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注抗戰(zhàn)時期的淪陷區(qū)，無法繞開周作人“落水”的問題。重構(gòu)周作人“落水”事件，首先需要區(qū)分動機與效果。事實上，周作人當(dāng)時的“真實意圖”幾乎是不可還原的，而言動產(chǎn)生的社會效應(yīng)，則可以從輿論、清議乃至流言蜚語中倒映出來，不如將周作人“落水”事件看作是話語衍生、膨脹的過程。

見諸言議的周作人“落水”事件，顯現(xiàn)出歷史人物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即便完成了從士到知識人的身份蛻變，周作人在淪陷這樣特殊的歷史情境下，亦無法自外于士林內(nèi)部的道義制衡機制。在戰(zhàn)爭的非常態(tài)下，士作為道義團體的形象，無疑壓過了其在知識傳承中扮演的角色。所謂歷史人物的“有限理性”，意在修正對“道義之士”全知全能的假設(shè)，凸顯過程的不確定性，而不僅是選擇本身的是非對錯。既然心理學(xué)意義上的動機還原是走不通的死胡同，不如考察外部的輿論壓力如何左右局內(nèi)人的出處進退。

“方外唱和詩鈔”

1938年9月30日《燕京新聞》“文藝副鐫”第一期上，刊出了“藏暉居士”與周作人的《方外唱和詩鈔》。編者按語稱，“前北京大學(xué)教授周作人先生，現(xiàn)任本校客座教授，承他將他與藏暉居士的唱和詩給我們發(fā)表，這是很難得的”。這組贈答詩，不僅對盧溝橋事變后滯留在北平的周作人個人而言，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對華北文壇，乃至抗戰(zhàn)初期整個文化界而言，也是不可輕視的文獻。

周作人為何要將他與胡適的唱和交給《燕京新聞》這樣一份受眾有限的校園刊物來發(fā)表？其實是想順帶傳遞出他就任燕大教職這個信號。周作人去燕大謀職，是因為“當(dāng)時規(guī)定燕京和輔仁兩大學(xué)雖是私立，但其地位是與國立的平等，凡在該兩校的人就與在國立大學(xué)一樣，換句話說即是‘忠貞之士’”（《文人督辦到反動老作家》）。留守“苦雨齋”的周作人也不得不去燕大“躲雨”，有了“客座教授”的頭銜便可推辭偽大學(xué)的招請。

交由《燕京新聞》發(fā)表時，周作人將胡適與他的這組贈答詩冠名為“方外唱和”。所謂“方外”，是與“方內(nèi)”相對而言的，語出《莊子?大宗師》篇：“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內(nèi)者也。”方，常也，世俗秩序、邦國律法之謂也。胡適與周作人雖以“老僧”、“居士”相稱，此番唱和卻未能超然于世俗禮教之外，實則受制于“方內(nèi)”秩序，恰是做給“方內(nèi)人”看的。

藏暉居士的來信，只有八行詩，既無題目，也無上下款，作于1938年8月4日，寄自英國倫敦：

藏暉先生昨夜作一夢，

夢見苦雨菴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鐘出門去，

飄蕭一杖天南行。

天南萬里豈不大辛苦？

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

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

誰人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

胡適這首詩，無需注疏，一言以蔽之，勸駕而已，不過是以相對含蓄的方式，借夢境來促駕。

遠在歐美、忙于外交事務(wù)的胡適，為什么會忽然想起做這樣一首沒頭沒尾的白話詩，投贈留在北平的周作人？從作詩前后胡適來往書信及日記中似乎可以找到一點線索。7月30日胡適致信傅斯年，稱自己被“逼上梁山”，萬不得已，“只得犧牲一兩年的學(xué)術(shù)生涯，勉力為之，至戰(zhàn)事一了，仍回到學(xué)校去”。所謂“逼上梁山”，即被逼去美國做大使。胡適為此事躊躇了數(shù)日，自知沒有理由可以推辭，終于打破了他歸國之初立下的“二十年不入政界”的戒條。胡適接任美國大使的這番心理波折，或許是促使他寫詩勸周作人南下的內(nèi)因。“天南萬里豈不太辛苦？只為智者識得輕與重”——孰輕孰重？胡適以為“此時當(dāng)一切一切以國家為前提”。

