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嚴敏：以真人秀的名義，萬物皆可表達

2021-10-11 18:48

来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GQ報道丨嚴敏：以真人秀的名義，萬物皆可表達原創杜夢薇 GQ報道

過去10年，以“真人秀”為首的綜藝節目進入井噴期。它被大量資本青睞，被觀眾熱議，卻通常被認為是粗鄙的娛樂消遣。但學者周逵認為，綜藝史就是社會觀念史，好的綜藝節目蘊含著豐富的社會思潮，并促發著我們觀念和表達形態的變化。

在綜藝導演之中，嚴敏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他業界地位高，被稱為“內地綜藝天花板”，執導的《極限挑戰》被稱為“國民綜藝”。更重要的是，在高度娛樂化的節目里，嚴敏以一個“作者”身份進行強烈的價值觀輸出，并借由亦真亦幻的理想世界，一次次呼應現實，讓表達抵達最廣泛的大眾。

現在，我們進入這場關于嚴敏的“真人秀”。

···············

“師傅，跟緊前面的車。”

嚴敏給出指令。一輛SUV配一個司機，兜里一個打火機兩包中華煙，手上一杯冰美式和兩臺老款iPhone（停留在指紋解鎖階段），就是這位被稱為“內地綜藝天花板”的導演在真人秀追擊現場的全部裝備。

5分鐘前，《德云斗笑社》第二季正式開拍。這是一檔類似德云社團建的綜藝節目。相聲園子的等級秩序、企業職場的經營運作、偶像男團的粉絲關系……交織在新媒介環境下的德云社，也反映在這檔真人秀和它的制作過程里。

當德云女孩將酒店大堂堵得水泄不通時，郭德綱的“愛徒”欒云平、“兒徒”燒餅、上季冠軍孟鶴堂已從一個復雜動線繞到不起眼的窄小后門，迅速上車，分別去往從嚴敏手上隨機抽取的餐廳。嚴敏要求3人給其余10多個師兄弟發送邀請短信，讓他們自行決定赴誰的局、上誰的桌。

“任何企業都一樣，都會形成一個個小圈子，要么就把這圈子亮出來，要么就一起來破冰。”坐上車，下半年第一場真人秀開啟，嚴敏反而放松下來。

一天前，在中國歷史最悠久的酒店利順德，嚴敏帶領著烏泱烏泱的人群在幾個拍攝場景間穿梭，安排真人秀中每一個隱藏攝影機和收聲設備的位置，它們通常被藏在消防栓、燈罩、壁畫、桌面小擺件里，整個過程既像布置一個“犯罪現場”，又像事后的推理復盤——光源位置、人物走位、拍攝盲區、突發狀況，全部都要考慮在內。

為了保證信息不在層層傳遞中折損，在狹小而古老的“288孫中山套房”（當年孫中山北上時曾下榻的房間）里，有30多人圍繞在嚴敏身邊，包含攝影、燈光、道具、制片等等工種，說到誰的工作位置，誰就會從人群中突然冒出頭來。盡管嚴敏在每句話后面都接了一句“明白？”，他還是更愿意從身體姿態和眼神中確保對方聽懂了指示。

嚴敏是所有人目光的落腳點，行動的唯一指揮。他穿著黑T恤、黑短褲，頭頂有些稀疏，額頭上總是冒滿汗珠，因長期戶外拍攝，皮膚曬得黝黑。他神情嚴肅時令人畏懼，如果有人開小差，會突然提高音量。關于領導力最直觀的畫面，是嚴敏走在前面，當他想到點什么突然盯住并折返路線時，30人的隊伍也會立即掉頭。木質地板和樓梯吱吱呀呀響個不停。

“你們應該作一篇私生飯的調查報道。”行車經過酒店門口黑壓壓的粉絲，嚴敏說。和《極限挑戰》中隨處可見的大型追擊戰相比，這是一個無須調度太多的小場面。不過錄制之前有個插曲，嚴敏和堵在疏散通道上的代拍產生了沖突，彼此都強調了“我正在工作”。

《極限挑戰》是嚴敏的真人秀成名作，從2015年到2018年，這檔節目在東方衛視播出了四季，是電視作為綜藝強勢渠道最后的收視高峰。觀眾至今念念不忘的“極限男人幫”另一個名號為“極挑6+1”，除了6名常駐MC（綜藝節目里的固定嘉賓），還包括導演嚴敏。或見其人，或聞其聲，嚴敏常常出現在鏡頭里，他逐漸稀疏的頭發和逐漸增長的斗爭智慧都被記入了這檔節目的“名場面”之中。“無憂島之別”后，嚴敏和幾名MC相繼退出，節目改頭換面。

《極挑》“無憂島之別”

如今《極限挑戰》相關的很多名詞已演變為形容詞，出現在網綜時代的彈幕里。“雞條味兒”“孫紅雷操作”“這就是命”——用以指代真人秀中意外或自由的展開，對既有設定與規則的破壞和顛覆，“贏就是輸，輸就是贏”的驚天反轉。而嚴敏也成為幾大平臺爭相拼搶的對象，過去一年，他分別和騰訊、B站、愛奇藝合作，接連推出三部高口碑綜藝《德云斗笑社》《說唱新世代》《戲劇新生活》，后兩部的豆瓣評分在9分以上。

真人秀最恐懼的，是人物心理猶豫、沒有行動，沒有行動就沒有戲。“我的出現是讓他相信自己，只要行動就是對的。”嚴敏說。天津6月的一個傍晚，我隨他在城市晚高峰的車河里穿行，在3個餐廳之間“穿針引線”。此刻他就像是足球比賽前球員通道里的教練，一遍遍地鼓動他即將上場的隊員們，而球賽馬上開場。

黑箱與社會觀念史

“這個人根本統籌不了任何事情，現在立刻把他換掉。”從第一家餐廳出來，等不及鉆進車里，嚴敏氣急敗壞地批評了一個工作人員。到了下一家餐廳，他找到躲在樓道里監聽的Follow PD（跟拍導演），聽對方匯報現場情況，“你怎么一上來就是‘我們’，哪有我們？你是他的Follow PD，這就是你的責任。”嚴敏敏銳地抓住對方言語中的一個用詞，提示她注意工作位置。

