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瑞典政府于2009年提出“無化石燃料2030”計劃，最遲到2030年之前，瑞典將徹底淘汰車輛化石燃料，以可再生、清潔和安全的能源取而代之。與此相配套 的，則是整個社會向生態經濟的全面轉型。2016年5月31日至6月2日，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實地探訪這一發生在北歐第一大工業國的涵蓋政策、技術和日常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全面轉型。

“確實很令人驚訝，這里已經是歐洲人口和經濟增長最快、最有活力的地方之一。”下午五點的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瑞典向導、外交部官員烏拉·雅各布森（Ulla Jacobson）不無驕傲地對澎湃新聞記者說。這里的景象和通常印象中北歐城市“安逸天堂”的形象大相徑庭，熙攘的人群和車流簡直讓人忘了這是一個人口只有上海三十分之一的城市。北歐最大的購物中心——斯堪的納維亞商場（Mall of Scandinavian）的文藝范兒十足的入口，和為了消費品而狂熱不倦的進進出出的購物大軍之間，形成了奇妙的和諧。

根據瑞典國家經濟研究院2015年年末的預計，2016年瑞典經濟增速將達到4%。在歐洲各國深陷債務危機，經濟疲軟成為家常便飯的背景下，以不到一千萬人口創造出這樣的增速，在令人咋舌的同時，也讓人不得不拋棄關于“福利國家”的種種刻板印象，重新思考瑞典的經濟發展引擎到底是什么？更加令人好奇的是，在大部分制造業大國都極其依賴化石能源的時候，瑞典工業又是如何將“消滅化石能源”的壓力變成動力的？

打破新能源的固有印象：白大褂還是安全帽？

在位于斯德哥爾摩近郊的Fortum V?rme 發電廠，瑞典方面展現了用以替代化石能源的一大法寶——生物發電設施。

據負責講解的發電廠工程師馬特斯·斯特倫姆伯格（Mats Str?mberg）介紹，用于生物發電的主要是造紙業的“邊角料”。得益于高達54%的森林覆蓋率，瑞典擁有歐洲首屈一指的木漿造紙產業。然而，由于造紙廠只使用砍伐下的樹木的主干部分作為原料，而樹木的枝椏和樹葉就被運送到發電廠，作為發電用的生物燃料。這些生物燃料通過海路運抵斯德哥爾摩，在海港卸貨后經過篩選、儲藏和運輸，最終運抵兩公里以外的廠房。此外，工廠還從其他北歐國家、波羅的海國家和俄羅斯等國進口生物燃料。

斯特倫姆伯格稱，截止到2016年，Fortum V?rme 發電廠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通過燃料生物質進行發電的發電廠。它不僅可以每年產生750千兆瓦時的電力，將瑞典的生物發電比例提高三個百分點，達到90%；還可以 產生“超值”的副產品——熱能。生物質燃燒所產生的大量熱能將以熱水為媒介，在瑞典漫長的冬季輸送到家家戶戶，作為供暖使用。據測算，該電廠每年產生的熱能足以滿足19萬個普通大小的公寓房間的供暖需求。因此，這種類型的電廠又被稱為熱電聯合型（Combined Heat and Power, 簡稱CHP）電廠

“這一點也讓發電廠有利可圖，事實上，這些熱能的價格比電價還要高很多。”新能源專家、瑞典科爾圖斯新能源公司的創始人羅爾夫·揚格倫（Rolf Ljunggren）表示。

談及“生物能源”，人們慣常的印象是一片綠樹藍天，想到的從業者形象也多半是身著白大褂的科學家，而不是帶著安全帽的技術工人。總之，這一切似乎是一幅后工業和去工業化的景觀。然而，當走進Fortum V?rme發電廠的園區，看到的卻是轟鳴的輪機、巨大的廠房和鐵制的深入地下的樓梯。眼前的景象，與其說是后工業化和去工業化的“高新科技”，不如說是工業化時代強健的肌肉和骨骼。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是在這一切之下數十米處的見聞。

Fortum V?rme發電廠共有兩座地下儲藏倉庫，位于海平面以下20米，加起來可以儲存近4000立方米的生物燃料。在這陽光完全照射不到的巨穴中，彌漫著木質的苦味和地下潮氣特有的奇怪腥味。本以為不會有人在這里工作，結果卻在巨穴的出口處發現幾個穿著橙色安全背心的工人，手里攥著一摞表格做著某些檢查。此外，在高出穴底數米處的一大堆生物燃料背后，一臺挖掘機正在駕駛員的操作下前后移動，將堆積如山的生物燃料推到自己下方的傳送帶上，向著廠房的方向飛馳而去。

