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原道江陵市位于韓國東北部的海邊，背靠大關嶺，面望大海，夏季氣溫最高不過30攝氏度上下，歷來就是著名的避暑勝地。同時，江陵也是一個歷史名人輩出的地方。當地最有名的名人當屬一對母子，即印在韓國紙幣五萬元券上的申師任堂（1504-1551）和五千元券上的李珥（1536-1584）。其次還有被譽為李氏朝鮮時期第一才女的許蘭雪軒（1563-1589），以及她的三兄弟——許筬（1548-1612）、許篈（1551-1588）、許筠（1569-1618），都以文章著稱。另外，還有大文章家金時習（1435-1493）等。其中李珥與許篈與中國頗有淵源，二人都到過北京。1568年，李珥曾以千秋使書狀官的身份來到北京，許篈則于1574年以圣節使書狀官的身份來過北京。筆者一直頗為關注這些曾有赴京經歷的朝鮮使者，為了實地探訪他們留下的足跡，于今年七月中旬探訪了江陵。

程朱理學：朝鮮“女歸男家”的始作俑者

江陵的古跡景觀大部分集中在鏡浦湖與海邊一線，申師任堂與李珥曾居住過的烏竹軒與許氏一族的老宅，以及金時習紀念館都相距不遠，全坐落在鏡浦湖附近，依山傍水，風景極為優美。韓元五千元券的正面為李珥頭像，背面則為烏竹軒。烏竹軒之名來源于該處遍植象征君子風骨的烏竹，其實也暗示了此軒修建當初，主人應該頗受儒家思想影響。李珥是李氏朝鮮時期最為出名的大儒之一，作為長期把持朝鮮實權的西人派系的思想領袖，他在朝鮮后期享有極高的尊崇。其母申氏，號師任堂，在韓國被認為是具有較高文學書畫素養的賢妻良母形象的典型，所以韓元在發行五萬元券的時候將其頭像印在正面。

不過烏竹軒吸引筆者注意的是，它作為李珥的出生地與幼時的生活之處，其實并不是李珥父親李元秀的家宅，而是申師任堂家的家宅。申師任堂與李元秀成親后，并未前往位于漢陽的李元秀家居住，而是和李元秀一起居住在自己娘家，也就是說大儒李珥實際上是在他外祖家出生并成長。更有趣的是，申師任堂本人也是在外祖家出生并成長。現在一般民眾對李氏朝鮮甚至當今韓國最普遍的看法之一，大概會是該國無處不在的家父長制度的影響。崇奉儒教的李氏朝鮮，為何還會出現女性出嫁后仍然居住在娘家的情況呢？而且并不是所謂“倒插門”的情形。

我們現在所持對李氏朝鮮“女歸男家”婚姻制度的觀點，僅僅是對朝鮮中后期婚姻制度的認識。實際上，在朝鮮前期，“男歸女家”的婚姻制度更為盛行。李氏朝鮮承王氏高麗而來，但高麗王朝并不崇儒，而是將佛教定為國教，民間則普遍流行“男歸女家”的婚俗，子女往往在外祖家出生并成長。高麗貴族男子成婚后，會在外家、本家、妻家中選擇一族作為自己主要的政治依靠，當然，實際情況往往是選擇最有勢力的一族。另外，在繼承與祭祀制度上高麗時期和朝鮮時期也有區別。高麗時期實行的是“子女均分繼承”與“子女輪流祭祀”的制度，甚至會出現“外孫奉祀”的場景，而朝鮮時期實行的則是“嫡長子優待繼承”與“長房奉祀”制度。

高麗晚期，國王或世子常年旅居在北京的情況頗為常見，隨侍國王或世子的一部分新興士大夫們在北京接觸到了程朱理學，并將其傳回半島。隨后李成桂在這群士大夫的支持下廢王氏而自立，建立了朝鮮王朝。這批信奉程朱理學的士大夫們隨即在社會各領域進行改革，《朱子家禮》鼓吹“女歸男家”講求“親迎禮”，半島固有的“男歸女家”的婚姻制度顯然不符合其要求，因而成了他們主要的改革對象之一。然而，社會風俗的變化并不是國家一道詔令一下便可以頃刻改變的，“女歸男家”的婚姻風俗仍然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到李珥和申師任堂生活的朝鮮中期，婚禮在女方家舉行，經過一段時間，甚至是等子女長到一定歲數后再回到男方家的“半親迎禮”在一些地區仍較為普遍。韓國學界一般認為，半島徹底完成儒教化大約是在16世紀末壬辰戰爭結束之后。

待李珥長到一定歲數后，申師任堂離開江陵前往漢陽的婆家居住。李珥在《先妣行狀》里這樣描寫申師任堂思念江陵娘家的情形。“慈堂平日，常戀臨瀛。中夜人靜時必涕泣，或達曙不眠。一日有戚長沈公侍姬來彈琴，慈堂聞琴下淚曰，琴聲感有懷之人。舉座愀然，而莫曉其意。又嘗有思親詩，其句曰：‘夜夜祈向月，愿得見生前’。蓋其孝心出于天也。”李珥把申師任堂思念娘家的原因歸結為“孝”，以李珥作為儒學者兼兒子的身份來說，這種解釋無可厚非，但申師任堂留下的不少詩句都表達出她對娘家的思念，如“千里家山萬疊峰，歸心長存夢魂中”，所以，她在漢陽究竟生活得是否開心，大概也只有她自己清楚。

