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麻省劍橋鎮冬寒未退，沿著科克蘭街去哈佛園內的紀念教堂參加孔飛力（Philip A. Kuhn）教授的追思會。十五年前同樣的一個四月天，孔老師在我的博士論文證書上簽字后，我從他的辦公室跑出來，興奮得急步穿過的也正是這條街。眼下，原先歐洲研究中心路邊叢生的丁香花多半被園丁給砍掉了，而玉蘭花苞仍在冷風中哆嗦。只是耳邊的鳥鳴陣陣依舊。

修課：史學眼光要開闊

我是孔飛力教授在哈佛大學東亞系任教后期的一個學生，拜孔教授為師是在哈佛大學文理研究生院上博士班二年級時。剛開始博士班時，我僅僅注重藏文的學習和狹窄的藏學專業課，為了拓寬研究視域，在范德康教授（Leonard van der Kuijp）的鼓勵下，決定去修孔老師的課。

跟孔老師修的第一門課自然是他的清史檔案閱讀研究課。清史檔案課是哈佛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生的招牌課，始于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之時，專門引導學生利用清朝檔案做研究。費正清退休之后，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由孔飛力教授授課。他們合編了這門課的教材，教材中包括對清史檔案的選編和不同種類的介紹以及基本詞匯的中英文對照。每個學生課前得對課上研讀的清朝的原始檔案做好充分準備，提供相關歷史事件的背景知識，準備好譯文，輪流講解一份份清檔。期中過后不久，每個學生得約見孔老師，一對一談論學期論文的議題和采用的史料。接近期末時，每個學生有機會向同班同學介紹論文的構想和論點以及使用的原始材料，然后得到同班同學的反饋，以便對學期論文做最后的修改。這門課結束之時，我以乾隆年廓爾喀戰爭期間的漢藏關系為題，寫了學期論文。采用的主要史料有《清實錄》《欽定廓爾喀紀略》《宮中檔》等。后來，論文中涉及乾隆晚期治藏策略的部分納入了博士論文。

這門課一上完，我直截了當地告訴孔教授自己要把清史加入博士資格考試的想法，并請他加入我的大考和博士論文評委，孔教授二話沒說就答應了。接著我又修了他為準備資格考試的博士生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討論班。那一年這門課上剛有杜克大學歷史系的穆素潔（Sucheta Mazumdar）教授來歷史系客座，在她分享自己如何構思 《糖與社會：農民、技術和世界市場》（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一書時，孔老師也談了他寫《叫魂》一書的來龍去脈。兩位老師都說，做史學一定要有開放的眼光和視角，盡量從看似毫無關聯的事件中尋得內在的聯系。

和其他教授帶的研究生討論班不同的是，孔老師的課上總有不少亞洲來的學者。對東亞來訪哈佛燕京學社的學者想要參加他的研究生討論班的請求，孔老師總是慷慨相允。歷年來，他不僅時常仔細審閱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的申請材料，提供中肯的評審意見，推薦優秀的年輕史學者，還在入選的學者逗留研究期間，請他們加入討論班，不時向他們請教。

在計劃和準備博士資格考試的我把閱讀書單交給孔老師審閱時，他特意添加了幾位美國年輕學者近幾年頗有影響的專著，比如米華健（James Millward）寫新疆和蓋博堅（Kent R. Guy）寫有關《四庫全書》編撰過程的專著。此外，他還特別強調：“可別忘了列入中國學者的專著，比如戴逸、王鐘翰先生的書，還有前輩韓國漢學家閔斗基的專著，也得讀。”孔老師一直強調，他的研究離不開和中國史學學者的密切切磋和合作， 對韋慶遠、鞠德源等先生的協助，他深懷感激，并且時時提醒我們，不能忽略中國史學家在領域內獨到的貢獻。