而在最后一家餐廳，這位導演坐在錄制的包廂之外，完美地融入環境之中，跟一個普通食客毫無分別。他眼睛盯著手機，筷子飛動，迅速扒完一頓晚餐。

與節目中強烈的戲劇沖突、喜劇效果形成鮮明對照，在真人秀拍攝現場的體驗可以用枯燥來形容。當晚即使全程跟在總導演身邊，我得到的信息也是只言片語。和觀眾一樣，最終在節目播出時，才得到一個完整的故事。這是因為現場幾乎所有的調度發生在一個包含全部Follow PD的微信群里——那是一個真人秀導演核心能力的“黑箱”。

現場人員復雜，有甲方、乙方、丙方和甚至“不知道嚴敏是誰、這是在拍什么”的人，比如車隊和后勤。能證明彼此身份的，只是一枚紙質手環。每次保安巡視清場，都有新鮮面孔慌亂地挽起衣袖，“我是騰訊的制片人。”“我是商務，來保證郭德綱老師順利念完口播的。”

喧囂和混亂之下，總導演卻安靜而神隱。如果是固定場景下MC集體錄制，不同機位的攝像機有幾十臺，不存在通觀全局的上帝之眼，嚴敏通常自由游走，并經常突然出現在一個剛剛走神的工種身后，他總是提醒我：“你跟不上我的。”

像今天這樣的追擊戰，MC會分散各處，只有Follow PD各自跟隨。錄制環境就像一個沉浸式的真人秀主題公園，這樣的“公園”的輻射范圍有時是一家餐廳、一層大樓，有時則是一條街區、一座城市。徜徉其中，往往不知嚴敏蹤跡。如果不是采訪，他不希望任何人跟在身邊。

但通過這個“黑箱”，嚴敏又無處不在。他的理念、指令穿越層層屏幕，抵達上百個工作位置。他是這座楚門的世界真正的締造者。

14位德云師兄弟“飯局亮相”之后，臨近午夜，嚴敏和團隊又回到“288孫中山套房”。他要求每位Follow PD“說說你對MC的觀察”“總結MC在這一季的內心驅動力”，他善于抓住一段描述中的關鍵信息，不停深挖，再根據人物性格、人物關系推斷出他們可能的故事線。

整個會議，嚴敏展現了精準識人的一面，他似乎可以看出每個人（MC以及團隊）在心理上的優勢、弱點以及不安全感，目光毒辣，金句頻出。

他說，對于A這樣的聰明人，“他需要肯定，無論他做什么，你就是點頭”；對于B這樣不自信的人，“你表揚他時必須找一個特別具體和細節的事”；而對于不太合群的C，“清高路線在團綜里是玩不下去的”；至于一對有矛盾的師兄弟，“這倆人關系處理不好，全班同學都可能跟著分裂”，并囑咐他們的PD：“我要是你們，我都睡不著，日思夜想怎么辦。”

“你寫嚴敏，是寫他過去和現在的事。而嚴敏在真人秀里寫的人物小傳，是預測他們將來的事。”周逵說，他曾在鳳凰衛視擔任節目策劃，后從一線從業者轉為綜藝研究者，現在是中國傳媒大學的副教授，為多個頭部網綜做節目顧問，類似的會議他參加過很多次。

在他看來，除了調度的黑箱，綜藝導演的工作狀態本身就是一個外人不可知的黑箱。藝人和他們之間的關系、平臺關系、客戶關系，臨時拼盤的執行團隊的關系在其中纏繞、角力。相比影視劇，還要邊拍邊播，廣告商會臨時加入，宣發、審查要同時進行。

“你就看片尾咻咻咻而過的字幕，一個單體節目參與人數最高能達到800人，復雜程度一點不亞于造精密儀器，一個綜藝導演每天要做上百個決定。而與影視劇導演相比，綜藝導演還意味著被壓縮的權力，更短的創作周期，更低的行業尊重，”周逵說，“他們屬于風暴眼的中心，信息的聚焦點，卻只能做一個容納各方情緒的黑洞，不能往外吐露。”

但當這個不能打開的“黑箱”驅動一檔節目正式播出，它又將一個時期內的大眾情緒與情感，以及豐富的社會思潮全都顯現出來。相比研究100多年前的報紙，周逵覺得研究綜藝妙趣無窮，它是最活躍、最具彈性、最當下的文本，“即便你認為最低俗的那種節目，它都有文化研究的價值，因為當中蘊含著整個社會結構的轉型。你可以研究為什么會拍成那個鬼樣子”。

從1990年的《正大綜藝》開始，到全民投票的《超女》，再到全球化語境下的《天天向上》以及歐美和韓國引進模式，直至“101”選秀體系。周逵認為，綜藝史就是一部社會觀念史。在這30年間，娛樂不停地在爭取自己的地位——先是發現娛樂的價值，再在資本狂飆突進中一邊野蠻生長，一邊被強力擠壓否定。如今，“娛樂”是個危險而不受歡迎的詞。

而置身其中，綜藝既被社會觀念牽制，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促發著社會觀念和表達形態的變化。“正是當年《超女》中李宇春拓展了性別想象，一個中性打扮的女孩如今不再是問題，”周逵說，“當下熱播的《脫口秀大會》《吐槽大會》，它改變的是我們的話語表達方式。”

周逵覺得，僅把綜藝當作一種無腦的傻鬧，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偏見。但即使作為專業研究者，他也是一步步破除偏見，并發現綜藝新的可能。比如嚴敏的《說唱新世代》可以嫁接《奇葩說》，原來00后也有鋒利深刻的社會表達，而其他00后也聽得懂，也喜歡聽；原來一個70后的導演，可以和一批95后、00后建立一個跨越代際的表達者同盟。

萬物皆可表達

去年夏天，無錫成為“中國說唱之都”，全國幾乎一半的Rapper相聚這里。兩檔說唱節目的錄影棚緊鄰，一邊是問出“想要成為Rapstar嗎”的《中國新說唱》，一邊是《說唱新世代》，中間矗立著高大的煙囪，上面像農村標語一樣刷著后者的Slogan：萬物皆可說唱。

嚴敏說，如果他有什么核心的創作理念，那就是讓事情成為它本來的樣子。在他的《說唱新世代》中，說唱不再關乎技術與流量，歌詞不再圍繞金錢、女人與暴力，而是回到“發聲”的本質——性別議題、校園霸凌、邊緣群體、日常生活全都進入說唱的語境之中。

