢也充滿了象征意義。

和《最后晚餐》中堆砌著各種細節、拼命做加法的手法不同的是，《最后作孽》的舞臺做的是減法。除了成排的紅酒之外，并無過多古董一類象征階級與地位的陳設，櫥窗的鏤空設計則代表著這一家人空虛的精神狀態。

然而，主創的寫意意圖似乎并不奏效，盡管細密的對話把故事情節推進得很自然，但是家長里短的談話內容卻過于接地氣，既不意識流也不形而上。薛公子調戲家庭教師的黃段子則讓整個戲的風格越發往“低俗喜劇”的方向發展。

但關于前面大半段“低俗喜劇”的格調設定，我的理解是：這是主創為了和故事的悲劇結局形成對比，以此來沖擊觀眾，只是這伏筆打得太不扎實。

事實上，舞臺的道具中有一件至關重要——薛公子玩弄的那把槍。它是貫穿整個悲劇故事的重要線索，然而在劇中的地位卻被弱化了。

小小年紀便已食盡人間煙火的薛公子，有著異于同齡人的早熟。黃、賭、毒于他而言都是小事一樁，唯有這把槍，他雖擁有已久，卻從未開過。但當薛公子真的對父母開槍時，大家都覺得太習以為常。

當著家庭教師和父母的面，他也滿嘴黃段子。他從來不把任何事當回事，能夠搞到高純度可卡因的他，搞到一把槍又有什么好奇怪的？

而我覺得，把薛公子處理成自始至終的冷漠是主創敘事上的硬傷。玩世不恭的薛公子，心里應該還有一些在乎的東西。他渴望得到父母的愛和關注，他希望挽留這個即將分崩離析的家庭，表面上的玩世不恭，只是他對父母的消極對抗，只有這樣，他才有動機去反叛自己的父母。

而當還愛著父母的他取出那把槍時，槍才能構成一個反常的信號，為之后的悲劇埋下伏筆。

主創為了創造開放性的結局，把結尾的部分都放在了觀眾看不到的薛公子的房間里進行，卻制造了無法解釋的邏輯漏洞。

當薛公子在房間迷奸女教師后，父母跑進他的房間。這時，一家三口發生劇烈爭吵，而后響起一聲槍響，薛公子獨自一人走出房間，他的父母則再也沒出來過。

如果他只射殺了父母中的其中一人，那么響起一聲槍響后，必然會有一人尖叫、追出門外，如果父母二人都未能走出房門，那這里應該響起兩聲槍響。

主創給出的解釋是，這個情節點真正讓人心寒的是薛公子已經徹底成了一個冷漠的人，他可以不管父母的生死，若無其事地在開槍后與人進行毒品交易。

但薛公子在劇中自始至終都是個完全被荷爾蒙驅動的人，毫無責任感可言，高興強奸老師就強奸老師，高興吸毒就吸毒，他從故事的一開始就已經是冷漠的，并不是在這一場“最后作孽”的家庭大撕比后才變成這樣。

當主創的寫意動機并不能掩蓋寫實邏輯上的硬傷，劇作對觀眾的震撼感將大打折扣，更別說內地觀眾和香港觀眾的笑點向來不同。

可撇開地域文化的差異，香港主創對于世情冷暖的敏銳洞察，卻也是讓許多戲劇從業者望而卻步的。

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特約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