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上周，“夏衍與上海”紀念活動暨《夏衍自述文字系列》首發儀式在上海徐匯區老房子藝術中心舉行。此次中華書局出版的《夏衍自述文字系列》包括《歲月如水流去：夏衍日記》、《春秋逝去的賢者：夏衍書信》和《懶尋舊夢錄（增訂本）》。其中《歲月如水流去：夏衍日記》是夏衍日記的首個單行本，《春秋逝去的賢者：夏衍書信》在《夏衍全集》書信卷的基礎上又增補了新發現的夏衍佚簡若干，懶尋舊夢錄（增訂本）》增加了日文版序言和多篇附文，訂正了原版本中的個別錯訛；并增加了一些稀見圖片。

夏衍是著名文學家，電影、戲劇作家，文藝評論家，翻譯家；中國左翼電影運動的開拓者、組織者，同時在外交、統戰、秘密工作和文化領導工作諸多領域也有杰出的成就。夏衍的一生見證了新文學運動的興起和蓬勃發展，也見證了中國20世紀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此次中華書局出版夏衍的回憶錄、書信和日記等自述文字，希望讀者借此了解夏衍本人，進而了解20世紀新文學運動和20世紀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

本文由澎湃新聞經中華書局授權，節選自《懶尋舊夢錄（增訂本）》中“從‘辛亥’到‘五四’”一節。

一九一一年（辛亥），我十一歲，不上學，一直在家里讀“閑書”，看《天雨花》、《再生緣》之類，母親也不反對。這一年夏天，表兄李幼甫送給我幾本油光紙印的《三國演義》，一下子入了迷，連每年夏天我最歡喜干的事：捉知了，捉紡織娘，養金鈴子之類也忘記了。可是一到秋天，忽然間連嚴家衖這么一個偏僻的小地方也緊張起來了。這一年的農歷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武昌新軍起義，趕走了總督瑞澂，武漢“光復”了！因為這正在中秋節之后，所以很快就傳出了“八月十五殺韃子”的反滿口號。我記得那時流傳得最廣的一本書是《推背圖》，老百姓說，那是“明朝的諸葛亮”劉伯溫寫的。我沒有看到過這本書，但是我每次走過鄔家店門前，都有許多人聚集在那里議論《推背圖》上說的“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兒方罷休”這兩句話。他們說九十九就是一百缺一，百字去了一，就是白，因此革命軍掛的是白旗。大概在舊歷九月初，母親接到我舅父的急信，意思是說杭州是省會，革命黨可能會“起義”，有危險，要我們到德清去避一避。這樣，母親帶著四姊和我坐“腳劃船”去德清，住在我舅父家里。舅父徐士駿是一個曹禺的《北京人》里的曾老太爺式的人物，表面上治家極嚴，我的表兄嫂們見了他，真像老鼠見貓一樣；可是在這一個大家庭中，各房之間勾心斗角，乃至偷雞摸狗之事，在我這個十來歲的孩子眼中也看得出來。只是盡管有這種矛盾，舅父對我們一家卻非常寬厚。我們到德清之后不久，舊歷九月十四日，杭州新軍起義，逮捕了巡撫增韞，推舉了本省“耆紳”湯壽潛為都督。過了一天，江蘇也掛起了白旗，宣布獨立。這樣，地處江浙之間的德清這個小縣城里也熱鬧起來了，紳商頭面人物在“明倫堂”開會，膽小的有錢人則把細軟轉移到鄉下，謠言很多，青年人就跟著起哄，這時候，就發生了我的剪辮子事件。有一天，我表兄徐景韓逗我，說：“杭州開始剪辮子了，你敢不敢？”我負氣地說：“敢。”于是他就拿出一把大剪刀，剪了我的辮子。可是當我高興地拿了尺把長的辮子給母親看的時候，意想不到地引起了她的暴怒。當時杭州雖已獨立，但是連當了都督的湯壽潛也沒有剪辮，因此搶先剪掉辮子，分明是很危險的事了。她拉著我向我舅父“告狀”，舅父是“場面上人”，家里出了這種事，對他當然是不利的，于是，除了將景韓痛罵一頓，罰他下跪向我母親請罪之外，還命令我從今以后不準出門；后來又找出一頂瓜皮帽來，把剪下來的辮子縫在帽子里面，逼我戴上，裝做沒有剪掉的樣子。這一場風波一直到舊歷十月底，清朝政府批準資政院請求，發布了“準許官民自由剪發”的命令之后，才算告一段落。我記得我們一家是舊歷過年之前，也就是“宣統皇帝”下詔退位（舊歷十二月二十五日）之后，回到杭州的。臨行之前，舅父和我母親談好，過了新年，讓我到德清來讀書，這里有一所縣立高小，舅父是校董之一，和校長曹緒康很熟，可以不必考試。

