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姚篤卿

采訪人：錢益民 劉悅安

整理：劉悅安

時間：2016年3月26日

地點：復旦大學附屬上海醫學院明道樓

口述人簡介：

姚篤卿，1934年生，浙江諸暨人。1959年畢業于上海第一醫學院（今復旦大學藥學院）。上海醫科大學藥學院藥事管理學教授。唐山大地震發生后，作為第一批上海第一醫學院醫療隊帶隊奔赴唐山參與抗震救災。

組織安排，奔赴唐山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發生的時候，我已經在上海工作好幾年了，但愛人剛從外地調來，剛到上海安家落戶，沒有其他親戚，也算當時的“新上海人”。那個時候沒有電視，我有個習慣就是聽收音機，特別中央的新聞聯播。文化大革命時期，學校的這一塊地方（即明道樓所在地，以前稱中操場——整理者注）也有一個廣播大喇叭。7月28日早上八九點我到了辦公室，就很清楚地聽到學校的大喇叭播報28日凌晨三點唐山發生地震的消息。聽到這個消息，我很敏感，知道任務來了。黨委辦公室告訴我，市里邊通知要開會，我們黨委副書記馮光已經去了；還告訴我要有思想準備。到了28號晚上大概10點鐘左右，我正準備睡覺，突然接到開緊急會議的通知，讓醫院的領導和中層干部都要參加，并要我立即去衛生局開會。領導說出了大事情，唐山發生了大地震，死了許多人，衛生部通知上海要組織高質量的醫療隊過去抗震救災。我們一醫便以華山醫院和中山醫院為主組織醫療隊，二醫以瑞金醫院和新華醫院為主組織醫療隊，六院和中醫藥大學也組織了醫療隊。宣布了這個事情過后，就要定下帶隊的人。我們黨委的人年紀都大了，黨委副書記60歲，黨委書記也60歲多了，我最年輕，42歲，黨委便初步商定叫我帶隊。我說沒問題，黨員嘛，要服從組織安排。但那時候謠傳上海也要地震，我愛人身體又不好，還有兩個小孩子，一個8歲，一個14歲，我放心不下。黨委就寬慰我，說家里的事情會有組織安排。開會過后領導給一人發了一套衣服、兩天吃的壓縮餅干和一個軍用水壺，當夜十二點左右，我們一行人——分別來自一醫、二醫、衛生局，大概二十人左右——就從機場乘了三叉戟飛機飛往唐山。

唐山那邊的飛機場是軍用飛機場，我們的飛機飛過去不好降落，當時大家都挺緊張的。上面的意見是你們一定要為災民著想，要不怕犧牲，去克服困難完成任務。

我們去那邊主要是去給當地指揮機構打前戰的，負責安排分工。一到唐山，那邊的人就和我們衛生局的領導商量，商定后再由衛生局給我們幾個負責人布置任務，當務之急是安排好唐山的救援人員的分工。過了幾天過后衛生局又跟我商量，要再安排一些人去豐南。因為聽說豐南地震比唐山還嚴重，盡管死的人沒唐山多——那個地方小，是個縣城。我們考慮不能把華山醫院和中山醫院分開，當時華山醫院以腦外科為主，中山以心血管外科為主，都不是綜合醫院，而救援豐南的時候，最好各種科室——眼科、腦外科、胸外科、骨科等都有。衛生局也同意我的意見。我到豐南看了一下，就每個科室都分了幾個醫生護士過去。豐南那時有一些人還活著，雖然沒死也受了傷，但慘得不得了。

那個時候我們指揮部設在唐山飛機場上的帳篷里。營地里一直都有人來回搬運傷員搶救，大家的積極性都很高，沒人說要一天排幾班，都是干得累了再回來休息一下，有車子又再去。當時不像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搶救時條件那么好，而是什么都沒有，就靠人、靠解放軍。有的解放軍非常感人，靠手挖掘傷員，挖得滿手是血。

