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場鏡像：杜鳳治日記研究》，邱捷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463頁，99.00元

《晚清官場鏡像：杜鳳治日記研究》可謂一部“活的制度史”。作者邱捷利用杜鳳治日記提供的鮮活材料還原晚清官場運作，對“皇權如何下縣”做出了解答，揭示州縣官的“承包商”性質、官場為何消極應對晚清變局，以及科舉不公、司法黑暗的真實狀況，有助于人們理解辛亥革命的發生，也將給不同背景讀者提供有益啟示。

杜鳳治（1814-1883），浙江紹興人，舉人，1866年起歷任廣東廣寧知縣、四會知縣、南海知縣、署羅定州知州等職十多年。他留下數百萬字的日記，十分詳盡地記錄了他的仕宦生涯。杜鳳治寫作能力超強，下筆精準細致，日記原不擬公開，故而寫得坦率大膽，是迄今所知最有價值的晚清州縣官日記。邱捷教授用近二十年時間精心研讀日記，做了全面釋讀整理，《晚清官場鏡像》為這一研究歷程的總結，是一部將政治史、制度史、社會經濟史融會貫通的著作。

皇權如何下縣

1990年代，農村政策研究者溫鐵軍受費孝通啟發，提出“皇權不下縣”的說法。2015年，胡恒出版《皇權不下縣？清代縣轄政區與基層社會治理》一書，認為十八世紀以后州縣佐雜官開始分轄鄉村，并分劃轄區進行治理，在若干區域形成了穩定的縣以下區劃體系，試圖用“縣轄政區”一說否定“皇權不下縣”。“皇權不下縣”本屬未經科學論證的概念，但所謂“縣轄政區”的論證也有薄弱之處。邱捷充分利用杜鳳治日記中的史料，復原皇權下縣的實際運行方式，或可為這個爭議畫上句號。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為清代地方制度史的開創性著作。他廣泛利用清代公私著述，揭示州縣政府的實際運作方式。瞿同祖貢獻極多，其中之一是點破州縣“一人政府”性質，即州縣官是唯一負責人，必須乾綱獨斷，僚屬、幕客盡管會提出各種建議，但對后果并不負責。瞿同祖深入分析了州縣官的“四個輔助集團”——即書吏、衙役、長隨、幕客。邱捷除對此四者的研究貢獻了大量新案例外，對瞿同祖忽視的第五集團“佐雜”做了深入研究，是十分突出的貢獻。

胡恒提出“縣轄政區”說，是以州縣以下有較多佐雜崗位分布為主要論據。佐雜包括州縣官的佐貳官州判、州同、縣丞、主簿、吏目、典史以及雜職官巡檢、河泊所所官等，其中表面上較為接近縣以下“政權”的是巡檢司。邱捷的研究表明，佐雜主要負責緝捕，原則上不得聽訟，也不參與征糧等事務，把“巡檢司”作為縣以下一級政權值得商榷。

邱捷發現：潮陽縣門辟巡檢衙署早已毀壞，巡檢多年住在縣城；番禺縣鹿步司巡檢借一道觀辦公；曲江縣濛里司巡檢“蓋搭蓬寮作衙署”；南海縣五斗司巡檢長期租用民房，“并無實署”；香山縣黃粱都巡檢“常僑寓縣城”，遠離“轄境”。邱捷總結道：“如果其時已成為州縣以下的一級政權機構，那就很難解釋不少佐雜長期沒有衙署，甚至官員長期住在縣城的情況。在杜鳳治日記中也難以找到事例說明佐雜轄區是州縣以下行政區劃。”（第181頁）

以邱捷的研究成果為基礎，筆者認為：皇權下縣并沒有采取設立下一級政權的方式，而是通過“有限授權”與“臨時授權”，透過佐雜、鄉紳將皇權滲透到基層。佐雜的權力受到很大限制，只能從事緝捕而不能聽訟，也不參與征糧等事務，此為“有限授權”；在晚清珠三角地區，州縣官更多地授權給地方“公局”，由鄉紳團體負擔起某些職能，這種授權是隨時可以調整、可以收回的，此為“臨時授權”。州縣既是“一人政府”也是“無限責任公司”，舉凡地方事務的種種，包括征糧、教育、治安、訴訟、水利等等，權責都集中于州縣官；佐雜只負責一些鄉鎮的治安，原則上不能插手其他事務，不具備一級政權性質。有些巡檢收入極豐，很大程度上是利用緝捕權力收受賭規（賭場交的保護費）。