這一年春節我過得特別高興，因為我是嚴家衖唯一剪了辮子的人。現在回想起來，習慣勢力、舊事物、舊觀念，實在太頑固了，讀過或者看過《桃花扇》的人都知道，在明末清初，蓄辮意味著向“異族”投降，而現在經過了三百年之后，要剪掉辮子，反而成了一場不小的思想斗爭，老百姓是不敢——或者說是不愿剪辮子的。大概是民國元年（一九一二）的元宵節，聽說城里在剪辮子，我就跑到慶春門去看熱鬧，果然，有四五個臂上掛著白布條的警察，有兩個手里拿著大剪刀，堵在城門口（當時杭州還有很厚的城墻），農民出城，就被強迫剪掉辮子，那情景十分動人，路旁的一只大竹筐里，已放著十來條剪下的辮子。我趕到城墻邊的時候，一個老年農民正跪在地上哀求，但是一個警察按住他的脖子，另一個警察很快地剪下了他花白的辮子，老農放聲大哭，而一群小孩子則圍在警察身邊起哄。這次剪辮風潮鬧了十來天，后來農民索性不進城了，市場上買不到蔬菜，于是強迫剪辮的辦法才告停止。其實，這是庸人自擾，因為在這之前，“皇帝”已經下命令，準許“官民自由剪發”了。

過了年，母親就送我到德清去讀書，我進了德清縣立高等小學，走讀，住在舅父家里。這是一所比較正規的學校，有學生五六十人，校址是在孩兒橋北，明倫堂左側。明倫堂是祭孔的地方，房子相當大，凡是本縣出身的人考中了狀元、探花、榜眼，這里都有一塊匾，寫著“狀元及第”及某某人在某某年中式之類的字樣。有清一代，德清出過幾個狀元，老師告訴我，最后一個狀元是俞樾（曲園）——就是俞平伯先生的曾祖父。我在這里念了三年半書，到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夏季畢業。在學校里，我謹言慎行，算是一個好學生，畢業考試名列第二。還記得考第一名的叫邱志高，是我的對手也是好友，第三名是蔡經銘，是我嫂嫂的弟弟。德清離杭州不遠，坐航船只要七八個小時，所以我每年寒暑假都可以回家。辛亥革命那一年，我大哥不知通過什么關系參加了“革命黨”，在陳其美部下當了一名“庶務”。可是二次革命失敗，他就被遣散回鄉，成了家，有了孩子，家境就更困難了，打算賣“墳頭樹”，和母親吵架。就在這個時候，大哥經過了這次“革命”的沖洗，顯得也關心時局了，他偶爾也從城里帶回一份《申報》，告訴我一些時事，什么袁世凱派人暗殺宋教仁，以及奧國皇太子被刺引起了世界大戰等等，都是從他口中知道的。

我高小畢業，回到杭州，正是歐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那一年。盡管那時還小，可是在鄉下，也算是一個知識分子了。因為在小學的時候，就聽老師和同學講過日本明治維新和光緒變法的故事，記得我還從表兄徐景韓那里看到過一本叫《亡國恨》的唱本，講的是印度、朝鮮亡國的故事。其中說，當了亡國奴之后，三人不得同行，三家合用一把菜刀之類，文字通俗，頗有煽動性。加上歐戰開始之后，日本借口向德國宣戰，很快就在山東登陸，占領了青島。這樣，連我也覺得亡國之痛就在目前了。也就是在這一年，東陽縣農民為了反對耶穌教會的洋人占用民田，引起了官逼民反，“暴民”燒毀縣署的事件。我實在憋不住了，趁一個進城的機會，到后市街李家找表兄李幼甫去打聽消息。見面談了幾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也許是他消息靈通，壞消息聽多了，不以為意，也許是笑我這個毛孩子大驚小怪，他笑著說：“那么你說，怎么辦？”我說：“你看會亡國嗎？”他還是?

