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科丨關于“孤島”時期上海復社的幾個問題 原創 邢科 中國出版史研究

摘要：復社是“孤島”時期黨領導的社團和出版機構。關于復社創建的緣起，有“西行漫記說”和“魯迅全集說”。考察兩部著作出版的來龍去脈，“西行漫記說”較為可信。關于復社成員，綜合檔案材料和當事人回憶，共31人，另有5人與復社關系密切。關于復社成立時間，有1937年12月、1938年2月、1938年4月三個時間節點，這三個時間節點反映了復社的發展歷程。復社除了出版《魯迅全集》和正續《西行漫記》，再版4卷《列寧選集》，還積極推進《高爾基全集》和百科全書的編輯工作。“孤島”淪陷后，復社停止社團活動，但出版活動通過生活書店和魯迅全集出版社延續著，并最終匯入新中國出版事業中。

關鍵詞：復社；“孤島”時期；《魯迅全集》；《西行漫記》；左翼出版網

作 者：邢科，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本文刊發于《中國出版史研究》2021年第3期。

復社是“孤島”時期黨領導的社團和出版機構。該社由胡愈之、鄭振鐸、張宗麟等創辦，取名“復社”，既是學習明末江南愛國志士的“復社”，又有復興中華之意。長期以來，學界對復社研究較少，且研究點主要集中在《魯迅全集》和《西行漫記》等代表性出版物的翻譯、編輯、出版上，對復社發展缺乏整體研究。相關研究運用了當事人的回憶，但他們的回憶并不完全準確，所以許多關于復社的敘述也存在偏差。本文將綜合比對多方材料，探討復社創建、發展中的幾個問題。

創建復社的緣起

為什么要創建復社？關于這個問題，有“魯迅全集說”和“西行漫記說”。

“魯迅全集說”來自鄭振鐸：

復社是一個純粹的為讀者們而設立的一個出版機關，并沒有很多的資本。社員凡二十人，各階層的人都有。那時，社費每人是五十元；二十個人，共一千元。就拿這一千元作為基礎，出版了一部《魯迅全集》。

當初，幾個朋友所以要辦復社的原因，目的所在，就是為了要出版《魯迅全集》。這提議，發動于胡愈之先生。那時候，整個上海的出版界都在風雨飄搖之中，根本不想出版什么書。象《魯迅全集》，也許有幾家肯承印，肯出版，但在條件上也不容易談得好。

“還是我們自己來出版吧，”留在上海的幾位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的人這樣的想著。

先來組織一個出版機關，這機關便是復社。

“西行漫記說”來自復社核心人物的胡愈之、胡仲持兄弟。胡仲持提到，原初的動機只是要出版《西行漫記》。胡愈之也持此說，《西行漫記》“是通過群眾直接出版的，但對外總也得要一個出版名義。我臨時想了一個‘復社’的名義。在書上沒印‘復社’的地址，實際上它就在我家里”。

先來看一下《西行漫記》的出版經過。抗戰爆發后，胡愈之參加了文化界救亡協會，并成為協會下設的國際宣傳委員會的負責人，這個委員會專門對外國記者發布消息。通過這個關系，胡愈之結識了斯諾。他們住的地方相距不遠，胡愈之常去看他。有一天，斯諾收到英國出版公司寄給他的《西行漫記》樣書。《西行漫記》英文原版于1937年10月由倫敦維克多·戈蘭茨公司初版。考慮到英國與中國路途遙遠，又正逢戰事，斯諾收到書應在10月之后。谷斯范回憶斯諾將英文版交給胡愈之是在11月，這個時間基本可信。胡愈之讀后，發現是一本難能可貴的著作。在向上海中共臨時辦事處劉少文了解情況后，得知斯諾確實去過延安，是可以相信的，于是決心組織力量把書翻譯出版。他在“星二座談會”（實際名稱為“星一聚餐會”，詳見下文）上提出翻譯出版這本書，得到大家贊同，翻譯任務分給部分聚會參加人。翻譯工作于1937年12月啟動，參與翻譯的包括王廠青、林淡秋、陳仲逸、章育武、吳景崧、胡仲持、許達、傅東華、邵宗漢、倪文宙、梅益、馮賓符12個人，在劉少文和斯諾的支持下，全書一個月即翻譯完成。《西行漫記》出版的具體時間，胡愈之在回憶里中說是1938年1月，此外2月出版、3月出版的說法也存在。筆者查到，該書第一版1938年2月10日付印，3月1日發行；第二版1938年3月1日付印，3月10日發行。

《魯迅全集》的出版經歷了一個醞釀過程。茅盾回憶：

魯迅逝世后，我們就與許廣平商量要出版一部最完全的《魯迅全集》，包括所有未刊印過的著述、日記、書簡、墨跡等。……當時即著手書信的征集，同時與商務印書館接洽出版事宜。因為《古小說鉤沉》和《嵇康集》是魯迅親筆楷書的抄本，日記和書簡也是魯迅手跡，希望能影印出版;而大量的影印只有商務能勝任。多虧蔡元培的介紹，商務總算接受了這一光榮任務，并訂了契約，但提出了嚴酷的條件。可是不久上海戰爭爆發，商務的印刷廠在戰區內，影印之議付之虛建，整個計劃也就停頓下來。到了魯迅逝世一周年時，出版全集的事才重新提出，并決定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來擔負編輯之責，但實際上編輯工作只有許廣平、鄭振鐸、王任叔等少數幾個人在做。因為其他許多人都離開了上海。