我們第一次見面時，嚴敏曾表示疑惑，中國為什么不能單獨開真人秀這一門類，而不是把它歸類于綜藝？后來他又提出，或許真人秀也是不準確的，“我做的是真實秀”。

“真實秀”的本質，是打造一個平行世界。嚴敏主導世界觀設計，但秩序可顛覆，規則可打破，它接近由所有參與者共同建立。在這個世界里，嚴敏錨定的是每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想要成為但沒有成為的那個“自我”——如果你想“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喂馬、劈柴、周游世界”，那在“真實秀”里，你擁有機會進入理想情境，但很快，“劈柴”有生存勞作的辛苦，“喂馬”有危險體驗的代價，“周游世界”很可能意味著“客死于此，兩手空空”——于是，“認知差距”帶來了喜劇效果，“真聽真看真感受”產生了時代表達。

因此，嚴敏的每檔節目都如同進行一場社會學實驗。

在《說唱新世代》中，選手進入基地，根據“說唱讓你變富有還是變貧窮”“你希望歌紅還是人紅”劃分四大象限，再以比賽結果入住一到五環，這意味著不同的階層、財富和生活條件。嚴敏還模擬建立了貨幣體系，節目一度自由發展出金融交易的支線，借幣、放貸、為了生存精打細算或賭上全部身家。彈幕齊齊刷起“理財新時代”“說唱新世貸”。

而在《戲劇新生活》中，田園牧歌的環境里，生存難題卻貫穿始終。像十二公民圍坐圓桌，第一集就得公投，戲劇可以賺錢嗎？之后，演員們還要上街賣票，有時一張票10塊錢且贈送合影，也賣不出去，藝術與尊嚴一起跌落街頭。“這有什么刺痛的呢？我不是為豌豆公主做節目，這就是戲劇人的真相。”嚴敏說。

《戲劇新生活》劇照

對于總導演來說，《說唱》《戲劇》的難點是，每個Rapper和戲劇演員都自帶個性與表達，嚴敏需要找到最大公約數，將豐富的聲音收束成共同的理念，讓所有人在一個世界觀下生活、創作。為此，他花了大量時間和選手、演員們喝酒聊天，深入每個人的內心。而承襲傳統、講究規則的德云社則是一個封閉、自洽的系統。如果第一季是展示這個系統下的等級秩序和師徒關系。節目進行到第二季，嚴敏需要將之對外敞開，注入表達的活水。

那還是要回到事情本來的樣子。相聲本來的樣子是什么？是“離老百姓最近的藝術形式，是曾經販夫走卒和不識字的人了解世界的渠道”。嚴敏說，過去的相聲演員們有生活閱歷，當過跑堂、保安、服務員，現在越來越多的師兄弟十幾歲就進了園子，對真實社會缺乏了解。

于是，嚴敏抓住了德云社的內容危機和“相聲是服務行業”的本質，通過真人秀，讓14個相聲演員先經歷生活挑戰，再進行內容創作。“郭老師也非常認同這個理念。郭德綱之所以是郭德綱，是因為郭老師真的什么苦都受過。26歲離了婚，一個人來北京，租8平方米的一間小屋，1999年還是這個狀態，你說現在這些小孩急個什么。”嚴敏說。

在《德云2》第一集中，嚴敏再次回到他熟悉的社會學。他設置了市場經濟模型，通過磨面、烙餅、交易，讓他們玩出了勞動剝削和剩余價值，當徒弟們在市場上瘋狂“炒餅”、瘋狂內卷時，師傅郭德綱點出主題，“大餅卷一切，做餅才是關鍵，重要的是內容”。到了第二集，上來先按照成績榮譽評級，再把他們丟入一個浴場中從捏腳、停車、端盤子等體力勞動做起，最后郭德綱婉轉指出：職稱職級一點不重要，重要的是為人民服務的心。

燒餅和孟鶴堂“再就業”（《德云2》截圖）

老蔡是一家舞臺視覺包裝公司的老總，也是嚴敏的大學師哥，二人從12年合作至今。他的公司見證了中國綜藝蓬勃的市場發育。近10年，綜藝內容團隊紛紛從電視臺出走，遍地開花，但舞美、剪輯等支持性工種卻高度集中，老蔡的公司承接了三大平臺60%以上頭部節目的舞臺設計。

他把行業里導演分為三類：一是腳踩西瓜皮，走到哪滑到哪，借勢流量和時代機遇；第二類是泥包蘿卜，開一節吃一節，有執行力但沒有認知高度，來回幾個游戲，一招鮮吃遍天下；最后一類則是有邏輯和內功，“節目就像人一樣，是個有機體，有鮮活的人格魅力”。

“你想想你看過的節目，一拉一分，你立馬就清楚每個人在哪兒。”老蔡笑而不語。

2019年從東方衛視離職后，嚴敏和幾位同事一起創業，成立了聞脈文化。沒有錄制的日子里，他大部分時間待在上海靜安區一條弄堂里。煙和咖啡每日供給不斷，嚴敏以此保持全年無休，并且在一大半的時間里，這樣的“無休”無限接近“不休息”的意思。

嚴敏的公司合伙人、制片人溫沁函覺得：出來這兩年嚴敏有點開光，每次平臺拿一些疑難雜癥或命題作文過來，他總能迅速給出創意。《說唱》就是臨危受命，當她凌晨一點用一通電話把嚴敏叫到飯局上時，他當場就提出，要做“時代表達者”，節目的種種世界觀設定也一并成型。

“《說唱》那句Slogan其實是嚴敏自己的，萬物皆可表達”。周逵總結，嚴敏已有了創作的母題。“一般綜藝導演是想When、What 、How，然后再通過主題挖掘找到Why。但對嚴敏而言，他是反過來的，他有強烈的表達欲去解決他的Why，又有縝密的方法論和工具邏輯實現How，那么他生產出多少What（節目）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這就像喬布斯演講，他永遠會告訴你，他要幫你解決一個問題，繼而再推出他的產品。”周逵說。

“前面不必加綜藝兩個字，這就是一個導演的標識，”這位學者甚至想好了命名法，跟我打趣道，“你可以認為嚴敏的嚴，就構成了一檔節目的函數要素Y。這些節目都是Y綜藝。”

