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內城在當代城市中正逐漸成為以追求城市旅游經濟為目標的“主題公園”，這種繼承了陳舊的功能主義觀念的做法值得商榷，自上世紀60 年代以來， 被許多批評家廣為詬病——其局限性在于太過概念化和實施不當，比如濫用城市規劃的分區理論與技術，以及對居住空間的忽視。將當代城市視為并當作主題公園，這將在一定程度上破壞城市真正的宜居條件。與之相反，歷史中心區可以作為一種“城市基礎設施”，在當今城市中扮演一個富有意義的、多重的、綜合性的角色。

眾所周知，意大利的城市保護工作，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操作上，都有著不同于其他國家的卓越傳統。許多學者認為，二戰后，特別是1960 年代，在針對現存城市的城市規劃原則上出現了一個轉折點，這也被稱為“歷史中心區誕生期”。然而，著眼于意大利對現存城市的規劃經驗，我們不難發現，一個有效的歷史劃分，必須考慮其承前啟后的問題。

本文旨在以熱那亞為例，剖析這一新近的富有意義的歷史內城更新案例，從中總結相關經驗，以勾勒意大利歷史城市規劃方法的演變進程。

近20年熱那亞歷史內城的更新

在意大利，無論從戰略性還是整體性角度來說，近年來，最具有標志性的歷史中心區更新經驗都來自于熱那亞?？傮w而言， 在熱那亞的案例中，所有利益均是可操作的。換言之，它的管理能力是將許多不同的資金來源，與普通的或特別的規劃項目和工具結合起來，在濱水區域和老城中心形成了一個有效的更新過程。

熱那亞常被描述為一個周期性地去思考其自身經濟基礎和身份個性的城市。因此，為了真正理解該城最近一次的轉變，回顧它的過去極有必要：一方面要考慮到現代城市建造的主要階段， 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到過去30年里有哪些轉變的依據[4]。

第一個轉折點是在意大利統一時期，當時的熱那亞剛從先前的城邦中脫離出來，面對著來自半個歐洲的公共債務融資，它試圖改造自身，從一個工業城市轉變為港口城市。這一轉變階段長達一個多世紀，在此期間，熱那亞在城市規模、人口、貿易以及工業生產等各方面得到了持續性的增長，成為意大利的主要城市之一，也進一步推動熱那亞在20 世紀下半葉成為意大利“首個資本主義”（first capitalism）之都。

1980年代，港口經濟和公共產業方面發生的危機標志著又一個劇烈的轉折點。有關數據顯示，制造業雇傭的工人從1981年的16.9萬人下降到10 年后的9.9萬人。居住人口數量在1965年達到峰值84.8萬人，而在1981年則下降到76.3萬人，1991年為67.9萬人，2001年為61萬人，而2015年為60萬人。傳統上被認為是熱那亞歷史中心區——普雷、摩羅、抹大拉和老港口區域，共計198公頃的土地——居民人口數量從1861年的5.55萬人到1951年的5.2萬人基本上維持不變，而在接下來的40年里下降了一半以上（1991年人口僅余2.23萬人），但在接下來的20年內保持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數量（2.35萬人），與城市總體人口相比，呈現了一個相反的趨勢。這標志著該城的一個轉折點，即僅在歷史中心區重新發起的一種轉變，也是一個重新思考新的經濟和城市個性的機遇。

一個針對歷史中心區的可操作性規劃

所謂的“為城市而規劃”（Plan for the City），在21世紀早期，以“一種具有可操作屬性的戰略規劃”[5] 而呈現，結合了城市設計和經濟社會內容。其強調的基本特征是，一種對行動和可行性的關注：“一個明確的，并不非常復雜的……工具， 卻是可操作的，并可以被歸納為約100 個數據表”，闡明了干預的目標、相關資源以及實踐次數和參與的操作者們是怎么來的。在熱那亞的案例中，“為城市而規劃”的框架構成了歷史中心區規劃的一個明確核心，使之以一種特有的文檔形式呈現出來，稱為“歷史中心區的可操作性規劃”（Operational Plan for the Historic Centre）。

熱那亞對歷史中心區采取的舉措，以協調不同資金渠道的能力為主要特征，特別是與大事件相關（1992年哥倫布慶典、2001年G8 會議、2004年熱那亞歐洲文化之都）的資金渠道，并對“綜合性項目”進行有效協調——主要在更新過程中，通過主動的公共引導方式和增加廣泛的私人參與實現。熱那亞通過改善公共空間的一系列舉措（改善道路鋪地、增加公共和照明設施、通過重塑建筑外立面來美化城市景觀、設立無車區），結合對老港口的重塑以實現對歷史中心區濱海區域的再利用，從而對建成遺產的復蘇和微觀轉變產生間接影響。從實踐的立場看，這些舉措吸引了新居民和新的城市用戶進入到歷史中心區（包括學生、游客、夜間休閑者等），從而在城市更新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增加城市實踐和人口的多元性

