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鐵16號線看起來像是一條旅游線，乘客轉個頭就能觀賞窗外的風景。畢竟，它途經一系列旅游目的地——野生動物園、滴水湖。

這只是一種觀光客的外部視角。對于日日來往于這條地鐵上的人——尤其是年輕人，這條地鐵更像是一條賴以生存的臍帶，連接著外部的給養與自己的棲所。目前這條通道幾乎是他們通勤的唯一選擇：公交車實在太慢，而開車則會堵在路上。更何況，要是開車去市區，停車無疑是太難的事情。

很多年輕人嘗試在鶴沙航頭站上車——這是離他們住所最近的一站。工作日早上七點，這一站已經擁擠異常。因為，鶴沙航頭之前的惠南和新場，還有許多人居住，他們也要采用地鐵通勤。等列車開到鶴沙航城時，基本上已塞滿了。這里的人即便起得更早一點，仍然要面對靜止的隊伍。除非犧牲更多的睡眠，爭取徹底錯開早高峰。

地鐵站的風景暗示著乘客們的來處：高高大大的樓房，形制相仿，排列極其規整，聳立在茂盛的綠意之中。這是大型居住區的格局。三四年間，數以萬計的拆遷戶、經適房購買者，分別從靜安、黃浦、楊浦、虹口、普陀、長寧、浦東等區，逐漸遷入了航頭的新居——這里容納了除了徐匯區之外市中心所有區的居民。

原先在市區老房子住的，大部分是老年人。一些年輕人雖在市中心上班，為方便照顧父母，也就跟著住到航頭。有些上海人，為了方便上班，不愿意住到此地。房子也就空了出來。因為每家分到的房子不止一套，留一套父母住，另一些就先租出去。那些在上海尋找機會的打工者，租不起市中心的房子，發現這里大量便宜的租賃房源，也跟著住了過來。對這座富于吸引力的城市而言，年輕人為生活打拼，這種活力無孔不入，當下的大居無疑正是空隙所在。

我們看到，那些地段較好、條件較差的老房子的住戶——上海市中心的老人，以及從外地來到上海的年輕人，被大居平移到原先是鄉村的地方。而本地的農民也上了樓，住在與這些外來者相鄰的小區里。過去的鄉下地帶，混雜了中心城區老一代人的行為方式、處事觀念，以及外來年輕人無孔不入的活力。在這個空氣新鮮的廣闊空間里，不同群體在這里碰撞交融，同時也保有各自的驕傲。

消失的鶴與鹽

未來這里要住進更多人。已經遷入的居民都在期盼著地鐵18號線早日建設開通。目前航頭大居已有5.5萬居住人口，面積大約五平方公里，占全鎮的十分之一。作為浦東四個大型居住區基地之一，依照計劃，航頭大居若干年內還導入將近10萬人，而規劃的住宅套數將近4萬。毛估估，大約三四人住一套房。

雖然入住率還在持續增長，但在大部分工作日的白天，大型居住區還是空空蕩蕩，少有人在街上行走。大部分老年人住到這里是為了養老，自然在家里休息，而年輕人早已上班。相對而言，剛剛上樓的村民倒是習慣了大太陽，但既然不再需要種地，那么也就不必出門。

一些影響深遠卻久已消失的事物，被銘刻在稱謂之中。航頭大居的邊緣是下鹽公路。這條公路兩邊，一邊是上樓農民所住的“農民房”，一邊是農地。作為上海最早成陸的地方之一，南匯地區最先煮海制鹽，名為“下沙鹽場”。年深日久，滄海桑田，宋朝時鹽場開到了現在的新場地界上——新場即新的鹽場。彼時的新鹽場，今日也成了古鎮。舊時繁華終究難以追念，清末此地已不適合煮鹽。

航頭大居中的馬路多以鶴為名。“鶴沙”是下沙鎮的另一個稱謂。想來，雖說“下沙鹽場”赫赫有名，但“下沙”畢竟泛指川沙以南，鎮名加入一個“鶴”字，則更具識別度。這里自三國時代便是仙鶴之鄉。不少村名里仍有“鶴”字。但隨著氣候、植被等改換，作為鳥類的仙鶴，早就不在這兒了。