嚴敏畢業于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專業，啟蒙與養料源于電影，也一直用電影的思維制作節目。這形成罕見的現象：在高度娛樂化的綜藝里，他以一個“作者”身份進行強烈的價值觀輸出。他隱藏在設定、游戲和MC之后，借由一個亦真亦幻的世界，試圖讓表達穿越行業鄙視鏈，穿越鏡頭、劇本、即興、突發、不可抗力等等，再穿越屏幕，最終抵達觀眾，介入現實。

穿越屏障并非易事。周逵說，所有長得四不像的綜藝節目幕后都有一個被壓垮的導演，他既要完成平臺的KPI考核，又要滿足廣告商的帶貨要求，同時還要抵御短視頻對用戶時間的侵蝕。嚴敏現在使用的方法是“底線原則”。在接一檔節目之前，他會把他認為的做好這檔節目的要點全部列出來，再以奧卡姆剃刀原理，從十條精簡到三條、一條。最后再拿這條底線觸碰平臺和資方。

比如對于《德云斗笑社》而言，這條底線是，所有人以徒弟、學員而非藝人的身份出現，無論大小流量還是頭牌新人，必須一視同仁，否則團綜會陷入紛爭；對于《戲劇新生活》而言，則必須是能夠創作的好演員，且真實地生活在一起3個月。否則，真生活和真創作都無從實現。

“你能不能讓我堅持這個底線？能堅持就能做，不能堅持就不做，這是核心。”連續的高口碑使嚴敏持有與平臺對話的底氣，甚至是更強勢的話語權。他接活兒的標準簡單而直接：要不是別人沒做過的，要不是別人做爛的。

價值觀第一，意志力第二

一檔節目的好壞，錄制時就有端倪可察。如果嚴敏出離在“真實秀”之外，說明一切運轉得不錯；如果他現場大發雷霆，說明事情仍有轉機；如果他錄制完立馬消失，和所有人失聯，那說明節目出現了無力扭轉的重大問題。

“當我下達某個指令之后，中間會發生很多事情，但無論出現什么問題，最終都在于你的指令不對。是不是可以有其他下達方式？是不是態度可以更明確、更強大、更堅決？”嚴敏說。這個時候，他會找一個沒有人的地方枯坐幾小時，“我是真的真的很難受，我必須把自我貶低的恥感趕出去，否則我明天怎么繼續？”

這種恥感落入日常，是一種縈繞不去的緊張感。在嚴敏的團隊中，價值觀是第一位，意志力是第二位，軟弱幾乎不被允許。“跟著我的人也會帶著累往前跑，但我又始終覺得年輕人如果能有緊張的體驗，對他們是好事情。”

在嚴敏的綜藝序列里，《下一站傳奇》的豆瓣評分只有4.4，這是他《極挑》之后、離職東方衛視之前最后一部作品。

這是他罕見的失敗。“如果有失敗的，接下來就會進入為什么失敗的討論。我知道失敗一定是因為我沒有堅持一些原則，哪怕是種種外在的原因，”嚴敏說，“我不想和觀眾探討，但我自己會分析一百遍。”

溫沁函說，出來創業后，她不再為豆瓣9.3分開心了，她希望這家公司能成為綜藝界的“正午陽光”，能有一批導演不斷生產8分產品。“如果嚴導的產能決定了團隊的產能，勢必只能做成一個小作坊。”但目前來看，這是一個只能暫時擱置的難題。而身為嚴敏的制片人，溫沁函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別人找不到他，我也找不到他”。她曾是《極挑》中黃渤的Follow PD。二人如今分工明確，嚴敏鉆研內容，她來“碼盤”“碼人”。

網絡取代電視成為強勢平臺后，綜藝節目的評價體系因此顛覆，并被流量反向塑造著。大牌明星或流量藝人是一個節目的基礎保障。有導演為了爭取某明星加入，曾追到對方度假的酒店，開一間房，每天制造偶遇的機會；還有導演為了打動藝人，在藝人媽媽生病住院時，陪床三天三夜，倒痰盂，伺候吃喝拉撒。這些嚴敏都做不到，除了頑固而強大的自尊心，在他的認知體系里，比藝人重要的東西還有很多。

“他的方法是激發藝人的信念感，讓對方覺得這個事情太‘牛X’了，我一定要跟嚴導一起干，”嚴敏手下的執行導演勾俊驍說，“如果他激發完了發現對方沒興趣，他就會放棄，勉強來了也不適合。”而且這種信念感的傳遞不只在藝人，也會擴散至整個劇組。

在《說唱新世代》的建組會上，嚴敏沒有停留在布置分工和流程梳理上，而是花了兩個多小時去講為什么要做這檔節目。對于臨時加入的工種，他也不希望“只是打份工”，他給燈光、藝籌、舞美、場工、甚至司機播放選手們的歌和視頻，說這樣的人就是我們需要的人，是這個時代需要的人。“他讓所有人覺得自己在做一件值得做的事，一件有價值、有輸出的事。”坐在上海辦公室的小院里，勾俊驍雙眼發光，這位說唱愛好者激動起來，“網上說我們選手菜、業余、不知名。我做這個節目最大的動力，就是要讓人知道，有這么一批人，不僅歌好聽，而且唱的是內容！”

圣代《書院來信》（《說唱》截圖）

當這種反向塑造進入制作和剪輯階段，“埋點”成為了重要的工作之一——這原是一種技術上的數據采集方式，現在則意味著放大沖突，制造話題，最終登上熱搜。它能幫助互聯網平臺、廣告客戶、制作公司、藝人經紀公司和粉圈，共同收獲一張從數據上來看所有人都滿意的朋友圈戰報。

“我以前不懂，你知道嗎？我說怎么埋點？對方說組CP。我問難道還能我指揮？如果倆人不來電怎么辦？對方回，那沒事，我們可以通過剪輯讓觀眾感覺這兩個人好像有關系。”嚴敏曾跟我講述他第一次接觸這個概念的過程。一旦涉及扭曲的時代潮流，怪異的行業風氣，他就不可遏制地流露出憤怒的情緒。

勾俊驍至今仍記得去年被嚴敏大罵的場景。那是在《說唱新世代》的錄制現場，他放出現場音效的時間節點不對，干擾了選手的情緒。“就像我們小時候看《藝術人生》，人家嘉賓還沒開口，鋼琴聲就起來了。他挺討厭這種的。因為嘉賓的情緒發生在第一時間，觀眾感受到嘉賓的情緒是在第二時間。于是你的音樂只能在第二時間。”勾俊驍向我解釋。