換言之，皇權隨時可以下縣，但從成本效益角度考慮，主動限制下縣的力度。從制度設計角度看，設立縣以下行政區劃得不償失，增加一級政權意味著增加數倍不事生產專事汲取的輔佐人員，這是當時以農業、手工業為主體的農村經濟難以支撐的。

邱捷從杜鳳治日記中，鉤稽出不少收入甚高的佐雜崗位。如廣東河泊所所官（未入流），在鴉片戰爭前“向為極優之缺”；某人署順德都寧司巡檢（從九品）十個月，“據云可余五六七千金”，為廣東學政杜聯一年宦囊的兩倍；東莞縣縣丞駐東江商業繁盛城鎮石龍，被視為“廣省縣丞第一缺”；南海縣縣丞駐扎全省商業中心廣州西關，也是著名優缺，兩廣總督瑞麟親信曾長期占據這個職位（第176頁）。筆者認為，廣東有些佐雜崗位是高官提供給親信的分肥工具。

州縣官的“承包商”性質

從邱捷此書披露的官場運作實情看，筆者認為，作為“親民之官”的清代州縣官屬于“承包商”性質。他們得到中央與省級政府授權，在任期內進行綜合經營，在控制好社會治安、按時審結案件的前提下，盡可能汲取各類收入包括非法收入，完成中央與省級政府要求的征收任務，支付教育考試、攤捐、接待、送禮等項支出，結余就是州縣官的“凈收入”。州縣的公庫與州縣官的私囊是同一個資金池。從邱捷分析的大量案例來看，絕大多數官吏均將職務當作生意來經營，也即“因權求利”，與商人“因本求利”并無太多不同。

州縣官收入當中，以賦稅征收的陋規為大宗，“征收是同州縣官仕途與宦囊關系最密切的一項”，杜鳳治任廣寧知縣時，“一年實有半年在鄉催征”（第337-338頁）。最能體現州縣官“承包商”性質的是契稅（田地、房產過戶稅）。照規定契稅應按產價的百分之六點五征收，但州縣官卸任前會實行“大減價”，把稅率調低，最低的達到百分之一點五，從國家角度看是稅收損失，對州縣官來說則短期內可增加稅額，“大減價”得到的收入大部分落入州縣官私人腰包，故衙門里的官親全部動員起來“連夜搶收”（第356頁）。卸任前“大減價”也是給后任出難題，這種“以鄰為壑”的惡性競爭與商家并無分別。由于州縣官任期大多不超過三年，他們沒有任何動力去推動轄區的“經濟發展”。

杜鳳治日記中寫到的一則故事，可幫助讀者認清州縣官的“承包商”性質。吳信臣當南海知縣不到半年被撤任，正值南海縣“旺收”季節，由此“虧累巨萬”，接任的是鄭夢玉（云帆）。吳信臣懷疑按察使梅啟照偏幫同鄉鄭夢玉，構害于他，“與梅公大鬧，甚至懷刃拼命，梅公助以萬金，云帆亦認接數萬始罷”（第113頁）。此事相當于發包方毀約，單方面縮短“承包期”，承包者錯過“旺季”導致虧損，暴怒之下帶刀上衙門要跟按察使拼命，最終由梅啟照、鄭夢玉補貼數萬金了結。

在帝制時代，從督撫、地方官到佐雜、書吏、衙役等，屬于國家治理中“委托—代理”制度中的代理人，他們受皇權委托，在不同層次行使權力，但其經營目標與皇權的統治目標并不一致，有時還會背道而馳。

科舉公正性問題

帝制時代的科舉是否提供了一個公平的上升階梯，不能僅依據官方檔案、公開發表的著述立論。杜鳳治作為州縣官，多次主持縣試，又當過廣東鄉試外簾官，經常要跟學政、主考打交道，他親理、親歷的記載，有著特殊的史料價值。

廣寧縣武童程顯揚武藝甚佳，每次出案都排名在前。但杜鳳治為了自己的政績，勒令程顯揚必須交出“族匪”二名才能參加府試、院試。所謂“族匪”不過同族，可能并無瓜葛，但州縣官卻可以此為由剝奪生童參加高一級考試的資格，毫無公平可言。杜鳳治日記記載了多個州縣官出賣案首（縣試第一名）得到數千兩賄賂的史實，其中順德知縣張琮得到創紀錄的六千金，杜鳳治發現這個考生文章不通，滿篇錯別字。按慣例，縣試案首基本可以被學政錄取入學。傳說中的科舉公平性必須打上一個大問號。

