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古代的“禮樂射藝書數”六藝相似，西方古代也有自由七藝。在這種理念的基礎上，形成了我們今天所稱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一般而言，七藝被分為兩個層面。前三藝（trivium）包括語法、修辭、邏輯，亦即教人如何理解文字、運用語言以能夠通曉明暢地闡釋思想。中國古代也往往強調“讀書先須識字”，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三藝的基礎上，則可以更進一步地學習后四藝（quadrivium），即算術、幾何、音樂和天文。這種“七藝”并非現代的“藝術”，而是古代的知識分支。古代西方人常常試圖對各種知識加以分類，而七藝就成了最基本的分類標準。

古典時代的七藝

雖然“七藝”這個名稱的正式出現不早于羅馬帝國晚期，但其基本要素卻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代，并同城邦的日常社會生活緊密相關。古典時代的雅典采取民主政體（限制在本城邦的自由人當中），所有重大事務需要公眾討論并以投票形式解決。在這種體制下，如何說服別人相信自己的政見，并將之付諸實施，就需要非常強的演說和辯論技巧（這一傳統在英美等國的選舉、公投中體現得極為明顯）。當時的智者學派（Sophist）中許多人以教授論辯演講技術為生，訓練年輕人如何運用華麗的修辭、雄辯的風采和豐富的邏輯技巧來參與城邦治理。因此，演說論辯所需要的語法、修辭和辯證法（邏輯）就成了最基礎的訓練。語法強調用詞的準確性，修辭注重演說的流暢和感染力，使之富有文學色彩并能打動人心；邏輯則是采取辯證法的思維方式，使整個演說條理清晰、論證合理，并能善于發現和利用對手的漏洞。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算術、幾何、天文、音樂，以及文法、修辭、辯證法，都是能將靈魂引向終極真善美的學問。這些學問能夠使人超越眼前具體的事物，學習并探究一種普遍性的法則，從而使學習者超越功利的目的，轉而關心內在的價值并實現內心自由。有趣的是，柏拉圖還將之分為初級和高級兩個階段。比如說，學習算術的初級目的是用于軍事和貿易計算，而在高級階段則能通過對數字規律的把握將人的靈魂引向“理念世界”；幾何的初級目的用于農田測繪、土地分割，而到了高級階段能夠獲取“邏各斯本身憑著辯證的力量而達到的那種知識”；天文學不僅能用于航海和農業，而且能從天體運行中體會到恒常變化的真理；音樂既可以用來鼓舞士氣、娛樂民眾，而在高級階段更可使人在可聞之聲中尋求音樂與數的關系，從而理解世界的和諧。

到羅馬共和國和帝國時代，七藝作為受教育自由民的知識基礎繼續流傳。之所以將這些學科稱為“自由藝術”（artes liberales），是因為在許多羅馬公民（尤其是讀書人）看來，一個人若要想獲得真正的自由，就應當接受這些學科的教育。這一點也回應了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所表達的觀念。亞里士多德甚至宣稱，一個人是自由的還是受奴役的，不僅僅是指他在社會中的身份，也與人的本性相關：“那種在本性上不屬于自己而屬于他人的人，就是天生的奴隸，可以說他是他人的人?！睂W習自由七藝的本質，就是希望人能夠通過閱讀、思考和理解這個世界，發現自己的本性，從而達到最終的自由境界。

西塞羅和昆體良對自由教育和七藝發展也產生了巨大影響，他們的作品不僅在羅馬時代被奉為圭臬，并且一直到文藝復興時期都是拉丁文寫作的最高標準。西塞羅強調，在法庭辯論、政治協商或者公眾演說當中，演說家們一定要有足夠的語言修養，能夠運用純凈、準確、清晰的拉丁語表達自己的思想，而且整個演說要有詩歌的韻律和音樂的節奏。在語言研究之外，西塞羅也強調了幾何、文學、詩歌、自然科學、倫理和政治的重要性。與西塞羅同時代的瓦羅又增加了醫學和建筑，從而使自由藝術成為九種。昆體良也認為語法是一切高級教育的基礎，并根據社會背景和語言自身的發展，引入了更為復雜且精確的語法體系和更多的修辭手法。雖然后四藝的地位明顯不如前三藝，但仍舊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正如昆體良所說，“默默無言的蜜蜂從各種各樣的花朵和汁液中釀造出人類智慧所不能企及的具有奇異芬芳的蜂蜜，上天所賜予人類的卓越雄辯之才也需要其他學問的支撐”。