醫療隊的車走了過后就留我在營地接市里的電話。這樣大概兩三個禮拜后，我接到通知，說當地能救的群眾基本都救出來了，接下來要辦一個醫院，叫抗震醫院。我們的任務是在玉田縣搞一個抗震醫院。我先到那邊和當地的縣政府商量，計劃在一個中學大操場上建個醫院，又考慮建醫院具體怎么辦，需要多少張病床，病床怎么弄。那個時候困難很大，操場和我們這里當時的中操場相似，很擠。玉田那邊蘆葦特別多，我們都用蘆葦席子，醫院的頂棚也用蘆葦搭起來，醫院就這樣簡陋地建起來了。醫院大致建好了，手術室怎么辦？由我負責籌備。我先跟醫院的人商量，告訴他們首先要準備棉被、墊子；然后再跟衛生局聯系。衛生局叫我回上海，在上海解決這些物資。我就又坐飛機回上海衛生局讓上海所有的大醫院拿出棉被、枕頭、墊子?？拐疳t院算是搭起了架子，但條件還是很艱苦。我們把蘆葦棚內用棉被和布擱開，釘起來，就在布棚里動手術。手術室燈不夠亮，再用三節手電照著。我還記得有一次醫生在搶救病人時遇到病人的心臟不跳了，他們進行開胸胸內心臟按摩把病人又救了回來。當時讓人感動的事情非常多，報紙也有報道。

9月底以后，大家最怕著火。唐山不像上海，那里9月中旬以后天氣就轉涼了，需要烤火。北方人要搭煤爐，支一根鐵管子通出去作煙囪，要是一個火花從煙囪里掉到蘆葦上，它們就會燒起來——蘆葦這個東西是易燃的，一碰，就著；火燒連營，后果不堪設想。我最擔心的便是火燒著傷病員，甚至連這塊地方都一齊燒掉。怎么辦？我們就想辦法，采取24小時值班的制度。我們還挖了一口深井，水很少，但也是一種心理安慰，萬一燒起來了還可以汲水救火。

上海第一批去唐山救援人員，差不多一個多月后就回上海了。我留在當地的時間最長，因為接我班的一個老干部，年紀比較大，生病了。黨委跟我做工作，說你再堅持一下。所以第二批的醫療隊來了以后，我還留在當地，直到十月中下旬我才回到上海，前后在唐山和玉田呆了共三個多月，百余天。

抗震救災，安撫群眾

唐山很多樓房都是五層。我們到唐山的時候，好多人掛在窗上，有的已經死了，有的還在爬，想爬下來。解放軍和當地救護隊就設法把他們救出來，然后我們醫療隊在比較空的地方進行搶救。有的傷員手斷了，該止血就止血，拿止血棉花壓在血管上，還要注意及時放開，否則容易組織壞死；有的給他們截肢，因為拖久了會影響生命安全。截肢還要用乙醚麻醉。需要截肢的地方我們一般都會給他多留一點，便于以后生活。我們醫生水平都很高，中山醫院的胸外科是全國最有名的，華山醫院的腦外科也是最好的。我是能干就干，他們搶救我也幫忙，反正不管我做得怎么樣，總歸比不做要好。當時只想著救活一個人是最大的幸福，沒空去想自己家里的事情。運輸病人的時候，就用解放軍的汽車。汽車沒有棚，夏天的烈陽下只好靠四到八個人把棉被拉起來防曬，讓病人盡量不要在路上被曬死。

唐山尸體堆積得多，腐爛后散發很重的臭味。我們當時也擔心，如果爆發傳染病怎么辦？這個主要靠噴灑藥水，將各種防疫藥裝在噴霧器里，一天得噴三四次。那時相當重視防疫，唐山死亡二十多萬人，在天氣這么熱的情況下還沒有引發大規模的傳染病正得益于此，這也是我們很成功的一個防疫經驗。

我們還做了很多思想安撫工作。大地震過后，基本上每戶家庭都有傷亡的人，有的愛人死了，有的小孩死了，非常慘。有的女同志就不想活了，她說你們不要救我，我小孩死了，丈夫死了，你留我一個人在這里干什么？我們給她輸血，她自己會把管子拔掉。遇到這種情況我們就要開導她。還有一種是夫妻失和。地震前夫妻關系蠻好的，地震的時候丈夫不像男人，只顧自己跑，不顧老婆和小孩，小兩口就鬧矛盾，出現了很多家庭糾紛。有一個妻子不想見丈夫，丈夫跪下來求她也不見，說你既然不要孩子，我也不要你了。我們也是做工作，去和丈夫談，有的一談就說我錯了，有的是因為膽子小嚇暈了。后來撮合好的也有，離婚的也有。還有一種情況是家庭分散。當時火車站救傷員的車很多，傷員被醫療隊救出來過后，有的送到了天津，有的送到了北京，一家人就此失去聯系，都不知道在哪里，還要幫助他們打聽家人消息。