一本正經：“誰也說不定，康有為不行，孫中山又不行，老百姓有什么辦法？”我有點火，頂了幾句，他卻邀我去游西湖，我拒絕了，他說：“不去也好，我怕你學陳天華！陳天華你知道嗎？他主張革命，可是，他后來感到失望，一氣之下，跳海死了。你不會跳西湖吧？”說罷大聲笑了。

這次談話毫無所得，也許可以說，反而增加了我的迷惘。這次進城假如說有收獲的話，那是從幼甫書房里借了幾本一直想看的書，一本是《古文觀止》，另一本是《魯濱遜漂流記》，他還送給我一部《文選》，可惜我那時還讀不懂它的好處。

一九一四年這一年，我想用“窮愁潦倒”這四個字來形容我的處境是恰當的。窮，已經到了幾乎斷炊的程度，連母親的幾件“出客”衣服和一床備用的絲棉被也當掉了。可愁的事，當然更多了，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了二十一條，而袁世凱則一心想做皇帝，連外國客卿也向他遞了勸進表。至于我自己，小學一起畢業的同學，大部分都進了中學，而我，卻因為交不起學費而一直蹲在家里。晚上，我坐在床前，憑著豆油燈的微光看那本《魯濱遜漂流記》，忘了時間，忽然聽到母親在被窩里飲泣的聲音。我趕快吹滅了燈，偷偷地睡下，可是怎么也睡不著。這樣下去怎么辦？想了又想，什么主意也沒有，想翻身，想哭，怕驚醒了母親……。這是冬天，夜特別長，朦朧了一陣，天亮了，終于打定了主意：去做工。十五歲，是可以做工的年歲了。

這之后，我瞞了母親，天天進城，去找工作。當時是歐戰時期，民族工業得到了一點發展的機會。浙江是絲綢之府，本世紀十年代初，絲紡染織工業已經有了初步基礎，緯成、虎林公司，都是這時期開辦的，除此之外，還有大小不一的作坊。在這種情況下，我終于在太平坊的一家叫做“泰興染坊”找了一個當學徒的機會。事情是這樣：有一天我在艮山門車站附近看到一張招收徒工的招貼，當即按地址去應招。紹興口音的管事問了我姓名、籍貫，我怕他聽不清，就拿柜臺上的筆寫了我的姓名履歷。他看我拿起筆來寫字似乎有點驚奇，就問：“你讀過書？我回答：“小學畢業，有文憑。”他笑了，“用不著，可是，當學徒是沒有工錢的，只供飯，讓你學本事，行嗎？”我同意了，他進去和老板談了幾句，回頭來叫我在一張字據上畫了一個“十”字。

到染坊店去當學徒這件事，是瞞著母親做的。我也完全料到，她知道后會引起風波，可是當我詳細地把我的想法告訴了她，并補充說，學手藝的時間是一年，做得好，也就是學得快，可以縮短，期滿之后，每個月可以有兩塊錢的工錢。同時，因為我識字，能記賬，那位管事說，老板正要請一位記賬的人，所以做上幾個月，也許就會給工錢。母親聽著，不作聲。很久很久，才慢慢打開箱子，給我整理了幾件換替的衣服，她的面色是凄苦的，我想不出一句話來寬慰她。直到睡下之后，我朦朧中聽到她一個人在獨白：“……完了，有什么辦法，世代書香，就在我這一代完了，兄弟兩個都當了徒弟……”