魯迅逝世于1936年10月19日，以“一周年”推斷，出版全集重新擺上議事日程發生在1937年10月。另有兩條材料也印證了這個時間點。

胡仲持之子胡德華的回憶：

有一天，許廣平同志對我伯父說起魯迅的文稿。她說魯迅的手稿已全部整理完畢，堆放了一大屋子。她很擔憂在這戰火紛飛的環境里，不知道怎么保存才好。伯父說:如果日本帝國主義一占領租界，文稿一定會給鬼子搞掉；如運大后方，交通困難，也不保險。最妥善的保存就是出版。要想盡辦法把魯迅的文稿全部趕印出版。這項艱巨的任務就交給復社。

1937年10月，中國軍隊尚未退出上海，淞滬會戰激戰正酣，符合“戰火紛飛的環境”。胡愈之說“如果日本帝國主義一占領租界”，表明他當時不確定日本占領上海后會不會進入租界，也說明這段對話發生在“孤島”形成之前，即1937年11月之前。

《〈魯迅全集〉刊行的經過》提供了更準確的時間點：

魯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紀念日，上海文化界同人在浦東同鄉會舉行紀念座談會。當時上海四郊戰事異常劇烈。大炮和飛機的轟炸聲接連不斷。但是出席座談會的人都關心著在火線上的魯迅先生墳墓和先生遺著。大家決定要在最短時期內完成《魯迅全集》的刊行。

三條相對獨立的材料相互印證，說法基本一致，重啟全集編輯工作是在1937年10月，具體說是10月19日，魯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紀念日。但出版工作并不是直接交給復社。由于已經簽訂了合同，所以許廣平仍希望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并托當時身在香港的茅盾代為聯絡，但由于香港商務印書館印刷能力有限，且在港出版價格高昂而作罷。

1938年4月，全集的編輯出版工作開始由復社承擔。5月16日漢口《文藝陣地》半月刊刊登《〈魯迅全集〉發刊緣起》。6月，全集出版。復社版《魯迅全集》以“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名義編印，共三種版本。甲種紀念本重磅道林紙印，封面皮脊燙金裝楠木箱，預約價每部100元。乙種紀念本重磅道林紙印，封面紅布燙金，預約價每部50元，普及本白報紙印，封面紅紙布脊，預約價每部只需要8元。絕對是質優價廉，這也反映出復社的出版工作不是以營利為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全集》由兩家出版社出版。普及本初版于1938年6月15日，出版者和發行者為魯迅全集出版社，版權頁上有“復社”的標志。紀念本限量發行200套，每套有標號，于1938年8月1日出版，版權頁樣式與普及本一致，為復社出版，版權頁上同樣有“復社”的標志。復社與魯迅全集出版社為一家，后者是復社的對外用名。

“西行漫記說”與“魯迅全集說”的共同之處在于，復社是在具體出版工作的推動下成立的。《西行漫記》的出版時間早于《魯迅全集》，從這個角度看，胡氏兄弟的說法更有說服力。但通過梳理兩部著作出版的時間軸可以發現，重啟《魯迅全集》出版是在1937年10月，這個時間節點要早于胡愈之看到《西行漫記》的1937年11月。也就是說，《魯迅全集》雖然出版晚，但出版計劃早于《西行漫記》。從這個角度看，“魯迅全集說”也并非沒有成立的可能。然而，茅盾的回憶使天平再次向胡氏兄弟傾向。因為直到1938年4月，《魯迅全集》的出版工作才由商務印書館轉到復社，此時《西行漫記》早以“復社”之名出版。綜合上述信息，“西行漫記說”可信度更高。

鄭振鐸《記復社》一文說以1000元社費作為基礎出版《魯迅全集》。對于出版一部600多萬字的著作來說，1000元顯然是杯水車薪。綜合各種材料看，《魯迅全集》的出版經費的來源包括發售預約卷所得、復社的資金（包括社費、出版《西行漫記》的盈利等），以及黨組織的經濟支持。鄭振鐸所說社員集資包含在復社的資金內，并非全集出版的主要資金來源。

復社的成員有哪些

先看一下當事人的回憶。

胡德華回憶，復社位于胡愈之的家中，胡愈之與胡仲持全家住在英法租界交界處的一幢單間三層樓房子里，前門是巨籟達路174號(即現在的巨鹿路)，后門是福煦路(即現在的延安中路)安樂邨，在特殊情況下，進退都較方便。底層前后間和二樓亭子間讓給復社，胡氏兄弟和家人擠住二、三樓。在復社辦公的有張宗麟、胡仲持的弟弟胡霍、共產黨員陳明，經常來復社的有王任叔、鄭振鐸、梅益、馮賓符等。

鄭振鐸回憶，復社成員共20人，而且決不公布其組織與社員名單，而在當時這20位社員本身，代表了“自由上海”各階層“開明”的與“正直”的力量。鄭振鐸明確提到馮賓符和胡詠騏是復社成員；又提到景宋夫人（許廣平）和陸蠡被捕，沒有透露復社的情況，但沒有說明二人是否屬于復社。