基督教世界與七藝的重新界定

從公元2世紀開始，基督宗教在整個羅馬帝國境內迅速發展。教父們（Church Fathers）在接受希臘羅馬文化的基礎上，對自由七藝在信仰中的作用重新作了闡釋。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奧古斯丁。

曾經做過修辭教師的奧古斯丁受過非常良好的文法訓練，還曾致力于教育手冊的寫作。皈依天主教之后，奧古斯丁的講道詞體現出了他試圖將所謂“異教知識”與基督宗教信仰結合起來的努力。在《基督宗教教義》中，奧古斯丁強調了這些知識有利于人們更加深切地理解圣經。他說，“異教徒的各種學問，也有適宜于尋求真理之中的自由學科教育，尋求卓絕超群之道德規訓以及對唯一真理的崇敬”。奧古斯丁非常反對當時將天文學和占星術聯系在一起，并認為這種通過占星來試圖預測未來的行為是“荒謬的異教徒行為”。與此同時，他以哲學取代了天文學的地位，同時還首次明確提出自由藝術應該是七種。在猶太-基督教文化譜系當中，“七”這個數字具有特殊的魔力。天主在七天里創造了天地，末日到來時也需要七封印的開啟。奧古斯丁在講道中說，敬畏上主是智慧的開端，而圣神的七個恩典正是以敬畏上主為開端，所以自由藝術也應當是七門學科。

西羅馬帝國覆滅之后，蠻族入侵使整個西歐文明出現了大倒退。早在6世紀的時候，曾在東哥特王國擔任行政要員卡西多羅斯（Cassiodorus，后出家隱修），就編撰了一部題為《論神圣與世俗學問》（Institutiones Divinarum et Saecularium Litterarum）的書。此后數百年間，這本書被視為僧侶學習的經典課本。其中第二部分專論七藝，并將之視為研究神學的必修課程。有賴于天主教會在維系和傳承文明上的卓越努力，西歐地區的文化水平在8世紀前后開始了廣泛的恢復，自由七藝的教育也在許多隱修院、貴族宮廷和市鎮學校當中重新出現。在一些比較大的城市中，附屬于主教座堂的學校往往是整個地區的文化中心。這些由教會所維系的教育機構，成為自由七藝的傳承者。尤其是從11世紀以來，教會知識分子越發被自由七藝所吸引，并結合著大翻譯運動傳回歐洲的古希臘知識，對這些學科加以發展。甚至當時有許多學者對上半部分論述神學的內容棄置不顧，而一門心思研究下半部分。

除了基礎學科，技術性的知識也受到了學者們的注意。9世紀西歐世界赫赫有名的大學者愛留根納（Johannes Scotus Eriugena）仿照自由七藝，將人類社會所必須的七門技藝總結為“機械七藝”（Artes Mechanicae），包括制衣、農藝、建筑、軍事技藝、商貿、烹調和冶金。到12世紀，圣維克多的雨果（Hugh of St. Victor）根據當時的社會發展，分別用航海、醫學、戲劇取代了商貿、農藝和烹調，不僅使“機械七藝”的地位有所上升，更明確反應出西歐在中世紀盛期的社會劇變。

哲學與科學的勝利：中世紀大學中的博雅教育

中世紀盛期（11-13世紀）是七藝的繁盛時期。原先散布在法國和意大利等地的主教座堂學校逐漸成為大學，而七藝在中世紀大學教育體系中占據著基礎地位。三藝沿襲了羅馬的傳統，被視為語言、言說和邏輯的藝術，稱為artes sermocinales。而后四藝作為理解具體世界的學科，被稱為artes reales。

