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二戰中給亞洲許多國家帶來了很大的傷害。關于日本是如何理解近代戰爭和殖民地統治這些問題的，我想從一個較廣的視角，就日本政府的應對和思考來向大家做一個介紹。

這個題目主要涉及到以下幾個問題，即誰是“受害者”、如何進行補償、誰是對戰爭“負責的人”，以及應該如何吸取“教訓”。

一、戰爭受害者和日本政府的賠償

1、“舊金山體制”與“戰后處理”

一般而言，戰后問題的處理主要是通過簽訂和平條約來實現的。日本在戰后簽訂的主要和平條約是于1951年與48個國家議定后簽署的《舊金山和約》。但是有許多國家沒有在這份和約上簽字，其中包括中國、韓國和一些東南亞國家。但之后日本和這些國家分別簽訂了一些雙邊和約和賠償條約，這些雙邊條約都包含在“舊金山體制”之中。

因此，日本政府的立場是，日本已經通過簽訂以上條約解決了國家之間的戰爭處理問題，日本與這些國家和個人之間的戰爭問題已經得到了圓滿的處理。日本通過和約支付給亞洲國家的賠償總額達到1萬億日元，此外還通過ODA等其他方式進行了賠償。當然，其中ODA是否屬于戰爭賠償存在爭議。

另外，舊金山體制還有一個特征，即日本的賠償是針對戰爭的賠償，而不是針對“殖民地統治”的補償。歐洲或美國曾針對因殖民地統治引發的災難或危害進行賠償，但日本沒有。如在日本和韓國之間，在經過15年的討價還價之后，終于在1965年簽訂了日韓基本條約。但從日本政府立場來說，這也不是日本針對殖民統治的補償，而是針對戰爭的賠償。

2、誰是“戰爭的受害者”？國家應對誰“補償”？“補償”是否公平？

關于誰是受害者這個問題，對日本政府來說并不明確。戰爭的受害者到底是誰？日本政府應該對誰賠償和補償？另外，補償的對象是否平等也是個問題。事實上，日本對戰爭受害者的補償具有區分國籍、日本人優先、公務優先等特點。

日本對戰爭受害者的賠償主要是針對國內日本人的補償。就這個問題，日本頒布了《恩及法》，這一法律的原則是對日本人優先補償、因公務犧牲者優先補償，且對不同國籍者的受害者的補償也不平等。

所謂日本人優先，因1945年以前朝鮮和中國臺灣是日本殖民地，而兩地人民是作為“日本人”參戰的，理論上應該按照日本人的身份進行補償，但是以“日本軍人”身份參加戰爭的原朝鮮和臺灣殖民地的人卻被排除在《撫恤法》之外。對日本國內軍人的賠償總額已經達到70萬億日元(1953年～2010年），而對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補償只有1萬億日元。兩相比較，對日本軍人的賠償數額是非常大的。

另外，日本國內因戰爭受害的平民也被排除在補償對象之外，這些人不是軍人，在日本被稱為“民間人士”，他們也被排除在補償的對象之外。

根據國際上通行的平等主義準則，補償時不應差別對待外國人和本國人、公務員和一般國民。日本政府的做法明顯違反了當時的國際準則。但是，其中對一般國民補償存在特例，即日本政府對一些“特殊犧牲”人群的補償是較為重視的。一個是受原子彈襲擊的平民受害者，另一個是海外財產受到損害的日本人，這些人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補償。這里所說的海外財產，主要指戰爭期間日本平民在中國、朝鮮等地的財產，戰后由于日本平民均被遣送回國，因此他們損失了這部分財產。他們強烈要求政府賠償這部分財產。這一人群在日本多達200萬人，隨后日本向這些人每人賠償200萬日元。因此，可以說在戰爭補償這個問題上，日本政府對不同國籍和國內不同身份的人有歧視性政策。

二、戰爭責任與“歷史教訓”

