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瑜2006年的博文《飛越流水線》（后收錄于《送你一顆子彈》）在微信時代經過各種公號的編輯，變成了《為什么我不喜歡學術圈？》。于是，一篇借電影《飛越瘋人院》引申開的生活札記，搖身一變，成了劉瑜單挑中國人文社科學術圈的沖突，它打破線性時間，流傳于各種朋友圈，時不時被人翻出來討論一番。

劉瑜“黑”裴宜理

這篇文章熱度為何經久不衰？關鍵是那句 “精致的平庸主義”引起的爭議，她說：

大部分美式社科學問的特點就是：精致地平庸。（相比之下，中國社科學問到目前還大部分停留在“不精致地平庸”這個水平上）。美國這個體系不太關心你是不是平庸，但是非常關心你是否精致。

這戳中了中國人文社科學術界的痛點：量化考核導致的流水線學術生產，使本以“humanism”為安身立命之本的人文社會科學，要么變成服務權力的智囊或動機存疑的死磕，要么就回到虛無、自娛自樂、互相捧場。本為公器的知識創造，公與私變得模糊。

不管這兩種趨勢會不會從個別現象變成普遍事實，學術變得無趣確實是通病。這位當年在美國拉著行李箱往返于圖書館和宿舍借書的Miss劉又說：

安源大罷工的領導人順序本來是李立三、劉少奇、毛澤東，但是后來改成了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這似乎也沒錯，但是犯得著為了這個結論花個幾年時間，研究基金n萬，弄出一本書n個論文嗎？

雖然劉輕描淡寫，也沒直接說批評誰，但業界都知道這是在“黑”當時還未完全成名、但目前在中國已經如日中天的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裴宜理。業界對裴的評價不低，尤其從劉寫這篇文章到現在的這十年，裴似乎有替代費正清等老一輩美國漢學家的潛力，成為再造“民國燕京學社”的新生代學術領袖。無論是學界的學閥還是一般學者，對裴宜理和她背后的哈佛，形成了一股哈佛燕京熱。

劉瑜的爭議在于她用戲謔的手法批評了一批不善于自黑（或者說自我批評）的、一本正經的人文社會科學家。雖然客觀地說，用大眾媒介的語言所作的隨筆文章里的觀點，不是科學結論，沒有必要這么計較，而且估計劉瑜只是想借此印證自己的感慨而已。不過，要是把她十年前這篇對裴宜理的質疑以及對中國學界的批評放到今天的人文社科學界來看，也并不是沒有道理。

中國學界 ：從 “不精致地平庸”到“精致地平庸”

劉瑜的道理在于，她的話里還隱約包含著一層潛臺詞：美國和中國社科的研究是有共性和內在關聯的，美國社科研究尤其是中國研究的動態與風氣，一舉一動都影響著中國的社科研究。在中國當下的社會科學界，從美國回國的學者主導著與“國際”（實際為英美）接軌的那部分社科研究的話語權、研究范式、理論動向和方法論，這一現狀即說明中美的研究之間存在共性和內在關聯。

這部分處于金字塔頂尖的人，博士學歷至少是所謂世界一流大學排行榜的top10，有美國終身教職或者美國名校的教學經歷，以各類學者計劃在國內名校工作，其履歷上最耀眼的是一長串SSCI論文目錄和各種名期刊編委，而且光這兩項基本都至少可以打印一到兩頁A4紙，他們的論文里也充斥著各種數學模型，光架勢就讓人不明覺厲。

如果從一個普通人的視角來看，這批大佬，不像中國老一輩學者，或是德、法、美一些真正的人文社科大家那樣，能夠用深入淺出的學術語言謙虛踏實地參與公共對話和社會議程，即便使用非學術語言，他們也無法做到通俗易懂和直入主題。這些大佬的思維與風格，變得像工程術語和機器一樣生硬無趣。即使在學術圈能獲得認可和尊敬，但確實如劉瑜所說，有點平庸主義的狀態。

人文社會科學本應關注“人”這個根本命題，關注圍繞“人”形成的社會機制，以及與之對應的倫理、哲學問題，但如今，它關注的卻是定量、數據、模型、學術格式以及期刊等級這些因素。連一向固若金湯的歷史學，也開始充斥著新清史、定量歷史等從美國“發源”的新式范式和方法論。

劉瑜的文采，以及她對大眾媒介話語方式的熟諳，確實使她在某種程度上不同于一般的接受了美國學術流水線訓練的中青年學者，也不同于沒有接受完整學術訓練的老一輩學者。她關于學術為何變成“精致的平庸主義”的洞察無疑是深刻的：美國對文科標準化的癡迷，讓追隨美國的中國人文社科界和當年美國犯了一樣的毛病，即未對宏觀的歷史掌握透徹，未對問題有深入理解就急于出成果。

逝去的畢仰高時代

劉瑜一文對美國和中國學界的善意批評，使我想到了八十多歲高齡、和裴宜理一樣研究過中國革命起源、最近突然又活躍在中國學界話題中的法國漢學家畢仰高（Lucien Bianco）。

