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9月18日，美國當局宣布將會遣返聚集在美國得克薩斯州與墨西哥邊境的海地難民，并于翌日開始包機將滯留在得州德爾里奧（Del Rio）的海地人送回他們的國家。另一方面，在攝影師保羅·拉杰（Paul Ratje）拍攝的最具代表性的照片中，一個臉上帶著明顯憤怒、看起來像邊境警察的白人從馬上下來，抓住了一個海地黑人移民的衣服。這些畫面引發了民眾對于“殖民暴力”和“奴役種族主義”的憤怒討論。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在關塔那摩經營著一個隱蔽的移民拘留中心，其基礎模式是長期以來給予海地尋求庇護者盡可能少的程序性保護，然后將他們送回海地。美國對于海地難民的處理經歷了三次重大的轉變。最初，國務院官員將首批抵達關塔那摩灣的海地難民空運至邁阿密，并為他們提供援助和物資。但此后，幾乎所有迫在關塔那摩接受庇護面談的海地人都被送回了海地。而對于從南佛羅里達的海灘入境的海地難民，移民局則采用了更加公開的手段將其遣返回國，這樣的做法也遭到了來自記者和律師的抵制，使得政府的驅逐努力屢屢碰壁。移民局的官員曾試圖讓海岸警衛隊在甲板上完成拘留、庇護面談、遣返等一系列流程，避免受到記者和律師的窺探。然而，這樣的做法很快遭到曝光，移民局轉而設計了關塔那摩2.0的難民處理方針，試圖讓海岸警衛隊將所有入境的海地人運送到關塔那摩灣并直接遣返。在1995年“維護民主行動”結束后，移民局設計了關塔那摩3.0的難民處理方針，如果難民能夠通過兩次審查，美國國務院就會努力將他們重新安置在第三國，如法國或澳大利亞，目的是為了消除人們認為“進入關塔那摩是進入美國的一種方式”的看法。本文原載于《波士頓書評》，作者Jeffrey S. Kahn是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人類學副教授，著有《主權島嶼:海地移民與帝國的邊界》一書。

2021年9月20日，美國當日開始將得克薩斯州一個邊境城鎮扎營的海地人空運回國，并試圖阻止其他人從墨西哥越境。這可能是美國幾十年來規模最大的難民驅逐行動之一。

今年9月，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CBP）工作人員在德克薩斯州德爾里奧（Del Rio）追捕海地人的照片一經出現，就立即引發了公眾的強烈抗議。在攝影師保羅·拉杰（Paul Ratje）拍攝的最具代表性的照片中，一個臉上帶著明顯憤怒、看起來像邊境警察的白人從馬上下來，抓住了一個海地黑人移民的衣服。拉杰仿佛抓住了一段時間以來，對美國移民政策持強烈批評態度的人所懷疑的本質，即在南部邊境發生的事件是定居者的“殖民暴力”和長時間以來“奴役種族主義戲劇”中的最新一幕。副總統卡馬拉·哈里斯承認了這種象征的力量，她表示這次遭遇“喚起了我們歷史上一些最糟糕時刻的畫面，這種行為曾被用來對付我國的原住民、并且曾在奴隸制時期被用來對付非洲裔美國人”。

當拜登政府努力控制這些照片的影響時，事情卻發生了轉折。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記者注意到，美國國土安全部（DHS）正在關塔那摩灣（Guantánamo Bay）的移民行動中心進行非武裝保安承包商進行的招標。公告中提到，想要競標成功，承包商的警衛名單中需要有講克里奧爾語的人。根據這些細節，NBC發表了一篇短文，詢問拜登是否在恢復特朗普時代的提議：將移民從邊境轉移到海軍基地。《福布斯》緊隨其后，發表了標題為《拜登政府聚焦關塔那摩灣，以關押移民》的文章，《商業內幕》刊登了一篇文章，暗指“擬議的關塔那摩搬遷”。女議員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爾特斯通過推特回應了NBC的文章，稱其“非常可恥”。

將關塔那摩及其所有內涵：酷刑、無限期拘留，添加到正在展開的邊境危機中，這使得NBC的報道重點從對可疑的政府招標聲明的關注，變成了對“在醞釀中的驚人政策轉變”的披露。

