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一份報告顯示，去年美國的出生人數(shù)下降了4%，創(chuàng)歷史新低。美國總統(tǒng)拜登希望通過一系列政策扭轉這一趨勢，例如撥出2000億美元用于支付兒童學前教育費用，并承諾將中低收入家庭的托兒費用限制在家庭收入的7%。加拿大的數(shù)據也顯示，去年加拿大的新生兒數(shù)量降至近15年來的最低點。

“封閉期間，酒吧和俱樂部的關閉讓人們失去了傳統(tǒng)的社交方式；而離婚律師從未像現(xiàn)在這樣忙碌，因為很多夫妻無法忍受長時間被關在一起”。那么，疫情對生育到底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疫情常態(tài)化的背景之下，我們該如何看待生育？

災難過后就是嬰兒潮？

過往的研究發(fā)現(xiàn)，大規(guī)模傳染病流行對人口的影響表現(xiàn)出一個共同的模式，即生育率在急劇下降之后很快會恢復甚至超過正常水平，這與自然災害的影響非常相似。以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為例，當時全世界約有5億人感染，2500萬-4000萬人死亡。1919年歐洲的生育率急劇下降，而1920年則出現(xiàn)了嬰兒潮。學者對SARS后的我國香港地區(qū)、寨卡病毒暴發(fā)后的巴西以及埃博拉疫情之后的西非地區(qū)的研究，都發(fā)現(xiàn)了類似的情況，即在傳染病流行8-12個月后生育率明顯下降，隨后則出現(xiàn)明顯上升，并持續(xù)到約20個月之后。

不過，美國在2008-2009年經濟危機期間經歷了生育率的顯著下降，而嬰兒潮則沒有如期而至。至今，美國2007年的生育率依然是本世紀前 20 年的最高記錄。因此有專家認為，新冠疫情引起的經濟衰退可能會對生育率產生長期負面影響，即使在疫情已經得到控制之后也是如此。

美國人口普查局今年9月下旬發(fā)布的一份新報告顯示出生人數(shù)可能正在止跌回升。不過新罕布什爾大學社會學和人口學教授肯尼斯·約翰遜（Kenneth Johnson）表示，現(xiàn)在說生育率是否最終會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還為時過早，“沒有人知道。這是一個如此特殊的情況”。在出生人數(shù)長期持續(xù)下降之后，疫情加劇了其影響。“不是由于疫情一次性減少了30萬的新生兒，而是每年都可能減少數(shù)十萬的新生兒，這可能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

關于疫情對生育率的影響，為什么我們現(xiàn)在還無法下定論？今年9月Arnstein Aassve等學者發(fā)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的論文發(fā)現(xiàn)，與過往的災難相比，當前影響生育的經濟和社會因素更為復雜。如果必須要用一句話簡單概括的話，可能就是“因國而異”。學者對22個發(fā)達國家的研究發(fā)現(xiàn)，盡管有18個國家在疫情之后出現(xiàn)了生育率下降，但排除季節(jié)性因素和生育率下降的長期趨勢之后，只有7個國家的生育率顯著下降，其中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降幅最為明顯，而德國、挪威、丹麥、芬蘭和瑞典等國家的生育率則幾乎不受影響。

生育問題的復雜性

近期的新聞報道也體現(xiàn)出生育問題的復雜性以及國家之間明顯的異質性。

2020年美國的生育率出現(xiàn)了明顯下降，但是，由于美國近幾年的生育率一直在下降，新冠疫情對于生育率的影響到底是多少，很難得出確定的結論。國家衛(wèi)生統(tǒng)計中心的統(tǒng)計學家安妮·德里斯科爾 (Anne Driscoll)說：“很難區(qū)分大流行后可能出現(xiàn)的下降趨勢……生育率比前幾個季度確實有所下降，但從 2018 年到 2019 年也有所下降。總體趨勢并沒有改變”。

有意思的是，疫情之后，15-24歲以及35歲以上的美國女性的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而25-35歲的女性——也就是通常被認為處于最適合生育年齡的女性，她們的生育率降幅較小。換言之，原本就打算生孩子的人還是繼續(xù)生孩子。

德國的數(shù)據則與美國恰恰相反。今年3月德國的生育率達到了20多年來該月的最高水平。分析認為，可能的原因包括：強大的社會安全網使數(shù)百萬人在大流行期間保住了工作；完善的健康保險體系使人們不再擔心嬰兒的命運。

疫情對生育的負面影響是多方面的，如失業(yè)率的上升、對未來經濟形勢的擔憂、隔離帶來的心理健康問題、對感染新冠的恐懼、醫(yī)護人員的不足以及輔助生育手段難以獲得，等等。例如，勞動力市場的挑戰(zhàn)和飆升的房價，使得年輕人尤其是女性的財務安全，變得越來越難以保障。各國大城市的夫妻都必須在生育與維持生活水平之間艱難抉擇，而新冠疫情則加劇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不過，疫情對生育帶來的正面影響也并非完全沒有，例如避孕藥具的短缺和意外懷孕的增加。