胡仲持回憶，他與許廣平、周建人、吳耀宗、沈體蘭、陳鶴琴、張宗麟、孫瑞璜、鄭振鐸、黃幼雄、胡愈之、馮仲足（馮賓符）共12人組織了復社。

將三人的回憶結合起來，確定為復社成員的包括許廣平、周建人、吳耀宗、沈體蘭、陳鶴琴、張宗麟、孫瑞璜、鄭振鐸、黃幼雄、胡愈之、馮賓符、胡仲持、胡詠騏13人，可能為復社成員的包括胡霍、陳明、王任叔、梅益、陸蠡5人。

胡愈之分配《西行漫記》的“星二座談會”，實際名稱為“星一聚餐會”。據負責安排聚會的盧廣綿回憶，星一聚餐會由上海各界愛國人士參加，每星期一晚上聚會一次，研究推動上海地區的救國工作。最初由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主持，劉湛恩被刺后，就改由胡愈之主持。參加聚餐會的包括：文化界有胡愈之、劉湛恩、韋捧丹(即韋愨)、鄭振鐸，新聞界有王任叔、王蕓生、薩空了、梁士純，工商界有陳巳生、孫瑞璜、蕭宗俊（一作“肖宗俊”），海關有丁貴堂、陳瓊昆、孫一民，銀行界有徐新六、胡玉琪，宗教界有吳耀宗、沈華蘭，婦女界有王國秀等。當時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陳鶴琴和嚴景耀也是這個聚餐會的成員。開會時，有時也請關心和同情中國抗戰的國際朋友如埃德加·斯諾夫婦和當時在英國工部局工作的路易·艾黎先生等參加。“胡玉琪”疑為胡詠騏之誤，“沈華蘭”疑為沈體蘭之誤。盧廣綿主要負責安排每一次聚會的時間和地點并通知與會的人們，所以他回憶的參會名單可信度較高。胡愈之回憶的名單與盧廣綿的名單基本相同。盧廣綿在回憶中還提供了兩個重要信息，其一，“參加這個聚餐會的朋友們，幾乎每次出席，很少缺席”，也就是說成員基本固定；其二，“參加星一聚餐會的朋友們都是復社的成員”。

當事人的回憶有相互矛盾的地方。第一，不算受邀的斯諾等人，盧廣綿提供的名單包括21人，加上他自己，共22人，如果他們全是復社成員，那么與鄭振鐸所說的共20人相矛盾。第二，胡愈之確定為復社成員的許廣平、周建人、張宗麟、黃幼雄等并不在聚餐會名單中。第三，胡愈之在聚餐會上確定了《西行漫記》的譯者，但翻譯該書的12人全部沒有出現在盧廣綿提供的名單中。所以，參加聚餐會的人應多于甚至遠多于22人。另有回憶稱，參加星一聚餐會的還包括許廣平、林漢達、趙樸初、雷潔瓊等。吳大琨也參加聚餐會，他回憶：“參加聚餐會的都是上海‘孤島’上的一些愛國的上層知名人物，有四五十人之多。”顯然，這“四五十人”不可能都是復社成員。

關于復社成員，有一則更準確的材料。1939年4月1日，復社在上海銀行俱樂部召開第一屆年會。參會者包括鄭振鐸、胡詠騏、胡仲持、黃幼雄、張宗麟、倪文宙、盧廣綿(盧廣綿夫人代)、王任叔、馮仲足、沈體蘭(沈體蘭夫人代)、吳耀宗(胡代)、胡愈之(胡仲持代)、黃定慧、蕭宗俊、姚惠泉、嚴景耀，列席者包括陳明、施從祥，共18人。此外，年會提到的會員還包括王紀元、金仲華、吳涵真、林旭如、士純、宗漢。通過新入社成員5人，即陳志皋、周予同、李健吾、吳承禧、孫禮榆。其中士純應指梁士純、宗漢應指邵宗漢。上述信息綜合見下表。

年會名單

（29人）

鄭、胡回憶名單

（18人）

盧文聚餐會名單

（22人）

西行漫記譯者

（12人）

鄭振鐸

胡愈之

胡仲持

胡詠騏

黃幼雄

張宗麟

馮賓符

沈體蘭

吳耀宗

王任叔

盧廣綿

倪文宙

黃定慧

蕭宗俊

姚惠泉

嚴景耀

王紀元

金仲華

吳涵真

林旭如

梁士純

邵宗漢

陳志皋

周予同

李健吾

吳承禧

孫禮榆

陳明（列）

施從祥（列）

鄭振鐸

胡愈之

胡仲持

胡詠騏

黃幼雄

張宗麟

馮賓符

沈體蘭

吳耀宗

王任叔（可能）

陳明（可能）

陳鶴琴

孫瑞璜

許廣平

周建人

梅益（可能）

胡霍（可能）

陸蠡（可能）

鄭振鐸

胡愈之

胡玉琪

沈華蘭

吳耀宗

王任叔

盧廣綿

蕭宗俊

嚴景耀

梁士純

陳鶴琴

孫瑞璜

劉湛恩

韋愨

王蕓生

薩空了

陳巳生

丁貴堂

陳瓊昆

孫一民

徐新六

王國秀

胡仲持

馮賓符

倪文宙

邵宗漢

梅 益

王廠青

林淡秋

陳仲逸

章育武

吳景崧

許 達

傅東華

出席年會的社員、不在上海的社員，以及新入社者，合計27人，已經超過了鄭振鐸所說的20人。事實上，《復社社約》中規定“社員額定三十人”。上述27人，即使再加上列席會議陳明、施從祥，也沒有超過30人的限制。復社社員是不斷變化的，回憶名單中提到的許廣平、周建人、陳鶴琴、孫瑞璜4人可能為早期社員。