但是，國土安全部部長亞歷杭德羅·馬約卡斯（Alejandro Mayorkas）在接受美國國家公共電臺（NPR）采訪被問及這一事件的前景時回答表示：“關塔那摩灣歷來是一個用來遣返海上被攔截人員的地方。這不適用于我們在南部邊境遇到的那些人。”伴隨著這一否認，關塔那摩被排除出關于“來自墨西哥的海地尋求庇護者激增”的廣泛討論。

馬約卡斯部長采取了“這里沒什么可看的”的語氣試圖轉移批評，但這一否認本身就透露了驚人的事實。即使拜登政府從未計劃將海地人從德爾里奧運往關塔那摩，但是任何關注這些事件的人都應該對關塔那摩灣移民行動中心的存在感到擔憂。首先，它到底是什么？為什么國土安全部現在要找會講克里奧爾語的承包商來運營它？關塔那摩和在那里被拘留的尋求庇護者真的和南部邊境沒有關系嗎？關塔那摩令人生畏的秘密、虐待和機構形式的歷史，使這些問題的答案變得比馬約爾卡斯部長的回答要復雜得多。

關塔那摩的拘留故事與20世紀70年代海地人跨越加勒比海北部這一非同尋常的海上旅程密不可分；當時他們為了躲避弗朗索瓦·杜瓦利埃（Fran?ois Duvalier）及其兒子讓-克勞德·杜瓦利埃（Jean-Claude Duvalier）的獨裁統治帶來的鎮壓暴力和經濟破壞逃到美國避難。記者們對這些航行的描述往往集中在破舊的船只、走私者的冷酷無情以及擠在船上的人們的悲慘遭遇。人們很少聽說海地的造船大師和技藝嫻熟的海地船長，他們長期以來依靠指南針、星星和記憶在復雜的島際航線上航行。盡管如此，曾經在帆船上運貨的海員們確實轉而向北運送乘客試圖到達美國，這無疑是痛苦的嘗試。同樣不可否認的是，這些航行對美國的邊境控制政策（以及全球的邊境控制政策）產生了長遠的影響。

一些海地移民船會航行數百英里，直接抵達南佛羅里達的海灘；而另一些船只則會抵達關塔那摩海灣。對于許多海地船長而言，古巴海岸是他們前往邁阿密的重要導航參考，沿著這條路線，海地人必須穿越古巴和海地之間臭名昭著的向風通道，即海地語中的“風之通道”（kanal di van），這條通道經常導致船只受損，需要維修。雖然古巴東端的邁西鎮（Maisí）通常也可以作為參考，但一些船長最終選擇向西、向關塔那摩灣的保護水域駛去。

根據國務院的一系列電報（其中許多是在訴訟期間泄露的），在1972年至1979年期間，至少有14艘船攜帶數百名乘客駛入關塔那摩。第一批到達的人被空運至邁阿密，盡管國務院官員在內部備忘錄中嘲笑他們是“12名海地使徒”和“流浪漢”，之后又推動了將他們驅逐出境的決定。但其他抵達關塔那摩的海地人在被允許繼續旅行之前得到了維修方面的援助和物資。這在今天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因為好心人連對越境者實施最基本的善意行為都會被定罪。例如，在特朗普執政期間，為脫水的移民提供水可能引發聯邦起訴。然而，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官員可以為移民船只提供補給，甚至給他們提供導航建議，而且他們清楚地知道這些船只運載著無證乘客前往佛羅里達海岸。

為了避免將當時的情況描述得過于美好，我們也有必要考慮那些因為船只受損過于嚴重，以至于無法繼續從關塔那摩出發的海地人的情況。他們沒有回到海上，而是被扣留在基地，直到美國官員被派去會見他們。這是關塔那摩作為尋求庇護者拘留地的開始。

雖然第一批抵達基地的人被安排飛往邁阿密，然后在紐約重新安置，但此后，99%被迫在關塔那摩接受庇護面談的海地人都被送回了海地。考慮到被關押在基地的海地人沒有接觸律師的機會，或者根本無法提出他們的要求，這就不足為奇了。更重要的是，移民歸化局將海地人送回太子港的速度成為了關塔那摩日后成為拘留地點的關鍵。要理解高遣返率的重要性，我們就有必要看看彼時在邁阿密法庭上上演的公開戲劇。

