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美國當地時間9月1日，美國得克薩斯州一部禁止墮胎的法律開始生效，該法律禁止女性在懷孕6周后墮胎。同時，民眾可以主動舉報起訴協助或者教唆女性墮胎的人，以獲取高額的賞金。對于支持反墮胎法案的共和黨官員而言，通過賦予公民上訴的權力以及設立高昂的賞金，可以使得州政府在逃避“違憲”指控的同時，對1973年最高法院的判例、承認美國女性墮胎權的羅訴韋德案進行攻擊。然而，早在1705年，擁有奴隸的各州就頒布了法律，鼓勵社區成員抓捕逃跑的奴隸，并對賞金獵人的努力給予獎賞。這樣的做法對黑人群體造成了巨大的創傷，并引發各州相繼推出不同的法案，保護人們免受賞金獵人的傷害。而在今天，相似的情況可能會再次上演，面對賞金獵人的圍追堵截，墮胎權的擁護者將采取怎樣的行動？針鋒相對的團體之間的沖突是否會愈演愈烈？對于這些問題，我們可以斷言，由保守州制定的法律將對生殖權利的未來產生巨大影響。本文原載于《紐約書評》，作者Robert L. Tsai是波士頓大學的法學教授；作者Mary Ziegler是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法學教授。

2021年9月29日，美國華盛頓特區，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舉行聽證會，議員聽取德克薩斯州墮胎法的審查。

近日，美國最高法院暫時維持了得克薩斯州的反墮胎法案的通過（SB 8）。該法規定，任何人如果起訴“提供墮胎服務者”或“在約懷孕第六周后（許多女性在那時還不知道自己懷孕）協助或教唆墮胎者”，即可獲得至少1萬美元的獎勵。第一個尋求賞金者是來自阿肯色州的一名重罪犯，目前他已經起訴了一名承認違反法律的來自圣安東尼奧的醫生。第二個訴訟是由芝加哥的一名男子提起的，旨在挑戰該法律的合憲性。

賞金法案的故事要從馬克·李·迪克森（Mark Lee Dixon）這名千禧一代說起，他在得克薩斯州朗維奧（Longview）的一個小型教會擔任牧師。得克薩斯州已經頒布了幾十項對墮胎的漸進式限制，但迪克森越來越覺得，等待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是徒勞無功的。2019年，迪克森來到得克薩斯州的小城鎮瓦斯科姆（Waskom），說服市長和市議會在其管轄范圍內禁止墮胎。問題是，除了瓦斯科姆甚至沒有診所這一事實外，迪克森的計劃違反了憲法，憲法保護人們在胎兒存活之前選擇墮胎的權利，迪克森的計劃也迫使市議會承擔責任。他給州參議員布萊恩·休斯（Bryan Hughes）發短信征求意見，休斯則向前得克薩斯州總檢察長喬納森·米切爾（Jonathan Mitchell)咨詢建議。

休斯和米切爾提出了一個“優雅”但令人不安的解決方案：城市官員不必強制執行任何事情，普通公民將被要求去做這項工作。從瓦斯科姆開始，反墮胎“生命庇護所城市”的新奇想法從該州開始向各州傳播。9月1日，隨著得克薩斯州的反墮胎法案的簽署，它成為了得克薩斯州的法律，并成為了全國性新聞。