畢仰高1930年出生在法瑞邊界原屬薩瓦公國的山區小鎮烏吉，在附近城市尚貝里最好的沃日拉斯中學讀完書后，他來到巴黎路易大帝中學讀預科，和布爾迪厄、德里達同窗，都是“飽受巴黎中產階級精英子弟欺負”的外省尖子生。1954年，在高師讀書的他受阿爾都塞推薦，跟隨地理學家讓·德里施（Jean Dresch）率領的代表團訪問中國。對中國的興趣和訪問中國的經歷讓他走上了一條研究中國的道路。在阿爾及利亞服兵役和德里達再次相遇為他倆之后共同成為高研院各自學科的掌門人埋下了伏筆。

畢仰高經歷的是法國中國研究最輝煌的時代。1968年在索邦完成博士論文后，他在美國和中國臺灣、香港游歷，隨后加盟高研院并成為中國中心的奠基人。時至今日，他還以《中國革命起源》《二十世紀中國農民運動》《往復：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等著作聞名海外中國研究界。

 畢仰高：《中國革命起源：1915-1949》。

法國漢學脫離考古學、文學、古典歷史學的獨立學科區隔，以社會科學這個整體為研究范式，畢仰高是先鋒者。加上他的學術背景并非來自漢學界本身，而是來自巴黎高師出身的法國傳統精英圈，這使他不會受限于漢學名為獨立學科實則是邊緣化的文化研究，開拓出新路，還帶出一批人，法國目前中國研究的大佬，一大批是他的學生。

畢仰高研究了一輩子的中國農民，最后隱居在普羅旺斯呂貝隆山區的海豚村，繼續做農民。他的學術軌跡和治學態度，體現的正是一套從humanism，而不是依附于政治資本或社會資本而產生的學術體系。法國從高等研究實踐學院（EPHE）開始的現代人文學，以及高研院開創的文史哲共融共通的社會科學研究范式，讓那些經典而迷人的田野方法延續了下來，更為此犧牲了英美那套資本主義的排名體系。或許真的只有時間才能證明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本為人與生活，若一旦淪為流水線生產，淪為權力的一部分，那就不是學術了。

可惜的是，畢仰高的時代已經過去，他的中國學生基本在港臺，法國自己也被美國體系沖擊得七零八落。目前還這么“玩”的只有非常少的一些人。比如研究中國道教的法國漢學家勞格文（John Lagerwey），就跟中國道長交了一輩子的朋友。勞格文在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聽課時，受康德謨（Max Kaltenmark）和施舟人（Kristofer M. Schipper）的影響，走上了用傳統方法研究中國道教的道路，他從1980年代開始在中國東南地區進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目前在學界以深入和有趣的中國道教研究而聞名。

格爾茨 ：學術的權力場

勞格文這樣總結他做田野的方式：“和田野對象交朋友，以人的觀感和不那么玄乎的方法講故事、說道理。”這在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茨的身上找到了類似的軌跡與風格。在《追尋事實》這部傳記式的作品中，格爾茨用他慣用的人類學方法和文風，回顧了自己在爪哇和摩洛哥四十年的田野歷程，講述了他是如何“做”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此外，他還對學科的權力場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續著劉瑜“黑”裴宜理的潛臺詞談格爾茨的問題剛剛好：一個人類學家，尤其是以“海外”為田野和研究對象的人類學家，如何在田野的各種對象形成的權力誘惑（比如款待和政治禮遇）中，既能開開心心交上朋友，又不至于被權力束縛自己的研究——這是個技術活。

芝加哥學派社會學家霍華德·貝克爾（Howard Becker）十分推崇格爾茨，正是因為后者做到了這點。格爾茨把“事實”作為一個雙重類比，進行延綿不絕的推導，這或許就是他把故事講得深入淺出且有趣的竅門。

格爾茨并不直接研究中國，但對有國家主體意識的人類學家，他關于學術權力的討論值得參考。格爾茨討論了學術權力如何互相斗爭，弱勢方與強權者（學閥）如何斗爭。在他看來，“學術”本身就是一個權力場。

在法國，二十世紀初一批年輕的人文學者，不滿索邦神學院的舊體制，出走設立高等研究實踐院，五十年后，另一批年輕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不滿高等實踐研究范式和方法的“陳舊迂腐”，出走設立社會科學高研院。可見，學術，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本身就是一個自由結社探索真理的工具和形態，它不應該被某個階級壟斷，成為身份地位的區隔品。更要警惕的是，學術作為和政治、經濟、社會并行的權力，可能淪為后三者中任何一種力量的附屬物或裝飾品。

畢仰高和格爾茨啟發了當代中國的人文社科研究應該堅持什么。即使法國作為一個大國已經衰落，即使它的人文社會科學也在英美的排名體系下被壓得 “無法翻身”，即使格爾茨等人在美國和中國都不占有主流學術地位，但他們曾經倡導的那些命題理應被美中一體化的人文學者，被潛在的“精致的平庸主義者”反思。因為，當我們在追尋想象中的中國或故鄉，我們追尋的是權力與榮耀，還是人文與事實，決定了我們會不會成為平庸主義的走馬卒子。

陳振鐸，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社會學博士生，中歐城市學會（籌）召集人。相關文章參見公號《邊城記》（Deau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