綜合各種材料，先后參加復社的共31人：許廣平、周建人、陳鶴琴、孫瑞璜、鄭振鐸、胡愈之、胡仲持、胡詠騏、黃幼雄、張宗麟、馮賓符、沈體蘭、吳耀宗、王任叔、盧廣綿、倪文宙、黃定慧、蕭宗俊、姚惠泉、嚴景耀、王紀元、金仲華、吳涵真、林旭如、梁士純、邵宗漢、陳志皋、周予同、李健吾、吳承禧、孫禮榆。共產黨員陳明很可能也是復社成員。暫無法確定但與復社關系密切者包括梅益、胡霍、陸蠡、施從祥等。

復社成立時間

關于復社的成立時間，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出自《〈魯迅全集〉刊行的經過》，文中稱復社成立于1937年12月，是按照合作社的方式，印行書籍。它沒有資本，沒有鋪面，也沒有老板伙計之類。另一種說法來自胡仲持，“復社是1938年春初，留在上海租界的一群不甘寂寞的知識分子因偶然的機會組織起來的一個具有社會主義萌芽性質的合作社”。1938年春初是一個模糊的時間概念，查1938年農歷正月初一是公歷1月31日，立春在2月4日。1937年12月和1938年2月剛好是《西行漫記》開始翻譯和正式出版的時間，兩種說法分別將這部書出版的起止時間作為復社的成立時間，這也再次印證了復社與《西行漫記》的關系。

關于創建時間，還有一則史料，即藏于上海市檔案館的《復社社約》。復社是有明確規章制度的組織，這則“社約”的發布，意味著復社組織的形成。1939年4月的《復社第一屆年會記錄》可以為探討創建時間提供一些線索。會議包括對過去一年的總結，以及下年度工作計劃案。這個年會應召開在復社成立一周年之際。從1939年4月倒推一年為1938年4月，這可能就是復社組織形成的時間。

“1937年12月”說、“1938年2月”說以及“1938年4月”說并不矛盾。這個三個時間節點可以反映復社的發展歷程：1937年12月，開始翻譯《西行漫記》，社團萌發，有了實質性活動；1938年2月，《西行漫記》出版，社團有了名稱，并成為一家出版機構；1938年4月，開始編輯《魯迅全集》，發布《復社社約》，組織逐漸形成。至于將哪個作為復社成立的標志，就見仁見智了。

復社創建的時間是否可能更早？學界普遍認為“星一聚餐會”出現于1937年11月，早于復社。上文的表格反映出復社和“星一聚餐會”人員構成上的差異。筆者傾向于認為，“星一聚餐會”是黨領導的統戰組織，它為復社的成立創造了有利條件，并且是復社社團活動形式之一，但它并非復社的前身，兩者并不存在組織上的繼承發展關系。

復社出版了哪些著作

復社第一屆年會專門有關于出版的內容：

（1）籌備出版百科全書。本社對此計劃負推動及促成的任務。

（2）譯《高爾基全集》。采取每月出書方法，預計一年內出齊。

（3）繼續出版《列寧選集》。在可能范圍內，在今年全部出齊。

（4）繼續印行正續《西行漫記》。

（5）《魯迅全集》再版。

（6）世界侵略地圖（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再分割）。

（7）其他有關于政治、經濟、文學的巨著至少五部。

正續《西行漫記》即《西行漫記》和《續西行漫記》。《續西行漫記》由埃德加·斯諾的夫人尼姆·威爾斯（Nym Wales，復社譯為“寧謨·韋爾斯”，1907—1997)所著。《續西行漫記》英文書名為Inside red China，包括“到蘇區去”“蘇區之夏”“婦女與革命”“中國蘇維埃的過程”“中日戰爭”5章，書末附錄“八十六人略歷”。該書由胡仲持、馮賓符、凌磨、席滌塵、蒯斯曛、梅益、林淡秋、胡霍8人翻譯完成，其中胡仲持、馮賓符、梅益、林淡秋4人也是《西行漫記》的譯者。該書于1939年4月由復社出版。

關于《列寧選集》，從“繼續出版”的表述看，選集已部分出版。筆者并未查到復社版《列寧選集》。一些材料稱，中華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的《列寧選集》，但均未介紹選集包括哪五卷。中華出版社于1938年11月10日出版列寧《左派幼稚病與兩個策略》。該書版權頁標記，出版者和發行者均為中華出版社，最后標注“每部五冊合售精裝七元，平裝五元”。“每部五冊”或許就是“五卷本”一說的出處。這版“選集”是否只是列寧著作的5個單行本？而《左派幼稚病與兩個策略》的封面和版權頁均未出現“列寧選集”字樣或有相同含義的內容。沒有證據表明該書是“選集”中的一冊。在“孤島”生活的姜椿芳曾提到上海和延安重印出版七卷《列寧選集》。柳亞子在給友人的信中也寫到，“我買的《列寧選集》是中華出版社印行的，并無解放社字樣”。這說明上海的中華出版社確實出版過一套清晰可辨的《列寧選集》。

筆者在1939年4月20日發行的《民族公論》第2卷第2期上發現了中華版《列寧選集》第3卷的預約廣告：“我們已在讀者熱烈的支持之下，出了七、九、十三等三卷，現在又將連續出第三卷了。”