博士生的資格考試完成后，在寫論文期間，我還不時在他每周辦公時間登門求教。此外，在論文即將完成的那一年，還修了他的會議式課程“History 1834： The Chinese Overseas（中國移民史：海外華人）”，正式把清史和清朝后半期的邊疆移民史納入修課和研究的范圍。這門會議式課程也就是他第三本專著《海外華人》涉及的主題。學期末布置學期論文時，孔老師對每個同學說，上交論文時麻煩大家多印一份，因為他正在寫海外華人專著，學生有關這一議題的論文他都要認真保留，以便自己寫書時借鑒和參考。他的誠懇和認真的態度，我記憶尤深。

在這門課上，他時不時會走題做極有趣的點評。他說，海外華人可以說是一批“迷失在不同文化之間（lost between civilizations）”的移民群，他還由這個話題引申到常春藤盟校在錄取亞裔方面的不公做法。讓我難忘的還有他對雙關語的熟識，以及貫有的詼諧、幽默的調侃。他信手拈來“Pacific War”和“Burger King”兩詞，說這有多滑稽和諷刺——兩個意義相左的詞放到一塊兒稱呼一個眾所周知的戰事和快餐食品！“Pacific War”的說法我能理解，但對“Burger King” 的說法多年來一直不解，總想到下次見孔老師一定得問，可總是一忘再忘。最近閱讀中看到了“burg(h)er”（歐洲的自由民）一詞，才恍然大悟孔老師妙用的幽默。

文章：得生動易讀

孔飛力教授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專家。早年在費正清門下就學，1964年從哈佛取得博士學位后就職于芝加哥大學，擔任中國史教授。 孔飛力老師于1978年告別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回到哈佛，擔任東亞系的弗朗西斯·李·希金森（Francis Lee Higginson Professor）歷史學終身教授。1970年代末，中國學尚未正式起步。1978年孔老師置身神學街2號后，校報馬上報道了孔老師到來的重要，并且說他將引領哈佛中國學的發展。兩年后，孔老師出任東亞研究中心（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前身）主任，歷時六年。正如人們所說，他對哈佛的中國學的拓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孔飛力教授是哈佛大學東亞系的一位領銜教授，他帶的學生很多，每周兩小時的辦公室時間，他位于東亞系二樓拐角處的辦公室門外過道上總是站著好多學生，耐心等著和孔老師見面討教的機會。他的辦公室內三面堆滿了高及天花板的書架，留下的窗戶對著神學街和科克蘭街，窗外就是這塊兒最高的威廉·詹姆斯大樓。他總是把收到的好多資料和書籍慷慨相贈。每隔一段時間，他會把大堆中國近代史研究資料或是自己不用的書籍拿到課堂，分給學生們。有時，他索性把大堆書放到自己的辦公室門外，見者有份。往往他剛把書放下，轉眼就被學生們搶光了。孔老師晚年身體欠佳，但仍一直惦記著他的藏書何去何從。直到后來親友同事幫著安排妥當，分別捐贈給學校的圖書館，分給同事們和學生們之后，他才得以安心。

他曾多次對我提議，寫論文時一定要想到讀者，學術文章同樣要寫得生動易讀，千萬別把饒有興趣的一個故事寫成一篇干巴論文。孔教授出版于1990年的第二部專著《叫魂》（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深入淺出，幾乎成了學生做論文的范本，而且其中文版成為有關中國史的一本暢銷書。不管對專攻中國史的學者，還是想了解中國歷史的普通讀者，孔老師的著作行文簡潔，論述深入淺出，即便是純學術作品，讀來毫不枯燥。孔老師說，易讀的書寫起來可真不容易，得花好多時間反復琢磨、推敲，一改再改才成。

孔老師對我的博士論文初稿的指點，銘記在心。他說：“論文是可以的，但可不要忘了，你的論文并不僅僅是寫給領域內的十來位已經‘得道的專家（enlightened specialists）’看的。”他建議我在論文開篇加敘，介紹18世紀清朝與蒙藏地區的地域政治形勢的大致情況，以便讀者了解一下多仁家族的盛衰史之前那一時期清朝邊疆地域政治的基本形勢。他每每提醒，要知道讀者并不了解作者的專業背景和學術用語，一定要把事件的前因后果向他們交代清楚。孔老師接著更是語重心長，說我們學者寫東西可得想到更廣的讀者群。要知道他們也愿意讀，因此要寫得清晰易讀。