因為嚴敏的罵聲后面緊跟著下一步的執行細節，勾俊驍不得不把這條發在公司大群的語音來回聽了很多遍。“如果這個放錯了，他會覺得你做節目價值觀有問題。他會非常失望，非常生氣。”

讓“野人”更聰明

很多社會新聞的微博下面，有個叫“往往日記”的ID常常出現在熱門評論里。《極挑》粉絲留意到了，就會回復：“導兒又來了。”嚴敏的同事們私下管他叫“網網日記”，互聯網沖浪十級選手。

這些評論言辭并不激烈，總能找到一個多數人可以接受的角度，在一個安全范圍內，回到人性與常識，“回到我們每個普通人的立場上去”。

嚴敏生于1976年的上海，母親是國家干部，父親是國營廠的工程師。他在外婆家長到12歲，外公和兩個舅舅都是軍人，這使他從小就有強烈的家國情懷和社會關照意識。他的文藝啟蒙來自書籍和收音機，因為外公在朝鮮戰場被炮彈炸到一只耳朵失聰，家里的收音機總是開到最大聲。他還記得童年普普通通的一天是這樣過的：早上聽新聞，中午聽相聲，晚上放學回家聽電影——一檔叫《電影錄音剪輯》的節目，就是70一代的影像啟蒙，他的鏡頭語言是“聽”出來的。

周逵分析，70一代的電視人，包括創作者們都有社會精英意識，而85后就屬于網絡原住民，“他們開始看電視的時候就有綜藝節目了”，這是完全不同的兩代人。嚴敏關懷底層群眾和勞動者，還有啟蒙大眾的社會責任感。

嚴敏曾告訴我，“國民綜藝”這個詞如今被庸俗化了。但他永遠知曉其中的分量和表達的上限。

韓國綜藝《無限挑戰》的導演金泰浩比嚴敏大一歲，曾執導MBC王牌綜藝《無限挑戰》12年，期間參與MBC三次大罷工，節目幾度停播。屏幕內外，金泰浩都踐行著自己社會關懷的信念，和全體國民站在一起。

而以一檔綜藝節目的身份，《無限挑戰》和國家命運相連，曾參與、改變了韓國的社會進程：2009年的雪橇特輯造就了10年之后平昌奧運會的奧運選手；2011年的生死時速特輯激烈地向日本右翼抗議；而在2017年一個模擬國民議會的特輯里，節目中提出的要求強化對虐待兒童罪處罰的提案，最終在真實的國會正式會議中通過，被稱為無限挑戰1號法案的誕生。

在嚴敏看來，“國民綜藝”至少有三層含義：第一層，它是全體國民、全年齡段的人都可以欣賞消費的內容；第二層，它能真實反映國民在現實生活當中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第三層，始終和全體國民站在一起。“我們長久把它矮化為了第一層。”嚴敏說。

當年《極挑》和城市地理環境、市民生活有強烈的互動。地鐵、便利店、KTV、街頭餐館等作為真實的社會生活圖景，自然地融入到節目之中，也因此誕生了很多“神路人”。如果要找6年前上海街頭的百姓群像，《極挑》不失為影像資料之一。

這5年，行業變化迅猛，綜藝受眾被短視頻極大稀釋，“合家歡”式的綜藝被分割為一個個窄眾傳播，說唱、街舞、表演，幾乎每個垂直賽道都有一到兩檔節目。而打通了產業上下游、唯一解決了盈利問題的“101系選秀”僅僅生存了3年時間。但周逵和嚴敏都認為，這并不意味著“國民綜藝”必然消亡，本質上“國民性”是一種初心，任何門類都可以做到將它蘊含其中。

在《戲劇新生活》播出后，有人找到嚴敏說，你把戲劇做成綜藝，影響了戲劇作為一種現場藝術的神圣性。嚴敏聽完問他，你是哪兒的人？對方回，四川綿陽人。嚴敏說，好，綿陽是四川第二大城市，將近500萬人口。但你知道綿陽有幾座劇院？一年演幾場話劇？

對方聽完，陷入沉默。“中國絕大多數的普通人，他們從沒走入過劇場。沒有人給他們欣賞戲劇的機會，也沒人引導他們去欣賞戲劇，”嚴敏說，“對于綿陽的年輕人來說，對于中國上百個生活在類似綿陽這樣地方的年輕人來說，他們又從何去了解劇場具有神圣性和唯一性？”嚴敏臉上的神情又憤怒起來。

嚴敏和劉曉邑（《戲劇》截圖）

6月底，我在上海見到了《戲劇新生活》里的MC、演員劉曉邑。這位戲劇人即將成為父親，每天清晨他乘坐兩個半小時的地鐵去青浦的排練場，晚上再花費同樣的時間趕回來陪妻子。去年疫情重創劇場，劉曉邑的劇團從北五環搬到了延慶。如同這門藝術本身，他們不斷地遠離中心，掙扎在邊緣。在最困難的階段，嚴敏邀請他參與節目錄制。

“節目播出后，明顯（市場）更好了。很多人過來跟你說，這是他們第一次進劇場，北上廣都有。這讓我和觀眾之間好像有了一種奇妙的情感聯結。他是因為你而來的，因為你了解戲劇的。”劉曉邑說，過去他從不看綜藝，甚至反感，認為“又傻又無聊”。要是沒參與《戲劇新生活》，他對綜藝的偏見可能是永久性的，“但這次的經歷讓我意識到了我的偏執和狹隘。”

劉曉邑執導了《戲劇新生活》里最后一出戲劇。謝幕時，發起人黃磊出現在舞臺上，他忍住哭腔：“我們做了一個特別的節目，跟賺不賺錢沒關系，跟有沒有流量沒關系......”沒等他說完，觀眾在下面齊聲喊：“都會有的。”

同為戲劇人出身，劉曉邑注意到，節目中每次他們排戲，嚴敏就在旁邊看，看完給點意見。“我們心想，干嘛呢，哥兒幾個都是導演，我們什么時候聽過別人的意見？”劉曉邑大笑起來，“但嚴導每次說得都特準確。而且有些意見是節目播出后，我才看明白的。原來他擔心把觀眾隔在門外，他想讓更多人走進來。”