1、戰爭責任：誰對戰爭負責？個人，還是國家？

日本在戰后初期有一個構想，即希望對戰爭責任進行自主審判。但是這一設想被盟軍否定，最終決定由東京審判主導日本戰后的審判。東京審判的結果是接受審判的28人中有7人被執行絞刑，另外在中國和東南亞對甲級戰犯也進行了審判。乙級和丙級戰犯被判死刑的大概有1000人左右。

其中涉及到東京審判中受審的28名被告是作為戰爭指導者的身份以“個人”身份接受審判，還是作為日本帝國的代表接受審判的問題。因此就出現了戰爭責任在個人還是國家的問題。最終這28人都作為個人受到了懲罰，所以可以理解為他們個人承擔了戰爭的責任。但這28人具有不同的身份，有的屬于軍隊，有的屬于外務省，代表了他們的部門。因為他們的身份，所以日本國內也有意見認為，審判也追究了國家的戰爭責任。

關于東京審判，日本還有部分人認為，東京審判是“勝者的審判”，是具有政治性的審判，因此不夠正當。但是《舊金山和約》的第11條表明，日本政府接受了東京審判的判決。盡管如此，在日本，針對日本政府對其是否完全接受了東京審判判決的所有內容仍然存在爭議。由于東京審判的判決書有數千頁，有意見認為日本政府只是接受了東京審判的結論部分，而不是對判決書的所有內容都全盤接受，其中典型的例子是日本政府不承認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判決。

2、首相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

1985年8月，時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首次公開參拜靖國神社。在此之前，首相和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是是否違憲或合憲的日本“國內問題”。但是在中國政府強烈批評中曾根參拜靖國神社之后，這一問題轉化為“國際問題”。

中國和韓國反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主要是因為1978年二戰的甲級戰犯被引入靖國神社合祀。從日本的角度來看，甲級戰犯被祭祀在靖國神社不是一個特別嚴重的問題。因為靖國神社是為了祭祀戰死的日本軍人。甲級戰犯雖被絞死，但也是因戰爭而死，所以仍被視為戰死，因此被引入靖國神社沒有問題。而中國和韓國的反對很明確，認為“日本首相參拜祭奠戰爭責任人的靖國神社，是肯定侵略戰爭，將戰爭正當化的舉動”。而日本外務省則聲明“公開參拜是為了追悼戰死者和重新確認維護世界和平的決心，并沒有將過去的行為正當化的任何意圖”。

由于中曾根首相的參拜引發了強烈的反彈，此后日本首相減少了對靖國神社的參拜，特別是避免在8月15日進行參拜。但小泉首相時期的頻繁參拜（2001—2006年共參拜6次，而且第6次的參拜時間選擇在了8月15日），再次引起中國強烈的抗議。小泉不斷參拜靖國神社可能是出于其個人信念，但這引起中日關系冷淡。在其卸任首相之后，中日關系才得到了改善。

3、歷史教科書問題

日本的歷史教科書變成國際問題發端于1982年6月26日報紙的報道。報道稱，日本的文部省在對高中歷史教課書審查時，強迫執筆者將教科書中的對中國的“侵略”改為“進入”。報道中所說的文部省“強迫”執筆者并不屬實，但是文部省提出“審查意見”后，確實有一部分教科書自愿聽從這一意見對用詞進行了修改。因為日本的教科書審定制度不是“檢閱”，而只是提出“修改意見”。作者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是非強制性的。

在教科書爭議演變為國際事件之后，文部省在1982年11月修改審定標準，把“近鄰各國條項” 加在歷史教科書的審定標準中。其內容規定，“涉及近鄰國家的近現代史寫作的時候，應該考慮到其他國家的感受”。但是這個審定標準同樣不具有強制性約束力，文部省也從沒有根據這一條款否定過任意一版教科書.

