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作者張梅，國家留學基金委公派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研究員。本文原載《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6年第2期，原標題為《宋怡明教授與海外華人研究》。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的宋怡明教授(Michael A. Szonyi)是美國著名中國歷史研究專家，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中國歷史學教授。宋怡明教授1990年榮獲羅德獎學金赴英國牛津大學攻讀東方學博士學位，1994年博士畢業進入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歷史系任教，后轉入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系任教，2005年起執教于哈佛大學。早在多倫多大學任教期間，宋怡明教授就曾經關注海外華人問題。到哈佛大學任教后，他不僅撰寫多篇研究論文, 而且還開設了《海外華人》研究課程，推動了美國學術界對于海外華人問題的研究興趣。宋怡明教授是筆者在哈佛大學訪問交流期間的合作導師，借訪學之機, 筆者請宋教授談談對于海外華人研究的看法。

張梅：尊敬的宋怡明教授，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訪談。在中國學術界，很多人知道您是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但是他們對您還關注華僑華人問題卻并不了解，能否請您談一談，您是怎么開始對華僑華人問題感興趣的？

宋怡明：我研究華僑史，是基于兩點原因：一是因為我在從事華南研究的時候發現東南亞的華僑華人社會與中國的東南社會有一定的聯系。我開始是做華南研究，在中國的沿海地區做了20多年的田野調查，所到之處皆是僑鄉，這使我不得不關注華僑因素，所以我對華僑華人問題的研究興趣是自然而然產生的。我給你舉個例子，我調研的地方有兩個距離不到一公里的村子，一個村子相當一部分人是在海外，另一個則不是，那個有海外關系的村子，無論是經濟狀況、文化發展都好于另一個村子。所以無論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家庭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角度來看，華僑的重要性在兩個村子的對比中是可以輕而易舉揭示的，這也是非常值得研究討論的。二是因為我自小在國際城市多倫多長大，多倫多是一個華僑華人聚居的多元文化城市，華僑很多，有部分是偷渡過來的。但是這在當時并沒有引起我太大的興趣，事實上我的研究興趣主要是由僑鄉調研引起的。我認為華僑史有一定的研究價值，盡管它并不是我的研究重點。

張梅：近年來中國的海外華人研究越來越熱,，學者輩出，您怎么評價當前中國的華僑華人研究狀況?

宋怡明：說到中國的華僑華人研究狀況，我知道的比較有限。讓我感覺受益最多的，我認為主要是來自孔飛力先生的研究。孔飛力先生不僅是我的同事，同時還是我的老師，他在華僑華人研究問題上做出了非常突出的成就。現在他剛剛過世，談到這個問題讓我感覺心里很悲傷。孔飛力認為，海外華僑歷史以來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擁有很豐富的文化資源，他們將這些資源帶到海外，在與海外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逐漸協調和適應，他提出了“歷史資本”的概念，這是孔飛力的很重要的觀點。我認為，在研究海外華人移民問題的時候, 必須把中國國內的華僑華人研究與海外華人研究結合起來分析, 以尋找二者的共同點和規律。

張梅：據我所知，您在哈佛大學開設有《海外華人》研究課程，請問您是如何界定您的研究對象的？

宋怡明：之所以開設《海外華人》研究課程，是因為哈佛的學生需要了解中國歷史，也需要了解華僑史，我認為我有義務、有責任將這門課介紹給我的學生。說到如何界定研究對象，我用了海外華人（Chinese Overseas）概念，就是為了避免引起誤解，因為我認為，無論是從國民身份（Overseas Chinese的定義）還是從血緣（Ethnic Chinese的定義）上都不能概括所有的華人。而我用的海外華人（Chinese Overseas）概念就是指的從任何意義上在海外能夠成為chinese的人，這樣，實際上是尊重海外華人自己定位自己認同的自由。因為如果用Ethnic Chinese，那就表明是血緣最重要，如果是用Overseas Chinese，那就是表明認為國民身份最重要，而在我看來，無論華僑華人對自己的身份有怎樣的理解，但是，只要你在海外，我都可以稱你為海外華人（Chinese Overseas）。

張梅：您如何看待長達數世紀的中國海外移民現象？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看，華僑華人是國際移民的一部分，能否請您簡述一下華僑華人與世界其他國家移民的異同以及他們對當今世界的影響？

宋怡明：中國人移居海外的歷史，事實上早于國家概念的產生。在我看來，明清時代中國人流動到海外，不能說是一種移民，因為移民這一概念是源起于國家的概念，而早期中國人的向海外流動是國家概念產生之前就有的。