2002年，下沙鎮被并入航頭鎮。寄托文人墨客情懷的鶴，作為生意或手藝的鹽，都只能以路名的形式存在，向遷入大型居住區的居民們，提示著古時的清雅與繁華。

不過，少有遷入者會留心到這些歷史。在地鐵上，相比“鶴沙航城”幾個字為何這樣組合，人們永遠更關注眼前的手機屏幕和現時的生活。

混雜的空間

在如今大型居住區的位置上，原先是王樓村和沉香村。王樓村是傅雷的出生地，也是當下鶴沙航城地鐵站所在地。沉香村之名來自傳說中存在過的一座沉香木橋。如今，“沉香”的村名還能在百度地圖上查到，但具體定位是一個公交站，被“家園”、“佳苑”包圍著。

相比沒日沒夜繁忙擁擠的市中心，航頭大居有得是清新的空氣和湛藍的天空，也像一個巨大而安靜的迷宮。初次來此的人，行走在形狀相仿的樓房、寬闊的馬路、名字類似的小區之間，極易迷失方向。因為視線被一排排相似的高樓阻隔，相鄰街道的差異幾乎難以識別。

要辨識方位，需要借助那些更加龐大、或高或遠的物體。在明亮的白天，人們有時能透過高樓的間隙，望見16號線軌道交通的高架，以此確認東邊的方向。找尋參照系更方便的一個辦法是，把視線向上抬，越過層層高樓，就能看到那些巨大的高塔（學名叫做雙回路塔），以深黑的電線連接，橫平豎直地聳立在零星的農田或荒地當中。以尺度而論，它們理應被放置在一個更廣闊的、就像大片農田那樣的空間背景中。

以高塔的立足點為圓心、以十米為半徑的區域，不能進行工程作業。“高壓危險”的警示牌掩映在綠色的植物之間。大多數這樣的小地塊都是荒棄狀態，但也有一些仍然被當地農民種上作物。農民或許舍不得土地，抑或寧愿維持著過去的生活習慣。作為標志物的高塔，像是哨兵或衛士，也在守衛一分記憶或僅剩的領地。

王樓村和沉香村的農民也住到了大型居住區的樓房里。成片的農民房與成片的農地之間，以下鹽公路相隔。農民房的小區，相比城市拆遷戶、經適房小區，粗看都是差不多的高樓，定睛看卻有極顯著的差異：農民房每戶都安裝了防盜窗，而城區來的住戶少有這樣的裝置。或許，農民房的這些窗子，其實際功能未必是防盜，更多是利用這樣的空間，來安放雜物或晾曬作物。

小區邊上綠化帶的位置，有一些邊角土地，也有人隨手種點作物。但作物在樓下不易看管，有被陌生路人毀壞之虞。種地的人為此特地留了警示的牌子。而個別農藥隨手可得，也難免給小區周邊嬉鬧的孩童造成潛在危險。

在剛搬到這里的市區孩子心中，最值得記取的，正是這類雜陳的自然之物。在社區的征文活動中，一位名叫何瑞蕓的小姑娘寫到：“雖然綠化帶種菜不文明也不雅觀，不久的將來它們也會變回綠化，但是對于我們來自市區的人來說，能親眼看到長在地里的蔬菜也是一種欣賞，算增長見識啦。爸爸常和我邊走邊細數路邊的蔬菜，看到排列整齊、密度平均的，爸爸說那是老農民種的。看到雜亂無章的或是密密麻麻的，爸爸說那是我們城市人種的。”“河上開來了一艘小船，那是一艘運沙船，這里的河道其實還是航道，我覺得這才是最自然的風景。”

時差

以地鐵來計算，鶴沙航城與市中心如今不過相距一個半小時的路程。大約七年之前，世博會還沒有召開，從復旦大學到市中心也要一個半小時。但鶴沙航城對市中心的人來說更陌生，仿佛也更遠一些。