盡管賞金法很新穎，且迄今為止是得克薩斯州獨有的，但類似的民事執法制度有著更黑暗和復雜的歷史。乍看之下，得克薩斯州的法律制度類似于過去將“憲法價值”和“重要社會政策的執行私有化”的努力——比如允許公民起訴政府官員的民權法，以及允許公民識別從“腐敗”或“浪費”中獲得個人利益的反欺詐法。但在得克薩斯州，賞金法起到了調解反墮胎運動中更加激進派別和主流派別之間分歧的作用。賞金代表了將舊法律機制重新用于保守目的行為，但它也讓人聯想到“將州法律的執行私有化”這一更令人不安的嘗試。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像“救援行動”（Operation Rescue）這樣的反墮胎組織一直在譴責他們所認為的，“依賴立法和司法任命來創造社會變革”這一低效且懦弱的行為。這些激進分子包圍診所，轟炸設施并破壞財產。20世紀90年代，邁克爾·格里芬（Michael Griffin）和保羅·希爾（Paul Hill）等極端分子的行為困擾著美國的墮胎政治，同時損害了反墮胎運動的形象。前者在停車場向一名醫生的背部開槍；后者則謀殺了一名醫生并走向刑場，并反復強調該行為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作為20世紀80到90年代反墮胎運動的決定性力量，“救援行動” 的成員沒有公開支持暴力，但卻在美國各地的診所采取了積極的封鎖戰術，并自豪地記錄了他們遭到的、數以千計的逮捕。另一方面，該組織中的一些人，如診所炸彈襲擊者的妻子杰恩·布雷（Jayne Bray），確實認為暴力是合理的。

1994年，國會通過了《進入診所自由法案》（Freedom of Access to Clinic Act），對那些使用武力或公民抗命來阻止病人和醫生進入墮胎診所者施以嚴厲懲罰。由于選民們反對這種策略，針對反墮胎行為的法律懲罰日益增多，“救援行動”成了一個空殼，但完全禁止墮胎的誘惑并未消失。在過去的十年里，新一代的絕對主義者開始將自己描述為廢除主義者，將自己與十八和十九世紀激進的反奴隸制活動家進行比較，并認為現在就是結束所有墮胎的時候。“當你稱自己‘支持生命’時，你是在讓人們知道你對墮胎的看法，”一個廢除主義者網站解釋說，“當你稱自己為廢除主義者時，你是在告訴他們你的目標是什么。”然而，一些廢除主義者的好戰性使反墮胎運動建制派的行動變得更為復雜，他們需要依靠法官和政治家來改變法律。

2019年，在美國南部和中西部的部分地區，一些法案針對“在胚胎表現出‘心臟活動’的六周后進行墮胎的行為”進行定罪。盡管這些法案看起來很極端，但它們只是半途而廢的折中措施，旨在贏得一些廢除主義者的支持并在法庭上站穩腳跟。在得克薩斯州，六周的禁令最終既無法滿足擔心昂貴法律損失的漸進主義者，也無法滿足那些“拒絕容忍合法墮胎的可能性”的廢除主義者。

正是在這個時候，迪克森、休斯和米切爾開始探索全州的賞金法案如何能實現六周禁令未能實現的目標：賞金法案將成為這一運動的民粹派和希望說服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的精英律師之間的橋梁。但米切爾和休斯知道，他們的項目受到最高法院判例的影響，憲法規定的個人自主權和法律規定的平等權利目前必須得到尊重。

而賞金法案或許能解決這個問題。休斯和米切爾借鑒了他們之前在所謂的“拯救Chick-fil-A”法律上的工作，該法律在2020年成為了全國的頭條新聞。由于Chick-fil-A餐廳的所有者曾向有反LGBTQ記錄的慈善機構捐款，該公司在圣安東尼奧機場的供應商資格遭到了取消，這讓兩人都感到震驚。休斯和米切爾起草了一項法案，禁止政府基于某人的成員資格、附屬關系或對宗教組織的捐贈而對該州的任何人采取“不利行為”。 但是，休斯不相信政府會執行他的法案；畢竟，是進步的市政官員將Chick-fil-A排除在外。相反，為了執行“拯救Chick-fil-A”的法律，任何受到違規威脅的公民都有權去法庭上訴，如果他們贏了，他們的律師費將得到支付。

因此，休斯和米切爾構想了一項全州范圍內的，關于墮胎的賞金法案，該法案也可以規避政府中的進步成員。2019年，民主黨占多數的城市的檢察官宣布，他們將不會執行他們認為侵犯了羅訴韋德案判決的法律。但在賞金法案的執行模式下，公民可以介入違規行為。

此舉利用了法官制定的規則，這些規則限制了人們何時可以發起上訴以阻止違憲行為，因為得克薩斯州可以辯稱沒有州官員參與執行禁令。最高法院相信了這一論點，五位大法官選擇讓該法律生效。現在，正如許多專家擔心的那樣，州外的賞金獵人們已經開始涌向得克薩斯州的法院。