在第一艘海地船駛入關塔那摩灣的四個月后，另一艘船抵達蓬帕諾海灘。隨后，更多的船只出現在礁島群、埃弗格雷斯港和南佛羅里達州海岸的其他地方。移民局對這些海地人并不比對那些被關在關塔那摩的人更有同情心，他們試圖在簡短粗略的面談后將幾乎所有海地人送回海地。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地活動家組成的頑強聯盟、進步且激進的律師以及精明的倡議者網絡的共同努力下，政府在驅逐這些海地人的過程中屢屢碰壁，這些團體引導媒體去關注海地人的困境，同時也幫助聯邦法院看到移民局對他們的庇護申請采取的毫不公正又冷漠無情的態度。

由此產生了一個鮮明的對立面。一邊是關塔那摩，移民局將海地人打包送走，迅速且相對隱蔽，這樣的做法不會被討厭的記者和愛管閑事的律師看到。另一邊是南佛羅里達州，移民局在那里發現自己陷入了法庭斗爭，被公開指責為種族主義者，結果是其對海地人的驅逐機制幾乎完全崩潰。

古巴關塔那摩灣監獄

移民局的官員并沒有忽視這一差異。在兩份備忘錄中，其中一份顯然是由移民局副局長馬里奧·諾托在1978年寫的，提到計劃召開一次會議討論“讓海岸警衛隊將海地人運送到關塔那摩灣的可行性”。換句話說，與其等待海地尋求庇護者駛向海軍基地的碼頭，移民局的高層已經開始考慮直接將海地人帶到關塔那摩的可能性。雖然備忘錄中沒有明確說明這一提議背后的理由，但很明顯在關塔那摩灣基地遣返海地人更為容易。就這樣，移民局在關塔那摩種下了更正式的臨時庇護處理程序的種子。

關塔那摩的相關政策為將該基地作為移民拘留地創造了條件。但事實并非如此。相反，政府官員抓住了一個更簡單的選項：他們將海岸警衛隊作為行動的起點和終點。拘留、庇護面談、遣返，所有這些都可以在甲板上完成，無需受到記者和律師的窺探。

在執政的第一年，羅納德·里根就發起了最初被稱為“海地移民封鎖行動”（HMIO）的行動。從本質上講，該計劃是為了將海地人的庇護審查轉移到境外，努力復制在關塔那摩發生的情況：即在美國海岸警衛隊的船只上進行快速和幾乎全面的遣返。如今，這個項目被稱為“阻止外來移民行動”（AMIO），這是在1989年被重新設計的名稱，大概是為了讓這個項目聽起來不那么針對海地人。

在過去四十年內，海上移民封鎖已成為標準的邊境管制工具。美國海岸警衛隊的船只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攔截移民，歐盟及其成員國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攔截移民；澳大利亞在太平洋攔截移民，并在過程中加入了自己創造的一些變化。但回到1981年，HMIO剛剛成立的時候，這種將國家邊界推到世界海洋的努力是“新穎”的，它標志著一種反常的范式轉變。

從紙面上看，攔截應該是為了保護尋求庇護者的權利。被攔截的海地人將接受面談，如果有跡象表明他們可能害怕受到迫害，他們將被帶到美國本土尋求庇護。其目的（還是從紙面上來看）是為了履行美國對國際難民法的承諾，但數字表明情況并非如此。

在攔截的第一個十年里（1981～1989年），有21461名海地人在海上被攔截，但只有6人被帶到美國本土并提出正式的庇護申請，人數尚不到1%的十分之一。當時海地正處于劇烈的動蕩時期，包括杜瓦利埃王朝經歷的暴力與死亡、多次政變，以及選舉日大屠殺。多年后，與我交談過的一位移民局官員承認，攔截人員在攔截機上進行詢問時，“沒有閱讀過該國情況”，“對法律了解不多，甚至對難民的定義也不了解”，但他們的工作總是受到移民局老板的“肯定”，因為他們只批準了少量海地人進入美國。

因此，攔截行動成功地實現了它的設計目標：復制上一個十年在關塔那摩取得的高遣返率。到1990年，移民局已經壓制了針對該計劃合法性的攻擊，并對圍繞人權律師委員會關于該計劃的報告的一些負面宣傳作出了回應。但對于移民局而言，即將出現的困難是人們將更加關注“作為制度形式”（institutional forms）存在的攔截和關塔那摩中心。