這種陌生體現在生活方式上。本地人按照常年來務農的節律——清早甚至是凌晨，要早起收拾種地，中午早早吃飯，睡個午覺后，繼續干活，天黑之前收工。而市區的活動不受農事的時間表安排，人們夜里仍然可以加班和娛樂，大不了賴床到第二天中午。在大型居住區，本地人雖然已經不種地，但常年養成的生物鐘還是大體不變。

這形成了市中心和航頭之間的時差。早上從鶴沙新城到市中心，是遵守正常的市區時間表，一切稀松平常。但如果把方向反過來，八點多從市中心去往鶴沙航城辦事，人們就會時刻感到自己在進行一件異樣的事：不僅16號線上有足夠的座位，時間也仿佛被壓短：上地鐵前剛吃了早飯，下了地鐵就要吃午飯。航頭蛋糕店晚上七點半已快打烊，但乘地鐵回到市中心，夜生活才剛開始。

信息的傳遞也存在時差。長年以來，郵差每日只到此送一趟信——這意味著，市中心的報紙每天只能送到一次。頭天的《新民晚報》第二天中午才到。由于印刷時間問題，《東方早報》有時也要遲一天。“早報到得不準時，雖然很好看。”本地人很少看市中心的報紙，他們本來也不是報紙廣告主的目標客戶。于是，在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普及之后，人們對澎湃新聞的認知，還要高過2003年創刊的東方早報。

航頭鎮與上海中心城區一直保持著時差。經由日日載客飛奔的地鐵，更多人能夠感知它的存在。而一些不合時宜的事情開始被人意識到的時候，就是即將消失的時候。

眼下，這里白天提早開始，夜晚提早結束，再加上路途遙遠，年輕人難以參與當地社區的公共事務。而鄉村的時間表正好適合搬到此地的老人的作息。也有些孩子放了假，來祖輩老人家里玩兒，呼吸一下新鮮空氣，但大部分時間是宅在房里打游戲。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老年人當家作主的地方。

知青

住在航頭大居，并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的爺叔阿姨，早年多少有點知青或支援外地的經歷。對上海中心城區，他們有復雜的情感羈絆。其生活軌跡大致如此：年輕時離開上海中心城區的家，去到偏遠外省；中年時回到上海的家，發現幾無容身之所；人到老年，又一次遠離市區，與鄉土重逢。因此，在異鄉與故鄉之間，他們的熱愛和羈絆都極其真實。

呂國玉阿姨從虹鎮老街遷來。她1961年底去了江西，2000年回到上海，2011年早早就簽了動遷協議——當時大居還沒造好，她搬到航頭安置過渡的房子里安頓。“沒必要賴在那里，簽了就早點享受新生活。”

對虹鎮老街的歲月，呂阿姨依然不無眷念，如數家珍：“原先我們去和平公園五分鐘，去醫院三分鐘，門口就是兩個大超市。可以坐55路，也可以走路到外灘。”

但航頭也自有一番令人欣喜之處。這里吃的新鮮，農民收什么就能吃什么。小香瓜、老黃瓜，這些“農民菜”都是市場上沒有的。公交車慢悠悠開到人民廣場，開到東方明珠，開到閘北虹口，出門一趟只需要兩元錢。如果要快，可以乘社區巴士到鶴沙航城站。對老人而言，不趕著上下班，也沒有啥不方便。大型的醫院也正在規劃興建當中。

最重要的是，居住條件得到了大大改善。如今，她和小兒子住一套兩室一廳，大兒子小夫妻就在同一個小區住。兒子們現在上班要從航頭分別到徐匯、盧灣，工作日不得不早出晚歸。

不過，呂阿姨并不寂寞。小區里虹口老鄰居很少——過去為晾衣服、燒飯而鬧矛盾的鄰居，如今見也見不到。從楊浦、閘北等地而來的知青卻蠻多。他們有的是退休回來休養，有的是早年已返城。

