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并通過產業鏈、價值鏈、消費鏈對全球經濟造成重大沖擊深遠影響。同時，新冠疫情也加速了數字化的進程，無論是產業端，還是消費端，數字技術讓各行各業都面臨深刻變革。新冠疫情和數字技術雙向發力，正在重構產業環境，重建產業生態，重塑產業價值，并帶來了一系列改造后的工作環境、工作崗位、工作技能，甚至是領導力方式。

對工作環境的影響

新冠疫情對工作環境的改變是變革性的。越來越多的上班族發現疫情過后，傳統的統一時間上下班，統一工作地點辦公、一群人聚在一個大辦公室的工作模式，逐漸向混合工作環境、彈性工作時間、個人單兵作戰轉換。

數據顯示：一些互聯網大公司的員工平均每周有2.4天進行遠程辦公，這一數字與疫情前的1.4天相比，提高了近70%。遠程辦公已經從疫情中的“急救包”，變成了疫情后的“家常飯”。

辦公室不再是工作唯一的最優選擇。原來在寫字樓里辦公的白領們，開始在家中、在分散的共享辦公室，甚至是咖啡店，遠程完成工作。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重新定義辦公室和辦公室的用途。公司員工可以分布在不同城市和不同樓宇，傳統辦公室不復存在，而員工的家庭空間，由于疫情隔離需要，也轉換為了工作空間。

日本富士通全球人力資源主管Hiroki Hiramatsu聲稱：到2020年5月，僅有15%的富士通員工認為辦公室是最好的工作場所，大多數人偏好居家和辦公室混合辦公的模式。到了9月，同樣的調查問卷顯示，大多數員工認為回不去以前了，之前很多人在通勤上浪費了兩個小時，現在他們希望把這些時間用在技能提升和陪伴家人上。一些年輕人的口號變成：“我熱愛工作，但我不愛去辦公室?！?/p>

離開辦公室辦公，也并不是完美無缺的選擇。當原有的兩點一線（從家到辦公室、從辦公室到家）被單點（家和辦公室的混合體）取代后，居家辦公者面臨的是如何多模式轉換：起床，工作，照顧孩子，工作，準備午餐，工作，洗衣服，工作，打掃衛生，工作，準備晚餐，陪孩子玩耍。工作一下子被打散了，而每種模式切換，都會對注意力和生產力產生不利影響，最終影響到工作效率。

也有員工抱怨，在家辦公模糊了工作和休息的區隔，996變成007，延長了總工作時間。當員工走出封閉的“小隔間”，來到家庭或咖啡室辦公時，他們發現即使有獨立空間，大電腦屏幕和一把好的功能椅，但居家辦公區域和原有的家庭區域之間，還是缺乏物理阻隔和心理屏障。

盡管許多員工可以在非辦公室環境中工作高效，但他們還是感受到了因缺乏和公司物理實體連接，而造成的對團隊斗志和集體幸福感的影響。

同時，公司管理者也面臨著如何為線上招聘來的，在線下非公司辦公室工作的新員工創造歸屬感和使命感的困難。原來的公司團建都無法正常開展，又何談用集體儀式塑造公司信任型工作氛圍呢？

新的混合型工作環境，如何去準備一個讓員工在物理形態和心理上迅速進入工作狀態的儀式，同時明確一個“在線協同辦公”和“離線休養生息”的清晰邊界，這是擺在公司管理者和員工們面前的新難題。

對工作技能的影響

各行各業都在轉變，人們需要不斷學習新技能來適應變化。誰也無法只依靠四年或六年的大學教育來安度整個職業生涯。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隨著新冠疫情的暴發而加速了，數字化轉型的快速發展、技術的進步，讓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工作者去專注新技能的學習。

針對“新冠疫情對職場技能影響”這一話題，《新聞周刊》對全球120個國家、86個行業和53個主要職能的3026個管理者做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71%的被調查者認為，疫情加速了人們淘汰舊有工作技能的進度，并加快了人們學習新技能的速度。

工作環境的改變，讓新一代工作者要習慣有效與同事在線溝通，而非面對面的溝通。如何加強書面溝通的能力，以及同步加強語音溝通協調的能力，成為當務之急。無論是在工作群，還是視頻會議，都要求工作者有清晰的邏輯表達能力和有說服力的表達方式。

而居家工作，容易被其他瑣事分散精力，時間管理能力也成為近兩年越來越多的公司對員工的一項基本要求。按照事項重要性由高到低的順序來合理分配時間，通過事先規劃并運用一定的技巧優先排序，按計劃進行，并有預備方案。這些都是實現團隊或個人的既定目標，保證完成工作任務的關鍵。

技能是未來工作的貨幣。對于那些持續學習新事物、善于鉆研新技術的員工來說，新冠疫情反而在幫助他們重塑職業技能，并在職場競爭中彎道超車，實現個人價值提升。反之，那些未能跟上技能迭代要求的員工，被職場淘汰的風險則再次擴大。