論文完成后證書上需要三位導師的簽字。在范德康和歐立德（Mark Elliott）教授爽快地在證書上簽上大名之后，我約見孔老師。我按約定的時間去神學街2號二樓孔教授的辦公室見他。他先讓我坐下，然后自己就去了東亞系的行政辦公室交代一些東亞系的事務（那幾年，孔教授還擔任系主任一職）。我坐著等他來，心里惴惴不安，唯恐博士論文中有大的偏差，唯恐尚需大幅度的修改。我越等越急，越著急，越覺得時間都凝固了。窗外初春的陽光慷慨地灑入，辦公室內書架上排滿的中文書籍，此時在我眼里卻顯得格外沉重，還有構筑在窗外冷氣機上鳥窩里放肆的鳥叫聲，在等待中更覺嘈雜，添加了我的不安。

不久，孔教授回來了。我站起來，趕忙遞上博士論文批準證書。他先道歉，說真不該讓我久等，然后說，論文開頭加了18世紀初清朝滿、蒙地區的政治地理概況那一段，讀上去，上下文就流暢多了，然后他在我的論文證書上簽了名。我一邊連連道謝，一邊接過證書，和孔教授告辭。我跑出東亞系的大樓，渾身像羽毛般輕松，轉身上了科克蘭街。濃郁的丁香花的芬芳讓我感到清新，牛津街口科學中心前的那塊空地也顯得格外開闊。進入哈佛園內， 陽光中校園內交錯的小路一下子顯得井然有序。

和孔老師成了同事

博士論文一完成，我就開始在哈佛燕京學社工作，曾有兩年在波士頓大學和威爾斯利學院兼職教中國史課。其間正值孔教授給本科生上“中國通史”大課。哈佛東亞領域的老師們都知道這門始于費正清和賴世和的課俗稱“水稻田課（Rice Paddy）”大課。一旦有空，我就會到哈佛樓去聽他的課，為剛走上講臺的自己補課。畢業后留校任職的我，時常會在校園內的講座上或是東亞系見到他。年逾古稀，滿頭銀發，但是孔老師總是背著雙肩背包，精神抖擻，邁著大步子。

在內亞系的一次演講上，孔老師百忙中撥冗前來參加。那時我正為是否要接受南部一所大學的教職而猶豫不決，見到孔教授，便向他討教。他先是以慣有的詼諧口氣跟我說：“這可是第一次任教的好機會，你不去的話，我去！”后來，思前想后，我回絕了那份教職，告訴孔老師時，他不僅理解，而且鼓勵我說：“相信你一定會找到自己稱心如意的工作的。”

在我開始工作不久，哈佛的中國史同仁們失去了錢金寶同學。他從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來哈佛攻讀博士學位之前在第二歷史檔案館工作，深諳檔案史料。和他一起上孔老師的清史檔案課時，他有關中國檔案的小故事，給大家帶來不少樂趣。畢業后在日本研究中心做博士后期間一天，錢金寶在麻省理工學院和同學打羽毛球時因心肌梗塞突發離世。孔老師在他的追悼會上講，中國社會的傳統就是這么悠久而根深蒂固，從偏遠而貧窮的蘇北農村就能走出精英，從草根走出了這么優秀的史學者。他走了，這是我們大家的巨大損失。在座的家人和師生聞之無不落淚。

2007年5月3日，孔飛力教授上了榮休前的最后一堂研究生討論課。我收到了歷史系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老師的郵件，告知這堂課后會有一個小聚會，慶賀孔教授在哈佛歷時30年的教學生涯。我們幾位已經畢業但還在校園任職的老學生，沈艾娣和東亞系的普鳴（Michael Puett）老師，還有課上的學生們同聚在科克蘭9號小樓的研究室，舉杯慶祝孔教授榮休。雖則孔教授此后不再正式授課，但我們一直在校園里相見。之后我們幾乎每年都在東亞系一年一度的畢業典禮上見面，共進畢業午餐。