呂阿姨還做著社區志愿者的工作，擔當樓組長，幫著社區（類似于城市當中的街道一級）去做好公共服務。比如，針對社區安全的巡邏，以及照看獨居老人。這些事情或許也能喚起青年時集體生活的記憶。而社區中的各種興趣班，如書法、太極、烹飪等，更成為一種知青之間彼此共鳴的契機。

市區遷入者與本地人之間，則通過這片土地來連結。2013年起，航頭鎮在大居開展了“攀親結對”的活動，為的是解決遷入者沒有歸屬感的問題。具體做法是一戶村民與一戶居民結對，日常進行聯誼活動，大家互相串門兒，一起吃飯，一起種地。對有知青經歷的人來說，這正是得其所哉。“像久別重逢的親人一樣。”曾經在廣西農墾系統工作的李國玉說，“姐姐長，妹妹短，多了一份親，多了一份情。”

以知青群體為核心的社區自治、文化娛樂等活動，也有其他人加入。比如知青家屬。江西人王樹才是所在社區的居委會主任。他九十年代就跟著妻子從江西回到上海，作為異鄉人，在上海奮斗了二十年，工地上的生意小有所成，原先住在楊浦河間路，趕上拆遷，正好到航頭養老。

又比如本地人。王樹才的妻子傍晚六點十五分去跳廣場舞。小區里專門有個市內的活動室，大家還會輪流做志愿者，對場地進行維護。“本地人也會來跳舞，他們來跳，我們都歡迎。我們有個微信群，來跳舞的都在這里。”

對比剛搬到大居時所拍的影像，阿姨爺叔們的臉孔顯得活潑許多，似乎青春重新煥發。陳亞青阿姨也是從虹鎮老街遷到這里的知青。她說：“到了這里，精神面貌不一樣。因為大家鄰里和睦，肯互相幫忙，積極參加志愿者活動。遇到老人，臉上都是笑容。”

傍晚是大居小區中熱鬧的時段。爺叔阿婆們帶著自家孫子孫女，聚在一起聊天，各人也不去區分誰來自哪個區，公共空間里回蕩著上海老城廂的口音。如今一起嬉鬧的小朋友，未來的身份認同將如何形成，會是很有意思的問題。他們會在心中記下一個怎樣的上海呢？

中老年失落者

航頭大居適合養老，那些有充分行動能力的退休老人。對一些還沒到退休年齡的中年人來說，遷入大居就意味著工作機會的消失。

他們以往在市中心居住時，能在就近的超市等處做點簡單的工作，收入不高，卻也是人力資源與崗位的上佳搭配。而遷到航頭之后，周邊再沒有這類工作可以做；如果搭乘交通工具去市區打工，收入還不抵車錢。與此相對應，市中心的廉價勞動力和廉價的空間一起消失了。

“因動遷而導致的失業在10%-17%之間。這部分人主要是中年以上，也屬于社會弱勢群體。”鶴沙航城大型居住區黨委書記張鴻介紹，本地合適的崗位確實不足。

老齡化的問題，也從市中心平移到了大居。以女55歲以上、男60歲以上來匡算，這里老年人口已經占到40%。大居也住著許多行動能力不足的獨居老人，他們正是社區志愿者們重點服務的對象。

雖然航頭正在規劃大型醫院，但這些老人的反饋是：“現在我已經老了，怕是活不到那一天。”相比市中心不出五公里就有一家二級或三級醫院，這里就醫的確相對困難一些。老年人經常生病，而居民入住又在加快。

即便兒女不在身邊，享受不到良好的照料，老人們仍然愿意呆在家里，而不是去養老院。大居中的獨居老人無人陪伴，也就成了問題。老人在家中死亡而無人知曉的事情，也曾在大居發生過。“有些是子女在國外獲悉之后，才趕回來辦理喪事。還有的一時無人處理，我們安排志愿者打電話去問。”

本地人

人們總歸不愿看到自己的家鄉變得陌生。對于拔地而起的大居，本地人也是百感交集。他們呆在原地，卻受到了文化沖擊。

“搬來的居民講，自己三十年前分房子，一共三十平米，‘老老老老大’。我們聽到這里，感覺不可思議，三十平米是多么一點點，我們這里就是房子多，市中心的人實在是太可憐了。”一位從小長在航頭的姑娘講道。

