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顯祖的詩集里，有兩首特殊的悼亡詩，是寫給一位與他素不相識的少女的，名為《哭婁江女子二首》：

畫燭搖金閣，真珠泣繡窗。

如何傷此曲，偏只在婁江。

何自為情死，悲傷必有神。

一時文字業，天下有心人。

在這兩首詩的序言中，湯顯祖記錄了這個夭亡的女孩子的故事。她的名字叫俞二娘，是蘇州婁江人。俞二娘秀慧能文，對《牡丹亭》愛不釋手，“蠅頭細字，批注其側”。湯顯祖看到了這位少女讀書筆記的一個抄本，也對其才華贊賞有加。說其批文之哀婉纏綿，甚至有過于《牡丹亭》原詞。然而這位才女年僅十七歲便“惋憤而終”，去世時尚未字人。

將這個故事寫信告訴湯顯祖的，是他的一位朋友，名叫張大復，是一位蘇州地區的文人。他大約和俞二娘的父母是關系不錯的朋友，常有往來，不僅和這個小姑娘見過面，也親眼看過她的批注本的原貌。因此，張大復所做的《梅花草堂筆記》中，更為詳盡地記載了這件事。

據書中所載，俞二娘自幼聰慧，但體弱多病，“常不勝衣，迎風輒傾”。她十三歲的時候生過一場重病，左肋下長了一個毒瘡，遷延數月不愈。張大復說，她在病中，“媚婉之容愈不可逼視”。這則記錄中還提到，俞娘有一個淪落風塵的妹妹，頗有姿容，被稱作仙子，俞娘的母親為張大復不認識她而深以為憾。俞娘去世后，張大復本打算將她批點過的《牡丹亭》索來收藏，但其母不許，只讓他抄錄了一本拿去。后來這個抄本被張大復贈給了一位名叫謝耳伯的朋友，謝耳伯又將它帶給了湯顯祖。

（明）湯顯祖《玉茗堂全集》書影，圖源網絡

相信敏銳的讀者已經注意到湯謝二人筆調中微妙的差異。盡管張大復是與俞二娘過從更密切的一位記錄者，但他的視角顯然是距離俞娘更“遠”的——他稱贊這個少女的美貌與其經歷之傳奇，更近似欣賞一枝枯瘦的病梅，抑或精心修剪的瓶花。少女的病痛和死亡，在他寫來也像是讓一件珍玩更有價值的注腳，多贊嘆而少哀戚。湯顯祖則更關注這個姑娘的精神世界，稱她作“有心人”，并發出了“如何傷此曲，偏只在婁江”的惋惜之嘆，儼然是素未謀面卻有神交的知己。

（明）陳洪綬《紈扇仕女圖》，私人收藏，圖源網絡

這也是《牡丹亭》能夠傳唱至今而不衰的原因之一。才子佳人題材的傳奇在元明清時期不可謂不多，但從未有一部在女性讀者群體中產生過這樣大的影響。單從情節的角度，牡丹亭并算不上出彩——一夢成癡，因情而死又因情復生的情節，雖然在當時可算驚世駭俗，但今天的讀者看來，大約已稍嫌濃烈狗血。然而“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這樣的佳句卻仍在被口口傳誦。湯顯祖長于辭藻，描繪女性閨中情緒的《游園》一折文辭尤為細膩工艷，是以成為昆曲最富盛名的一折戲。

《牡丹亭·驚夢》劇照，圖源江蘇省昆劇院

《牡丹亭》以其清麗纏綿的詞句和浪漫曲折的情節一舉成為晚明暢銷書之首，以至于“文人學士案頭無不置一冊”。在閨閣之內，這部傳奇造成的影響尤甚。才子佳人傳奇雖不鮮見，但將女性的生命意識描繪至如此淋漓盡致的卻是前所未有。“錦屏人忒看得這韶光賤”，杜麗娘在春光爛漫的花園中這句悵然的嘆息，引起了無數深閨女子的共鳴。因此，杜麗娘成為了一個象征，正如《寫真》一折里，杜麗娘去世前對鏡描繪的那幅自畫像一樣。對許多閨中女兒來說，杜麗娘就是這樣一面鏡子，讓她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照見自己，照見自己涌動的生命意識，照見自己鮮活的心。

