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的崛起，自然離不開人民銀行的運作。不過，中國人民銀行成為嚴格意義上的中央銀行，卻不是在1948年而是1984年之后的事。

1983年9月17日，國務院決定“成立中國工商銀行，承辦原來人民銀行辦理的工商信貸和儲蓄業務”。也就是說，在工行成立之前，人民銀行既是中央銀行也是商業銀行，既負責貨幣發行和金融管理，又具體從事各種業務經營。直到1984年1月1日工行成立，人民銀行才成為實質意義上的中央銀行。而它在法律上確認央行的地位，則是在1995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頒布之后了。

從全球第一家中央銀行——1668年瑞典國家銀行算起，央行制度已有近350年的歷史。從這個角度看，人民銀行還很年輕。那么，為什么要設立中央銀行呢，它是干什么的？

從歷史上看，央行制度是銀行危機的產物，旨在監管銀行乃至金融業的運作，維護經濟的良性運行。而其重要構件之一是貨幣供給，亦即發行信用貨幣，所以央行也叫“發行的銀行”。 我們的央行也不例外。

現行《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中國人民銀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此外，“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人民銀行推出的一切政策和工具，都緊緊圍繞這兩項使命。

那么，央行如何調試貨幣供給，其中有沒有一個約束的機制？還是說，鈔票想印多少就印多少？

在金本位的時代，央行的貨幣供給受其貴金屬儲備規模的約束，顯然不能隨心所欲。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貨幣與貴金屬脫鉤，但貨幣供給仍然不“自由”。這其中有一個“防止通貨膨脹”的自動約束機制，也就是說，央行在增發貨幣前，會對增發帶來的通脹變化進行評估。而直到最近，中央銀行的歷史，幾乎就是一部反通脹的斗爭史。

具體到中國人民銀行，也存在同樣的約束機制——通脹壓力大的時候，貨幣供給增速放緩。經濟運行內生的供需曲線，就像彈性的繩索，束縛著央行的權力。（如圖）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人民銀行，作者計算

事情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發生了變化。“防通縮”漸漸取代“防通脹”，成了各大經濟體的主要考慮。一旦甩開“防通脹”的繩索，央行們也都放開了手腳——貨幣供給的馬力越來越強，貨幣政策的目標不斷擴充。

中國人民銀行同樣如此——從數據看，我國M2/GDP（廣義貨幣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由2008年的149%升至2015年的203%，平均每年提升近8個百分點，是我國央行制度形成以來最快的時期。從政策目標看，周小川行長6月在華盛頓曾公開表示：“中國央行采取的多目標制，既包含價格穩定、促進經濟增長、促進就業、保持國際收支大體平衡等四大年度目標，也包含金融改革和開放、發展金融市場這兩個動態目標”。

伴隨大央行的自由行，金融領域前所未有地擴張。與此同時，對金融危機的焦慮也不斷升級，但這種焦慮并未形成對大央行的約束，在多數情況下，反而為央行在貨幣救助方面的自由行動提供了注腳。以我國為例，目前金融占經濟的比重為9%，而危機前僅為5%。

現在的中央銀行，像是甩開鏈條的大象，行走在通縮的陰霾之下。對它們而言，經濟運行不再是不能輕易觸碰的瓷器店，而是一片片攻堅克險的試驗田。接下來的日子，它們究竟是要將經濟馱負出險境，還是變成“被喚醒的哥斯拉”呢？

或許，宏觀經濟學的另一座圣杯，已經擺在我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