中華出版社出版的《列寧選集》第13卷，封面有列寧畫像，書脊印有“列寧選集”四字。第13卷同樣初版于1938年11月10日，版權頁形式與《左派幼稚病與兩個策略》相同，同樣寫“每部五冊合售精裝七元，平裝五元”。該版《列寧選集》是再版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選集，后者在抗戰爆發前共出7本，所以姜椿芳有7卷《列寧選集》之說。但這7本也未全部重印再版，綜合國家圖書館目錄及其他圖書館書目，中華出版社出版的《列寧選集》現在可見第3、7、9、13卷，這與預約廣告中反映的出版情況完全一樣。1940年5月，柳亞子在信中說：“《列寧選集》我處已有三、七、九、十三等共四冊，是《澤報》時代看見廣告去買的。發行地點已忘記，現在也看不到廣告了。”“澤報”應為“譯報”之誤，“時代”是黨領導下的一本進步刊物。綜上信息，到年會召開的1939年4月，《列寧選集》共出版4卷，至1940年年中沒有續出。

中華出版社與復社是什么關系？一些材料稱復社又名為中華出版社。也有學者提到，中華出版社由胡愈之、許廣平等組成。但沒有說明依據。值得注意的是，復社、魯迅全集出版社、中華出版社三社出版物版權頁均為豎長條狀，格式內容基本一致。這種樣式的版權頁在同一時期并不常見。從這點看，中華出版社應是復社另外一個對外用名。

綜上所述，“孤島”時期，復社確實以“中華出版社”之名再版過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的《列寧選集》以及列寧著作的單行本。但“五卷本”之說并不成立。復社應是計劃將20卷全部出齊，5冊為一組出售。除了延安的解放社和上海的中華出版社，漢口的中國出版社也再版了《列寧選集》，目前可見第7卷。中國出版社為生活書店的外圍出版機構。

復社出版《西行漫記》《續西行漫記》《魯迅全集》《列寧選集》及列寧著作單行本，對應了年會出版計劃的第3、4、5三項。第1、2、6、7四項，當時在籌劃中，所列書目盡管未能出版，但其中《高爾基全集》和百科全書做了出版準備工作。

提到“孤島”時期出版《高爾基全集》，首先會想到著名的俄國文學翻譯家耿濟之。1918年耿濟之結識鄭振鐸、許地山、瞿菊農等人。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與鄭振鐸、瞿秋白、許地山、瞿菊農等人編輯出版《新社會》旬刊，該刊刊行甚廣，遠至日本、南洋各地。1920年《新社會》被北洋當局查封，耿濟之又與瞿秋白、鄭振鐸等編輯出版《人道》月刊，僅出一期。同年從俄文專修館畢業，進入外交部當實習生。1921年與鄭振鐸等創建文學研究會，與鄭振鐸、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編輯出版《文學旬刊》。1922年起在蘇聯赤塔中國領事館、伊爾庫茨克中國領事館、海參崴總領事館等處工作。1937年回國，因身體原因不能長途旅行，只能留在“孤島”。

蟄居上海期間，耿濟之有翻譯出版《高爾基全集》的計劃。而且從其生平經歷看，耿濟之與復社的核心人物鄭振鐸是莫逆之交。“孤島”期間，耿濟之杜門索居，輕易不見人，來往的只有幾位老朋友，包括鄭振鐸、王統照、趙家璧、徐調孚、周予同、趙景深、許廣平、梅蘭芳等，其中鄭振鐸、許廣平、周予同都是復社成員。那么復社計劃出版的《高爾基全集》是否就是耿濟之的譯本呢？

1939年，一度關閉的良友圖書公司改組為良友復興圖書公司，重新營業。趙家璧將這一好消息告訴耿濟之。

我告訴他，我和振鐸商量后，擬請他搞一個比較長期的規劃。他馬上給我看寫在一張稿紙上的翻譯選題程序表，他表示預備以幾年時間，完成《高爾基全集》的翻譯工作。我們商討一番后，他就答應全部交由“良友”出版。……那天他送我出門時，我看到他臉上顯示了滿意的笑容。

不料上海另一書店也有同樣的出版計劃。他們是集合許多人的譯作合成全集，預期短時期內即可完成。濟之聽到后，有一次找我來談，他表示不愿在這方面浪費精力，與他人作無謂的競爭，所以要變更翻譯計劃。我們商議的結果，決定由他挑選舊俄名著十部，陸續翻譯出版，爭取五年出齊。……稱為《耿譯俄國文學名著》，作為一套系統的叢書出版。

趙家璧說的“上海另一書店”是否就是復社？不是。耿濟之的夫人錢福芝回憶，“有一次家璧來找濟之商量關于良友準備出版高爾基全集的事，濟之很高興，他立即訂了計劃準備翻譯高爾基全集。后來他知道生活書店有出版高爾基全集的打算，于是他就與趙家璧商量改出一套《耿譯俄國文學名著》十卷”。生活書店的確有意出版《高爾基全集》。翻譯家戈寶權在一篇寫于1947年的文章中提到，“近幾年來，耿先生除專心翻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外，又兼譯高爾基的作品。當我在香港為生活籌出《高爾基全集》時，他答應翻譯一本高氏的長篇《瑪特威·郭芮麥金的一生》。這本小說共分四部分，他已譯完前三部，約三十萬字，最后一部分是帶到沈陽去譯的，聽說只剩了末尾的兩章未譯出，將由沈穎先生續完，這可算是他臨終前的一部唯一的巨譯了”。

