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早戀把我打成啥樣，大學這才剛畢業，就想四世同堂。”很多年輕人都被這樣催過婚。只不過，農村青年更早地加入“被催婚一族”。

20 歲左右就開始相親，只要雙方家庭合適，彩禮錢得當，訂婚、結婚的流程不到 3 個月就能完成，即使這對年輕人可能只見過幾次面。在農村，這種“閃婚”現象很常見。

一邊是“閃婚”，另一邊，則是“閃離”，早婚早育的農村年輕人，選擇離婚的越來越多了。在農村，年輕人正在掀起“離婚潮”。

在農村，離婚更多的是年輕人

中國離婚率上升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根據民政部發布的統計公報，2000 年開始，中國粗離婚率突破 1‰，到 2020 年，已經增長到了 3.1‰ [1]。

雖然目前民政部并未公開細分到城鄉和年齡段的離婚率，但我們可以通過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樣調查中公布的離婚人數窺探一二。

從城鄉離婚人口占比來看，雖然農村離婚人數占比依舊比城市低，但增長的速度幾乎和城市同步。

2000 年到 2015 年間，農村 15 歲以上人口中離婚人口的占比（下文簡稱“離婚占比”）從 0.69% 上升到 1.36%，翻了一倍。

可以這樣理解，在農村，2000 年時，1 千人只有 7 人離婚，2015 年時，增加到了 14 個。

過去，離婚在農村算是“見不得人”的事。“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夫妻過得不順心也寧可忍著。誰家離了婚，在整個村子面前都抬不起頭。

但現在，離婚在農村越來越常見，甚至在一些地方，誰家離婚還沒有人家買個車影響大 [2]。

尤其是在西部和東北農村，離婚占比領先全國。農村離婚人口占比最高的新疆，在村里，每 100 個人就有 3 人離婚。

全國農村離婚人口占比前五，東北三省全上榜。東北農村地大物博，每家每戶在農業生產上的獨立性相對較高，鄉村社會的連結并不緊密，即使是出軌或者離婚，受到的輿論苛責也小 [3]。

一項對吉林長春某村的調研發現，當地大部分離婚是因為一方或雙方有婚外情 [3]。可以說，黑土大叔那句“湊合過唄，還能離咋的”，已經不符合新一代農村人的愛情觀了。

尤其是農村年輕人，不像是父母輩，即使相看生厭，也能湊合過一輩子，他們對不和諧婚姻的容忍度越來越低。

在中國，農村年輕人離婚占比要高于城市。城市離婚高潮出現在 50 多歲，而在農村地區，離婚高峰出現在 30 歲左右。

華中師范大學博士盧飛在調研安徽北部農村時，當地人告訴他：“以前村里出現鬧離婚的，幾個上了年紀的人去說說就可以了；現在不行了，你平時見都見不著人家，她也根本不聽你說，還會覺得你的思想太落后，嫌你是老古董 [2]。”

鄉村愛情，究竟是為什么走不到中年了？

農村青年離婚，從離家打工開始

農村年輕人都深有感觸，每到逢年過節返鄉，只要是單身就逃不過被七大姑八大姨說媒。如果年到 30 還未結婚，就會成為村里的“異類”。

農村人結婚早，生孩子也早。低齡早婚雖然對婚姻穩定有破壞作用，但這并不足以完全解釋近些年農村青年“離婚潮”現象的發生 [4]。

和農村青年離婚潮更為相關的，是人口流動。已婚青年外出打工，養活了家庭，但給他們的婚姻帶來了麻煩。

根據 2020 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中國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 63.89% ，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才 45.4% ，中間近 20% 的差距，可以理解為鄉村居民向城鎮的流量規模 [5]。

其中，又要屬敢拼敢闖的年輕人流動得最為頻繁。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0 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41.58% 的離家打工的農民會選擇出省，尤其是中西部農村地區，跨省流動的比例最高。

而這些跨省流動的人中，大部分都是年輕人。外出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 36.6 歲，比本地農民工年輕了 10 歲。外地農民工中，有 66.8% 都是 40 歲及以下的中青年，而在本地農民工中這個占比僅為 32.9%。

根據全國六次人口普查， 20 - 35 歲的農村年輕人流動到外省的比例超過 40% ，男性更是有一半以上都在外省 [5]。

這個年齡正是組建家庭沒多久，增進感情、互相磨合的關鍵時期。夫妻偏偏在這時要面臨生活環境的大變化，甚至經常不能相見，感情就容易出現問題。

根據四川省巴中市平昌縣法院的數據，2016 年到 2019 年 10 月，平昌法院受理的 3240 件離婚案件中，農村離婚案件有 2539 件，其中涉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家庭案件 2161 件，占 66.69%，并且比例逐年增加。

即使不分居，夫妻倆一起出去打工，也可能影響感情。浙江大學經濟學院的一項研究表明，農村人口流動會導致離婚率上升。無論單方流動還是雙方流動，相比兩個人都留在農村老家，離婚的概率都更高 [6]。

流動帶來的，是新人勝舊人的誘惑。

澎湃新聞報道過這樣的事件，來自河南河口鎮農村的一對 90 后夫妻，來到北京的餐廳打工后，女方出軌了來自河北保定“市里”的男廚師，因為他更活泛、有情趣、懂生活 [7]。

城市生活豐富多彩，農村青年從閉塞的農村來到大都市，接觸到了更多形形色色的人，另外，他們的行為方式和思想，例如性觀念、對離婚的看法，都呈現出都市化的趨勢，婚外情變得更為常見 [8]。