胡適這首委婉的“勸駕”詩，9月20日才到北平，21日周作人即作新詩十六行，“略仿藏暉體”：

老僧假裝好吃苦茶，

實在的情形還是苦雨，

近來屋漏地上又浸水，

結(jié)果只好改號苦住。

夜間拼起蒲團想睡覺，

忽然接到一封遠方的信，

海天萬里八行詩，

多謝藏暉居士的問訊。

我謝謝你很厚的情意，

只可惜我行腳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為菴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還只能關(guān)門敲木魚念經(jīng)，

出門托缽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終是個老僧，

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面。

周作人的答詩，除一二釋家用語，同樣明白如話。詩中所云不能南行的理由——“因為菴里住的好些老小”，與他此前向外間友人反復(fù)陳述的“家累”無甚區(qū)別。其淪陷下的對策，無非“閉門敲木魚念經(jīng)”、“出門托缽募化”，翻譯過來，大致是閉戶讀書、出門乞食的意思。不計前嫌，托郭紹虞向燕大討鐘點，即屬“托缽募化”之事。答詩的最后兩行，算是周作人對胡適的某種承諾，守住故我，“見得居士的面”，自然見得國人的面。

上海文壇的反應(yīng)

胡適與周作人的贈答詩內(nèi)部并沒有太多闡釋空間，有意思的反倒是這組“方外唱和詩”的傳觀過程，及在“方內(nèi)”引發(fā)的回聲。1938年11月30日，事變后并未離平的鄧廣銘給胡適寫信，稱：

月前在苦雨齋，見到吾師的詩札和周先生的答詩，當(dāng)時曾起了無限感觸。周先生的答詩，吾師當(dāng)已看到，此間一般師友的議論，都以為較之來詩，無論就立意或措詞方面，都遜色得多。周先生素以散淡閑逸，能潔身自好而受到一般人的尊仰，竟不料事變未久，即借口米鹽蔬筍諸事而向人宣稱“準備出山”了。（曾正式向沈、馬、錢三位先生如此表示，馬先生對此最為激憤。）吾師詩札到后，似乎很引動起他的一些愧悔的心情，不但于答詩的末尾作了切實的聲明，而且對此唱和二詩也竭力向友人間廣播，想是以此作為懺悔錄了。

且不論周、胡二詩在立意或措詞上的高下，北平“一般師友的議論”，與其說是針對詩本身，不如說是對兩人立身處世的評價。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學(xué)生輩的鄧廣銘對周作人心理的揣測，以為胡適這八行詩勾起了周的“愧悔”之心，其向友人極力散布的用意，在“以此作為懺悔錄”。就周作人當(dāng)時的心境而言，他未必把與胡適的唱和當(dāng)作懺悔錄，但鄧廣銘的揣測至少透露出，有資格出入苦雨齋，相對熟悉其處境的友人，期待看到動了“出山”之念的周作人以某種形式作出懺悔。

 “方外唱和詩”的傳觀范圍不限于苦雨齋中，亦不止于淪陷北平，在周作人及其座上客的“竭力”散布下，成為士林關(guān)注的焦點。1938年底，阿英主編的《文獻》雜志上刊發(fā)了周黎庵署名“吉力”的一篇文章，不僅完整地抄錄了胡、周二人的贈答詩，還交待了“方外唱和”的傳播路線，及這兩首詩之于“方內(nèi)”，尤其是上海文壇的意義。

蟄居孤島的周黎庵從“香港友人”那里得知關(guān)于周作人的消息，“那是刊在《星座》上的兩首詩，短短十六行中，傳來令人喜悅和保全了士類清白的佳音，使許多人覺得幾月前為他委婉聲辯而寫的文字并不是浪費筆墨”。這十六行詩不僅暫時保全了苦雨齋的清白，也部分修復(fù)了他對知堂老人的信仰。故其在文中頗為樂觀地宣稱，“關(guān)于所謂‘周案’，從大阪每日新聞揭發(fā)到現(xiàn)在這首自剖心跡的詩發(fā)表，似乎可告一結(jié)束”（《關(guān)于周作人先生的事》）。