舊崗位的消逝和新崗位的誕生

ADP研究院近期有份名為《職場人2021：全球勞動力觀點》的報告，來闡述疫情給勞動力帶來的影響。近三分之二 (64%) 的全球勞動力表示他們的職業受到了疫情影響。超過四分之一 (28%)的人，要么失去工作，要么被迫休假或暫時解雇。接近四分之一 (23%) 的人遭受減薪，而相似比例 (22%)的人減少了工作時間或責任。

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數據也證實了這一趨勢：2021年，新冠危機將導致約1億個全職工作崗位消失。2022年，全球范圍將再失去2600萬個全職工作崗位，并使2.05億人面臨失業。而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的最后一年（2019年），全球失業人口總數為1.87億。

一些舊的工作崗位，在新冠元年（2020年）之后將可能不復存在。新冠疫情加速了數字化和智能化進程，預計到2025年，自動化將取代8500萬個工作崗位。在疫情之后，新踏入職場的畢業生，可能會面臨和上個世紀末參加工作的年輕人截然不同的勞動力市場。

但是，不用太悲觀，新冠疫情也催生了一大批新工作崗位的誕生。這些新工種產生的速度和多樣性，同樣超乎想象。人工智能、虛擬現實、數據分析等崗位，從無人知曉到廣受追捧；電競玩家，從原來的玩物喪志轉變成當今的熱捧新潮；無人機飛手、帶貨主播、小程序開發者等崗位，也如雨后春筍般勃發。

美國某大型軟件公司最近的一個招聘崗位名稱是：遠程工作領導者。工作描述是：崗位人選必須具有領導大規模、遠距離分散團隊開拓未知領域的經驗。還特別標注：“人力資源老將不要申請”。

類似的職位“生產力和遠程體驗副總裁”，被獵頭公司Cowen Partners評為2020年度最流行的10大管理職位之一。這一崗位的主要職責，就是如何讓員工在家工作時保持參與度和體驗感。

另一個新興崗位，則是“首席醫療官”（CMO）。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這個崗位僅限于大型醫院、醫療保健或制藥公司，主要負責管理醫生和生物醫藥研發隊。但疫情過后，無論是大型游輪公司（加勒比游輪公司），還是快速消費品公司（百事公司和泰森食品公司），都不約而同增設了這一崗位。

我們也許會納悶，游輪和食品公司業務范圍大相徑庭，為何會異曲同工，選擇CMO這個職位？其背后原因，就是這些公司都需要大量工作人員在密閉和狹小的空間里作業，而這種環境之前導致了嚴重的集體病毒感染事件，從而造成大規模業務中斷。這個崗位的設立，就是為了保證員工能夠安全工作，同時解決員工因遠程工作帶來的心理健康問題。哈佛商學院茨達爾·尼里教授將此種現象總結為：“生活在一個健康與業務交叉的世界里，公司首先要想辦法確保安全。”

對領導力的影響

新冠疫情并不只是對普通員工造成沖擊，對公司高管的領導力也是一次新的挑戰。疫情在極短的時間內，嚴重擾亂了領導者的組織策略、和員工們的溝通機制、以及和公司外部的聯絡。

這種背景下，領導力也在經歷著一種范式轉移。領導者需要比普通員工更快適應從現場指揮處理向遠程統籌模式的轉變。與此同時，還要保持原有的工作效率、工作質量及員工參與度不變。同時，領導者還需要更加以人為本，關注員工的安全和團隊情緒，有更強大的風險控制能力。從這個角度來講，這場疫情迫使企業去追尋以人為本、行動敏捷、善于協作、勇于創新的領導者。

從事高級行政管理者招聘的RSR Partners公司為此評論：“在新冠疫情之后，一種全新的領導力評估體系將發揮作用。高管是否經過危機測試？他們是否有能力在虛擬世界中擔綱領導職位？他們可以實時重塑嗎？他們是一個靈活思考者嗎？”

這一切的關鍵在于：新一代公司管理者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和充分的信心，在下一次未知的危機來臨前攻堅克難？

《人類簡史》的作者尤瓦爾·赫拉利，在《金融時報》發表了一篇長文《冠狀病毒之后的世界》。“風暴過后我們將居住在什么樣的世界上？是的，風暴將過去，人類將繼續存在，我們大多數人仍將活著，但將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中。”他認為，再過數十年，當人們回顧歷史的時候，如果他們還記得新冠疫情，他們記住的不是疫情本身，而是“哦，就是從那時開始，世界完全數字化了”。新冠病毒何時徹底消滅，還是個未知數。但這些年它給人們塑造的新工作方式，估計會永遠伴隨著人類了。

（作者胡逸為無錫市大數據管理局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