這些舉措帶來的結果，與以旅游業為導向的方式截然不同，帶來了新舊人口及其生活方式的混合。旅游業的目標在于將歷史中心區變成為游客服務的主題公園。熱那亞的實踐重新探索和發展其歷史中心區和濱水空間，使之成為城市中一個綜合性宜居的場所，用以服務多樣化的城市居民，包括永久居民和臨時人口。

不過，真正引發熱那亞內城轉變的因素之一是在歷史中心區內，將熱那亞大學建筑學院建立在圣· 奧古斯丁諾的斯特拉多雷（Stradone di S.Agostino）上，該處原址為圣· 西維斯托（San Silvestro）修道院。這開啟了后續對部分城市區域的更新進程。事實上，熱那亞內城在20世紀80年代曾遭到無情的打擊，表現為“日益惡化的歷史建筑遺產，不斷加劇的社會沖突，愈加嚴重的邊緣化……以及以犯罪現象和墮落作為日益顯著特征的社會意象”[7]。

在老城修道院原址上建立起建筑學院后，學生們開始陸續遷移到該區域，并以優惠的價格租用民宅，這進一步促進了當地零售批發產業的復興，和隨之而來的建筑遺產的自發性再生，而這又進一步導致了20世紀90年代后期一種“拼湊型”（patchy）的再認定，也逐漸吸引了其他社會群體的融入。

因此，圣· 西維斯托修道院廢墟的改造——在其原址上建立建筑學院引發了一個整體的城市更新進程。而后， 在舊城中實施的一系列措施，如更新濱水空間（由倫佐· 皮亞諾參與的針對老港口設施的一系列著名的干預設計）、開放地下空間（位于緊挨歷史中心區和濱水區域的三站地鐵內）、提升公共開放空間的質量、增加文化和博物館活動等，它們相互結合起來，產生了一定的疊加效果。

由此，歷史中心區成為了一個富有吸引力的居住和工作場所,以及一個娛樂和休閑活動聚集區。這也是一個對房地產再評估和隨之而來的紳士化現象的謹慎探索過程。熱那亞歷史中心區的更新，被有效地反映在了一系列資本價值的平行增長中：雖然，這可以被認為是所采納的城市政策的一個積極要素和一個成功的指標。然而，它也勾勒出了紳士化現象的邊界，后者雖然不是均質的，但將不可避免地帶來新的問題：社會兩極化和對早先居民的驅逐，臨時人口群體與長期居民之間在時空兩方面上對如何利用歷史中心區發生“紳士化”沖突。為了管理這些新的不平衡和緊張局面，在歷史核心區域內采取相應措施并籌集資金來實現社會住宅干預是一種有效的手段，然而這一點在當前做的還遠遠不夠。

對熱那亞案例的真正理解需要將其置于意大利對遺產和歷史中心區的規劃方法的演變框架內，意大利的城市規劃傳統在處理老城相關議題上的發展，可以被歸納為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在規劃主題以及實際操作上，均有著顯著的不同。

老城規劃方法：從“剔除”（gutting）到“修剪” （pruning）

初期，主要是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前幾十年，歷史城市在本質上被認為是現代化發展的障礙。城市規劃師們必須解決的問題是如何重塑歷史城市的形式，使之符合現代城市的需要，即如何使老城適應新城。

有許多或普遍或深刻的干預案例被設想出來，這些案例提出了一種對城市組織的深入再定義（豪斯曼對于巴黎的提案可以被視為這樣一種原型），一種對先已存在的城市肌理的重組，使之適應城市中新增加的部分。開放空間（道路網絡）構成了城市規劃干預的焦點，與此同時， 已建成的歷史空間被認為是一種可塑性材料，可以適應由新增部分所帶來的轉變。

其中，在重組城市布局的操作中，最極端的一種干預手段是循序漸進地將樓層以一種更謹慎、謙遜的方式保存起來。因此，19 世紀末，“剔除”技術被廣泛應用在一種以工程為導向的基礎文化所構成的城市原則中。而后，起因于歷史－藝術文化的規劃方法涌現出來，“剔除”技術開始受到夾擊。由此，對歷史城市遺產的保護意識也在不斷提升，首先體現在“紀念物”（monument）概念和“隔離”（isolation）技術上，例如，拆除少數在紀念物周圍的建筑，使紀念物以一種地標性建筑的形式出現在更新后的城市景觀中，從而進一步強調紀念物的價值。

然而，20世紀初期，一種關于保護歷史遺跡的新意識逐漸蘇醒，不僅因為歷史遺跡的藝術意義，也因為它們具有重要的記錄價值，這是一種全新的展望，是對拆除和隔離實踐的批判，也對“我們國家的藝術和歷史遺產可以等同于那些最主要的紀念物和最突出的藝術品”這一“廣泛偏見” 提出了反對意見。

在這樣一種文化背景下誕生了一種全新的手法，即城市“修剪”（pruning）或“疏散”（thining out），它們通過準確的定向干預，最大程度上縮小了在現存建成空間中的拆除規模，并對某些保護理念提出了批評。這些理念包括兩方面極端：一是僅僅保留那些城市街區中的地標性紀念物，二是“環境”應該以一種整體的方式被保存下來。