隨著“女歸男家”的“親迎禮”制度的逐步確立，婆媳矛盾逐漸成為朝鮮后期社會生活中的常見現象。朝鮮后期的女詩人金浩然齋（1681-1722）甚至作詩曰：“平生自無適俗韻，頗與高門多不悅”，感嘆自己無法與婆家相處的情況。筆者覺得比較有趣的是，現代韓語中仍然保留了相當多的以描述婆媳矛盾來說明“道理”的俗語，比如“打我的婆婆雖可恨，勸架的小姑子更可恨”（暗指中間人更會使壞）；“婆婆死了的話，里屋就是我的了”（暗指十年的媳婦熬成婆）；“紅豆粥留給親女兒，豆芽湯留給兒媳婦”（暗指兒媳畢竟是外人），可見婆媳矛盾的普遍。

烏竹軒的旁邊則是祭祀李珥的祠堂——文成祠，其中供奉著李珥的畫像，“文成”為朝鮮仁祖賜給李珥的謚號。不過現在所見的文成祠牌匾，其漢字并不是按照從左到右的古代文字書寫順序，而是按照從左至右的現代書寫順序寫成。“文成祠”三字的題詞者是韓國前總統樸正熙，為何樸正熙要以從左往右的順序寫下“文成祠”三字呢？問了一下韓國友人，說是可能跟當時韓國鼓吹民族自主性，強調與現代社會接軌的社會氛圍有關。面對這樣的“文成祠”牌匾，不知道大儒李珥在九泉之下該作何感受。

明朝的禁書卻在朝鮮廣為流傳

烏竹軒再往鏡浦湖方向走一兩公里，是金時習紀念館。金時習祖籍江陵，字悅卿，號梅月堂、東峰山人、清寒子等，出身于一個不是很富裕的兩班貴族家庭，從小接受儒家程朱理學教育，“時習”一名即來自于《論語》中的“學而時習之”之句，可見儒家文化浸透之深。

金時習曾仿明初文人瞿佑的《剪燈新話》而創作出《金鰲新話》，金鰲即慶尚道的金鰲山。恪守程朱理學的金時習在朝鮮世祖篡奪侄子端宗的王位后，斷絕仕途念想，曾在金鰲山隱居，在此創作出的小說集便以金鰲命名。《金鰲新話》以熟練的文言文寫成，現僅存五篇，分別是《萬福寺樗蒲記》、《李生窺墻傳》、《醉游浮碧亭記》、《龍宮赴宴錄》、《南炎浮洲志》。與《剪燈新話》的對應關系是：《萬福寺樗蒲記》對應《滕穆醉游聚景園記》，《李生窺墻傳》對應《翠翠傳》，《醉游浮碧亭記》對應《鑒湖夜泛記》，《龍宮赴宴錄》對應《水宮慶會錄》，《南炎浮洲志》則對應《令狐生冥夢錄》。

對中國人來說，《剪燈新話》并不能算家喻戶曉的文學作品，因為作為第一部被朝廷查禁的文人小說，此書早在明正統年間就已被禁。不過在被明朝廷查禁之前，《剪燈新話》就已流入朝鮮半島，而且廣受歡迎，甚至有朝鮮人為了讀懂它，還用韓文做了諺解。金時習就曾作詩稱贊《剪燈新話》：山陽君子弄機杼，手剪燈火錄奇語。有文有騷有記事，游戲滑稽有倫序。美如春葩變如云，風流話柄在一舉。初若無憑后有味，佳境恰似甘蔗茹。（中略）獨臥山堂春夢醒，飛花數片點床額。眼閱一篇足啟齒，蕩我平生磊塊臆。（題《剪燈新話》后）

江陵的金時習紀念館規模并不大，建筑采取的是傳統樣式，里面展出的主要是金時習的《梅月堂集》和以《金鰲新話》故事內容做成的動畫。比較吸引筆者注意的是紀念館門外巨大的贊助碑。從碑文可知，紀念館贊助人基本上是金時習的后人們，贊助人的名單與贊助金額則以漢字寫成，可見即使是在韓文廣泛使用的今天，漢字仍然被韓國視為代表文化素養的文字。

許蘭雪軒：中國文集中的朝鮮才女

離開金時習紀念館往鏡浦湖方向走去，在湖的南邊有一大片松樹林，許蘭雪軒一族的故居就坐落在這片松樹林中。許蘭雪軒，名楚姬，字景樊，蘭雪軒是她的堂號。許蘭雪軒之所以有名，大概最初是因為她的詩被收入《列朝詩選》與《明詩綜》，在中國獲得了相當大的關注，然后其弟許筠也多次將許蘭雪軒的詩文集贈送給壬辰之后進入朝鮮的明朝援軍里的文士。不過《明詩綜》里關于許蘭雪軒的記載頗有謬誤，18世紀末前往中國的朝鮮使臣樸趾源在其名作《熱河日記》里提到與清人談論許蘭雪軒的情形。

