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的迷霧》是一本再版的圖書，它是中信出版社《比較》譯叢中的一本，作者是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 ）。

據中信出版社的編輯介紹，2015年年底時，國務院高層曾經想看《經濟增長的迷霧》，但是由于此書早已經賣光，所以最后出版社呈上的是一本做了筆記的舊書。經此一事后，出版社感覺到了此書的價值，馬上再版。因此，看了這本書，對理解高層在“供給側改革”、“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等政策思路都有很大的好處。

威廉?伊斯特利于1985年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1985-2001年在世界銀行工作；2001-2003年任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和國際經濟學研究所（Instituti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高級研究員。伊斯特利的研究領域包括非洲、經濟發展和增長、發展中國家的微觀經濟學以及政治經濟學。

作者根據他對發展中國家實際情況的深入研究，剖析了自“二戰”結束以后經濟學家在欠發達國家推行其政策建議的成敗案例，破解了經濟增長之謎，揭示出一個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所有經濟主體，不管是普羅大眾、企業、政府官員還是援助機構，都會對激勵做出反應，成功的經濟政策不能違背這一基本原理。

這本書有何獨到之處？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導和院長專門寫了名為《把激勵搞對，促進經濟增長》的書評。錢穎一表示，經濟增長和扶貧問題具有全世界的共性，具有一般性的規律。中國自然也在其中。“把激勵搞對”即是我國經濟改革成功的經驗，沒有“把激勵搞對”也是目前許多問題的癥結。錢穎一的這一書評，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經中信出版社授權首發。

以下為錢穎一書評《把激勵搞對，促進經濟增長》全文：

《經濟增長的迷霧》雖然沒有分析中國的情況，但由于中國面臨類似的問題，它對我們非常有啟發。閱讀這本書，使我們可以領略經濟學理論的魅力和經濟學家對數據的實證分析的力量，從而理解政策制定的初衷和結果之間的真正關系。

在過去的20年中，經濟增長再次成為主流經濟學的熱門研究課題。在理論上，“內生增長”理論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更重要的是，在經驗實證方面，新的思路、新的數據和新的計量經濟學方法，將對增長的實證研究推向了新的階段。比如，除了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等傳統變量外，經濟學家也把有關地理的、開放的、制度的、法律的、政治的，甚至文化的變量包括在增長模型中。又比如，在數據分析中使用工具變量方法用以確定變量間的因果關系。應該說，今天我們對經濟增長的知識比20年前大大提高了。

與此同時，發展經濟學領域無論從關注的問題到研究的方法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受計劃經濟的影響，發展經濟學的熱點研究方向是發展戰略，思路中政府干預經濟的色彩濃厚。后來這些“大戰略”多在實踐中失敗。這導致80年代后，發展經濟學轉向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微觀問題。比如農戶的消費和儲蓄行為、信貸市場的失靈和補救等等。雖然在研究方法上小心求證，結論更為嚴謹，但多與發展中國家關心的重大問題關系不大。在90年代以后，部分地受到轉軌經濟的影響，發展經濟學重新回到研究重大問題，比如制度、政府和增長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的影響。

《經濟增長的迷霧》這本書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的研究成果。它研究的是窮國的經濟增長問題。減少貧困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共同關心的主題。幾十年的經驗表明，扶貧是一項艱巨和困難的任務。事實表明，僅僅出于好的動機是遠遠不夠的，甚至好的動機還可能引出壞的結果。比如，單純地增加對貧困地區的資金和外國援助并沒有達到好的減貧效果，反而增加了腐敗。本書的出發點是經濟增長對減少貧困、提高發展中國家的福利至關重要。這是有事實根據的。本書所引的經驗證據表明，一國的經濟增長是減少貧困的重要推動力。經濟學家根據對65個國家在80年代和90年代數據的研究，發現高速的經濟增長導致貧困率快速下降，而經濟衰退則導致貧困率上升。比如，如果一國的人均收入每年下降9.8%，那么該國的貧困率每年增加23.9%。反之，如果一國的人均收入每年增長8.2%，那么貧困率每年減少6.2%。因此，GDP增長并非像一些人批評的那樣——是一種神話，GDP不僅對一國的發展有益，對減貧也非常重要。

在這一前提下，本書展開對窮國的經濟增長的分析。由于作者長期在世界銀行——世界上最大的以扶貧為目標的國際組織——工作，對國際上主流的政策思路和實施有著直接的了解。同時作者又是這些政策的批評者，這更增加了本書的分量。除了通俗易懂外，在使用的方法上這本書有兩大特點：第一，全書緊扣增長經濟學理論的發展，概括了幾乎所有重要的貢獻。從50年代古典增長理論的索洛模型，到90年代內生增長理論的羅默模型，作者用通俗的語言對其主要思想結合窮國的現實做了講解。無論是批評還是褒揚，作者都是以準確地理解理論為出發點的。第二，作者引用大量的經驗實證分析的結論，用數據論證這些理論的適用性。不少理論推出的政策性結論被事實推翻。由于計算機的普及和新的數據的搜集，對數據的仔細分析形成近年來研究增長和發展的主題。本書在方法上的這兩方面都會對我國的讀者有啟發。相比之下，我們的研究在這兩方面還有相當的距離。我們的一些研究往往對理論不深究，浮于表面，對理論的邏輯推理，不夠準確。在事實檢驗上，我們有的研究不看數據，有的研究即使用數據，也常流于簡單的數字，缺乏對數據仔細深刻的分析和解釋。這本書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范例，告訴我們如何做到分析應有理論，理論要有檢驗。