“孤島”時期，新知書店也有意出版《高爾基全集》。1942年，姜椿芳主持的時代社創辦《蘇聯文藝》雜志，翻譯了大量俄國文學作品。《蘇聯文藝》刊登了一些高爾基的早期作品，引起了翻譯界的重視。新知書店總經理徐雪寒對姜椿芳表示，你們既然有這些翻譯力量，我們不妨合作搞部《高爾基全集》，但此事后來沒有辦成。

即便不算新知書店，“孤島”時期的《高爾基全集》出版，似乎出現了復社、良友、生活“三足鼎立”局面。但它們的出版方法并不一樣，耿濟之計劃一個人翻譯，用幾年時間出版；而復社準備“采取每月出書方法，預計一年內出齊”。全集的翻譯出版工作顯然不可能由一個人在一年內完成，應為多人合譯。這與生活書店“集合許多人的譯作合成全集，預期短時期內即可完成”的出版方式基本相同。鑒于胡愈之與生活書店的關系，不排除復社制訂的全集出版計劃，轉到了生活書店。直到1947年前后，生活書店還在推進全集的出版工作，并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出版了“高爾基作品集”，包括周揚譯《奧羅夫夫婦》、羅稷南譯《克里·薩木金的生平》、樓適夷譯《奧萊叔華》、夏衍譯《奸細》等。

耿濟之與鄭振鐸合作開辦了一家僅能容納一兩位顧客的蘊華閣舊書店。表面上以購銷古書、舊書為主，實際上成了耿濟之和鄭振鐸以及其他同志經常碰頭談天的地點。“中國百科全書刊行會”就是以蘊華閣為掩護籌備成立的。從1943年至1944年，鄭振鐸和蕭宗俊商量，由蕭宗俊出面，集合10位在經濟上與敵人沒有往來的商人，組織一個“中國百科全書刊行會”，先集稿，等到抗戰勝利后再補充出版。耿濟之擔任俄國部分的工作。后來他們約的商人不大純粹，且出版計劃為偽方得知，工作遂告中輟。周予同回憶，“我還記得很清楚，我們最初計劃著編寫一部像樣的中國百科全書。在濟之的客廳里，我們四五個人計劃如何著手編譯，如何籌集稿費，如何分擔稿件。濟之很清楚這工作的艱巨，他說蘇聯的百科全書到今天還沒有出齊，但他決然擔任從俄文里吸收翻譯應該有的條目。不多幾天，他將俄文的百科全書序先翻譯出來，供我們參考。他對于寫作的忠誠，幾乎達到忘我的境界，使我只有慚愧，只有欽佩。不幸這計劃終于由于經費問題而中途夭折。當時有一位紗布廠商打算一手承擔，但我們因為不明了人家財富的背景，終于慎重地婉辭了”。

除了上述著作，胡德華回憶，復社的同志們還秘密翻印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與《論新階段》。但這兩部著作由另一家黨領導的出版社——譯報圖書部出版。

復社何時停止活動

有材料稱，復社存在時間不長，因胡愈之離開上海，也就結束了出版活動。這個說法并不準確。胡愈之于1938年5離開上海去漢口，后被郭沫若留在第三廳工作一直沒回去。但復社在1939年還出版《續西行漫記》。鄭振鐸回憶：

敵人們大索復社，但始終不知其社址何在。敵人們用盡種種方法，來捉捕復社的主持人，但也始終未能明白究竟復社的主持人是誰。

……敵人們疑神疑鬼了很久，偵察了很久，但復社是一個鐵桶似的組織，一點縫兒也被他們找不到。經營了近四年，卻沒有出過一會亂子。可見愛護她的人之多，也可見她的組織的嚴密。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復社的社員們留在上海的已經很少了。這少數的人開了一次會，決定，在那樣的環境之下，復社的存在是絕對不可能的，便立即作著種種解散的工作。存書與紙版都有很妥善的處置辦法。復社起來的時候，象從海面上升起的太陽，光芒萬丈，海濤跳擁，聲勢極盛；但在這時候，結束了時，也立即煙消云散，聲息俱絕。

……一直到了敵人的屈膝為止，敵人憲兵隊里所認為最神秘的案卷，恐伯便是關于復社的一件吧。

按照上述說法，復社的發展波瀾不驚，“孤島”淪陷后，自動停止活動。但谷斯范回憶了復社兩次被搜查的經歷，“法租界當局發現《西行漫記》，很為震驚，包打聽四出偵查。他們搜查了巨籟達路174號，找不到一本《西行漫記》，沒有帳冊簿本，沒有伙計、工人，連可作證據的紙片片也沒有一張。……包打聽把仲持抓走，沒有證據難以定罪，經親友們奔走，把他保釋出來。《魯迅全集》出版后，法租界包打聽第二次找復社的岔子，把仲持逮捕關押。”兩次搜查，說明租界當局清楚復社設在巨籟達路174號。

