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毀棄與殘存

問：您曾說傳統就像空氣，只有在它被污染之后，我們才會覺得它重要，只有在它遭到毀棄之后，我們才會感受到它的報復。您所謂的報復指什么？

答：最起碼的，老太太倒在地上了，總得搶上去扶一把吧？可你真要這樣做，社會就得有個潛在的傳統。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看見老人跌倒而不扶，對于孟子那個時代的人，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為通過長期的教化，這已變成人們的習慣甚至本能了，也不會有人懷疑你說，沒你的事兒干嘛要扶？現在卻不一樣了，第一個不扶老人的案例發生后，你確實會感到驚訝，因為你發現傳統變稀薄了，后來你干脆又發現，大家普遍都不敢扶老人了，也都見慣不怪了，這就說明傳統干脆消失或衰微了。

再舉個例子。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的前任校長曾經提議，讓清華國學院也辦個少年班，我們就不敢接下這任務。那還不是因為，現在的人心沒法提供支持了？所謂少年班，無非是要招收超常的孩子，而這事又全由主考老師說了算，這樣一來，你此后就沒有好日子過了。第一，那得有多少家長找到你，要你看看他們的孩子怎樣？那你自己還做不做學問？第二，在國學方面超常的孩子，在其他方面又難免偏科，比如不大喜歡奧數等等，甚至有可能憤世嫉俗，所以只要想來挑毛病，就總能找到他們的麻煩。再說，哪怕你挑選得再對，也要很多年后才能驗證，可網友們能管那么多嗎？比如，錢鐘書當年考清華，外語得了100分，數學得了15分，按規則是不該招的，而清華偏偏就招了他，后來雖說仍有偏頗，也總算成了一代宗師。可是，現在要招這樣的學生，正由于傳統已經太稀薄了，總是不吝以壞心度人，那就不會被傳為美談了，只會來被猜忌甚至“人肉”。所以你看，一旦喪失了基本的傳統，那就像是失去了空氣，做什么事都困難了，就連喘口氣都困難了。

當然，如果再往積極面來看，傳統一方面確實被毀了，可另一方面還仍然殘存，而這又是我們的基礎與轉機。實際上，對于能不能扶老人，人們之所以感到糾結，就是因為現在的沉重現實，跟他們的道德情感在打架，而這種情感正好來自傳統。再者說，要是傳統全都蕩然無存了，那么打個比方，雙十一購物節，也就不可能被發展出來了，失去了基本的信用支撐。簡單地說，是世俗儒家的小傳統，還沒有被徹底葬送，這才能支撐起電商的發展；只可惜，精英儒家的大傳統，卻已被毀棄得太厲害了，正所謂“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一方面，如果精英的儒家還在，那還是不能贊成這種單向度的現代化，它把消費主義看成唯一目的，而這同傳統的“義利之辯”正相反。另一方面，作為底層的社會心理，世俗的儒家畢竟還殘存著，它克勤克儉、隱忍平和、重視教育、講求信用、看重血緣，尊敬權威。所有這些文化心理要素，都被人們視作了理所當然，其實也包括那些否定傳統文化的人，卻不知那正是他們的文化前理解，而且也正是這樣的文化特性，才支撐了對于現代化的移植，才構成了當代生活的隱秘地基。

當然，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長遠，就不能只看一時的經濟指標，更要從歷史的隱秘處看到，就文明發展的后勁來說，文化大傳統的基本毀棄，還是使我們的民族損失慘重。人們往往誤以為，儒家是服從政治維權的，但其實只有世俗儒家，才會傾向于盲從權威，而精英儒家則并不盲從，在歷史上從來就如此，任何一位儒生只要把學理讀進去了，他就會更加服從道義的召喚，哪怕為此而舍生取義。而到了近現代的歷史中，我們就不去說陳寅恪、梁漱溟了，他們的大無畏姿態，構成了上世紀下半葉的最強音。就是最反對本土傳統的魯迅，他臨死前提出的那幾類人，什么“拼命硬干的人”，什么“為民請命的人”，什么“舍身求法的人”，如果拿到歷史上去對照一下，難道不都是最純正的儒者嗎？

