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正處于由“金字塔型”社會向“橄欖型”社會的過渡階段，與歐美等發達國家60%以上比重的中等收入群體相比，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相對比重較低，并且其收入水平不高。

早在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就公開提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并指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必然要求，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2021年8月17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再次強調，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扎實邁進。

可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著力點。當前我國有近3億農民工，加上他們的家庭成員則構成了近一半的國民人口。農民工群體是未來中等收入群體的最重要來源。為了使農民工盡快加入中等收入群體，提升農民工家庭的總體收入水平，可以從五大方面入手。

一、推動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發展，賦予農民工更多就業選擇

農民工本質上是在城鄉二元經濟體制下選擇遷移的勞動力。因此，幫助農民工家庭提高收入，一方面可以增加城市的就業機會，提供良好保障；另一方面也可以振興農村經濟，改變農村產業結構，讓一部分有能力并且愿意參與現代農業的農民工回流，最終實現更高收入水平的空間均衡。

從城鄉融合的視角看，未來的農業從業者不再是傳統的農民，而是現代經濟體系中的農業從業者，是一種職業。鄉村也不再是傳統的農村，而是生產生活體系中人口密度較低的區域，是城市的延伸。

二、加快推進農村土地流轉，增加農民工家庭的財產性收入

不少經濟學的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農民工家庭的財產性收入比重與中等收入群體相比還很低，更多依靠打工收入。就財產分布而言，城市居民可以靠擁有多套住房進而收取租金，而農民工家庭財產收入的重要來源就是土地權益。因此，在農村土地完成確權的基礎上，應該加快農地流轉，成立流轉中介機構，降低交易成本。

當然，在鼓勵土地流轉的同時，應當兼顧土地的保障功能；在追求效率的同時，不可忽視對農民的利益保障。在土地流轉改革時，應當遵循的首要原則是自愿原則。也就是說，農民對其承包的土地有絕對的使用權和流轉權。宅基地權益的改革，也應該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利。保障農戶宅基地使用物權，慎重穩妥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探索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渠道。

三、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幫助農民工盡快完成市民化

長期以來，農民工由于戶籍的限制在城市中面臨就業、子女入學、社保等多方面的限制甚至歧視，制約了勞動力自由流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農民工進入中等收入群體。

近年來，我國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步伐，連續出臺《推動1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等多個重磅文件。今年1月3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行動方案》。該文件再一次提出戶籍制度改革。除了幾個特大的城市之外，在具備條件的地方要進一步降低落戶門檻，而且還提出以常住地來登記戶口。當前，戶籍制度改革還需要很多配套的政策措施，如財政政策、土地政策、社保政策等等。只有這些政策同步改革，戶籍改革才能有序推進，取得實效，才能真正推進農民工市民化。

四、提高農民工家庭的保障性住房、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水平

微觀數據顯示，農民工家庭消費主要用在住房和醫療上，這也降低了農民工的消費率，成為農民工家庭重要的經濟負擔。未來城市可以建設面向以農民工家庭為主的保障性住房工程，以小戶型為主，降低建造成本，把價格控制在與農民工購買力相適應的水平。

此外，進一步提高農民工的社保覆蓋率和保障水平。農民工當前參與職工社會保險的比例僅為三成左右，未來應該繼續提高社保水平，解除農民工家庭的后顧之憂。

五、提升農民工人力資本，以長遠眼光提高農民工子女的教育質量

人力資本是影響農民工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因素。當前我國農民工平均技能水平較低，應該全面加強農民工職業培訓，拓寬技術工人上升通道，提高技能型人才待遇水平和社會地位。

此外，要著眼未來進一步提升農村年輕一代的人力資本，因為他們將是2035年農民工群體的主力軍。要把更多資源轉向農民工子女的教育，減少留守兒童的比例，幫助隨遷子女就地入學，提高教育質量，推動基本義務教育實現均等化。

（作者宋揚為中國人民大學共同富裕研究院研究員、國有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經濟學院教授，研究領域為勞動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多年來聚焦戶籍改革、收入差距與精準扶貧等方面的理論與實證研究，著有《中國收入分配格局的現狀與改革措施——基于勞動力市場的理論和實證分析》《中國戶籍制度的深入解析：現狀、影響與改革路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