當學徒的確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早晨四五點鐘起床，下門板、掃地，和我年紀相仿的一個姓王的學徒還得替老板倒便壺，端臉水。那位管事的紹興人看得起我，只派我做些燒火、抹桌子、擺碗筷之類的雜活。這個作坊一共有十四個人，除了老板不動手之外，連管事的也要參加操作。整個業務分為兩部，一是練，二是染，前者的工作要比后者辛苦得多。當時的作坊根本沒有機器，練棉紗，就在一口大鐵鍋里把堿水煮滾，然后把生紗搭在一根木棍子上反復煮練。練工是不戴手套的，他們的手掌長期和高溫堿水接觸，整個手掌就逐漸結成了一塊大趼，而且由于強堿的腐蝕，厚趼上就發生了蜂窩似的孔點。染色部門，勞動就比較輕了，他們的主要本領卻在于掌握染料的份量、配色比例，和染液的溫度。我在這染坊里做了半年，并不覺得太苦。我是兄弟姊妹中的最小一個，一般叫做“老來子”，身體瘦弱，在生傷寒癥那一年，就有人背后說我可能“養不大”；可是事情很奇怪，在染坊當了半年學徒，身體倒反而結實了。工人們和我也相處得很好，主要是我能給他們寫點家信之類，因此，我就安了心，打算做“滿師”，就可以拿工錢了。可是，人生的路上是有偶然性的，這一年夏天，一陣狂風（臺風）吹倒了我們老屋靠西南邊的那座風火墻，西邊空著的樓房，也倒了一片，母親派人通知我，要我回去看看。回到家，墻塌屋倒的事已經過去了，而最意外的是大哥告訴我，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因為近年來辦得不錯，決定升格為公立工業專門學校，原有的甲種工業學校改為工專的附校，要擴大招生，浙江每縣可以保送一兩個公費學生，這樣，德清縣因為我“品學兼優”，把我列入保送之列，學費由德清縣政府負責。大哥用命令的口氣，要我立即離開染坊，趕快補習功課。這個消息，對我，對我母親乃至整個家庭，當然是個喜訊，甚至當我第二天到泰興染坊去向老板辭工的時候，這位平時很少講話的老板也面有笑容，并把用紅紙包好的四角小洋送給我作為“賀禮”。在染坊當學徒的時間很短，但是染坊工人的生活、勞動，特別是練工們手掌上的蜂窩趼，卻一直凝記在我的心中。

一九一五年九月，我進了浙江公立甲種工業學校，校址在蒲場巷場官衖報國寺。這個地方原來叫銅元局，停鑄銅元之后，改為“勸工場”。由于這個歷史原因，學校里附設有動力、金工、木工、鑄工、鍛工，以及染練設備。校長許炳堃，字緘甫，也是德清人，是清末最早派到日本去學工的留學生之一。他是一個“實業救國主義”者，對事業有抱負，處事嚴格，我記得入學那一天，這位校長就對我們講了一通辦學救國之道，反復講了“甲工”的校訓“誠樸”二字的意義。他主張“手腦并用”，強調學工的人不僅要懂得理論，而且要親手會做。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一般說來，“甲工”的功課要比一般中學（如安定中學、宗文中學）多一點，深一點。學制是預科一年，本科四年，我在學當時，一共有機械、紡織、染色、化學等科。由于許校長堅持了手腦并用，“實習不合格就不能畢業”的方針，所以這個學校的畢業生分布在江浙上海等地，對江南一帶的紡織、機械工業的發展，應該說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銅元局”是個好地方，三面環河，河邊有一座小土山，土山外面就是靠慶春門的城墻，有供學校用的辦公樓、學生宿舍、附屬工廠、實驗室、操場、圖書館，占地約二百多畝。