當記者們談論關塔那摩的難民時（之前相關的報道非常之少），他們經常提到1990年代；卻全然不提1970年代。除了一些例外，比如記者卡羅爾·羅森伯格（Carol Rosenberg）的批評性報道。記者們還試圖給人一種印象，即關塔那摩在1990年代中期后，就不再是一個處理難民的場所了。這并非事實。在1991年至1995年期間，該基地關押了最多的尋求庇護者：包括數萬名海地人，之后又有數萬名海地人和古巴人遭到混合關押，這些營地的存在“為進入21世紀后在該基地關押尋求庇護者的做法”奠定了基礎。

20世紀90年代在關塔那摩處理難民的故事，也是海地向民主過渡失敗的故事。1990年12月，海地人民在該國首次自由和公正的選舉中以壓倒多數選出讓-貝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為總統，結果卻看到軍方在第二年9月將他趕下臺。當他的支持者走上街頭抗議時，數百名士兵開始對他們進行屠殺。隨之而來的是海地人的海上大逃亡，而美國的攔截計劃也開始超速運轉。

在海上攔截海地人并沒有像前十年那樣為移民官員提供簡單的解決方案，至少開始并非如此。由于確信移民局在海上對海地人進行的面談是虛假的，并掌握了可信的、關于軍方對民選政府的支持者公開暴行的描述，海地難民的支持者對快艇上的庇護程序提出了質疑。邁阿密的一名聯邦法官于1991年11月迅速介入，在進行法律挑戰的同時，阻止了對海地人的遣返。作為回應，大量被攔截的海地人被移民官員帶到曾經作為攔截制度“標桿”的地方：關塔那摩灣。與阻截行動一樣，此舉的目的是將海地人留在境外，這樣律師和法院就可以不參與庇護程序；該基地將為移民局提供更多的喘息空間，同時也保留了司法部認為整個行動的治外法權地位，這種地位是由基地租約條款的司法特殊性所賦予的，它使美國獲得了古巴的這一小塊土地的控制權，但并沒有獲得最終主權。

從海上攔截到關塔那摩的大規模移民拘留的轉變，成為了頭版新聞，也是全國辯論的焦點。對于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公眾來說，海地難民的故事就像今天美國南部邊境的危機一樣。最終，這場辯論讓位于美國對海地的軍事入侵，軍事入侵使得讓-貝特朗·阿里斯蒂德回國，并最終阻止了尋求庇護者涌入美國。然而，即使對那些關注難民情況的人來說，在1995年最后一批被拘留者被送回太子港后，關塔那摩和海地難民的故事似乎就結束了。

2021年9月13日，墨西哥韋拉克魯斯，大批來自海地的非法移民在前往美國的途中被檢查站拘留。

當然，隔離行政權力的制度形式很少會消失；它們往往會揮之不去，并產生反響。以阻截為例，它最初是根據1970年代關塔那摩式的庇護處理模式建立的，后來在1990年代反而成為了關塔那摩的庇護處理的參照模型。我們可以稱之為關塔那摩2.0。今天，它還是一如既往得強大。美國最高法院甚至在1993年為其提供了更堅實的法律基礎，在當時，它認為極端的攔截方式是合法的——這種攔截不提供任何篩選，每一個被選中的海地人都會被送回家。歐洲和澳大利亞最近以美國的框架為藍本，制定了自己的攔截計劃。

在對待海地尋求庇護者的爭斗中，出現了更微妙、更技術性的法律影響。例如，在攔截過程中使用的面談標準在關塔那摩得到了進一步的細化、正式化和檢驗，后來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成為在美國入境點（包括南部邊境）實施的快速遣返程序的管理標準。當然，1990年代美國法院干預關塔那摩拘留海地尋求庇護者（特別是那些被關押在基地艾滋病毒檢疫營的人）的權力方面的斗爭，在法律設計者的腦海中占據了重要地位。在 9·11 事件之后，他們曾致力于為關塔那摩監獄的反恐拘留戰爭開綠燈。

