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北上廣”的口號為何一呼百應

7月8日上午8點，一個周五的早晨，一篇題為“我買好了30張機票在機場等你：4小時后逃離北上廣”的文章在朋友圈瘋傳，稱4小時內趕到北上廣三個城市的機場，就有機會獲得30張前往“未知但美好的”國內旅行目的地的往返機票。這起由自媒體“新世相”推出的營銷活動在短時間內獲得了大量的關注，截至當日下午5點有116萬人閱讀，公眾號收到超過10萬條回復，而關于這次活動的討論也同時被引燃。

7月9日，新世相公眾號發布了一則說明回應質疑并向讀者解釋策劃這次活動的用意：這是“商業的、酷的、對的，以及美的事情”，不只是30張機票，不只是北上廣，也并不只是旅行，而是希望以此作為引線“炸掉人們心里那些根本沒有必要的猶豫不決”，鼓勵人們去做一直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然而無論如何闡釋或升華，這次活動的巨大影響力顯然很大程度上來自于“逃離北上廣”這一極具蠱惑力的口號，因此后續討論圍繞的基本上也都是這個中心點。

新京報書評周刊微信公號同日發布“別鬧了，我們怎么逃離北上廣”一文。作者燕昭宇指出，“逃離北上廣”早就不是新鮮事物，2010年還當選為年度“十大房地產熱詞”，是一種“大都市人普遍負重感覺的同義轉換”，然而，與北上廣水漲船高的生活成本相伴的卻是高校畢業生初次就業集中在三地的比例逐年上升。

燕昭宇認為，“逃離北上廣”所要逃離的對象是這些超一線城市的大都會生活方式和生活感覺，城市生活帶來的心理落差激發出人們的鄉愁以及在不可能永久逃離的實際情況下“短暫逃離”的渴望，這就是新世相的這次活動之所以能引起普遍共鳴的心理基礎。但是，這種“逃離”實際上是無效的，甚至可能在返城后帶來更大的落差。而那些真正試圖“逃離北上廣”回到中小城市生活的年輕人，往往會因為無法適應“熟人化社會”或“庸惰型生活”而重新回到北上廣。也就是說，只要北上廣和非北上廣城市的發展還存在巨大撕裂，“逃離北上廣”就只能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童話。

新華網的一則評論也指出，為了一張免費機票就斷然奔向機場的人,其實代表不了想要“逃離北上廣”的群體。經常喊著要“逃離北上廣”的人,反而是離不開“北上廣” 的,真正有實力離開的,不但離開前一句話不說,離開后也悄無聲息。“逃離北上廣”的口號看似浪漫，其實只不過是一個自欺欺人的大泡沫。

破土網上周發表的評論則側重于對這次活動的“情懷面具”背后的資本力量的批判。白潔如指出，新世相這個文藝生活指南類公眾號，利用新媒體時代文青們不甘做觀眾的自戀心態，以及在北上廣這些大城市生活工作所感受到的階層分化帶來的結構性無力，通過一次“策劃嚴密的商業行為”，搖身一變成為“人如何超越生活”的導師。文章進一步指出，“閑暇與旅行”從來都是和清教徒式的努力工作相互依存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參與“逃離”的人實際上被商業邏輯把控，“逃離了被資本控制的工作生活，進入了被資本主義控制得更深入的閑暇時間里。”

在作者看來，自媒體開始“教做人”是十分危險的傾向，這意味著資本控制壓縮人們獨立思考的空間，從而變現為經濟收益。受到影響的大多是剛畢業、不具備獨立思考能力、尚未與社會建立聯系的機制的大學生，商業的介入使他們剛進入社會就落入了資本的邏輯。因此，新媒體接過“商品拜物教”的大旗成為“身份和感受包裝”風向標的現象是值得警惕的。而“新世相”這類營銷方式最具欺騙性的地方在于，發聲者自己站在社會階層的優勢位置，居高臨下地去指導一群處境與自己完全不同的粉絲，在這種情形成為常態的當下，主體性的建立異常艱難。