且不論被外界吵得沸沸揚揚的“周案”，能否就此“告一結(jié)束”，周作人這首“自剖心跡”的答詩，確實需要放在大阪《每日新聞》揭發(fā)的所謂“更生中國文化建設(shè)座談會”的背景下，才能理清它的來龍去脈。1938年5月16日，柯靈主編的《文匯報》“世紀風(fēng)”副刊上，轉(zhuǎn)載了5月6日漢口《掃蕩報》的一則通電，題為《武漢文藝界聲討周作人》。電文稱“最近大阪《每日新聞》，內(nèi)載所謂‘更生中國文化建設(shè)座談會’，內(nèi)容紀倭寇對民族施行‘精神奴化’之一幕丑劇，參加此劇之其他漢奸，原不足責(zé)，所可異者，素以新文學(xué)權(quán)威著稱之周作人及錢稻村[蓀]”，“不惜葬送過去之清名，公然附和倭寇，出賣人格，照片赫然，言論俱在，當(dāng)非枉誣，誠我文化界之恥辱，亦國民中之?dāng)☆愐病薄?/p>

事實上，這則通電的消息來源，并非“最近”的大阪《每日新聞》，而是創(chuàng)刊于上海、1938年遷至漢口出版的《文摘戰(zhàn)時旬刊》。因為所謂“更生中國文化建設(shè)座談會”是1938年2月9日的事情，2月16日就已在大阪《每日新聞》上發(fā)布出來，為何近三個月后才遭致武漢文化界的聲討？這三個月的時間差，說明通電依據(jù)的其實是該年4月28日《文摘戰(zhàn)時旬刊》第十九號上，余士華翻譯的座談會的基本情況。除了時間差，更直接的證據(jù)是通電的某些措辭，如“精神奴化”、照片“赫然”，特別是將“錢稻蓀”誤作“錢稻村”，都是從譯文前的編者按語脫化而來。

作為所謂“周案”的導(dǎo)火索，《文摘戰(zhàn)時旬刊》上的這篇譯文似乎無人細讀。抗戰(zhàn)初期，以武漢為中樞的文化界并不關(guān)心此次座談會的實際狀況——由誰發(fā)起組織、何人出面邀約，以蘇武自居的周作人怎么會答應(yīng)，是否曾以某種理由推托過，其在出席者中的位置，究竟在會上說了什么，這一概不重要，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照片赫然，言論俱在”！通電中的這八個字，一舉擊中要害，在此后關(guān)于“周案”的各方言論中反復(fù)出現(xiàn)，無論是取批駁還是回護的立場，都無法繞過似乎是鐵板釘釘?shù)摹笆聦崱薄?/p>

除了轉(zhuǎn)載武漢文化界抗敵協(xié)會的這條通電，上海《文匯報》為表明自家立場，還在前頭刊發(fā)了“世紀風(fēng)”編者柯靈的一篇《促駕》。柯靈這篇“促駕”文的口氣，與武漢方面理直氣壯的聲討略有不同，雖也援引通電中“照片赫然，言論俱在”這八個字，承認周作人出席座談會的消息“大約并非全是捕風(fēng)捉影之談”。然而，筆鋒一轉(zhuǎn)，提及《宇宙風(fēng)》上周作人自比為蘇武的通信，提及他“五四”以來的業(yè)績，以及三十年代不問政治的“清名”，以為“累于生活，被遺留在狐鼠當(dāng)?shù)赖氖澜纾咸锢钕拢賮聿粷嵵樱彩呛芸赡芰T”。

周作人在淪陷下動輒招咎的處境，對留駐孤島同樣進退兩難的上海文士而言，“當(dāng)尤有深切的同感”。柯靈深知“‘背叛民族’一類的污辭，一經(jīng)沾染，就要終身負累”，他雖不愿意貿(mào)然加在周作人這樣的作家頭上，“但洗刷之道，還在于自己。明澈的態(tài)度，堅決的行動，我們是迫切期待著”。所謂“明澈的態(tài)度，堅決的行動”，無非是要周作人趕緊“束裝南下”。旁人既不能代為洗刷“背叛民族”的污名，只好“乘機促駕”。

關(guān)于周作人事件，周黎庵在“世紀風(fēng)”上發(fā)表的一篇辯解文章，題為《蘇武與庾信》，是挪用周作人致《宇宙風(fēng)》編者陶亢德信中的修辭——“請勿視留北諸人為李陵，卻當(dāng)作蘇武看為宜”。因為對知堂素有“不可動搖的信仰”，事變后周黎庵聽說有關(guān)周作人的種種傳聞，“總是付之一笑”。在他看來，從“五四”以來的周作人，到三十年代的知堂先生，思想態(tài)度雖有明顯的變遷，但是從“用世”退到“出世”，即曹聚仁所謂“從禰衡到陶淵明之路”，而決不是走向熱中趨利的狹道。周黎庵對知堂的信仰及思想脈絡(luò)的理解，并不妨礙他對時代的大判斷：抗戰(zhàn)一起，七君子出獄，郭沫若回國，“已不是再需要‘寄沉痛于幽閑’的時代”，周作人此時“苦住北平”，無疑是不合時宜的。如此選擇與外間對他的期待實在相差甚遠，連周黎庵這樣的知堂迷，也希望他“能南來領(lǐng)導(dǎo)抗戰(zhàn)，回復(fù)五四時代的姿態(tài)”。