說到華僑華人與世界其他國家移民的異同，在我看來，中國人向海外的流動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老百姓的向外流動是一樣的，并沒有太大的不同。事實上，海外早期華僑史研究存在著誤解，我給你舉兩個例子。第一，20世紀華僑史研究有一個基本的假設，就是華僑的流動是一種循環流動，而白種人、歐洲人移民是一種單行道流動，可是如果我們詳細審視歷史文獻，卻發現不是這個樣子，歐洲人有相當一部分是單行道移民，但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循環移民，這與華僑是一樣的。此外，很多華僑華人研究學者認為中國移民的特點是連鎖移民，實際上意大利到美國的移民、印度到東南亞的移民，這兩個國家的移民也是連鎖移民。第二，20世紀華僑史研究有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中國移民與其他國家移民不一樣，中國人不懂融合，喜歡聚族而居，住在唐人街，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所以從這個假設出發，學者就盡力去理解中國人為什么是這樣子。實際上我們現在很清楚，華人這樣做主要不是他們自身的選擇，而是住在國排華的結果，這是他們對住在國排華適應的結果，就像美國的唐人街。

我舉這兩個例子的目的，是想說明我覺得我們必須把華僑史放在世界歷史人口流動的大框架下才能闡釋，我基本的宗旨是要把中國移民在海外的流動放在整個世界人口流動的大背景下進一步揭示。事實上，中國不僅有海外移民，近幾十年還產生了海外華人的再移民潮流，特別有意思的是東南亞華僑的再移民問題，這個只有從世界歷史的角度去研究去探討才能理解。19世紀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很有歧視性的排華政策擋住了中國人往這些國家移民的腳步。而當時東南亞大部分地區是歐洲的殖民地，殖民主義統治者最初覺得海外華僑移民對他們是有利的，因此，他們吸納了大量的中國移民，可是后來東南亞殖民地國家獨立后開始排華，而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放寬了移民政策，于是這部分東南亞國家的華僑開始了向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的再移民。東南亞的排華政策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的排華政策之后（晚五六十年的樣子）出臺，就因為那些明顯的排華政策，所以才有再移民的現象。因此，如果想了解全球華人流動的演變，你只有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研究才能清楚透徹。

張梅：唐人街（China town）是海外華僑華人的聚居區，也是人們在海外看到的有關華僑華人的最有意思的象征,在北美、歐洲以及世界的許多地方, 都可以見到唐人街。請問，您怎么評價唐人街?

宋怡明：為什么美國乃至世界有唐人街，我覺得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談，唐人街的存在不是中國人本身的喜好所引起的，而是美國以及其他國家政府和民眾排華所引起的，這并不是一個積極的反應，而是消極的應對。我有一個同事周成蔭（Eileen Chow）教授 ，現在杜克大學任教，她在哈佛開設了一門《唐人街》的課程，非常有意思！我對唐人街的理解主要是來自于她的講解和指導。從波士頓早期的唐人街歷史來看，華僑為了避免美國的排華而聚集居住。當然現在很不一樣了，唐人街已經變成了旅游點，也是服務、商業和貿易中心，現在波士頓地區的大部分華人已經不住在唐人街了，這跟以往很不一樣。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時大部分的華僑都住在唐人街，現在它成為商貿、服務、消費中心，為美國的城市居民提供了很多方便。所以我們不能認為唐人街是歷史不變的現象。

第二個我想強調的是，唐人街現在也是中國老移民和新移民的接觸點，這是唐人街的另一個新功能。改革開放后由中國移民美國的大量的技術移民、投資移民、親屬移民等的到來使得美國的華僑華人人數大規模增加，改革開放后過來的這部分新移民與廣東、福建的老移民有很多不同，可是新移民和老移民因了唐人街的中介現在接觸甚多。

張梅：杜維明先生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曾提出“文化中國”概念，并把海外華人納入這一范疇，請問，您如何評價海外華人與“文化中國”的關系?

宋怡明：實際上這涉及我上面所說的認同問題，這就要求海外華人要有選擇權利，他希望自己屬于文化中國，還是屬于另外的文化網絡，這完全應該由他們來自主決定。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David Wang)就繼承了杜維明先生的提法，認為我們要談中文文學，因為中文文學不僅將中國大陸的文學包涵在內，而且將東南亞、中國臺灣和香港的文學也包括在內，在這方面我很贊成。

張梅：您能否預測一下華僑華人研究的未來走向？

宋怡明：因為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國歷史，所以我認為華僑史的研究非常重要，未來這一研究仍需繼續拓展。特別是將中國的華僑華人放在世界歷史的大背景下、國際關系的大框架下加以研究。除此之外，僑鄉研究也是華僑華人研究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我在福建沿海地區調研發現那邊有很多很重要的史料，可是那一帶現在已經完全城市化了，像我之前在那做田野調查看到的那些史料，再過二三十年，恐怕看不到了。此外，華僑華人的國別研究也非常有意義和價值。作為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世界上的中國”研究項目的一部分，我希望對美國的華僑華人也開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