在休斯和米切爾看來，賞金法案的好處更大。它可以為一個龐大的司法管轄區提供他們迫切需要的執行機制，因為管轄區缺乏資源或知識來識別每一個越過州界進行墮胎或在線購買墮胎藥物的人。同時，這也與一個人們熟悉的法律問題息息相關，即如何建立一個有效的威懾制度？

當他們談到賞金時，休斯和米切爾希望這個數字越高越好：金額越大，起訴的人就越多，防止的墮胎就越多。這些獎金將資助反墮胎運動，即使這些賞金有可能使那些提供墮胎服務或幫助他人獲得非法墮胎的人破產。勝訴的原告不僅可以從賞金中分得一杯羹，而且他們的律師費（很容易膨脹到數十萬美元）將由敗訴的被告支付。另一方面，那些被起訴的人始終需要支付自己的律師費。

有了賞金法案，基層活動人士就可以有效地禁止墮胎，他們不必直接攻擊孕婦，而是針對墮胎提供者和幫助人們進行墮胎的組織和志愿者網絡。現在，那些想自己動手的廢除主義者不僅可以親自參與，還可以因為他們造成的麻煩領取獎勵。與此同時，支持該運動的律師則可以在法庭上取得勝利。對于不愿意支持私刑暴力的主流保守派來說，賞金制度可以讓他們保持清白，并聲稱自己在遵守憲法。

2021年9月29日，美國華盛頓特區，議員聽取德克薩斯州墮胎法的審查。

運動領袖們有理由希望該法律能夠得到維護、復制，最終甚至被視為主流。這讓我們明白了為什么得克薩斯州的立法者認為賞金條款在法律上是合理的。縱觀美國歷史，從普通法中的公益代位（qui tam）法規到1871年通過的三K黨法案，曾有過許多將“憲法原則”或“重要社會特權”的執行私有化的努力。杰羅姆·弗蘭克（Jerome Frank）法官為這種授權創造了一個著名的短語：公民正在充當“私人檢察長”。

公元695年，在英國，最早的此類規定之一是，告發他人違反安息日規定者可獲得違規者的一半罰款以及其在安息日工作所獲得的任何利潤。反對墮胎的人試圖通過由公民發起的訴訟，效仿告密者“代表國王”起訴的傳統。同樣，內戰期間頒布的聯邦《虛假索賠法》（False Claims Act）對指控政府欺詐的舉報人給予獎勵，并將訴訟中獲得的部分賠償金作為獎勵。在這種情況下，該法律有一個明確的進步目標——阻止腐敗；但在這里，訴訟當事人與訴訟對象的唯一聯系是訴訟所帶來的公共利益。

有點諷刺的是，德州法律中的費用轉移條款也反映了民權法規中的情況。事實證明，它在吸引愿意維護自己權利的公民、建立一群經驗豐富的公益律師、迫使被告解決案件并同意改變他們的行為方面具有不可思議的價值。而得克薩斯州希望從該計劃中為其反墮胎政策爭取到類似的好處。

盡管得克薩斯州訴諸于私有化，但州法律和個人權利之間的碰撞是無法完全避免的。得克薩斯州授權公民起訴第三方是為了維護該州的公共政策，而不是因為公民在墮胎中的個人利害關系或代表胎兒（胎兒不享有憲法權利）。法律制度并不是單獨通過私人行動來運作的，而是通過書本上的法律、私人情報和監督以及法庭上的法律的結合來發揮作用。賞金法可能會模糊政府的作用，但它們不會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該州在試圖逃避法律責任的同時，最終決定了政策。

賞金制度的歷史還表明，由國家資助但私有化的監視和告密活動無法將爭端局限在受控制的法院，反而可能造成新的沖突。早在1705年，擁有奴隸的各州就頒布了法律，鼓勵社區成員抓捕逃跑的奴隸，并對賞金獵人的努力給予獎賞。弗吉尼亞州向任何在離主人家或住處10英里以外的地方抓獲逃跑的仆人或奴隸的人提供200磅煙草的獎勵；向在距上訴位置5到10英里內抓獲逃跑的仆人或奴隸者提供100磅煙草的獎勵。1715年，馬里蘭州也效仿該行為，同樣以煙草作為獎勵。