本地人對物業費缺乏概念。過去在村莊里，一切基礎設施的維護，都是純粹的自治行為，不需要村民為之付錢。現在，村民上了樓，這些工作被交給物業公司去做，就需要交物業費；對這筆支出，村民們并不能理解。于是，小區里不得不掛出橫幅，勸說人們及時交物業費。

航頭鎮的公共汽車線路仍然較少，大居的居民呼吁開通更多公交線路。但本地人并不認為這是問題。在他們的概念中，公交對應的是遠程目的地。“過去在幾個村子之間活動，要么走，要么騎助動車。只有去城里，去附近的周浦萬達，才需要乘公交。”

雖然還保持著過去的作息習慣，但很多本地人已經不種地了，尤其是中老年人。打麻將成了一種打發時間的方式。

面對故鄉的被動改變，這位在航頭長大的姑娘說：“我覺得不可能回去了，他們部分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畢竟，社會都在變化。是社會改變了我們，是社會變遷導致了這些人的涌入。我以前在村里面生活過，人心比較平靜。沒有急躁的感覺，現在很忙碌。外來人口的進入其實也是一種常態。”

相比上海市區居民的缺乏歸屬感，本地人的心理建設也極其需要重視。他們多半內心微妙，但語言乏力。一位本地公務員說到：“在這個區域，要求比較多的是上海居民，他們缺乏對這個區域的理解。”

年輕人

在這里生活的年輕人，不那么在意“本地人”與“上海人”的區分。他們當中，更多是外來人。

航頭大居能送外賣的小飯店正在變多。這是適應年輕人生活的需要，也反映了外來者正在變多的情況。他們未必需要一份正式的工作。

同時，這里的房子越來越好租。外來人口的需求越來越旺。上海本地年輕人留下的空間，被外來人所填補。這也構成了管理部門的難題：這些租房子的人，很多沒有辦理暫住證和臨時居住證。“如果自己做個小買賣，不需要這些證。但如果是大型正規企業，就業時就要求證件。”

在公共服務方面，這里的教育機構也正在增加。比如，位于農民房小區邊上的進才南校。本地沒有那么多優秀的師資力量，隨著市區遷來的人越來越多，學校也在引入市區的師資。上課的老師們需要從各種地方趕到這里，比如世博園。但交通又不夠方便。有的機構定點運行班車，如果老師錯過班車，可能就得打車回家。定時趕班車的老師們每天一路狂奔，成為別人眼中的一道風景。

也有一些年輕人，既然被拆遷過來，干脆就在這里工作。客觀上增強了公共服務的力量。張文奕家住普陀區，在南馨佳苑買了經適房，如今在這個小區的居委會做社工。李霑雨則是從董家渡拆遷過來，住在金沁苑，如今也在社區的工作站做社會工作。“小區中的人就是看著自己長大的。”這也是屬地化管理的目的。

而那些沒有在當地找工作的年輕人，不得不面對地鐵的擁擠。要么早上慢慢排隊等著，最后被塞到車廂里；要么騎上助動車到后兩站去乘地鐵。“樓上剛搬來的哥哥連續遲到了一個月。”張文奕說，“每天都在地鐵排隊，工資都要扣光了，他打算買輛車。”

對社區而言，年輕人隱藏在家門之后。兩位社工表示，早出晚歸的年輕人，沒有辦法參與社區的活動，雙休日更是宅在家里。他們缺乏和社區鄰居交往的機會，也對社區服務沒有太多要求。如何讓年輕人更多地參與到社區的公共事務中，是上海社區普遍面臨的難題；而在這里，這個題目顯然更加困難。如果只是在屋子里睡一覺，有什么好參與討論的呢？

至于外來的租戶，其參與的權利尚且不明確。底層人民的生存空間很有限。不過，上海百年之前的氣質，是由闖灘的移民們塑造的。那時的鶴沙和航頭，就像幾年前一樣，還是安靜的鄉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