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5日，詩人柳忠秧訴湖北省作協主席、作家方方名譽侵權一案，隨著廣州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駁回方方上訴、維持原判，似已塵埃落定。

但就在7月5日下午，方方發布長微博稱，收到廣州法院執行庭的電話，要求她履行法院判決，否則就將其列入“失信人名單”（全稱為“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俗稱失信者黑名單）。方方向律師咨詢，一旦被納入這個黑名單，那么意味著她將“不能坐飛機，不能坐高鐵，連動車的一等座也不能坐，不能高消費”。

對于可能面臨的嚴厲懲罰，方方感到愕然，于是微博公開致信廣東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龔稼立，詰問“作為公民，我的批評權利在哪里？”

“雖無奈，但在努力執行判決結果”

廣州法院兩審的判決結果有四條：1、刪除相關微博；2、在其微博公開道歉；3、賠償柳忠秧精神損害撫慰金2000元；4、承擔訴訟費用500元。

對此，方方告訴澎湃新聞記者，雖然不服，但是她仍在一面申請再審，一面履行判決結果。對于最后兩條，已經一次性支付。

“關于公開道歉一條，這個不是方方的問題。判決書上寫有如果不執行道歉，則由法院在報紙上刊登判決書，費用由方方承擔，這是另外一個選項。而方方已經明確表態不道歉了，也就是選擇了法院刊登判決書，但是法院到目前沒有刊登，所以實際上這也不是方方沒有執行判決。”方方的代理律師王嶸告訴記者。

問題就出在第一條——刪除相關微博上了。王嶸說，因為方方已經向廣州高院提出再審申請，而再審中原始證據至少應暫予保留。另外在再審申請批復之前，廣州高院要求廣州中院先對方方一方進行庭后釋明，也就是由法官解釋為何作出如上判決。在這兩項都沒有完成，且廣州法院執行庭知悉的情況下，執行庭仍然給方方下達了如不完成判決執行，將會把她列入“失信者黑名單”的通知。

“現在正在申請再審，要求推翻這個判決，其關鍵就是在于那條微博。如果再審，微博刪了，我們爭論的對象不見了，反映這條微博影響和輿情的評論也沒有了。所以我們就認為，（判決）第一條雖然有執行效力，但是你應該容我再審下來再說的。”對于再審的問題，方方的代理律師王嶸補充說，“終審是有效判決，但是所有冤假錯案都曾經是有效判決，再審程序就是為了防止和糾正冤假錯案的。有效判決可以先執行，但本案中刪除微博這個判決，如果執行了，就是毀掉了再審的證據。”

據王嶸介紹，廣州中院認為，既然有執行效力，那么就必須執行，不執行就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

“這么輕微的批評都要承擔如此風險，以后誰還敢批評？”

“失信被執行人名單”，是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局于2013年11月14日與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明確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納入征信系統相關工作操作規程。

一旦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其法律后果并不像方方微博公開信上說得那么簡單，實際上要更嚴重更復雜，比如銀行等金融機構將限制其貸款、融資等金融活動，不得旅游、度假，不得購買非經營必須車輛，不得住星際賓館，限制出境等等。

對于可能的嚴厲懲罰，方方感到錯愕：“如果像我這么輕微的批評都要承擔如此風險，以后誰還敢批評？”

方方認為，她對柳忠秧的批評是“基于事實”和“相當克制”的，其批評的重點不在于柳忠秧請客吃飯、開研討會，而是在于在評獎前夕連續不斷地搞這些，而且大部分評委都在其中，“嚴重違反了評選規則”。

方方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對于柳忠秧評選前的活動，湖北省作協黨組書記的確幾次找她商量怎么辦。她只是覺得風氣如此，很無奈，也不想管。只是聽到滿票通過的信息，才生氣而發聲，“是一個正常不過的職務行為。”

“但是廣州法院卻死抓‘搞定所有評委’，搞文字游戲。”

“‘搞定’這個詞，本身是中性的，基本含義是通過活動達成目標。應該說明的是，我在批評柳忠秧時，沒必要先去查清柳忠秧是否把全部評委都搞定，而是柳忠秧有沒有搞這些違規活動，有沒有通過吃喝送禮與評委拉關系而使自己占據投票優勢，有沒有評委因參與了這些活動并為他低劣的詩作投出贊成票等等。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是：有！”

這種在方方看來是“反智反常的判決結果”，讓她不禁向廣州高院院長龔稼立發問：如果連這樣的批評都算侵害名譽權，都是違法行為，那么，我們的批評權利在哪里？我們的批評的界限又如何界定？

“大不了留在武漢不出門”

盡管始終堅持認為判決不當和失衡，甚至有些意氣地放言“坐牢也不道歉”，但是冷靜下來的方方還是覺得應該尊重法律，“既然這樣判了，我本來也就想自認倒霉了，尊重法律，就先這樣去做，畢竟打官司太耗費時間和精力了。”同時方方也并沒有放棄法律賦予她的申請再審的權利。

但現在方方覺得，她必須要抗爭到底。“我現在不想認倒霉了。再審不行，我就尋找其他合法途徑，抗爭到底。列入‘失信人名單’也沒什么，大不了留在武漢不出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