中國男人婚后收入增加，中國女人不“敢”變老

近日，一篇經濟學論文經“小花經濟學術”公號推送后在社交網絡熱傳。這篇題為“好男人都結婚了嗎？——探究我國男性工資溢價的形成機制”的論文今年4月發表在《經濟學季刊》，作者是華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的王智波、李長洪。

這篇學術論文利用1989—2009年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CHNS)發現，在控制相關特征變量之后,在婚男性工資比非在婚男性工資顯著高出6.8％。已婚男性收入高于未婚男性的結論與此前大量的勞動經濟學文獻的研究結果以及人們的日常觀感不謀而合，更有趣的是，這項研究還嘗試找出這種現象背后的原因，究竟是因為收入更高的男性更容易結婚，還是婚姻令男性的收入變高了？

該研究首先檢驗了一些已有的解釋模型，發現我國的婚姻溢價無法由“家庭分工理論”解釋，也就是說，婚后男性收入增加并不是因為婚姻通過減少男性的家務勞動時間從而提高了男性的生產率，同樣的，我國男性的婚姻溢價也無法用男性婚后責任感增強來解釋。

為了分辨男性工資溢價的形成究竟是婚后妻子帶來的影響（作者稱之為“相夫效應”），還是婚姻市場上的“選擇效應”，研究者分別引入了妻子的兩組特征變量：1.女性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2.女性的身高（作者認為女性的身材過于矮小不會影響她的“相夫效應”，但是會制約她在婚姻市場上的“選擇效應”）。結果表明，妻子的受教育程度和妻子的收入水平顯著正向影響其丈夫的工資水平，且不受妻子身高過于矮小的影響，說明“相夫效應”可以解釋男性的婚姻溢價，并且結婚前3年男性婚姻溢價無異于零，對3年以上的婚姻則婚姻持續時間越長，溢價越高。

“處女臉”女星代表林允。

與此同時，女權之聲公眾號發布的“少女臉橫行的時代，中國女人為什么不‘敢’變老”一文，則尖銳地指出亞洲文化中評價女性時所普遍采用的以男權審美為基礎的落后價值觀，導致中國人在現代社會仍然把女人變老視為洪水猛獸。與上文介紹的研究結果對照之下，不難發現這種女性評價標準在今天確實有失公正。

作者李小丟發現，包括女明星在內的中國女性終其一生都要與歲月對抗，爭取多維持幾年少年臉，這樣才能證明自己的生活是幸福的。而中國的銀幕上的女一號永遠是傻白甜的少女臉，性感、獨立、有主見的成熟女性往往是臉譜化的蛇蝎美人。李小丟認為侯虹斌在《為什么現在中國電影的女主角都是“處女臉”？》一文中的分析十分透徹：“處女臉”意味著溫馴、乖巧、無欲無求、容易掌控，性感熟女則被認為是有能力、有欲望、有攻擊性的。在這種評價體系下，銀幕上的女性形象除了少女就是媽媽、婆婆，這兩類角色之間20年的年齡跨度呈空白狀態。在女性不再依附男性的現代社會，中國女性依然被以色事人的思維所綁架。

美劇《傲骨賢妻》中充滿魅力的職業女性。

與此相對的是好萊塢對成熟女性的青睞，很多演青春電影起家的歐美女明星不到30歲就急著轉型過渡到熟女臉，只有這樣才能有機會演繹更多豐富的女性角色。在十數年前風靡內地銀幕的港片中，女主角也都是三十多歲的新時代職業女性，呈現出的是不以婚姻和家庭為中心的獨立自主的現代女性的生活方式。令人遺憾的是，新世紀之后，中國銀幕上年過30的女性形象卻只剩下了暴戾的女強人和恨嫁的剩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