本書用理論指導，讓事實說話。它有兩大主線。首先，本書尖銳地批評了一個又一個的所謂啟動經濟增長的“靈丹妙藥”。這些藥方大多是從經濟理論中推導出來的政策。但事實證明，它們大多在現實中是無效的。本書對這些藥方，包括增加外國對窮國的援助、增加國內投資、提高教育水平、減少人口、與改革掛鉤的外國援助、外債減免等等做了分析。從對數據的分析上看，它們都沒有起到提高窮國經濟增長的目的。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經驗(empirical)問題。

為什么呢？作者認為這不是經濟學的失敗，而是沒有很好地運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的失敗，這就是有關人的激勵問題。這構成本書的第二條主線。作者認為，激勵來自三個方面。首先是不發達國家或地區的政府的激勵。如果外援落在一個腐敗的政府中，它當然不會提高增長。如果外債減免給予政府今后可以得到更多貸款的激勵，這種減免也不會對增長有益。其次是私人部門的激勵。如果私人部門從“尋租”中獲得的好處大于從生產中獲得的好處，那么這種激勵將指揮他們致力于重新分配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在不少國家，表面上看似對窮人有利的福利政策，反而成為對窮人努力的懲罰，因為一旦他們經努力脫離貧困，便失去了福利。第三是援助者的激勵。外國政府、國際組織或非政府組織，它們往往有其他的目的（政治目的、生存目的等），并不同受援國經濟增長的目標完全一致。這就使得援助的效果受到影響。

從對這三個方面的分析，作者的結論是沒有“把激勵搞對”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最大障礙。那么“把激勵搞對”是不是又一服靈丹妙藥呢？作者認為它只是一個經濟學原則，而不是一劑處方。把這一原則付諸實踐，必須根據具體情況加以實施。這正是本書作者認同的所謂“增長共識”。經濟增長和扶貧問題具有全世界的共性，具有一般性的規律。中國自然也在其中。“把激勵搞對”既是我國經濟改革成功的經驗，沒有“把激勵搞對”也是目前許多問題的癥結。

在不少發展中國家，壞政府往往是經濟增長的殺手。那么什么情況下更容易產生壞的政府呢？作者發現多利益集團下的弱政府往往導致“公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因此產生壞政府。這是因為缺乏共識，多元化集團組成的松散聯盟更可能采取“殺雞取卵”的經濟政策，摧毀私人創造財富的積極性。本書通過事例說明，這種情況在多種族的國家（如非洲的一些國家）和貧富差距過于懸殊的國家（如拉美的一些國家）更容易產生。

對關心增長和減貧問題的讀者，《經濟增長的迷霧》是一本值得一讀的書。雖然它沒有分析中國的情況，但由于中國面臨類似的問題，它對我們非常有啟發。閱讀這本書，使我們可以領略經濟學理論的魅力和經濟學家對數據的實證分析的力量，從而理解政策制定的初衷和結果之間的真正關系。我希望這本書對思考我國的經濟增長和減貧會起到有益的作用。

路徑依賴和運氣（威廉?伊斯特利）

一個單獨的創新者通常無法預料他的特定發明能否導致一系列后續發明。在這里，我們又遇到了不確定性的問題。有些國家的運氣可能特別差，他們采用了一些技術，這些技術可能在當時起到作用，但沒有提供后續創新的潛力。而另外有些國家的運氣可能很好，它們在一開始采用的技術后來證明會產生豐厚的回報，進而又產生了很多有價值的技術。這就是路徑依賴。一個國家未來的成功要取決于它過去所走的道路。例如，由于英國有大量的煤炭儲備，18世紀的英國非常關心采礦技術。英國人當時遇到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將礦井中的積水排出。接下來所發生的就是采礦者“致力于發展更好的水泵，這為更精密的鉆孔機和其他工具的產生創造了條件，這些工具有助于蒸汽機和現代水力機器的產生。采礦需要冶金學、化學、機械學、土木工程等方面的知識。所有這些學科知識的融合導致了更大的技術進步”。 18世紀英國許多偉大的發明家都出自采礦業。

另外一個例子是西方國家在交通運輸中對輪子的應用。從手推車過渡到馬車、公共馬車、鐵路是一個自然的發展過程。而在中東和北非，自從公元前100年駱駝鞍發明之后，駱駝便取代了有輪車。利用駱駝作為運輸工具從經濟上看是合理的，因為不需要在沙漠中修建道路，但是技術的發展也因此走入了死胡同。正如默克所言，“駱駝節省了資源，……但它們不能促進鐵路的誕生”。

一個更近的例子是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發明模擬高清晰電視。在高清電視方面，日本曾經占據世界領先地位，在1989年建立了第一個高清電視電視臺，但是后來其領先地位卻被美國和歐洲所取代，他們發現未來的技術發展趨勢是數字電視。美國于1998年建立了第一個數字電視臺。在技術上，很難預期什么是突破性的技術道路。有時候，你需要經歷一段時期之后才發現自己判斷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