最近跟兩位先生對接

問：傳統文化有什么內在的優越性，能夠回應當代社會的尖銳問題？

答：一方面，不能籠統地否定固有的傳統，因為中國文化有很多優點，比如我經常強調的一點就是，它由于受到了儒家思想的范導，而具有“無宗教而有道德”的特征。另一方面，也不能籠統地主張向西方學習，因為尋常所講的西方文化，由于地理上的偶然原因，其實是由“兩希文化”雜湊而成的。在這中間，如果希臘文化是重視現世、多元、科學、民主，那么，希伯來文化就在注重絕對超越的一神教，兩者在歷史上就未能融合好，到了當代更像油、水一般地分離開來。四百多年以前，利瑪竇來中國傳播西方的基督教，可他采取的策略卻是，也同時把西方的科學給帶進來，那意思好像是在說，我們有了如此發達的科學，都還在相信這些講不通的東西，難道你們還不愿相信它嗎？然而，中國的上層士夫的心靈，卻是受過先秦理性主義清洗的，在頭腦中都預裝了孔子的教誨——“未知生，焉知死”，和“不語怪力亂神”。所以弄到最后，他們還是自行從西方文化里，總結出所謂“德先生”和“賽先生”，而那卻都是來自希臘的東西。

問：但是佛教在中國生根了，這是為什么？

答：一方面，前邊的話已經意味著，在“religion”意義上的宗教，嚴格講只有“亞伯拉罕宗教”，也就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由此，你也許就應當轉念想到，佛教并不是那種意義上的教義，特別是，釋迦牟尼本人的理論，而不是后來的世俗化，只應被視作一種理論或學說。另一方面，由于經過了太長時間的消化，這種教義也就越來越中國化了，更像是依附在中國文化上的、被特別設計出來的補充。試想，中國人原本是那么入世，那么，即使偶然去一趟山林中的寺廟，也算是“平生難得半日閑”，而且即使去往了那里，也并不是為了出世的目的，反而是為了增加世俗的幸福。佛學本是主張“四大皆空”、“六根清凈”、“六親不認”的，然而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去那里卻懷著現世的欲望，尤其是為了能香煙后代、多子多福。所以，佛教在中國已大大變味了，成了現世主義的一種寄托，也支撐著民間社會的信念。

另外，回到你先前的問題，正因為是在主張現世主義，而又能“無宗教而有道德”，所以你屈指算算，從軸心時代走來的這幾大文明，有哪個是能一脈相承地發展至今，而又能同科學和民主無縫接軌的？恐怕也只有沿著先秦理性主義走來的中國文明了吧？所以在我看來，而且我也是多次強調過，在這種“中國與希臘”的文化親和性中，潛藏著極為重大的未來前景，只可惜人們往往一葉障目，短時間內很難意識到這一點。

中國文明的“無宗教而有道德”，跟蘇格拉底所講的“知識就是美德”，也同樣具有這樣的親和性。實際上，人類的道德之心，原是在從猿到人的演化中，隨著環境變遷而自然生成的，而研究這種道德的倫理學，原本也只是人間的、現實的學問。如果要調節兩個人之間的關系，或兩個主體之間的關系，只需這兩人經過反思和論辯，便可以找到共通的結論。比如，當孔子說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時，那完全是順著道德直覺脫口而出的，根本不必引用什么天條或戒律，卻又屬于顛撲不破的、千古不磨的斷論。而且，從這樣的“道德金律”出發，也根本不必再預設一個超越者，讓他在天上死死地盯著，為此還要先把我們預設為“罪人”。慢說這種想象中的天神，原本就屬于莫須有的東西，即使姑且設定它的存在，那么按照儒家的道德學說，要是只有被別人盯緊了，才愿被動地去做道德的事，這本身就已經很不道德了。

所以，對于中國文化中的價值，不能采取太過功利的態度，尤其是不能拿它當作“維穩”的統治工具，否則就實在是焚琴煮鶴、買櫝還珠了。那樣的做法，一定會把國學也給“玩壞”的，而現在就很有這樣的苗頭了。必須從更高的層次看到，儒學真正能向我們提供的，是一個獨到的人生解決方案，而且，即使把它拿到世界范圍去，跟那些被當作天條的信仰相比，儒學的方案也仍有充分的理由，甚至也仍有它獨特的優長。