《戲劇新生活》結尾（《戲劇》截圖）

嚴敏選擇藝術出于自覺。高三那年憑借會考成績和上海市高中作文競賽一等獎（新概念作文大賽前身），他拿到了兩所重點大學的保送名額。但當他在報紙上看到上海戲劇學院的招生簡章時，覺得“那才是我能發揮最大能量的地方”。進入上戲后，嚴敏生長出了電影夢。大二時，他想出國讀書，作為戲劇學院英語最好的人，他胸有成竹，“紐約大學電影系，美好的未來”。

但也是在那個節點，嚴敏的父親診斷出腦部膠質瘤。從大二到大四，父親的感官一點一點被剝奪，先是喪失視力，再是語言能力，然后是聽力，最后是行動力。隨之被剝奪的還有一個不斷向上進階的知識分子家庭幾十年來全部的積蓄。那個電影夢，嚴敏再也沒提過。畢業后，他進入電視臺，擁有編制和穩定的收入，是能讓母親最為心安的選擇。

嚴敏清楚地記得，父親生前說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話，是在1999年的生日宴上。他身陷輪椅，意識已經模糊了，手里攥著親戚送的一沓紅包，吃力地拼出一句話，這錢要留給我兒子。

我和他的幾次長談，貫穿在節目錄制和后期的間隙，也貫穿了整個夏天。我們每次都約在公司附近的一家餐廳的門廊外，上海的暴雨總是倏忽而至，大部分時間我們進入公共議題、時代表達、行業現象的討論中去，嚴敏總是針砭時弊，言辭鏗鏘。這是他少有的脆弱時刻。

《極挑》第四季第一集，6位MC從剛剛恢復高考的70年代穿越到上海一所普通高中的操場上，嚴敏設置了6個問題，回答“是”就往前邁一步，這個測試事關“人生起跑線”。6個問題包括：你的父母是否都接受過大學教育、你是否有過一次出國旅行的經歷、你父母是否承諾過送你出國留學等等。問題問完，嚴敏和5位MC都只能往前走一步，那一題是“你的父母為你驕傲嗎？”。

原本最后一問不是這個，嚴敏糾結了很久，最后他想讓每個人都能往前走一步。

“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始終要做接老百姓地氣的東西。”嚴敏并不遺憾人生道路的分岔。做電影也要做現實主義題材，也要實現傳播的有效性。那可能是一條更為艱難的路，或許現在還沒有得到表達的機會。在他看來，綜藝是中國老百姓最廉價、最易得的娛樂方式。

“電影、游戲、戲劇、演唱會、迪士尼，哪個不花錢？最廉價意味著傳播面最廣，但你不要因此看輕自己，”嚴敏點上一支煙，眼神篤定，“通過綜藝這個手段，我可以把我想講的東西傳播給最多的人聽，而且是他們以聽得懂的方式，讓他們感到快樂的方式。《極挑》每期至少有1000萬播放量，哪怕10%的人看懂你想說的話，這個基數也大得不得了，這太有成就感了！”

嚴敏希望他的綜藝能夠“拆墻”、擴圈。他拿歷史譬喻，春秋時期，城墻里的是國人，城墻外的是野人。他希望人不被分為國人和野人。但如果事實如此，他希望自己做出的東西“國人野人都能看”，而且“可以讓野人更聰明一點”。

“我認清了自己的宿命，也是使命。這其實也是我心里的東西。”暴雨驟停，他最后補充道。

我愛我的工人兄弟們

5年前，勾俊驍從浙傳畢業之時，正值中國真人秀的井噴期。很多節目面試都會問，真人秀3個字，哪個字最重要？但嚴敏不一樣，“他就像真人秀的后采，不斷挖掘你的性格。最后問我，你以前有沒有交五險一金？你一個大小伙子在上海打拼，家里情況怎么樣？”

嚴敏是利物浦球迷。利物浦意味著披頭士，碼頭工人和工人階級的孩子們。當利物浦奪冠，他會穿著球衣來上班。溫沁函說，嚴敏著迷所有“落水狗從底層爬起”的故事。

這也是嚴敏綜藝中貫穿的敘事線索——窮小子沒有機會做音樂家，但可以像海子一樣成為詩人，一支筆足以翻身，這是《說唱》；一幫原本會成為窮小子的人，因為遇到郭德綱，命運發生了改變，現在他們得重新回去體驗苦日子，這是《德云》。

這個夏天，嚴敏同時在籌備下一檔節目，有關電競的主題。為什么會對電競節目感興趣？還是要回到事情本來的樣子。“因為在中國三線以下的城市，電競是沒有出路的窮小子們翻身的機會。我可以講一個貧民窟的百萬富翁的故事。”

少年時代，嚴敏頻繁轉學，但總能很快找到自己的小集體。那個集體淘氣、邊緣、充滿個性。因為成績好、缺乏膽量，嚴敏永遠不會是頭領，但總是出主意的那個人。有同學生了重病，嚴敏想的不是在班干部組織下捐款、輔導作業，而是想辦法搞了一臺錄像機，再把有點尺度的錄像帶精心包裝，讓這位同學在父母上班后看個痛快，實現他作為宅男“偉大的愿望”。

當年嚴敏所住的上海楊浦區類似沈陽鐵西區。他屬于工人子弟學校里家境不錯的孩子，但他所在的小集體全是工人階級的孩子們。他說，每一個兄弟都給他看到了一個社會真實的側面。

一個兄弟單親，父親是海員，一年有10個月漂在海上，和哥哥相依為命，有年寒假他半夜找嚴敏借錢，要去白茅嶺農場看勞改的哥哥，“那晚他說，我爸這輩子都不會去看我哥。”

還有一個兄弟外號叫“付奶”，一到課間操，在機床廠上班的父親就拎著兩袋奶給他送來，于是一個五大三粗的漢子就得在眾目睽睽之下喝奶。高三，“付奶”的爸爸得了肺癌，高考前兩個月，驟然去世，“付奶”深受打擊，放棄高考，選擇復讀。一個暑假后，嚴敏和集體里的兄弟們進入了自由快樂的大學或者技校，有很多新鮮事，有很多新朋友，遠大前程，各自奔赴。