光緒三年的南海、番禺兩縣縣試在廣東貢院舉行，兩縣考生加起來超過七千人，因人數太多無法點名，“槍手或入內或由外傳遞，聽其所為”，“在貢院作文者不過數百名，余皆在寓所作文，皆槍手操刀也”（第224頁）。杜鳳治以縣試主持人身份證實，七千名考生當中只有幾百名在貢院里面參加考試，其他的都是在住處作文答卷，實際都是“槍手”操刀。所謂“槍手”，是指代別人作文而收取巨額報酬的科場老手。著名史學家、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陳垣，廣東新會人，清末曾給人當槍手。胡文輝考證出這段隱秘史事，還查到那位“受益人”的名字，考證過程十分精彩。（胡文輝：《陳垣早年的兩件尷尬事》）

朝廷派到各省的學政、主考、副主考，從“清要”的翰林院等衙門選拔。以往對這些學官、考官的記載，多強調他們公正廉明、為國掄才的一面。從杜鳳治日記看，他所接觸的學政、主考，為人多十分不堪。學政何廷謙“學差三年，又逢拔貢年份，七八萬金意中事也”，離任時卻仍向南海、番禺兩知縣勒索程儀五千兩。

邱捷感慨地說：“在清代，內閣、禮部、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等衙門的官員被稱為清貴官，出任學政、主考者多為這類官員。他們地位尊崇，本應注重道德形象，但在杜鳳治的日記中，多名學政、主考既不清不廉也不自尊自重。……清貴官要錢不要臉無疑是普遍存在的真實狀況。”（第174頁）

杜鳳治日記的不可替代性

筆者研究晚清史，讀過的史料不算少，對晚清廣東也略有了解，然而讀此書過程中仍時時感到無比震撼，巨量鮮活的史料可謂聞所未聞，這還僅僅是邱捷從數百萬字里面挑選出來的小部分。迭經時代巨變，清代廣東檔案保存下來的極少，篇幅巨大的杜鳳治日記填補了很多領域的空白，提供了十分豐富的、不可替代的史料。以下略舉數例，以證所言不虛。

中國第一家機器紡紗廠。1871年創辦于廣州的厚益紗廠為中國第一家機器紡紗廠。汪敬虞先生很早就做過研究，限于當時條件，他猜測中方股東可能是十三行巨商伍紹榮（伍崇曜）。杜鳳治日記記下了真正的中方股東為馮春庭、閔熾南、羅禮庭、梁紉秋、胡慶周五人。紡紗廠股份共三十八股，此五人占三十七股，美國商人、前任駐粵副領事富文（Vrooman）僅占一股。富文是用近代方法繪制廣州城地圖（《粵東省城圖》）的第一人，此后多年，不少版本的廣州地圖都是在富文地圖的基礎上添改補充。

有學者認為這是中國最早的中外合資企業，如今看來富文只是以協助引進設備、技師拿到“干股”，厚益紗廠應該是國人創辦的近代工業企業。據杜鳳治日記，富文控告馮春庭等欠他一千七百多元，欠英國技師科歌拿薪水七百多元。此案因中方股東拒不出庭，杜鳳治未能聽取雙方口供，他遵從美國領事意見，判決將紗廠存貨、設備等“發賣”清償債務，多出部分按股份發還。從日記看，紗廠“生意不前”，出現虧損，股東不愿意再追加投資，已準備拆伙。早期工業投資風險極大，厚益紗廠規模過小，單位成本太高，中方股東也對紗廠“規模經濟”沒有概念，這是創業失敗的主要原因。工廠停歇后，富文在報紙上刊登廣告賤賣機器（《紡紗機器出售告白》，《中國教會新報》1973年第251期）。從日記看，杜鳳治對率先創辦機器紡紗廠的中國商人毫無了解的興趣，也沒有保護中國商人權益的意愿。