不幸的是，關(guān)于周作人的道路傳聞，竟落實為白紙黑字，還“照片赫然”，進而招致武漢文化界的聲討，對周黎庵而言，“這正如‘曾參殺人’，雖欲不動搖一些信仰而不可得”，使其自抗戰(zhàn)以來第一次“感到痛心、苦惱、難堪、羞恥”。但他并沒有完全放棄對知堂的信仰，主張“看人論事”：倘使僅僅根據(jù)大阪《每日新聞》的記載和照片，不加調(diào)查，對一個普通人，或可據(jù)為信史；對周作人這樣一個有歷史的人物，似乎太嫌草率，恐正中了敵人的“離間計”。

周作人自比為“嚙雪海上”的蘇武，叫南中莫把他當(dāng)作“納首北廷”的李陵看待。認清時代的周黎庵卻點出，蘇武與李陵的典故已經(jīng)失效，今日之“匈奴”絕不許有蘇武存在。周作人雖不至于自己送上門去做漢奸，但被動地淪為“詩賦蕭索”的庾信，卻是遲早的事。大阪《每日新聞》所載，或許是造謠，而將來也必將成為事實。周黎庵斷言，“那時的蘇武，除卻殉節(jié)之外，就非做庾信不可了”。他相信周作人不肯做庾信，但也決無做蘇武的可能。截斷周作人的后路，逼他逃出重圍，周黎庵這篇文章軟中帶硬，使的是激將法。

“老僧”的詩緣

“方外唱和”傳入孤島上海以后，非但令在“周案”中自愿充當(dāng)辯護士的周黎庵有塵埃落地之感，也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刺周”者的看法。被目為“魯迅的黨徒”的唐弢，在《文獻》上發(fā)表了一篇結(jié)案陳詞式的文章，題為《“老僧”的詩緣》，以文獻綜述的口吻回溯了“五十自壽詩”的風(fēng)波。聽聞周作人出席“更生中國文化建設(shè)座談會”以后，唐弢在《文匯報》“世紀風(fēng)”上“疊五十自壽詩韻”，作吊詩諷刺知堂。隨后“世紀風(fēng)”上又刊出兩首打油詩——雙吉《寧作狗歌》、綠葭埭人《也來和知堂先生》，從立意到措辭都不如唐弢的《吊知堂》。其他刊物上所謂步原韻的和作，在唐弢這個“始作俑者”看來，“漸漸地流于下作，或如潑婦，或如無賴”，無異于把刊物當(dāng)作澡堂，題打油詩也“好像是洗澡，只要來一下，自己就會干凈似的了”。換言之，給知堂潑臟水，是為了漂白自己。

同一日的“世紀風(fēng)”上還發(fā)表了阿英的《周作人詩紀》。這篇《詩紀》以詩帶論，選取了周作人晚清、“五四”、三十年代的詩作，勾勒出他從愛國“志士”、“社會改造家”兼“新文學(xué)運動的推動人”、“談狐說鬼吃苦茶”的老僧，到事變后墮為“漢奸”的道路。周黎庵為阿英輯錄的這篇《詩紀》補充了一則新材料——周作人1936年“新正之作”：

尚有年堪賀，如何不賀年？

關(guān)門存漢臘，隔縣戴堯天。

世味如茶苦，人情幸瓦全。

劇憐小兒女，結(jié)隊舞翩僊。

“存漢臘”而思正朔，“關(guān)門存漢臘”乃化用夏完淳《即事》詩中“一身存漢臘，滿目盡胡沙”之意。“堯天舜日”用以稱頌帝王之盛德，比喻太平盛世，這里則是反諷，所謂“隔縣戴堯天”暗指當(dāng)時殷汝耕改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就職于通縣。故周黎庵稱這首賀年詩，“雖不離清淡之旨，而孤憤滿懷，亦約略可見”，其作《〈周作人詩紀〉補》的用意，當(dāng)然不在拾遺補闕，而是要打破從志士到漢奸“決非偶然”的階段論。

