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何需要生死教育

5月23日，北京醫師協會、農工民主黨中央醫衛委聯合“知識分子”公眾號、《中國醫學論壇報》以及北京大學首鋼醫院共同發起了專題圓桌會——“追問生命尊嚴：醫學的使命與關懷”，會上不同領域的嘉賓從醫學、文化、制度等層面叩問了關于生死的重大問題。

“知識分子”公號本周推出了中央電視臺主持人白巖松，北京大學首鋼醫院院長顧晉，《知識分子》主編、清華大學教授魯白，“選擇與尊嚴”公益網站創始人、生前預囑推廣協會負責人羅點點，北京協和醫院老年醫學科主任劉曉紅在會上的發言。隨著中國人預期壽命不斷增長，進入老齡社會，如何面對疾病與死亡變得越來越重要，但由于中國文化中對談論死亡的忌諱，現實中無論文化上還是制度上都存在空白，正因如此，這樣來自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的深入探討特別值得重視。

央視主持人白巖松是醫療公共話題的發起者和倡議者。他認為，中國從來沒有真正的死亡教育。他來自內蒙古草原，草原上對待死亡的態度和漢族地區很不同，把死亡看作回到自然中去，而在漢族人中，俗語“好死不如賴活著”所代表的普遍觀念阻礙了醫學界對死亡的科學討論。在探討“如何讓死亡有尊嚴”的問題時，除了關涉其中的醫生、告別者、告別者的親屬以外，還有社會輿論作為圍觀者施加的龐大壓力，使得討論無法理性展開。而只有打破忌諱，開始關于死亡的討論，才能祛魅從而達到免疫。

北京大學首鋼醫院院長顧晉指出，盡管現代科技的發展極大提高了醫學水平，人們對生命的無限追求也隨著放大，但醫學從根本上來說仍然是有限的。他作為醫生的一個困擾是，中國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而治療85歲以上的高齡患者時存在潛在危機，經驗醫學、循證醫學甚至精準醫學都無法提供可靠的風險預測，而當帶有“健康老人”光環的高齡患者出現問題，就會超越生物醫學本身而上升為關系到親情、宗教、文化等復雜因素的社會問題。

清華大學教授魯白介紹了科學的進展對于健康和老去的影響，有三個方面的進展使得今后應對疾病有了新的方法，分別是基因編輯技術、細胞治療和組織工程技術，但都涉及到倫理問題。魯白指出，科學和媒體往往只能告訴大家發現了什么，但很少報告做不了的事情，因此給人們造成了科學越來越發達一切疾病都有希望治愈的印象，但事實上生命有限這個事實是無法抗拒的。他認為，從生物學家的角度而言，生命的本質是生老病死和傳宗接代。

關于臨終問題，魯白認為，病人的家屬沒有權力來代替病人做治療（或不治療）的決定；當病人自己沒有意識或者能力做決定的時候，應該有一整套制度來保證病人事先被告知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可以提前做決定。而羅點點的生前預囑協會就是要讓關心這個問題的人成為生前預囑合格注冊人，提前明確表達自己在臨終時想要什么樣的醫療照顧。在中國的現行體制下，一個公民要擁有和使用生前預囑基本沒有法律障礙。北京協和醫院老年醫學科主任劉曉紅提出，生死教育要從幼兒抓起，在小學、中學和醫學教育中都要加入死亡教育，在社會上推廣生前預囑的五個愿望，即：①我要或不要什么醫療照顧。②我要或不要生命支持系統。③我希望別人怎么對待我。④我希望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⑤我希望誰來幫助我。

針對會上多次提到的中國人對談論死亡的忌諱，羅點點提供了一個相反的、十分樂觀的觀察，他們在推廣中發現盡管文化給所有人套上枷鎖，但事實上人人都想知道關于死亡的事情，她認為在中國開展有關死亡和生命的教育有非常廣闊的天地，有質量的死亡有望在科學的、人文的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背景下很快實現。

資中筠：知識分子的進退出處

資中筠。

著名作家、文學翻譯家楊絳的離世引發的眾多討論中，從知識分子的擔當角度評價錢鍾書楊絳夫婦公共品格的一系列文章成為最受關注的焦點。近日，騰訊思享會公眾號刊載了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著名學者、翻譯家資中筠撰寫的關于知識分子進退出處的文章，頗具啟發性。

資中筠曾受業于錢鍾書、楊絳兩位先生，但此番撰文的意圖并不在于悼念師長。

資中筠二十年前就開始中國知識分子與公共事務關系這一話題，2010年80歲時曾發表萬余字長文《平戎策與種樹書——中國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梳理了從先秦到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處境及心路，這次參與討論仍是為了對這個問題作進一步剖析。

資中筠指出，正常的現代公民社會不需要“公共知識分子”為民請命。媒體型“知識分子”的職責在于批判社會弊病，而各領域的知識分子則只需要在本行業相關的政策方面發言，只有在“言路不暢、法治不彰、社會嚴重不公”的情況下才需要“公共知識分子”為民請命。因此歷史上的社會轉型期往往會出現杰出的思想家。

在她看來，中國古代的“士”與“公共知識分子”大體相當，同樣承擔著為生民立命的責任，而在皇朝循環治亂興替中，讀書人也就面臨入世和出世的選擇。進入近代，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一百年間，中國知識分子為救國救民而前赴后繼的表現是對得起民族與民眾的。

進入新時期，資中筠對一些當代知識分子自相矛盾的言行不以為然。在說真話、主持正義的風險比從前小得多的當下，這些同樣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一方面對民間疾苦、社會不平不聞不問，成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另一方面卻輕薄地諷刺、貶斥當年處于承受高壓的前輩知識分子。

對于錢鍾書楊絳二人，資中筠認為他們是不可復制也無法效顰的特例，能夠“茍全性命”乃至“茍全羽毛”于亂世有獨特的主客觀因素。主觀上清高自守、明智清醒，而客觀上被允許與政治保持距離，都是非常難得的。文中還提到，錢鍾書曾說過楊絳的《干校六記》應該有第七記，“記愧”，表明他對這種沉默也并非心安理得。而作為個人，只要不犯法不害人，完全有不問世事的權利。

文章最后指出，文人相輕應有底線。如果有幸掌握最多精神資源的知識分子群體失去是非善惡之判斷，甚至公開宣稱不相信公平正義，這種傾向一旦成為主流，就是全民精神的墮落。當下知識分子的進退出處是個人選擇，“不必拿先賢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