明萬歷年間《牡丹亭還魂記》插圖，圖源網絡

儒家的社會結構中，向來排斥過于濃烈的男女之愛，這樣的風氣在宋明理學興起之后尤甚。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之下，要求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身份形成一套不能逾越的處世法則，這樣的規則中，不受控的情感自然被視作一種威脅，《孔雀東南飛》和陸游唐婉的愛情悲劇都是典型的例證。而《牡丹亭》不同，它極為重視“情”的力量，認為情之至者，“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而且這種不受人控制的“情”也完全是正當乃至崇高的：“必因薦枕而成親，待掛冠而為密者，皆形骸之論也。”

《牡丹亭》傳遞出的這種信息，深刻地沖擊著明清之際女性讀者的心靈。杜麗娘不僅是一個文學形象，更成為了一個由閱讀編織而成的夢境，無數女性為之癡迷，并由此衍生出許多傳奇的故事。“生生死死隨人愿”——以生命詮釋這句唱詞的，遠不止舞臺上的杜麗娘。

《牡丹亭·驚夢》劇照，圖源江蘇省昆劇院

商小玲同樣是一位癡迷《牡丹亭》而死的少女。但與開頭提及的俞二娘不同，她并非閨閣女子，而是一位女伶，生活在晚明崇禎時期，以擅演《牡丹亭》著稱。她曾經有過一位意中人，但最終也未能成眷屬，商小玲因此相思成疾，也正因心有所感，她演出的《牡丹亭》愈發動人心魄。

清代的文人筆記《退余叢話》這樣描繪商小玲演出的場景：“每演至《尋夢》、《鬧殤》諸出，真若身其事者，纏綿凄婉，橫波之目，常擱淚痕也。”這位女伶最終以一種傳奇的形式死去了。在一次演出《尋夢》時，唱至“待打并香魂一片，陰雨梅天，守得梅根相見”一句，商小玲在臺上應聲倚地，演丫鬟春香的演員上前查看時，發現她已經氣絕了。

這是這一折戲中杜麗娘最為心碎神傷的時刻，這位薄命的女郎，就在舞臺上隨著劇中心碎的少女死去了。

類似的故事數不勝數，這些無法主宰自己命運的薄命女子，最終也只能在文人的筆記中留下寥寥數百字的記錄，徒引后人一聲嘆息。而另一部分女性則將情感寄寓在文墨之中，在創作中構建屬于自己的世界。

（明）《茅暎評繪圖牡丹亭》書影，圖源網絡

《牡丹亭》的盛行受惠于明代中期以后出版行業的發展。商業社會的繁榮降低了圖書出版的成本，更多私人圖書出版商出現，豐富了出版途徑，圖書變得更容易獲取了，因此有知識的女性也逐漸增多。這些都給《牡丹亭》的流行奠定了基礎。

而牡丹亭則反過來進一步促進了女性對文學世界的探索。清初的徽州才女程瓊，在她與丈夫批點的《才子牡丹亭》一書的序言中，記錄了《牡丹亭》在閨閣之內流行的盛況：“蓋閨人必有石榴新樣，即無不用一書為夾袋者，剪樣之余，即無不愿看《牡丹亭》……閨人恨聰不經妙，明不逮奇，看《牡丹亭》，即無不欲淹通書史，觀詩詞樂府者。”《牡丹亭》幾乎成為了人手一冊的暢銷書，而其中的文辭之美，又反過來促進了女性對于文學世界的探索。

這樣的作用大約是湯顯祖沒有想到過的。在湯沈之爭中，以吳江派的觀點看來，《牡丹亭》的語言難免存在“掉書袋”的嫌疑，過于文雅而增加了理解門檻，不利于場上歌唱。但作為案頭閱讀的文學作品來說，情形就不同了。這個門檻反而成為了女性進入文學世界的引子，刺激了她們閱讀更多文學作品的欲望。閱讀為深受禁錮的閨閣女子創造了更豐富的精神世界，也為她們提供了發出自己聲音的機會。

未完待續...

原作者：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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