唐弢作完《吊知堂》，“忽忽若有所失”，直至10月間在《星島日報》上讀到胡、周二人的唱和詩，“不覺釋然于懷”，立刻寫了《老僧的詩緣》，由“刺周”轉(zhuǎn)為“勸周”。他竭力想理解周作人答詩中“閉門敲木魚念經(jīng)”的心情，期待他“將來見得居士的面”，又生怕難以做到，勸周不如早日改為“行腳”的好，北平終究不是可以“苦住”的地方。唐弢事后想來，他還是“過于天真”了。

除了與北平境況略相似的孤島上海，苦雨齋編排的這出“方外唱和”在正朔所在的西南社會似乎既不叫好，又不叫座。1938年11月間，重慶《掃蕩報》副刊轉(zhuǎn)載了胡、周二人的贈答詩，只錄了一首半，“苦住庵吟”十六行僅剩下表明態(tài)度的后半段。詩后附有數(shù)百字的按語，說此間關(guān)于周作人的謠言頗多，不必特別辯護，以增無謂的糾紛，“只以事實勝于雄辯的精神把新近得到的材料，貢獻給大家以供參考”。但孔羅蓀以為，周作人這半章詩以生活為借口，一面閉門念經(jīng)，一面出門乞食，對胡適的勸駕，只好“謝謝”了事，頗有“渾然之妙”。生活也許是事實，問題在于周作人念的是哪本經(jīng)，又能募到誰家的米面，來維持苦雨齋“豪”慣的生活。據(jù)在《掃蕩報》上發(fā)布唱和詩者說，所謂“托缽募化”乃指在燕大授課，每月領(lǐng)一百元薪水云云。但孔羅蓀覺得解釋不過去，凡熟悉周氏過去生活者，都知道區(qū)區(qū)百元薪金，實在撐不起“苦雨齋”的門面。周作人自己也承認，燕大每周四小時的功課，“不能當(dāng)作生計”，“聊以避俗”而已。

“方外唱和詩”在“方內(nèi)”傳觀三個月后，1939年初傳出周作人被刺的消息，在孔羅蓀看來，這是“一粒帶著諷刺的子彈”，雖沒有擊中周作人，卻動搖了為“周案”辯護者的信念。“周案”爭訟的焦點，由周、胡二人的“方外唱和”，轉(zhuǎn)移到元日遇刺這出懸疑劇上。

周作人“北大感舊錄”中關(guān)于胡適的這一節(jié)，不僅抄錄了藏暉居士與苦住庵主的“方外唱和”，還找到淪陷時期胡適給他的另一首贈詩，作于1939年12月13日，仍署名“藏暉”，其詞云：

兩張照片詩三首，今日開封一惘然。無人識得胡安定，扔在空箱過一年。

這是周作人接到的胡適的最后一封信。《知堂回想錄》聲稱“詩里所說的事全然不清楚了”，與其說是記憶模糊了，不如說是他有意模糊了這段記憶。對照胡適當(dāng)天的日記，才知道所謂“兩張照片詩三首”都與周作人遇刺事件有關(guān)：

周知堂去年九月寄一信一詩，又今年一月被刺后二詩和照片兩紙，信封上寫“Dr. A. T. Hu，胡安定先生”，由華美協(xié)進社轉(zhuǎn)。孟治兄不知是我，故擱到今天才轉(zhuǎn)來。

所謂的“兩張照片詩三首”，除了1938年9月周作人寄給駐美中國使館轉(zhuǎn)交“胡安定”的答詩，即日記中提到的“今年一月被刺后二詩和照片兩張”。那兩張照片是周作人被襲后第三天在八道灣十一號寓所西廂前拍攝的，從照片上還可以清晰地看見棉袍稍稍偏左的地方有一彈殼。值得玩味的是，周作人遇刺幸免后攝影留念并分送友人的心態(tài)，仿佛是想將這種烈士般的形象定格下來。所謂“詩三首”，除了“方外唱和”中的答詩，另兩首應(yīng)是其遇刺后所作的“元日感事詩”。“今日開封一惘然”似呼應(yīng)知堂“元日感事詩”中的“回首冤親一惘然”，但真正令胡適悵惘的，恐怕不是事隔一年后才收到這些詩作，而是遇刺事件后周作人所做的決斷，已經(jīng)抵消了“方外唱和詩鈔”所起的社會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