再加上離開了低頭不見抬頭見的鄉親們，尤其是新婚夫妻，外出打工后幾乎不怎么和村里人接觸，即使過不下去也不用那么顧慮鄰里親戚的議論，離婚阻力小了很多 [2]。

農村青年離婚潮，女方在“主導”

在這場農村青年離婚潮中，提出離婚的大多是女方，女性掌握了婚姻的主導權。

2014 年，四川省某市 5 個縣（區）中級人民法院收集到 763 份農村家庭離婚裁判書，其中 69.5% 都是女性提出的離婚 [9] 。

一項在 2015 - 2019 年對四川、陜西、山東、湖北的 12 個村莊的調研發現，遠郊村和城郊村由女性提出離婚的比例分別為 75% 和 78%，出現了女性“休夫”的趨勢 [10]。

與越來越多的農村女性選擇離婚不同，農村男性更害怕離婚。因為在一開始擇偶的時候，男性就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農村男青年，難找對象。

中國男女性別比失衡已久，15 - 29 歲是適婚年齡段人群，他們的性別比在近十年不斷走高。

未來幾年，這個情況還會更嚴重。 00 后是中國出生性別比最失衡的一代人，2000 - 2009 年，0 - 4 歲的性別比均超過了 120 。如今，他們正長大成人，進入談婚論嫁的年紀，部分已經達到婚齡。

農村的男女失衡現象更嚴重，浙江大學發布的《中國農村家庭發展報告》顯示，2015 年，中國農村 0 - 4 歲少兒男女性別比為 122:100。尤其當第一胎是女生時，第二胎的男女性比例更是達到了 194.3:100 [11]。

加上女性還有“向上擇偶”的意愿，更希望嫁到縣城或城市去，農村男青年脫單難的問題越來越突出 [12]。

今年 10 月，一篇由中國農業科學院中青年專家署名的《“暖農村大齡男被窩工程”很有必要》的文章反響很大，盡管后來文中的“暖農村大齡男被窩工程”已經修改為“解決農村大齡男娶媳婦難”，但還是被很多人吐槽 [13]。

農村男青年擇偶難，這也是一些農村地區“天價彩禮”屢見不鮮的重要原因——男方家庭試圖通過支付更高的彩禮來提高競爭力。

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的一項研究顯示，適婚人口性別比每提高 1 個百分點，彩禮支出顯著上漲 2.037% [14]。

西安交通大學“新型城鎮化與可持續發展”課題組在 2018 年對全國 11 個省份做了“百村調查”，在樣本地區，男性彩禮占結婚總成本在 30% 左右。

西部農村地區的男性彩禮負擔最重，而房價更高的東部農村地區，背負的婚房成本更高。

結個婚，一些男方家庭傾其所有，花光了近十年的積蓄而因婚致貧。

另一邊，女性經濟自主權、家庭地位不斷提升，有了更多平等的意識，更不愿意委屈或犧牲自己來維持貌合神離的婚姻。

相比之下，農村男性卻越來越不愿離婚，不但新的適齡女難找，再婚還可能要再次負擔高額的結婚成本。

在這場農村青年離婚潮中，女性看似主導著婚姻，但它其實更像是一場選擇糾偏。

在一些農村地區，女性在婚姻市場中，一開始就是要價的籌碼。

就以上文提到的彩禮為例，農村女性結婚收的彩禮錢，很多都被拿去做家中男性結婚的婚房錢，要不要彩禮，要多少，甚至嫁不嫁，她們都并沒有太多話語權。

巫雨松

參考資料：

[1] 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2021). Retrieved 2 November 2021 from 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

[2] 盧飛. (2017). 鄉村公共性消解對農村青年離婚的影響. 青年探索 (3) 58-65.

[3] 李永萍. (2019). 斷裂的公共性: 私人生活變革與農民婚姻失序——基于東北 G 村離婚現象的分析. 華中農業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4.

[4] 李建新 & 王小龍. (2014). 初婚年齡 婚齡匹配與婚姻穩定-基于 CFPS2010 年調查數據. 社會科學 (3) 80-88.

[5] 國家統計局. (2021).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第七號）. Retrieved Oct. 25 2021 from 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2106/t20210628_1818826.html

[6] 莫瑋俏 & 史晉川. (2015). 農村人口流動對離婚率的影響. 中國人口科學 000(005) 104-112.

[7] 劉世昕蘭天鳴何林璘 & 楊海. (2016). 農村剩男調查：部分農村離婚率已高于城鎮，老婆跑路是常事. 澎湃新聞. Retrieved Oct. 25 2021 from http://www.usamodel.cn/newsDetail_forward_1435687

[8] 吳小淋. (2010). 社會流動與城市外來工女性婚戀觀的變遷 (Master's thesis 福州大學).

[9] 盧飛 & 徐依婷.(2018).農村青年離婚“女性主導”現象及其形成機制——基于性別理論視角和四川S市5縣(區)的考察. 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02)43-48.

[10] 殷晶晶 & 班濤. (2021). 市場區位: 理解農村年輕人離婚空間分布特征的一個新視角. 中國青年研究.

[11] 浙江大學. (2017). 中國農村家庭發展報告.

[12] 韋艷 & 蔡文禎. (2014). 農村女性的社會流動: 基于婚姻匹配的認識. 人口研究 38(4) 75-86.

[13] 喻琰. (2021). 贊“暖被窩工程”的學者回應：有必要關注農村大齡男娶媳婦難. 澎湃新聞. Retrieved 3 November 2021 from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829783

[14] 靳小怡 & 段朱清. (2019).天價彩禮源何來:城鎮化下的中國農村男性婚姻成本研究. 婦女研究論叢(06)1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