日本教科書成為一個大的問題應該是在2001年，日本一個組織“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編寫的初中課本《新歷史教科書》引起了中國的強烈抗議。這版教科書認為南京大屠殺的受難人數缺乏依據，另外還特別強調了東京審判是“不正當”的審判。關于這一教科書，中國政府認為其隱藏了日軍對俘虜的屠殺，誘導人們懷疑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性和遠東國際審判結果，實際上是違反日本在《舊金山和約》中表明的接受東京審判的條款的。這一看法是非常正確的。類似這樣一些異常的教科書在日本還存在，但在之后并沒有成為中日之間的外交問題。我想主要是中國政府理解了日本政府的審定制度是沒有強制性的；其次，也是因為這些教科書在日本學校的采用量非常低。

三、“戰后賠償”問題和“村山談話”

以上大致是截至到1980年代末為止的一些歷史問題。在1990年代，又出現了一些新的歷史問題。冷戰結束以后，戰后賠償問題又變成了重要問題。這一次“戰后賠償”問題主要是指戰爭加害國對受害者個人的補償。

這一問題超越了《舊金山和約》解決國家與國家之間賠償問題的法律范圍。重點在對個人的補償，側重于對道義責任的追究。其中涉及到慰安婦、強征中國勞工、虐待俘虜、731細菌戰受害者等問題。這些問題至今依然存在。中國、韓國的一些個人將這些問題告至日本法院，要求得到賠償。類似的案例已有幾十起。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從軍慰安婦”問題。其起源是1991年3名原韓國從軍慰安婦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訴訟，要求日本政府賠償。日本政府應訴并進行調查。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在強征慰安婦的過程中，日本軍人和官員是否參與其中。當時的看法是，如果證明有官方的參與，被告就可能成為國家賠償的對象。因此日本政府對此進行了調查，在1993年8月通過“河野談話”公布了政府調查結果，承認慰安婦問題有軍方的參與。因此，當時有很多人認為日本政府應該進行國家賠償。

日本政府雖然承認軍方參與慰安婦問題，但還是認為《舊金山和約》針對個人和國家已經解決了賠償問題，因此日本在1995年7月村山內閣期間成立了“亞洲女性基金會”，以國民的名義進行“國民賠償”，開始從民間募集捐款。以此基金會為基礎，向亞洲各國的原慰安婦每人頒發賠償金200萬日元和總理信函。這一舉措不是由國家進行直接賠償，而更多是全體國民負擔道義責任。當時約有300名原慰安婦得到了這一基金的補償。但日本這一舉措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特別是韓國政府表示了強烈的不滿，認為日本應該進行國家補償。

上世紀90年代，日本圍繞歷史問題采取了新的舉措，推出“和平友好交流計劃”。這一計劃始于1994年8月，涉及1000億日元，設立了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歷史共同研究，以及青少年交流等60多個項目。這60多個項目如今只剩下一個項目，即亞洲歷史資料中心。可以說這一舉措沒有取得很大的成功。

1995年戰爭結束五十周年之際，時任首相村山富市就歷史問題發表了講話。“村山談話”的重要性在于，這一談話是基于日本內閣會議做出的決定。之前日本的首相和大臣雖也表達過謝罪，但這些都是個人層面的道歉，但村山的道歉是代表政府的謝罪。“村山談話”最大的效果是，在此之后日本高級官員由于害怕在歷史問題上說錯話，都完全引用“村山談話”。2015年安倍首相發表講話，這一講話也是經過內閣決議通過的。這一談話基本沿襲了“村山談話”的內容。

現在還有很多中國的戰爭受害者向日本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賠償，主要是慰安婦、強制勞工、重慶大轟炸等問題。至今為止，這些起訴都以原告敗訴而告終。其原因首先在于追訴時效已過。第二個原因涉及到國際法，即國際法不認同個人為國際法的行為主體，這是這些個人原告敗訴的主要因素。

另外，日本政府實際上在戰后對關于日本引起的戰爭和殖民統治都采取回避態度，對相關問題沒有進行很好的調查和總結。由于這一態度，日本不同人群對相應問題的立場也是不一致的。日本實際上也做出了一些努力，主要是從道義的角度進行道歉和補償。但很遺憾的是，這些努力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理解，這對日本來說是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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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波多野澄雄教授應邀在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第5次“北閣論衡”上發表演講，刊發于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簡報》第35期。孫櫻翻譯整理。“澎湃”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