重建全社會的道德

問：在儒家思想和社會現實之間，應當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

答：當然話又說回來，再從現實的關切出發，如果能夠按照儒家的理念去生活，讓觀察的角度更加立體化，整個社會也自會安定得多，人和自然的關系也會融洽得多。而現在，由于受到了科學主義的影響，就只想用科技手段去解決問題，比如生態惡化本是技術發展所致，你又想用另一種技術來糾正它，沒想到新的技術準會帶來新的問題，到頭來就只有像發達國家那樣，再把污染源頭轉嫁到別國去。這怎么能真正解決問題呢？大家怎么就沒想到，還可以通過轉變人生的態度，提倡幡然悔悟的生活方式，來更加徹底地、也是更合道德地解決問題呢？你看在現代化的運動之前，正因為工具合理性還沒有惡行膨脹，還沒脫離價值合理性的制約，雖說幾千年來都在留戀現世，可老祖宗也并沒把生態給弄壞，他們身上有很多傳統的美德，比如親民愛物，物吾與也，釣而不網，弋不射宿，連一張寫有文字的字紙，都要以誠敬之心來尊重愛惜，哪里會像現在這樣去炸魚、電魚、竭澤而漁呢？

當務之急是，如果要價值方面返本開新，去重建全社會的道德生活，那么現在的教育就必須改進。比如，正像你剛才向我提問的，都已弄得連老太太都不敢扶了，那就說明現有的道德教育“出大事”了。既然如此，為什么還不反思現在這種空洞的政治課呢？你把它充實擴展成為公民道德課，行不行呢？真正的要害問題在于，你如果只引導學生們去想，他們都只是物質意義上的存在，從天性中就只會追求物質利益，那么等他們進入社會以后，能不發揚這種“惡的本性”，能不利欲熏心、蠅營狗茍嗎？為什么不去教教傳統的“義利之辨”呢？為什么不讓他們記住，正所謂“不義而富貴，于我如浮云”，所以即使在這個現代社會，也需要“先明道義、后講功利”呢？為什么不能讓他們記住，正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所以即使有那樣的物質條件，如果過分地放縱物欲和消費生態，也仍然屬于一種道德缺失呢？事實上，只有總是由這代人去告訴下代人，做人就應當父慈子孝、泛愛眾生，這個社會才能保持基本的祥和，而人們才能過得上善好的生活。一旦有意無意地去宣揚，人生不過是物質上的“塊肉”，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那么，不要說由他們所組成的社會了，就是原應由世代來共享的大自然，也會被他們弄得山河變色，暗無天日，難以為繼。

家庭作為一種文化

問：中國的文化脈絡，是否已經發生了斷裂，您怎么評估這種情況？

答：這種文化現象，包含了各種各樣的斷裂情況。比如，從最小的社會細胞說起，盡管家庭作為社會組織還在，然而家庭作為一種文化細胞，實際上已經基本斷裂了。這一點對于儒學特別致命，因為儒家文化正是建基于家庭之上的，它要求孩子在這個最小的社會細胞中，通過操演而逐漸習得社會情感，再把它擴張到更大的社會組織中去，也就是說，儒學不光要求去“修身”、“齊家”，還更要去“治國、平天下”。而現在，由于種種的不合理原因，這種家庭文化早已經斷裂了。比如，長期推行的獨生子女政策，就在無形中帶來了巨大挑戰。古代人原是很講究“孝悌”的，可現在誰都沒有兄弟姐妹，那還怎么來操演這種德行呢？

進一步說，還不光是在同代人之間，儒學要強調“兄友弟恭”，并把這種情感推向社會，而且在代際之間，儒學又強調“父慈子孝”，并也把這種情感推向社會。不消說，在后邊的這一種關系中，儒學還特別強調“子孝”的一面，這曾經引起過不理解的喊叫，特別在參照了西方的“原子化”以后。可現在，我們已經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實際上，全力去呵護自己的下一代，是連動物都具有的天性，這才不必去特別予以強調，文化性正是要提升動物性的。你看現在這些“小皇帝”，長那么大了還在“啃老”，而他們的父母還心甘情愿。這當然也表現出了人性的側面，然而，這卻病不屬于正常的文化。正常的文化總要有道德約束，而道德又總要跟自然趨向相逆，總要反過來強調犧牲精神，總要對人們進行后天的教化。也只有這個，整個社會才有交互的作用，在代際之間才具有公平性。無論如何，要是以過去的眼光來看“啃老”現象，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簡直是太無天良、太不孝順了。父母為孩兒操勞了大半生，所以等到兒女成年之后，那正是他們應當“反哺”的時候，而現在把這些全都弄顛倒了！