由于生育和撫養(yǎng)的職能更多由女性來完成，生兒育女對女性的長遠影響也更大，因此我們不能忽略疫情影響的性別差異。哈佛大學醫(yī)學院的Felicia Knaul教授指出，與男性相比，疫情對女性產生的負面影響更大，因為當經濟形勢惡化時女性更容易失業(yè)。去年2月-4月，美國成年女性的失業(yè)率從3.1%上升到15%，而成年男性的失業(yè)率僅從3.6%上升到13%。加拿大的數(shù)據也顯示，2020年3月，女性失業(yè)率在整體失業(yè)率中的占比達到了62.5%；到了11月份，這一數(shù)據仍然達到59.6%。

“母職懲罰”與母職體驗

生育對于母親經濟方面的影響，被國外學者稱為“母職懲罰”（motherhood penalty）。身為母親，收入隨著生育而減少，這種影響會一直延續(xù)終身，因為繳納的社保更少意味著得到的退休金也更少。對中國女性的研究也發(fā)現(xiàn)，每多生一個孩子會導致女性工資降低13%左右。顯然，對女性而言，理性的選擇就是盡量少生或者不生。然而，更少的新生兒也意味著更少的勞動力，這可能導致全社會受到損失。

不過，與顯而易見的經濟影響相比，作為一位母親的主觀體驗得到的關注還遠遠不夠。實際上，“做母親”與“做個人”之間的沖突，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經產生了。

香港中文大學學者盧淑櫻的著作《母乳與牛奶：近代中國母親角色的重塑（1895－1937）》，探究了在牛奶如何被中國人接受這一話題之下，國家和社會對母親角色的定位與作為母親的體驗之間的巨大鴻溝。

在清末民初亡國滅種的陰影之下，一些人通過“興女學”強化婦女的賢妻良母角色，試圖把她們限于家庭私域，為“強國強種”做出貢獻，因而母乳喂養(yǎng)被視為“政治正確”。然而，女性受到的教育程度越高，越是抗拒賢妻良母的角色。在婦女解放思潮的影響下，民國后越來越多的婦女選擇成為“現(xiàn)代女性”，而牛奶則成了把婦女從家庭中解放出來的替代品。

不過，牛奶的使用只是在母乳和雇乳之外提供了一種選擇，擴大了她們在活動空間與時間上的自由度，但并未讓她們卸下母親的責任，并未對母親的自主性帶來質的改變。孤立無援的女性，仍然要借助生育建立她在夫家的權力、地位與情感依托，而生育和撫養(yǎng)卻又給她們帶來了新的束縛。一旦成為母親，女性的“人職”便無法脫離“母職”，無論用母乳、牛奶還是奶媽，始終是女性在承擔“母職”，無非是換了一種方式而已。

盧淑櫻在一次訪談中還提到，2017年香港特區(qū)政府試圖管制奶粉廣告，一些官員和學者認為此舉可以提升母乳喂養(yǎng)率。而一些婦女組織的成員卻質疑政府的做法，理由是母親有權知悉各種育兒信息，選擇母乳還是奶粉應該由她們自己決定。這次奶粉廣告風波也反映出，社會對嬰兒健康的強調以及對科學話語的偏愛壓過了對女性意愿的尊重。

“專家、學者、官員以至社會輿論均認定，美貌、身材、疼痛對母親而言是無關痛癢的事情”，“但實際上，這些被指荒誕、微不足道的憂慮，往往困擾著追求獨立、自主或享樂的婦女”。百年以來的中國社會，一直都更強調母親的角色而忽視母親的體驗。也許大部分女性無力改變這一現(xiàn)實，但長此以往，她們也許會用自己的身體和實踐來投票。

德國記者Kate Ferguson在一篇關于生育的文章里寫道：“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五個月大的胎兒一直在敲打著我的肚皮。這或許是一個憤慨的提醒，生命不僅僅是經濟上的考慮。而當她出生時，她的出生僅僅將被記錄為一個數(shù)字，一個支持或減少現(xiàn)有趨勢的數(shù)字”。

關于母職體驗，國外的研究已經發(fā)現(xiàn)，疫情期間醫(yī)護人員精疲力竭、士氣低落，而醫(yī)院又不允許家人陪伴臨產的孕婦，加之擔心失業(yè)、擔心嬰兒得不到足夠的照護，種種因素的疊加，加重了準媽媽們的擔憂與焦慮。筆者的一位朋友，由于懷孕和哺乳期間的睡眠不足，而患上了終身難以治愈的腎病，“母乳喂養(yǎng)3年，兒子周歲的時候我說斷奶，被公公大罵了一頓之后屈服了”。至今，她的工作和生活依然飽受失眠和體虛的困擾。

回到本文的標題：疫情之下，我們該如何看待生育？已有的初步研究和這篇簡短的文字顯然不能給出答案。重要的是，我們的社會輿論與公共政策，需要更關注“女性”如何看待生育與母職。由男性主導的母親角色論述與母親主體體驗之間的鴻溝，需要我們共同來彌合。

（作者王翔為復旦大學數(shù)字與移動治理實驗室研究員、主任助理，主要研究方向：數(shù)字時代的公共治理、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