到了十九世紀，賞金是以現金支付的。1817年的一項法律規定，凡是抓到試圖越過波托馬克河的奴隸者可獲得20美元，在更遠的州，如特拉華州或紐約州抓到奴隸可獲得50美元。隨著時間的推移，種植園主感到被廢奴主義情緒所包圍，并越來越依賴私人執法，與武裝廢奴主義團體的對抗也不斷升級，經常出現暴力沖突。在這些法律制度的基礎上，支持奴隸制的各州成功地在1850年聯邦《逃亡奴隸法》中加入了賞金條款。

弗吉尼亞種植園主發現，社會控制取決于良好的情報。立法機關于 1856 年通過了一項法律，承諾只要他們提供的信息“導致另一個參與幫助逃犯的自由白人被定罪”，提供信息的“任何自由白人”都能獲得500美元（相當于今天的16000美元）的巨額獎金。

與以前的賞金不同，得克薩斯州的法律沒有授權使用武力。從形式上看，它試圖利用公民的私人行動并將其引入訴訟。但它的權限：不涉及企業行為或環境政策，而是人們關于自己身體的私密決定，引起了人們對法律支持下的、極端社會控制措施的擔憂。至少在這方面，得克薩斯州的法律最終可能會催生一個類似于啟用奴隸賞金制度的監視網絡：不僅有成群的捕奴者和雇傭兵，還有有組織的看守人和監視當地社區的獨狼。

我們可以預期，如果法律不被廢除或推翻，更多的私人和團體將成為執法體制中的代理人。這些墮胎監督人員將監視人們的行動，自封的公民執法者可能會為難以獲得的醫療信息和私人通信提供二階獎勵，這些信息現在將成為法庭上的相關證據。就像雇傭兵曾經雇傭偵探和雇人來獲取信息一樣，現在的監視者也可能轉向社交媒體和其他技術來收集提起訴訟所需的信息。

艾倫·布雷德（Alan Braid）醫生目前面臨的案件是簡單的，因為他公開承認違反了反墮胎法，但更棘手的案件即將出現。非常有可能的是，孕婦親密圈子里的某人可能成為線人，從而引發一連串可怕的事件。即使尋求墮胎的個人不承擔法律責任，但她幾乎肯定會被迫作證。親人、朋友、醫療服務提供者和同事除了面臨法律風險外，還可能面臨類似的創傷。

從《逃亡奴隸法》中得出的一個教訓是，這種私人制度非常容易出錯，而且會遭到濫用。黑人的法律地位經常被誤解，自由公民一直被非法綁架。但另一個教訓是，每一個行動都會引起反應：像紐約這樣的非蓄奴州因此頒布了旨在解救被綁架并賣為奴隸的自由人的法律。如果我們可以從歷史上學到什么，那就是各州限制墮胎權的創新可能會促使其他州制定法律，保護人們免受賞金獵人的傷害，特別是考慮到得克薩斯州的法律可能允許其他州的公民就得克薩斯州病人的墮胎問題提起起訴。如果這種態勢得以確立，在沒有最高法院指導的真空狀態下，我們將看到復雜而相互競爭的制度來管理婦女的身體和權利。墮胎監督員的出現還可能導致秘密團體的擴散，這些組織旨在幫助病人、羞辱賞金獵人，并挫敗反墮胎的州，從而加劇在這個問題上的私人沖突。

牧師馬克·李·迪克森（Mark Lee Dixon）最終認為，他激發的法案反映了一種深刻的美國思想。他把賞金法案比作油炸泡菜，這是他居住的德州的一種美味：一開始看起來很奇怪，但最終成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賞金長期以來一直交織在美國法律的結構中，如果得克薩斯州和其他考慮采取類似策略的州對此有任何意見，那些法律將塑造生殖權利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