問：年輕人啃老，也是被逼出來的吧？比如剛工作沒幾年，就要買房子，一般人哪拿得出那么多錢來？

答：這問題應當反過來看。常能看到這樣的房產廣告——“丈母娘同意了”，因此也就常有人這樣說，是中國的“丈母娘推高了房價”。那么，為什么其他國家的丈母娘，沒這么暗中幫助房地產商呢？那當然是因為，人家總還有相對正常的文化。當今中國的怪現狀卻是，既然家庭不再是一種文化了，人們就只具有原始的天性了，而只要順著這種原始天性走，哪怕只是受命于體內的催產素，老的就更傾向于要呵護小的，而不是由小的來供養老的。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丈母娘為了呵護自己的女兒，就會對房子提出過高的要求，而且她們也同時就料定了，公婆為了呵護自己的兒子，也會心甘情愿地讓他去“啃老”，而不忍心看他去“打光棍”。更重要的是，開發商也早已料定了，會有那些省吃儉用的爹娘，甘愿為自己的孩子掏腰包，哪怕是掏出養老保命的錢，不然他們怎敢如此地抬高房價。要是在一種正常的國度，就算哪個資本家再貪婪、再心狠，也不敢把房價這樣去抬高，甚至能達到年均收入的幾十倍、上百倍，除非這個開發商自己想跳樓！

應當看到，所有這一切“目睹之怪現狀”，都是以犧牲老一代為代價的。如果你有機會到國外去，就能看到相當強烈的反差，并由此看出國內的不正常。比如到唐人街去吃飯時，你會發現相鄰的大圓桌旁，主要地都是樂呵呵的老年人，他們現在已經告老退休，也不再背負房貸的壓力了，所以比起他們的孩子來，生活壓力算是基本消失了，可以從容地享受最后的時光。可是，一旦回到中國的飯館里，鄰桌食客就幾乎全是年輕人，他們才是餐飲業的主要顧客。那么，一邊既要求父母去節衣縮食，犧牲生命中的最后時光，另一邊卻仍不忘去享受美食，個個都還這么心安理得，這能算是一種正常的文化嗎？

教育更是斯文掃地

問：現在除了家庭文化之外，還有哪些方面的傳統也斷掉了？

答：孩子們一旦走出家庭，隨即也就要步入學堂了，不妨再接著談談教育機構。實際上，教育傳統和學術傳統，也同樣是被相當地毀棄了，至少是在相當程度上式微了。在正常的社會環境中，正因為這個社會要延續下去，就需要有所損益、需要自我更新，所以它所建立的教育機構，反要跟它拉開一定的距離，然后再跟它展開對話，并向它輸入秉持理念的社會成員。這樣的傳統在中國，至少從孔子的“學在民間”開始，就已經歷經艱難地建立起來了。也只有這樣，當受教育者再從這里走上社會時，他們在內心中秉有的理念，才會跟他們所面對的現實，產生出或多或少的距離，這才算是給社會帶去了新鮮血液，足以矯正得社會去向理念靠攏。無論如何，現實的實踐是有條件限制的，歷史長河也是會“打個彎”的，就是理念本身是不會出錯的。正因為這樣，就應當時刻都不要忘記，必須用理念來修正歷史和現實，哪怕一時還不能完全做到，你自己的心念也不要因此而泯滅。