唐山天氣熱，衛生得不到保障，飯上密密麻麻都是蒼蠅；水也沒得喝，只能用棕櫚皮、再加上小沙子小石子來過濾水，過濾后加點消毒劑。這樣的條件下，很多人拉肚子。當時就用一種合成藥叫痢特靈，化學名呋喃唑酮，這是那時治拉肚子最好的藥，吃一兩片馬上就不拉肚子了。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我國著名藥理學家張昌紹教授，就是陳沖的外公給我們上藥理課提到用痢特靈治拉肚子又便宜又好。那個時候上海還只有我們上醫紅旗藥廠生產痢特靈。紅旗藥廠正好是我參與搞起來的，是校辦廠(現在已并入復華藥業公司)，當時痢特靈的需求量很大，我曾專程回上海聯系，讓紅旗藥廠三班倒生產痢特靈，給救治病人做出貢獻?，F在基本不用痢特靈了，因為有副反應，會引發皮疹。當時，痢特靈可是我們上醫為唐山大地震的抗震救災做的獨特貢獻，當年生產痢特靈的車間就在明道樓北面。

生活困難，盡力克服

當時生活相當苦，最苦的就是沒水，缺到什么地步呢？上海給我們濃度為95%的酒精，消毒能力不強，需要稀釋到75%才能用，但連稀釋酒精的水都沒有。后來我跟上海衛生局打了招呼，說你要直接給我們75%的酒精，我們才好使用。所以當時水的緊張程度可想而知。每個人只供給一天一壺水，大熱天還要洗澡，困難更大。基本上沒有剩的水喝。7、8月的唐山中午熱得不得了，連洗臉的水也沒有。我們提了意見過后，解放軍把軍車開來給我們送了些水。送來的水也是有限的，需要排隊去領，每人一桶，我一個人能提兩大鐵桶。衣服依舊沒法洗，唐山當地提供了一大堆工廠里的工作服，臟了就扔一下集中解決，再拿新的去穿。

飲食方面，只能吃壓縮餅干。開始覺得壓縮餅干很香很好吃，兩天以后就不行了，聞到味道就吃不下；時間久了唐山的咸蘿卜干也變得難以下咽。其實醫生們要求也不高，能吃點泡菜、稀飯就好。我就跟上海市衛生局提出來，能不能想辦法給我們改善一下飲食條件？衛生局來考察過后也不知道怎么辦，畢竟唐山這個地方那么熱，東西寄過來也壞掉了。后來我動了一個腦筋，想到了上海的豆腐乳，物美價廉。衛生局便給我們寄來了一大批豆腐乳，我們給每個醫療隊發一大壇豆腐乳。唐山的大碗就比臉盆稍小一點。醫生們都吃得很開心，說老姚謝謝你，這個比肉還好吃。

還有一點就是當時通信很困難，整個唐山都沒電，電話局也沒了，如果遇上緊急事情要打電話，只能用解放軍的電話線。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用，需要我先去跟解放軍商量，說給我打個電話到上海才行；而且也不能經常去麻煩他們，因為電報不好發。當時謠言太多了，說上海也地震啦，有上海學生因為地震時自保跳樓摔傷啦，聽得人心惶惶。我們醫療隊主要就是擔心家里，想打個電話回去問問。我還算好，回過兩趟上海，落地就去中山醫院和華山醫院。他們都認識我，就問我唐山的情況怎么樣，擔心那邊有余震。我說一切都挺好的。

唐山早晚的溫差特別大，早上10點到下午三四點非常熱，沒有地方躲太陽；到了晚上又很冷。我們上海人很不習慣這種天氣，很多醫生因為感冒引發了心肌炎，我們醫療隊就有五六個；還有醫生從此落下了病根。

生活這么苦，有一點好就是我們的思想好，能吃苦。去的同志大部分是黨員，因為黨員得帶頭，在群眾中起表率作用。

雖然只在唐山呆了兩三個月的時間，但是這個艱苦的生活給我們的考驗特別不一樣，是一種鍛煉。我外孫女在美國寫了一篇《我的外公》，讓我慢慢回憶當時地震救了多少人，我做了些什么的等等，不然我也想不起來這么多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