敝邦先儒，有李先生珥，號栗谷。而李相公廷龜，號月沙。詩綜誤錄李廷龜號栗谷。……許篈之妹許氏，號蘭雪軒，其小傳以為女冠，敝邦元無道觀女冠。又錄其號曰景樊堂，此尤謬也。許氏嫁金誠立，而誠立貌寢，其友謔誠立，其妻景樊川也。閨中吟詠，元非美事，而以景樊流傳，豈不冤哉。

樸趾源在上文中提到《明詩綜》里幾處有關朝鮮人記錄的張冠李戴的現象，尤其指出《明詩綜》將許蘭雪軒的號記為“景樊堂”是大錯特錯。樸趾源文中說，許蘭雪軒之夫金誠立的友人們，開金誠立的玩笑，說“景樊”的意思是“景慕樊川”，即“景慕中國唐代詩人杜牧”之意。許蘭雪軒仰慕杜牧的說法曾在朝鮮頗為流行，在樸趾源之前曾前往中國的朝鮮燕行使洪大容與杭州文士潘庭筠的交流中也曾提到過。洪大容的燕行錄《湛軒燕記》中有如下的記錄：

蘭公（潘庭筠）曰：“貴國景樊堂許篈之妹，以能詩名入中國詩選中，豈非幸歟？”

湛軒（洪大容）曰：“此婦人，詩則高矣，其德行遠不及其詩。其夫金誠立才貌不揚，乃有詩曰：‘人間愿別金誠立，地下長從杜牧之。’即此可見其人。”

蘭公曰：“佳人伴拙夫，安得無怨？”

那么許蘭雪軒所謂“景樊”的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根據許筠的說法，蘭雪軒這個號是她自己取的。許篈則說，“景樊”應該是按慣例由父親取的字。其名“楚姬”是指中國古代楚莊王夫人樊姬，字“景樊”則取其思慕樊姬之意。到底“景樊”是“景慕樊姬”還是“景慕杜牧”之意，現在也無法下確定的結論。另外“人間愿別金誠立，地下長從杜牧之”之句究竟是許蘭雪軒本人的詩作，還是后人所托的偽作，現在也難以考證。

《蘭雪軒集》中有相當多的偽作，或是可以被稱為剽竊之作的作品確是不爭的事實。朝鮮文士李圭景（1788-？）在《景樊堂辨證說》一文中綜合中朝各家的考證成果以及許氏后人的言論有如下的表述：

李芝峰睟光《類說》云，許蘭雪軒詩，為近代閨秀第一。然洪參議慶臣﹑許正郞?，乃許氏通家親族，而嘗言，蘭雪軒詩，二三篇外，皆是偽作。《白玉樓上梁文》亦其弟筠與詞人李再榮所共撰。申象村《集》亦云，《蘭雪軒集》中，太半古人全篇。男弟筠剽竊世間未見詩竄入，以揚其名云。錢虞山小室河東君柳如是，于《蘭雪集》摘出真贓，綻露狼藉。其非蘭雪之作可知也。

考慮到當時朝鮮正統士大夫們并不將女性寫詩作文并出版文集視為“美事”，許筠這般積極地將其姊的詩文介紹到中國，其中的動機倒也頗值得玩味。

現代修復的許氏故居外，豎立著五座刻有許氏兄妹還有其父許曄的各一首代表詩作的詩碑。其中許篈的詩碑上刻著其在前往北京路途上所寫的《灤河》一詩。其詩曰：

孤竹城頭月欲生，灤河西畔聽鐘聲。扁舟未渡尋沙岸，煙靄蒼蒼古北平。

許篈詩碑，筆者攝

許篈留下的記載這次北京之旅的《朝天記》流傳至今，成為研究萬歷初年中國與朝鮮半島交流的重要史料。其中比較有趣的是，當時明朝正在討論將王陽明從祀孔廟，這對信奉程朱理學的朝鮮士人來說，是萬萬不能接受的事情。朝鮮對朱熹的信奉程度，從比許篈出生稍早的朝鮮儒學者金麟厚所作“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真”一詩中可見一斑。此詩大意是說，能承襲孔門嫡學的有且僅有朱熹。許篈與明朝文士關于陽明學的討論，中韓兩國學界都有比較廣泛的研究，概括其大意，即許篈無法接受陽明學在明朝已廣泛傳播，擁有眾多支持者的現實，在堅持程朱理學的立場上與支持陽明學的明朝文士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不過就整個朝鮮晚期的儒學發展史來看，陽明學最終也沒能在朝鮮半島激起更大的水花，盡管后來出現了一部分信奉陽明學的所謂“江華學派”的學者，但就整體而言，仍然是程朱理學一統天下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