可惜的是，現在的情況卻剛好相反。首先，最讓“斯文掃地”的是，教育者本身就被無情地修理了。學校里，經常會有新的辦法出臺，憋足了勁想要管理教書的人。本來，僅僅由官方而不是由民間，來設立主要的學術研究基金，這本身就很容易帶來弊病。而現在的主事者還不知收斂，在這基礎上制定了“獎上加獎”的制度，就更增加了這方面的荒謬性。按道理，要是有些人不怕麻煩，去申請了這樣的研究資助，并且獲得了額外的支持，那么，就應在此后的職稱評定中，以一種“減分”的原則予以考慮，因為他們畢竟需要額外的花費，增加了納稅人的財政負擔，這就不如那些沒有申請項目，而默默無聞地進行學術研究，也同樣得出了相等成果的人。可是，現行政策卻出于“控制”的目的，不僅沒有實行這樣的“減分”的原則，反而倒過來施行了“加分”原則，對于沒有去申請這類基金的人，反而樣樣都給與另眼相看，這如何能鼓勵獨立自主的學風，如何能讓學者去“十年磨一劍”，如何能鼓勵他們真心熱愛學術？也正因為這樣，學術傳統和教育傳統都中斷了。要是擱在過去，哪個稍有點自尊的讀書人，會像現在這些教授那樣，既沒有思想、也不打算思想，卻又急于寫作、以量取勝，巴望著上面能分給一點可憐的余唾？

與此相應，學生那邊的問題就更大了。他們原本就沒經過八十年代，連對于思想解放的殘存記憶都沒有，如今再去聽命于僵硬的指揮棒，就顯得比老師還要“老成”，所以不再是“社會化不足”了，反而顯得是“過度社會化”了。由此導致，只要老師的授課稍微難一點，或者老師要求得稍微嚴一點，他們就油滑得寧可不選，哪怕也照樣鉆到教室里蹭課，反正哪里還混不到幾個學分？這樣的學生，簡直都等不到再走上社會，就已經變成“社會油子”了，哪還能指望他們到畢業以后，再去跟社會進行協商磨合，由此而促進社會的進步？當然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社會在修理了他們以后，他們又反過來修理了社會，或者報復了社會，讓它不再有可指望的前途了。

“學在民間”的重要性

問：如想續接已斷的文脈，要做哪些方面的改變？

答：如果單就教育方面而言，我想當今中國面對的最大問題是，私立大學一直都沒有搞起來。只要是缺少了這一個變量，大學就有可能總是這個樣子，甚至還有可能會越來越糟糕。在名義上，政府當然應當代表“公益”，可實際上，正如馬克思所尖銳指出的，它往往又是個特殊的利益群體，所以只要弄得不好，特別是，只要是缺乏民意的監督和滲入，它就會更考慮片面的自利，就更要考慮自身的一時穩定，而顧不上民族文化的后勁，更不管什么看不清的未來。可是，一旦出現了像樣的私立大學，情況就有可能向好的方向轉變了，因為教育的要素開始變得多元了。也就是說，一旦私立大學挑起競爭了，即使是公立大學，也就不敢再辦得像個衙門了。大洋對岸的情況就是如此，你看加州伯克利雖屬于州立大學，但由于它的背景是常春藤大學，而常春藤大學都是私立的，就使得在美國即使是公立大學，也照樣能辦得有聲有色。當然你如果到兩邊去講學，還是會發現很多微妙的區別。

另一方面，即使只就中國的高等教育而言，也不是沒有成功的經驗可談。我最近重新推出了一本書，并為它寫作了長篇的導言，那就是《西南聯大國文課》。我在那里邊明確地提出，面對西南聯大留下的遺產，最讓我們汗顏的還在于，盡管如果就辦學的條件而言，它大概除了“自由”二字之外，在任何條件上都遠不及今天，然而，單只這一個關鍵性的強項，就仍使這所學校的成材率，大大地優越于當今的學校，包括后來又由它拆成的清華和北大。在我看來，這也就決定性地回答了所謂“錢學森之問”，即“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特別是跟大師輩出的民國時期相比——總也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

當然，還有一點需要細心辨察的，就是絕不要沿著全盤西化論，一旦說到西南聯大享有過的自由，馬上就把它歸宗給外來的自由主義，誤以為那準是當年的唯一資源。應當更全面地看，發現支撐著聯大的精神資源，更是來自中西之間的會通、交融與增效。剛才已經說過，其實精英儒家從來都不曾盲從，倒是很強調個人的人格和風骨。也正因為這樣，一旦陳寅恪、梁漱溟等人了解到西方的自由觀念，他們才會以“正中下懷”的態度接受它，從而才會在上世紀下半葉，以孤獨的甚至是絕望的反抗，唱出了中國讀書人的最強音。而在西南聯大的《紀念碑文》中，馮友蘭也引用了《禮記》中的“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并說明“斯雖先民之恒言，實為民主之真諦”，這也同樣能說明這個問題。