胡德華也講述了搜查的經過：

1939年秋，汪偽丁默村的特工隊已在秘密籌建暗殺隊，以迫害進步文化人。雖然復社的公開地址寫的是在香港，但是，巨籟達路還是有不少人知道的。為了防止敵人的突然搜查，復社準備轉移。我母親連日燒毀復社的文件。那天上午，正當我母親燒毀了最后一部分材料，臨巨籟達路的大鐵門給敲得震天響，打開門涌進來幾條彪形大漢，說是搜查復社。我母親說:“這里是住家，沒有什么‘社’。”他們沖到二樓把正在睡覺的父親拖走了，“罪行”是出版《西行漫記》。一個包打聽指著《西行漫記》說，“有你的名字，逃不了。”立即把他帶走，送進英租界的巡捕房。復社的朋友們立即四處奔走，設法營救。請了一個律師用金錢疏通巡捕房，說我父親是《申報》館職工，有病在身，神志不清。第二天早晨捕房把他放了。但我叔父胡霍和陳明則給巡捕房拘留了一周，因找不到證據，也放了出來。這以后復社就全部撤離我家，而事實上，復社的業務也基本終止了。

胡德華與父親胡仲持等親人住在巨籟達路，他們的回憶可信度較高。

上述幾條材料看上去有矛盾，但其實是反映了復社的雙重屬性，一個是作為出版機構的復社，一個是作為社團的復社。1939年胡宅被查抄，意味著復社的出版活動暫告一段落。但復社作為一個社團經受住了這次考驗，一直活動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

事實上，復社的出版活動并沒有完全停止。“孤島”淪陷后，復社成員仍在推進百科全書的編輯工作。此外，復社的出版活動還以兩種方式繼續著。

第一種方式是通過生活書店。在梳理復社出版活動的過程中，可以頻繁地看到生活書店的影子。例如，復社以中華出版社之名出版《列寧選集》，生活書店也在漢口以中國出版社之名出版這套選集。又如，復社計劃出版《高爾基全集》，生活書店到解放戰爭時期還在推進全集出版。再如，第一屆年會提到復社還計劃出版“其他有關于政治、經濟、文學的巨著至少五部”。有材料稱，復社曾出版《聯共黨史》。筆者沒有查到復社版的《聯共黨史》，但1939年確實出版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該書由聯共（布）中央黨史委員會編著，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審定，中國出版社出版，生活書店代售。

胡愈之既是復社的創建者，又是生活書店的重要成員，這使得兩家出版社保持著密切合作的關系。抗戰時期，生活書店上海分店肩負著供應內地幾十個分店出版物的重任，除了本版書以外，還要向內地供應在“孤島”出版的內容優秀的外版圖書，尤其是胡愈之辦的復社出版的《魯迅全集》《西行漫記》等書，更大量地進貨，轉發給內地各分支店。生活書店與復社是一種特殊的業務關系。這種特殊關系表現為，生活書店是復社首選的總代銷處。在大后方，各地生活書店代為預約《魯迅全集》，并協同運輸至內地：“本店承上海復社委托，代理發售《魯迅全集》之預約，荷蒙各界讀者參加預約，至深感謝。”“委托”二字表明兩家出版社的正式合作關系。

抗戰爆發后，上海的出版環境很嚴峻。例如，生活書店總店曾將張宗麟主編《戰時讀本》安排在上海印刷，但在排印過程中被租界當局查抄，導致圖書公司門市部負責人黃曉萍被捕。后該書由生活書店安排在上海以外的地區發行。在這種環境下，一些在“孤島”難以實現的出版計劃交給業務遍及全國，且與復社有“特殊的業務關系”的生活書店，不失為一種合理的選擇。

第二種方式是通過魯迅全集出版社。復社停止活動后，魯迅全集出版社還繼續存在。魯迅之子周海嬰回憶，1938年《魯迅全集》銷售之后，相助的各位朋友紛紛因種種原因離開，剩余的全集、全集的紙版、積存的白報紙和封面紙等都堆存在霞飛坊64號的客廳和樓道。魯迅全集出版社最初只有許廣平和周海嬰兩人，后增加了王寶良、邵維昌（一作“邵維锠”）、許壽萱等。魯迅全集出版社是一個僅僅印刷出版書籍的“社”，只做批發沒有店面，也沒有零售業務。

魯迅全集出版社源自復社，但后來發展成為一家獨立的出版機構，抗戰勝利后繼續出版魯迅著作。據學者研究，民國時期《魯迅全集》出版7次：1938年6月15日，魯迅全集出版社初版《魯迅全集》普及本1500部；1938年8月1日，復社出版紀念本甲種、乙種200部；1938年8月15日，魯迅全集出版社再版1000部；1946年10月，魯迅全集出版社再版2000部；1948年9月15日，光華書店東北版初版3500部；1948年12月15日，魯迅全集出版社三版1000部。《魯迅全集》大部分由復社或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合計發行5700部。以每套20冊計算，合計11.4萬冊。

另外，魯迅全集出版社還出版了魯迅著作的單行本和《魯迅三十年集》。據1941年的統計，魯迅全集單行本約20種，出版數多寡不一，總計約4萬冊；《魯迅三十年集》一版計2000部，6萬冊。由此計算，魯迅全集出版社和復社出版的魯迅著作至少21.4萬冊。這個發行量是相當可觀的。

《魯迅全集》是復社重要的出版物，復社停止活動后，這套全集仍然通過魯迅全集出版社不斷再版。1950年，魯迅全集出版社由新華書店接收。從這個角度看，復社的出版活動一直延續著，并最終匯入生機勃發的新中國出版事業中。