從歷史中心區到歷史城市中的一個新型結構角色

第二階段約在二戰后，針對現存城市的規劃方法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轉折點——歷史中心區被理解為一種“統一的紀念物”（unitary momument）而保存下來。城市的過去—— 其歷史中心區——被認為是一種需要保留下來的遺產。因此， 城市規劃師的任務變成了如何在現代城市的飛速發展中保護歷史城市結構。相應的，對歷史中心區的城市規劃趨向于轉變成為一種對特殊物體的特殊規劃：一個“島嶼”服從于“特別的”技術設計指導原則，這些原則將歷史中心區與其他部分的城市肌理分開，使之從對后者轉變的動力和規則中免除。

因此，建成空間不再被認為是可以被自由操作的，或者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可以被犧牲的。相反，它被認為是值得保護的（有韌性的），因為它保留了與之整體相關的價值和完整性。歷史中心區規劃的重點是建成空間和對其不同性質與定性要素的保護。這種新的方法定義了技術性操作步驟，也產生了三個層次規則的集合，包括：詳細控制所有使用情況，確保它們是合適的、可共存的；仔細審查相關屬性和單體建筑的干預強度，以達到相關的保護、更新、轉變要求；制定針對干預措施的物理性輸出的特殊規則， 用以確保其服從特定的屬性（歷史中心區在此被認為是一個資源庫）。

第三階段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針對歷史城市的規劃不再與世隔絕，也不再從城市總體中被生硬地切割出來，而是成了對城市整體及其周圍區域的總體重組計劃的一種模式與工具。在此階段，城市規劃挑戰了以歷史中心區為統一個體街區的圖解式理念。歷史中心區不再成為優先的絕對價值。歷史意義成為了一種工具，它能協助周邊區域進行價值分配或功能定位，用于識別那些擁有特殊內涵特征的部分城市區域，并促進對當代城市肌理組織的積極改善。

在當代城市規劃中，針對歷史城市的規劃以其包容性為主要特征：不再受限于歷史中心區范圍內，它影響了現存城市的所有部分，而并不顧及其時間起源的遠近。同時，它的管理要素也與再構成條件相配合。歷史城市作為一種定居地價值的“挑選者”，它的意義起源于那些被城市規劃所定義的重組項目，并在城市總體的組織方案中成為一個必要的構成部分。

歷史中心區作為當今城市環境的基礎設施

對歷史城市來說，新城規劃的意義在于將歷史中心區作為一種“城市的基礎設施”（urbanity infrastructure）考慮， 并進一步強調其特征——一種對當代城市的饋贈：一個能改變當前城市區域宜居條件的潛力。歷史中心區既不是一個脫離的空間，也不是一個自我參考的場所，它嵌入當代城市空間， 并在后者整體組織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雖然土地使用的轉變可以影響歷史中心區，這一點可能富有意義，并在某些時候甚至對其特征帶來巨大影響，但歷史中心區構成了“城鎮景觀”（townscape），并在其配置中扮演了富有韌性的和不可復制的角色。歷史中心區這一類型的非再生性城市區域，在物理空間的動態性建設中無法被重新建立起來，這一點使得這些區域與眾不同，即與任何其他當代城市空間和“城市景觀”均有著顯著的不同。與此同時， 由于其特殊的獨一無二的表現特質，它也不能被城市的其他部分所取代。

作為一個城市“框架”（framework）和一個高強度的相關場所，歷史中心區一直以來都擁有不一般的能力。這一挑戰可以通過城市規劃實現，因為它可以識別和激活歷史中心區多方面的潛在表現。在歷史城市中，歷史中心區作為當代都市風貌的要素而運轉，在此方面，都市風貌意味著一個積極的、豐富的、令人滿意的和富有意義的城市狀態——作為一個正面的評價標準用以識別出城市中那些成功的、高質量的、有活力的、宜居的區域。

歷史中心區可作為當今城市的宜居性城市核心

在重寫新的城市構成中，歷史城市——歷史城市景觀是構建起城市重組項目的一個機遇，其特征是罕見的關聯屬性和極大的彈性。這一空間能在建構城市中心系統中，持續性地扮演一個潛在的戰略性角色，并組織起富有都市風格的宜居性城市區域。因此，歷史城市以建設當代宜居城市為目標，而歷史中心區則成為其城市重組規劃中的一個主題和系統。

正如熱那亞歷史內城的更新案例強調的那樣，歷史城市規劃的核心措施在今天表現為一種綜合性城市政策的復雜融合。這套政策并不從屬于一份城市規劃或整合的城市政策， 而是依賴于多重措施和不同類別手段的交叉（總體的、專屬類別的、普通的、特殊的），并與原本由各種文脈及其特征所帶來的功能“混合”相協調。這不僅影響了區域特征（建成環境空間和更為重要的開放空間），以及操作模式或表現輪廓，也影響了現有的實踐，即不同人口群體構成他們可能的“共存”形式，從而帶來有效的宜居性城市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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