怎么看“文化主體性”

問：包括您在內的很多學者，都主張中國要有自己的文化主體性，那么，所謂文化主體性指的是什么？

答：如果接著剛才的話題來談，那么這個“文化主體性”的概念，就應是“文化傳統”的另一種表達，或者說，是對于“文化傳統的自覺意識”。正由于本土歷史的應有連續性，被來自西方的劇烈沖擊給阻斷了，而原有的那個文化共同體，也在外來的碾軋下失序了，這才使得人們驀然回首，發現自己正受到“傳統喪失”的報復。在這個意義上，事實上這一次的國學熱，還真不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倒是老人們聽“百家講壇”聽出來的，屬于“禮失求諸野”式的自我修復。在我看來，這一點具有很大的啟示意義，它在一個禮崩樂壞的緊要關頭，再一次勝于雄辯地證明了，對于規范中國民眾的道德而言，正因為他們是沒有宗教概念的，所以中國文化的固有價值，乃至于它的那種言說方式，都不光仍然是最有活力的，而且可能是最有效驗的。

另一方面，如果再放寬眼界來看，特別是從跨文化視野來看，這種“文化主體性”的說法，更屬于一種具有全球性的說法，正好應對著當今的全球化潮流，根本就不是哪個國家特有的事。正因為這樣，如果有人還在迷惑不解地問，既然這個文化都不存在了，哪里還有它的什么主體性？那么，這種說法就太缺乏歷史感了，也太過靜態和消極了。這就好像是在說，既然歷史已然犯下了錯誤，就根本不必去幡然改正了。可事實上，民族意識一旦被壓彎了，就像伯林的那個比方一樣，是會像樹枝一樣奮起反彈的。這同樣是個全球化的現象，正如羅蘭·羅伯遜所指出的，“全球化是存心懷舊興起的首要根源。更具體地說，正是在19世紀后期20世紀初期迅猛加速的全球化這一起飛時期，目睹了發明傳統這種強烈欲望的盛行。”正因此，就需要引進更加積極的概念，那正是我的一本近作的標題——“再造傳統”。當然，應當平衡地意識到，這里所謂的文化“再造”，是指向“中國文化的現代形態”。也就是說，一方面，它必須吸收外來文化的營養，必須跟世界潮流溝通與疊合；另一方面，它仍要繼承中國文化的輝煌，也仍然要在有所損益的基礎上，表現為傳統的激活和歷史的延續。

最后要說的是，其實“主體性”正是同“主動性”相連，所以，但凡想要否定“文化主體性”的人，也就肯定看不到“歷史主動性”了。過去很多年，我們就是吃這種片面認識的虧，總以為只有徹底地砸碎舊世界，才能真正地創造出新世界，卻沒想到一旦歷史被割斷了，人們道德水準就都掉回叢林了，到頭來就只能“播下龍種，生出跳蚤”。可就算是這樣，為什么還有人這般執迷不悟？那正是因為，在他們身上也有一種連續性，如果不是跟激進的革命話語的連續，那至少也是跟舶來的西學話語的連續。而在這個意義上，就像我早就提醒過的，如果有人只讀了一本《自由論》，就覺得這已經包含了全部的道理，那么，這就跟當年只讀了一本《資本論》，就走出書房去進行社會批判，在思想方法上是完全一樣的。正因為有了這種淺嘗輒止，根本不想再去把書讀完，人們面對當代中國的問題，才會提出兩種解決背反的方案，要么把這種亂局歸罪于傳統，要么把它歸罪于傳統的喪失，從而要么想去呵護、弘揚和再造傳統，要么則要繼續去毀壞早已殘損的傳統。

說來說去，全部問題還是出在思想和教育上。而這也就意味著，如果我們還照這個樣子來辦教育，還在維護計劃經濟的上層建筑，就會把這種正在困惑著當代人的爭論，再傳遞到我們的下一代、或下幾代去，讓他們終究也要面對這樣的爭論，既悲觀又不負責任地說——“我看中國人的苦還沒吃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