我在這個學校整整呆了五年（一九一五至一九二○），對我說來，作為一個工科學生，應該說是一個打基礎的時期。最初兩年，我對外很少接觸，后來（主要是一九一九年以后），我才知道在省城里，“甲工”不論在學業上還是管理上，都是辦理得最嚴格的學校。許先生不止一次說過，他要培養的是“有見解有技術的工業人才”，對學生的要求是“有堅強的體質，健全的道德，正確的知識，果毅的精神，敏活的動作，嫻熟的技能”。除此之外，大概這位許校長青年時期受過佛教思想的影響，所以除了“誠樸”之外，他還給學生訂了“七戒”，這就是：戒欺、戒妄、戒虛、戒浮、戒驕、戒侈、戒惰。他對學生嚴，對聘請的教師，在當時的杭州也可以說是“一時之選”，我記得起名字的，就有：陳建功、徐守楨、謝迺績、關振然、惲震、錢昌祚等；楊杏佛也是兼課教師，可惜我沒有聽過他的課。入校第一年，順利地過去，兩次考試都“名列前茅”。可是到第二年，就緊張了，譬如數學，一般中學只教代數、三角、幾何，“甲工”這三門的進度特快，因為三年級就要教微積分和解析幾何；英文的進度也比較快，因為這兩門都是我的弱點，就必須加倍用功。起初，一直為數學跟不上而苦惱，不久，得到一位機械科的同學盛祖鈞的幫助，也就漸漸趕了上去，可以拿八十分了。其次是英文，我每天清晨一定要硬記五至十個英文生字，也是從二年級那時開始的。在小學時期，我作文的成績比較好，進了“甲工”，又碰上了一位最好的老師謝迺績先生，他是紹興人，留學過日本，他不僅學問淵博，誨人不倦，而且思想先進。當時每周作文一篇，他幾乎對我的每篇作文都仔細評改，并作貼切的批語。民國五、六年，正是復辟、反復辟和軍閥混戰時期。當時有一種風氣，一到兩派軍閥打仗，雙方都先要發表一篇洋洋灑灑的討伐宣言，每個軍閥都有一批幕客，這類檄文駢四驪六，寫得頗有聲色，加上那時國事日非，民生艱苦，于是，我們這些中學生寫作文，就難免也要受到這種“文風”的影響。學校圖書館里，是看不到“小說”（不論新舊）的，但在同學手里，我也看到過四六體寫的言情小說，可是這些東西無病呻吟，和當時的生活離得太遠，即使覺得有些句子寫得很好，也不會去模仿，但是那些軍閥幕僚們寫的檄文，我卻不知不覺地受了不少影響。一九一六年冬，黃興、蔡鍔相繼去世，杭州舉行了隆重的聯合追悼大會，全市學生都去參加；事后我在作文中寫了一篇表面上是追悼黃、蔡，實際上是反對專制政治的作文，感情激動，自己還以為寫得很痛快。后來謝老師看了，在文章上加了好幾處雙圈，但加的批語卻是“冰雪聰明，惜鋒芒太露”這九個大字。起先，我還不懂得這個批語的意思，謝老師卻來找我談話了。他沒有和我談那篇鋒芒太露的作文，卻問：“你除了學校里教的書之外，還看些什么書？”起初我不敢回答，因為有“七戒”，明明看了又不說，不也是“妄”嗎？于是我說在家里看過《三國演義》，老師點點頭，沒有反應。我膽大了，說：“最近還看過一本《玉梨魂》。”他搖了搖頭，也沒有反對的表情。接著又問： “《古文觀止》里的那幾篇‘列傳’，例如《伯夷列傳》、《屈原列傳》之類，都能讀下去了嗎？”我點點頭說：“有些地方還得問人或者查字典。”他高興地笑了，然后加重了語氣說：“要用功讀這一類文章。好好體會，然后運用他們的長處，敘事清楚，行文簡潔。”教師休息室里人很多，我不便多留，站起來告辭了。他擺擺手叫我坐下，問：“你常常看報吧？”我點了點頭，他說：“我的批語，主要是說，你受了報上那些壞文章的影響。”我紅著臉承認了，又補充了一句：“此外，我還看過《東萊博議》。”謝老師聽了之后說：“這本書也不是不可以看，但現在，在你們作文打底子的時候，看了沒有好處。”

這一席話，距今已經六十多年了，但我還一直記得很清楚，他的教誨，后來在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我也不止一次忘記過、違反過，寫過一些劍拔弩張的文章，但是總的來說，這位恩師的話，我還是常常想起，引以為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