更為直接的是，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拘留關塔那摩的移民做法一直存在，盡管新聞界經常不承認這一事實。在1995年“維護民主行動”結束后，成千上萬的人被驅逐出境，移民局并沒有像十年前那樣，簡單地恢復在海上對尋求庇護者進行詢問的做法。相反，美國啟動了我們可以稱之為關塔那摩庇護處理的3.0版本。

3.0版本是這樣運作的：如果美國海岸警衛隊攔下一艘船，而船上的人最終通過了 “可信的恐懼”面談，他們將被帶到關塔那摩進行額外的面談，以確定他們是否有 “對迫害的充分恐懼”，這是國際和美國法律中定義的標準。如果他們通過了第二次審查，美國國務院就會努力將他們重新安置在第三國，如法國或澳大利亞。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消除人們認為“進入關塔那摩是進入美國的一種方式”的看法。用國務院的行話來說，其目的是避免“磁化”基地。

用于關塔那摩庇護處理3.0的設施是移民行動中心（MOC）：人們擔心這個設施可能被用來拘留上個月在德克薩斯州德爾里奧扎營露宿的海地人。在難民倡導者和海地社區中引發不安的招標，只是至少自2002年以來發布的許多招標中的一個，當時Wackenhut Corrections Corporation（現在更廣泛地稱為GEO Group）開始在MOC提供警衛服務。

雖然國務院和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共同負責MOC，但ICE似乎負責處理對警衛和其他承包商的搜查。ICE還在努力使MOC處于幾乎完全保密的狀態。當我在2017年前往關塔那摩時，可以參觀專門用于基地反恐戰爭拘留任務的設施，但不能參觀MOC，甚至不能與任何與它有關的人交談，盡管我確實在海灣的背風側走過了它覆蓋著防水布的外圍。這種經過精心設計的隱蔽氛圍似乎已經持續了幾十年。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在關塔那摩經營著一個隱蔽的移民拘留中心，其基礎模式是長期以來給予海地尋求庇護者盡可能少的程序性保護，然后將他們送回海地。公眾對那里的情況知之甚少，而這是精心設計的。我們知道，一些難民在等待重新安置時在基地居住了多年，一些人在這期間能夠工作和活動，而另一些人則被關押在監獄般的監禁條件下。但是我們對這些庇護聽證會的實際內容知之甚少，對那些被關押在那里的人的待遇也缺乏深入了解。關塔那摩灣的移民行動中心仍然是一個黑盒子。

馬約爾卡斯部長承認關塔那摩的移民行動中心是開放的，只是不對來自美國—墨西哥邊境的尋求庇護者開放。這意味著，只要潛在的難民是從海上而不是陸地上抓來的海地人，那么將他們拘禁在近乎完全保密的神秘環境中，就不會引起道德或法律上的困境。至少，對批評的漠不關心的回避表明，移民行動中心的繼續存在預計不會激起民憤。馬約卡斯似乎在說，這并不特殊：這就是我們的處理方式。

這一切中蘊含著危險。在特朗普上任之前，我曾寫過關于“對海地移民的一些政策反應”如何重新出現在“處理陸地邊界的其他尋求庇護者”的框架中。與此同時，我假設，在美墨邊境實施封鎖和關塔那摩3.0會更加困難。所謂的“計量”、移民保護協議、庇護禁令以及《第42條》（Title 42）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為封鎖和監禁帶來了挑戰，盡管這些項目一直深陷訴訟泥潭，其命運也尚未確定。另一方面，人們希望“模仿美國在加勒比海岸邊境對海地人進行的幾十年”的極端措施不會成為另一種新常態。

當人們想到德爾里奧的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特工的照片時，情況就變得更加令人不安。如果在海上或關塔那摩發生了類似的事情，那么如此令人震驚的虐待記錄還會遭到曝光嗎？攔截和移民行動中心的合法性，是以“在保密中要求信任”的合理性為前提：實際上，我們被告知，沒有必要去窺探在幕后發生的事情。然而，鑒于美國對海地黑人尋求庇護者的虐待、妖魔化和病態化的歷史，以及用來對付他們的邊境政策試驗的演變史，我們無法對他們報以這樣的信任。在這些罕見的時刻，當在正常化之外的例外情況開始重新出現在公眾辯論中時，我們需要抓住這種中斷，再次質疑那些容易從視野中消失的事物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