孔教授退休后雖然來學校不如以前頻繁，但他對哈佛燕京學社的訪問學者們情有獨鐘，總是抽出時間和他們聊研究課題，虛心向他們了解最新的中國國內史學動向，一如既往，孜孜不倦。一旦學生、學者們提到自己的研究深受孔老師的啟迪時，他總是以謙謙君子的風度，連連說：“不敢當，實在不敢當。”每當收到來自中國清史學者遠道而來的問候時，他總是順便向我們介紹這位學者的研究領域和并致以慷慨的評價。

那時我們每年都邀請東亞系的教授來和學社的訪問學者座談，聊他們的學思歷程和現在的研究課題。只要日程能排得開，孔老師總樂意前來，和來自東亞的學者們聊他的最新研究，暢所欲言。2007年和學者的座談會上，他聊的是即將脫稿的《海外華人》一書。2008年秋天，他和我們談的是對中國憲法史研究的一些想法。想來是他完成海外華人史之后的一個新的研究動向。

2008年春，學術界期待已久的孔老師的《海外華人》（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China）專著面世，被列入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教授主編的“東亞國家的中央與地方關系（State and Society in East Asia）”叢書系列。大家在費正清中心的大廳為他辦了出書慶賀會，歡聚一堂，其樂融融。只是孔老師對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對細節處略抱憾意。

斯人已逝，斯文長存

追思會上，來自世界各地的中國史學者在哈佛園內濟濟一堂，懷念孔老師的治學為人。柯偉林教授（William Kirby）寫道：“我做文理學院院長時，菲利普是東亞系的系主任，但我依然覺得我始終得向他匯報。”宋怡明（Michael Szonyi）教授的研究曾經涉及閩南及溫州地區的歷史，孔老師一度和他聊起研究時，還特意讓他和我聯系，說我是當地人。他在悼念辭中說：“菲利普是一個很棒的學者，而我更記得的是他善待我和我的家人，還有他的睿智，讓我難忘。他的詼諧、幽默，對一位史學家來說，又是多么難得。”孔老師治學嚴謹，對己對人都是如此，而在師友、同事和學生急需時，他最善解人意。

最近東京大學石井剛教授在哈佛燕京學社做的學術演講中解析他對“文”的理解：“文”實際上蘊含學術團體（community）之意。就此我聯想到孔老師為文的一生。孔老師走了，他的銀發和挎著雙肩包在神學街上走過的身影不再。他常和同事用午餐的位于哈佛廣場的卡薩布蘭卡（取名于他最喜愛的影片）餐館和燕京餐館也都已消隱于鬧市，但是他畢生從事的“文”業永存。這不僅包括他少而精，但部部影響深遠的中國社會政治史論著，還有他多年來帶出的一批又一批的學生。他們組成了一個中國史的學術團體，承載著孔老師幾十年學術生涯中的言傳身教和學術風范。孔飛力教授在芝加哥大學歷史系任教十五年，在劍橋神學街走過了將近四十載。這么多年來，跟隨孔老師的莘莘學子中,走出了一批批舉足輕重的研究中國的史學者。

26年前，孔老師在《叫魂》一書開篇的鳴謝詞中寫道：“中國已將保存清代文獻的巨大寶庫向來自世界各國的研究者開放。這確實可被視為現代學術史中的一大壯舉，無疑對我們了解人類社會生活的狀況至關重要。對其重要性的認識，我們才剛剛起步。” 孔老師當時對中國的史料對外開放的樂觀話語至今聽來，猶如空谷足音，對今天的中國人文學界而言，彌足珍貴。世事更遷，難以預料，可從事人文學自始至終就是一門孤單、寂寞的行當，需要學者經年獨坐冷板凳。正是有了孔飛力老師這樣的領銜人，史學文人不再落寞。

（作者為哈佛燕京學社副社長，原文題為《史學文人的領銜者——懷念孔飛力教授》，載于2016年7月15日的《文匯學人》，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