我們可以從下面這兩幅不同年代的手稿繪本中理解當時人們對于七藝和哲學的關系。

第一幅圖叫《哲學與自由七藝》（Philosophia et septem artes liberales），出自《喜樂花園》（Hortus deliciarum）一書，該書是蘭茨伯格的赫拉德（Herrad of Landsberg）1180年創作的。大家要注意，在她王冠上有三個小腦袋，分別象征著倫理、邏輯和物理。她手持的飄帶上寫著：“所有的智慧源于上主；只有真正智慧的人才能取得他們所期待的?！闭軐W女王下方，坐在書桌前奮“刀筆”疾書的兩個人分別是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圍繞著他們的文字解釋是說，他們首先教授倫理，其次是物理，再次是修辭。他們是睿智的教師，正在探尋一些事務的本質。在更大的一個外圈上就是我們熟悉的自由七藝了。

最為有趣的是底部的四個人。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他們每個人的耳邊都有一只黑色小鳥，與圣神（the Holy Spirit）的白鳥形象相對立。周邊的文字說，他們是些文人、詩人和魔法師，只會寫些輕佻的詩歌、編造的故事或者邪惡的咒語。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的一般受教育階層是如何認識自由七藝的。

第二幅圖則可能是維爾科的亨利（Henri de Vulcop）在1460-1470年代創作于巴黎的《哲學女王將七藝敬獻給波埃修斯》（Philosophy Presenting the Seven Liberal Arts to Boethius）。最左側帶紅帽者為波埃修斯。他正在與哲學女王談話。他們二人之間的小字表明哲學是波埃修斯的“最高慰藉”。哲學女王身后跟隨著擬人化的七藝，以表明這些是研究哲學的輔助學科。

隨著西歐社會的劇變，原先的學科劃分也受到了挑戰。11-13世紀的大翻譯運動，將大量古希臘文獻和拜占庭、阿拉伯世界的最新研究傳到了拉丁西歐世界。社會環境與學術主流的轉變，使得原來的七藝地位受到了挑戰。在1250年前后所撰寫的《七藝的戰爭》中，作者哀嘆：“辯證法學科還有一些學生，然而攻讀語法者卻越來越少；民法研究如日中天，教會法系不可一世，超越了其他所有的學科?！?/p>

除了法學之類等應用學科之外，對于數學、物理等自然學科的學習日益增多。比如說，在當時的巴黎大學，歐幾里得的《幾何學》幾乎要占去整整五個星期的課時。尤其是隨著1255年巴黎大學正式解除了教授亞里士多德自然哲學的禁令，亞里士多德的作品，加上阿拉伯學者的注釋大量融入課程當中。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往往要上兩三個學期，而《物理學》也相差無幾。正是在這些學習、講授和討論中，逐漸出現了更接近現代意義的天文學、物理學和生物學等。我們現在所說的科學先驅們，比如伽利略等人，基本上就是在這樣的教育模式下成長起來的。這些在教育上的變化也反映了西歐當時強烈的社會和政治需求。無論是政府管理還是航海貿易，乃至牲畜飼養，都需要更為直接的科學教育。

這種自由七藝的教育傳統迄今仍未完全斷絕。無論是英美赫赫有名的文法學校，還是德國、奧地利的“人文教育”（humanistische Bildung）系統，都體現了傳統七藝——尤其是前三藝——對西方教育傳統的影響。雖然現在許多具體的教育觀念經過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西方社會世俗化劇變的洗禮，與古代和中世紀的理想不甚相同，但是教育的最高理念仍是通過知識的學習、思考的訓練和道德的教化，以塑造健全、理性而自由的人。

延伸閱讀：[美]戴維·L·瓦格納編，《中世紀的自由七藝》，張卜天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