這些在巨穴里深耕的人有個共同的特點：非常年輕，有些人的面龐甚至還帶著幾分稚氣。這讓人非常驚訝。

“本地的年輕人愿意來這工作嗎，畢竟這并不像在IT或者金融產業工作那么‘酷’？”記者問斯特倫姆伯格。

“就我看來，本地的年輕人還是比較愿意來到這里工作的，不管是科技還是工程專業的畢業生，他們都很愿意來我們這里工作，能學到很多東西。更何況，我們的薪水也不錯。”

兩天以后，一家由斯德哥爾摩水務公司運營的垃圾處理站也給出了了相似的答復。當時，在一處悶熱的車間里，斯德哥爾摩水務公司研究員喬納斯·瑟蘭德-呂克伯格（Jonas Selander-Lyckeborg）說，該車間負責對市民送來的化學品垃圾（如用剩的化妝品和油漆等）進行分類存放。

“盡管很艱苦，但這個崗位的薪水很有吸引力。”他說。

根據瑞典統計局的數據，電煤能源業的平均月薪為38576瑞典克朗，而垃圾處理行業的平均月薪為37059瑞典克朗。在計入統計的17個產業部門中分別排名第三和第四，高于金融保險、房地產和大部分政府管理部門的水平。

市場與政府良性互動，造就新能源大國

斯特倫姆伯格還介紹了一個有趣的細節，Fortum V?rme電廠的倉庫在修建之初最早是用于儲藏從波羅的海運進瑞典國內的石油。后來，隨著生物能源逐漸替代石油的使用，倉儲物資也從石油變成了生物燃料。

揚格倫還分析了這一變化的原因，“瑞典能源業的特征是，大部分使用傳統能源的發電用設施都興建于很早以前，要想繼續使用必須加以維護，而政府通過稅收和制定更嚴格的環境標準，使得對這些設施進行升級的效益要低于投資新能源產業。這樣政府就成功地引導市場進行了瑞典能源結構的轉型。”

換言之，政府與市場的良性關系，是瑞典能夠在新能源領域屢屢取得突破的原因。

“市場不可信任，它需要規矩。”瑞典非政府組織“改革、企業家精神與可持續論壇”（Forum of Reform, Entrepreneurship and Sustainability, 英文簡稱FORES）的CEO馬蒂亞斯·戈德曼（Mattias Goldmann）干脆地說。

這乍一看和他所在的機構的價值觀唱反調，后者將“氣候變化和其它環境問題的市場化解決方案”作為其課題之一。

戈德曼稱，明確的規劃和計劃本身其實對市場中的競爭主體有利：“企業需要知道國家未來的動向，以此來制定長期的經營策略。這也就是瑞典政府確立的2030年消滅化石燃料、2050年消滅碳排放的長期目標為什么受到企業歡迎的原因。”

“因為這些目標不會只在現任政府任期內有效，所以企業們就不用擔心如果換一個黨派執政會不會更改政策，就會有更加確定的投資方向。”他說。

而反過來，通過市場的自發調節，也使得政府在實現自己制定的目標時事半功倍。戈德曼表示，如果政府需要直接推動某個目標的實現，可能會事倍功半，并引起民意的反彈，但如果政府懂得聰明地引導市場來實現自己的目標，會取得更好的效果。

比如，瑞典政府就成功地通過引入一套獎懲機制解決了新能源汽車補貼的資金問題。這一套機制，簡而言之，就是讓排放量和污染量大的汽車來支付對清潔能源汽車的補貼。前者在被生產和購買時需要支付的高額稅收被用來補貼給后者。這樣不僅降低了環境治理的成本，并且使得政府免于將原本用于醫療和住房方面的資金用于環境建設，這對提高可持續發展方案在公眾中的接受度非常必要。

不過，任何環境治理政策都應該因地制宜。“比如，瑞典發展新型能源有個得天獨厚的優勢：我們國內沒有大型石油公司。”他說，這使得政府在加征碳排放稅、對傳統能源消費提出更嚴格的限制時，不會面臨過大的游說壓力。

“不要模仿任何人。”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