結 語

與“孤島”時期其他左翼出版社相比，復社具有如下特點：

第一，組織嚴密。復社具有社團和出版機構雙重屬性。從《復社社約》和《復社第一屆年會記錄》看，復社有明確的宗旨，有完整的組織架構，有完善的出版計劃，以及可以支撐出版的經費管理制度。

第二，出版效率高。《西行漫記》的翻譯、編輯工作在約兩個月的時間內完成；《續西行漫記》初版于1939年，復社同年刊行中譯本；600多萬字的《魯迅全集》在短短三個月內就完成編輯、印刷工作，即便在現在的出版條件下，這樣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第三，出版物影響大。復社出版的書籍不算多，但影響力很大。《西行漫記》轟動了國內外，多次再版，國外不少出版社紛紛翻印，在華僑中引起強烈的反應。這本書所激起的巨大反響，甚至大大超出了復社同志的預料。在《西行漫記》的影響下，大批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日后成為著名漫畫家的華君武在讀到這本書后，毅然離開上海，經過3個月的跋涉前往陜北。他后來回憶，“這都是《西行漫記》給了我力量”。

《魯迅全集》也一樣，出版后迅速銷售一空。到1942年，預約價8元的《魯迅全集》，在桂林的書鋪已經賣到了4000元。扣除通貨膨脹的因素，也可以看出這部全集的價值。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同志也得到一套地下黨從上海運到延安的《魯迅全集》。這套《魯迅全集》為“紀念本”，編號為58號。毛澤東較為系統閱讀了這套書，后來在著作、講話、談話、報告和一些書信中，多次談到魯迅和魯迅的著作。毛澤東十分珍愛這套《魯迅全集》。他轉移、行軍到哪里，就把它帶到哪里。到中南海居住之后，有一天，他在書房里閱讀這套《魯迅全集》，一邊翻閱，一邊飽含深情地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這套書保存下來不容易啊！當時打仗，說轉移就轉移，有時在轉移路上還要和敵人交火。這些書都是分給戰士們背著，他們又要行軍，又要打仗。書能保存到今天，我首先要感謝那些曾為我背書的同志們。

復社的成功，一方面由于社員們堅定的革命信念，另一方面得益于多方面的支持。在人員方面，“孤島”時期黨領導的每日譯報社大力支持復社的工作。張宗麟是每日譯報社秘書長，也是復社的創始人之一，以及魯迅全集出版社秘書長。參與《每日譯報》及旗下刊物的創辦、編輯、撰稿工作的鄭振鐸、馮賓符、孫瑞璜、梁士純等人也是復社成員。在發行方面，復社規模較小，沒有獨立的發行渠道，發行除依靠生活書店、每日譯報社外，還得到珠林書店（胡仲持和馮賓符主持，王任叔為主要供稿人之一）、光明書局（王子澄開辦，20世紀30年代出版了大量進步著作）、新青年書店（陳冰夷和陳君實創辦，后二人由姜椿芳介紹進入黨領導的時代社）、青鳥書店（共產黨員陳海濤等創辦）等出版發行機構的支持。在宣傳方面，《民族公論》《上海周報》《職業生活》等一批黨領導的刊物刊登復社出版物廣告，積極宣傳推廣。

除了知識階層，上海的印刷工人也表現出高度熱情。胡仲持回憶，“我在排字、印刷和裝訂各部門的工作地點，親眼看到工人們熱情蓬勃地為全集的出版進行著忘我勞動的情景。他們似乎全都知道魯迅先生在出版藝術方面也是他們的導師，自覺自愿地在提高全集出版質量方面發揮著很大的積極性。大豐制版所的一個排字能手準備好回鄉去省親，因為我們要他趕一下工，他就留下來了。……就是各個環節的工人們齊心努力和密切配合保證了《魯迅全集》出版計劃的如期完成”。正是因為復社具有統一戰線的性質，所以在書籍出版方面可以調動各方面的力量。

總的來看，復社不是一家孤立的出版社，它屬于黨領導的左翼出版網。戰爭雖然對出版業造成巨大沖擊，但“孤島”進步出版活動仍然保持著活力。首先，外國輸入的進步書籍，抗戰前出版的圖書，以及學者根據戰爭形勢策劃的新選題，成為孤島進步圖書出版的幾個來源。其次，留在孤島的知識分子通過社團和聚會等方式聯系在一起，為了共同的目標而努力，他們不斷推動思想、知識轉化為出版物。再次，上海幾十年培養出的出版能力尚存，從《魯迅全集》的出版過程可以看出，抗戰時期的上海在印刷廠規模、工人素質、出版成本等方面，仍強于包括香港在內的非淪陷區。最后，發行渠道基本暢通，除淪陷區外，復社版圖書還遠稍大后方、解放區，甚至是海外。靠約千元會費起家的復社，到1939年4月，實現了1.7萬的毛利潤。資金回籠有助于實現出版業的擴大再生產。

上述四個方面可以簡單概括為知識的產生、知識的轉化、知識的生產、知識的消費。四個環節組成了一條產業鏈，這條產業鏈以上海為依托，延伸到中國的其他地區乃至世界。通過本文可以看到“孤島”時期上海左翼出版網與大后方和解放區的互動，看到世界進步力量對出版網的影響以及出版網對海外的影響。“孤島”不代表與世隔絕。將復社置于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將其視為孤島左翼出版網的一個結點，視為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個部分，視為世界反法西斯運動的一個環節，更能理解這家出版機構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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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邢科丨關于“孤島”時期上海復社的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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