大一下學期，嚴敏接到母親電話，“付奶”沒了。

“我們一幫兄弟聊天，才發現這一年里只有一個兄弟見過付奶。我竟然一年都沒有時間去陪他一次，他那么痛苦，從來沒跟我們講過。最后自己開了煤氣，”嚴敏說，“如果是過去那樣每周聚會的頻率，他絕對不會這樣，我是有責任的。”

后來他看到《心靈捕手》這部片子，痛哭。“我每天到你家接你，我們出去喝酒笑鬧，但我一天中最棒的時刻，只有10秒，就是從停車到你家門口，每次我敲門，都希望你不在了，不說再見，什么都沒有，你就走了，我懂得不多，但我很清楚這點。”在嘈雜的酒吧，嚴敏隨口念起電影中本·阿弗萊克對馬特·達蒙說的臺詞，“我每次看，我就想起我中學時代的兄弟們。我特別知道苦孩子是什么樣，我知道每家每戶的辛苦是什么樣。后來我去了重點高中，去了大學，遇到了富有的孩子，生意人的孩子，達官顯貴的孩子，但我依舊愛我的工人階級兄弟們。”

進入電視臺四五年后，嚴敏買了第一輛車。約了兄弟一起出門辦事，停車的時候，他一個回旋，把車倒進去，得意極了。兄弟說，嚴敏，你這個車開的真好。下一句話是，我現在覺得好像跟你有點遠了。嚴敏說他腦子瞬間想起的畫面是，大學時他不住宿舍，和幾個兄弟在偏遠的地方租個房子，每天往返兩小時就為了待在一起。出租屋沒有暖氣，晚上他們用膝蓋頂住油汀，放一杯酒在上面，一人喝一口。早上要爭搶一輛助動車趕去上學。

“我知道他在說什么，這就是男人的情誼。當年每個人都想要站在山頂上看世界，但當他還沒能站到山頂上，甚至窮極一生也不能站到山頂上的時候，他會覺得沒面子，他不會再主動找你，甚至會找理由推辭。但我知道在人生的重大節點，他還是會出現。”嚴敏說。

在嚴敏的節目中，比“萬物皆可表達”更隱秘的創作母題就是豐富的兄弟情誼。幾乎每檔節目里，都有一個“兄弟連”或“男人幫”的設置。《極挑》最為突出，張藝興甚至在這種兄弟情誼之中，實現了一個男人的成長和蛻變。9月初，我們聯系張藝興時，他正在劇組拍戲，他統稱嚴敏和MC為“哥哥”，“在你可能要飄起來的時候，有哥哥告訴你路還長著呢，這才哪兒到哪兒。在摔跤的時候，他們過來拽起你。他們在我的成長路上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極限男人幫

“嚴敏對于男性親密關系塑造的能力很強。你要知道，在中國乃至亞洲的性別政治里，男人與男人之間不知道該如何相處。現在熒幕上，全是男男CP，耽美題材，沒有其他可能。嚴敏不炒CP，而是去做一件更難的事，去探討男性友誼的各種模式，”周逵說，“很多小孩兒真的是看綜藝學做人。綜藝應該提供豐富的人際交往模板和生活方式的想象。”

嚴敏的同事、合作方都提到過一個流產的節目《特戰》，特種兵題材。出來創業的第一年，嚴敏和團隊所有的精力都壓到了這個節目上，拿到投資，完備劇本，談妥演員，一切準備就緒。當負責場地設計的老蔡已經在貴州開山基建時，節目突然被叫停。在采訪中，每個人都為嚴敏感到遺憾，這是一檔離他“最近”的節目，他一生應該擁有的一檔節目。他可以回到童年外公的書架前，回到舅舅的家書里，回到他和他工人階級兄弟們的時光里。

嚴敏有一個隱藏技能，他熟悉上海所有好吃的蒼蠅館子和夜宵攤，以至于他的同事們都覺得他很適合做一檔美食節目。8月初的一天，他開車帶我在巷弄里兜兜轉轉，找到一家本幫面館，一進門就和店主用上海話嫻熟地攀談起來。

而在車這個私密空間里，嚴敏也罕見地暴露了生活化的一面，那就是“他完全沒有生活”——他的車里，有水晶底座的獎杯，有十幾年前的CD，有很多熟悉但出現在這里就顯得有點奇怪的日用品。每天他就這樣攜帶著一座小型雜物間孤獨地在街上奔馳。

“把他們送到光明的地方去”

“你們現在覺得兇手是誰？”凌晨3點，嚴敏提問。

Loft結構的辦公室空曠凌亂，工位無人使用，核心區域是一條5米長的會議長桌，嚴敏坐在一端，面前擺著冰咖啡和一餐外賣，身后是大學教室里常見的升降黑板。年輕導演們擠在他對角線的位置上，面前支起筆記本電腦，把頭埋進屏幕，和在課堂上期望的一樣：千萬不要被點名提問。

為了保持頭腦清醒，冷氣開在16度。正值酷暑，幾個女生裹著毛毯。樓梯上的幾盆綠植葉片低垂，枯死已久。這里是“真實秀”幕后的“冷酷王國”。

此時是《德云2》第三期的劇本會，一個關于“劇本殺”的劇本會。這家公司日夜顛倒，劇本會常常從下午開始，在天光大亮時結束。第一次參加時，我感到非常詫異，會議常常會陷入長達兩三個小時的沉默，如果遇到一個邏輯卡殼，一個無法推演的劇情，就自然地停下來，糾結，思考，這樣毫無進展的狀態甚至會持續三到四天。

“他一定要想出解決辦法，從不跳過去。他可能覺得這對我們也是一種思維訓練。”有同事說。還有人反映，這種沉默是一種螺旋，如果你總是無法提出達到嚴敏標準的答案，久而久之，你就不敢再發言了。

此刻，為了打開思路，嚴敏要求所有人開始從頭閱讀阿加莎的《羅杰疑案》。即使籌備和拍攝日程緊張密集，他還是會停下來，拿出一個時間段，讓團隊完整地讀完一本書。

每次采訪，嚴敏都會提到對年輕人閱讀量的不滿，這是能讓他在餐廳里旁若無人拍起桌子的憤怒級別。“綜藝的門檻太低了，80%來面試的小孩都會說，我最強的是對外溝通能力。你再細問，你就發現這種能力僅僅停留在基礎的與人交往上，不是采訪，也不是任何專業能力。”

劇本會這樣的場景幾乎一比一復刻至嚴敏的后期機房里。不同之處，只是時間更長，冷氣更冷，除了毛毯還要帶上風油精。嚴敏是業界幾乎唯一一個從粗剪開始親自盯剪輯的總導演。這個時候，你就能打開他建構戲劇能力、把真人秀剪出電影質感的那個黑箱。

今年剛剛畢業加入的同事還記得，剪輯《戲劇》第七期時，當嚴敏將真人秀里的偷奸耍滑與排演《李爾王》混剪在一起時，她感到“毛骨悚然”——戲劇與生活的關系，得到了完美的闡釋。

我參加過一次后期，從下午7點堅持到了第二天早上7點。負責不同部分的剪輯師輪班上陣，嚴敏巋然不動。整個通宵，4個小時的初剪素材只過了一個小時，空鏡、音樂、花字、氣口，他全部都要調整。如果遇到問題，他就會停下來從頭開始講解，什么叫戲劇情境，什么叫傘兵情緒，并再次從眼神中確保對方聽明白。一次后期，他提出的可參考的電影清單，有十幾部之多。

隔天再見到嚴敏，他告訴我，他是第二天下午7點離開的。“我其實很想說今天我們散了吧，但是我會雙向評估，一個是觀察大家還有沒有欲望談下去，大家究竟有多累了；還有一個是我在和自己做斗爭，每天早上七點半到八點半是我宕機時間，吃完早餐血糖升高，我就非常困。但那段時間你一定要熬過去，熬過去就好了。我可能讓他們找素材，有短暫的5分鐘空隙，那5分鐘我是真的是睡著了。”嚴敏說。

從實習生到剪輯師，嚴敏每檔節目都要面對流水的初學者，一遍一遍地培訓，再一遍一遍地流失。這是因為做綜藝苦，做嚴敏的綜藝更苦。這既是綜藝行業的普遍困境，也是一個導演的高度控制力，一個作者的強迫癥。有離職的同事說，這是一種類似軍訓的體驗。

嚴敏曾告訴我，生活里唯一的恐懼是死亡。但他又以“玩命”的狀態工作著，把作品當作安身立命的根本。“生命有意義嗎？生命的意義就在于，在失去意義之前，把自己燃燒得最旺。”

這個夏天，我參與了他一檔節目從劇本、建組到復盤、剪輯的全流程會議。會議從兩個小時到24小時不等，嚴敏全程口述，不做任何筆記，但又事無巨細地把握著所有環節。“你別想摸魚，你匯報個什么事，他記得一清二楚。過兩天就問你改沒改；剪輯師偷個懶，跳著看素材，他一定會說，不對，我這個機位絕對拍到了某句話。”

同事們說他是《爆裂鼓手》里的教練，“這個人實在太可怕了，我親眼見到30多歲的男生被他罵哭過。”他們在專業能力上敬佩他，但又畏懼他。很多年輕人以“《極挑》粉絲和偶像一起工作”的心態加入，但在納入內部體系后，則必須經受住能力、體力、意志力的重重考驗。

“一個人一天抽2包中華，喝4杯美式，他能脾氣好嗎？”“他年紀也大了，老這么熬，內分泌系統已經大不如前了。”“嚴導的生活里，除了工作還有什么呢？”年輕人私下議論他。

“我不想他們怕我，但他們就是怕我。”嚴敏心里清楚，但又很快歸結于“能力、體力、意志力是否強大”的邏輯之中。

老蔡常常在會議陷入僵局時，出來打圓場。他說，一個好導演，其實要導兩臺真人秀，一個是節目本身，一個是他團隊本身。

老蔡覺得，這些會議本身就是一臺真人秀，嚴敏不一定真的生氣，甚至可能在表演。他知道所有人都在偷偷看他，他的語調、用詞，眼神，表揚誰，用什么方式罵誰，都會給團隊帶來強烈的暗示。“一個要讓幾百人對齊理念和執行動作的工作，怎么可能處處民主？他需要你進入狀態，進入角色，他要你對這件事有態度，有反應。”

溫沁函說，嚴敏的強勢和敏感有些時候是他的偽裝，他常常自覺聰明，孩子們就配合他，“裝作社會人他的目的就達到了”。這是他建立導演權威的方式，也是自我保護的方式。

8月初的一次影棚拍攝，現場放著萊昂納德·科恩的音樂，攝影師從取景框里，注意到嚴敏眼睛濕潤了。后來我問他是不是哭了，他說：“你別忘了我以前在學校是演戲劇的。”

過去幾年，溫沁函和嚴敏有一個多年的爭執，到底什么是公平。當你的鏡頭和剪輯平均用力，照顧到每一個人，你對更出色的冠軍就公平么。如今這個問題不再困擾她了，嚴敏對年輕人的照拂和一定程度上的“好為人師”，很多時候是在鏡頭之外的，他在意的并不只是節目本身。

她還記得，13年她第一次去嚴敏辦公室找他對選手，在門外等了很久很久。門里是一個幾輪前就被淘汰的女孩，那個女孩深陷人生困境，還遭受家暴，整個人灰暗極了，嚴敏就停下來，跟她聊了4個小時。女孩出來痛哭流涕，她一步一步重建了自己的生活，直到現在還保持著聯系。

“我希望能夠提供足夠多元的內容給現在的年輕人，每一個做內容的人在改變的都是我們國家的未來。”上海的夏天，陣雨停了又下。無視周遭，嚴敏從不擔心宏大的箴言會顯得不合時宜，他念起魯迅的雜文，“沒有法，便只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周逵說，可能20年后，嚴敏頭發全白了，更可能是全沒了。他終于得到了拍電影的機會。年輕人跑到B站考古，哇！原來這個導演還拍過這么厲害的綜藝。

中學時，嚴敏模仿港片裝酷買了條項鏈，項鏈上面有個十字架，班主任看到了也沒說什么，兩天后就是期末考試，考試完他收到學生手冊。老師在評語后面寫：神說，我們要成為世上的鹽和光，如果你愿意的話，請遵從。如果你愿意的話，請行動。

感謝實習生高凌云、我的朋友周瑜和洞姐提供的幫助

本文刊載于《智族GQ》十月刊

看完嚴敏的故事

你有什么想說的

在留言區和我們分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