城市商人團體的興起。杜鳳治在廣東為官的1870年代，正是廣東新商人群體崛起時期，他們從創辦愛育善堂開始，以辦理慈善事業的形式參與公共事務，從“九大善堂”“七十二行”發展為影響巨大的商會、商團。中國機器繅絲業開創者陳啟沅，為廣州西關崇正善堂創始人，陳啟沅孫子陳廉伯敢于跟孫中山掰手腕，依托的正是從“九大善堂”發展而來的商人團體。同治十年（1871年）農歷三月，杜鳳治接署南海知縣時，他治下的廣州西關愛育善堂剛好成立。杜鳳治日記記錄了他以父母官身份觀察的愛育善堂動態，可補以往史料之不足。

闈姓賭博合法化。闈姓賭博為晚清史十分重要的題目。清廷從闈姓合法化中取得巨額收入用作軍費，對中法戰爭越南戰場上反敗為勝有較大幫助，孫中山發動第一次廣州起義有劫奪闈姓賭款的考慮，張之洞用賭商捐款支付了湖北織布局、漢陽鐵廠主要設備價款。學界對闈姓賭博有不少精彩研究，限于當時所知史料，仍有大量空白。以往學界認為闈姓合法化從1884年開始。邱捷此書揭示，早在1868年廣東官場已默許闈姓合法化，而1868-1874年兩屆闈姓承包商，乃是南海縣“頭役”劉標。按清代制度，衙役既不是官也不是吏，被視作“賤役”，但官府接受劉標代表“廣信堂”經營闈姓賭博，證明有些衙役擁有驚人能量。

如何處理洋務。廣東是最早與西方接觸的省份，但廣東官場對鴉片戰爭后的西方沖擊反應遲鈍，缺乏主動應對的意識。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兩廣總督葉名琛被擄，客死印度，此后歷任督撫汲取的教訓就是不要開罪洋人。除了在器物層面接受了一些所謂“新事物”，如設立機器局仿造洋槍，從邱捷摘錄的杜鳳治日記中，很少見到督撫高官有什么大的改革擘畫。兩廣總督有感于對外交涉十分頭痛，曾設立洋務局處理外事，但各國領事還是不經過洋務局直接找總督。杜鳳治留粵的十幾年，正是廣東風調雨順、局勢平靜的十幾年，本應是發展近代教育、推動民族工業發展的良機，卻被因循茍且的官場白白浪費。

杜鳳治在南海知縣任上，職責所在需要辦理洋務，卻缺乏必要的洋務知識，被外國人搞得焦頭爛額。他總是抱怨外國領事館的翻譯上下其手，卻沒有想過中方需要有自己的翻譯。南海知縣不想聘請翻譯的原因，估計是這筆錢要從私人腰包里面出。

司法黑暗。孫中山發動革命的動機之一，是對晚清司法黑暗深惡痛絕。1896年，孫中山倫敦蒙難獲釋后，寫成《第一次廣州起義的起源》一文，痛斥清廷官吏“他們所知道的法律，就是朝廷的法律，這使他們有權任意將他人之物占為己有，每個被捕受罰的人，常常被抄沒全部財產。被捕者無法上訴，無處申辯，一聞罪名，就被嚴刑逼供，屈打成招”（《孫中山集外集》第4頁）。1897年，孫中山又寫成《中國之司法改革》一文，痛陳“在今日中國的社會生活部門中，也許沒有什么部門比司法制度更迫切需要徹底改革。……只有滿族王朝或稱韃靼王朝停止在中國的統治，官僚生活制度才能改善”（同上第7頁）。

杜鳳治日記給孫中山所抨擊的清廷司法黑暗提供了最有力證據。大家都很熟悉地方官對所謂“訟棍”深惡痛絕，這主要是出于減少工作量的考慮。“杜鳳治對能說會道的當事人，不管是否有理都會很反感，有時還特地讓其吃苦頭。”在南海知縣任上，杜鳳治秉承督撫意旨，把所謂“訟棍”潘崢嶸關押致死（第231頁）。刑訊逼供幾乎是州縣官辦案的標準手段，大量無辜者冤死，州縣官對此無動于衷。南海縣審案委員對一宗“盜案”疑犯濫施酷刑，三人被折磨致死，杜鳳治遂“改判作為認供因病身亡”（第234頁）。表面上，朝廷對死刑判決似乎很慎重，把“秋審”弄得十分隆重，但武營將領、地方官在所謂“清鄉”時期可以隨便對所謂疑犯實行“就地正法”。最為慘酷的是，一旦發生命案，衙役必定將嫌犯“親戚本家”牽連進去，直到把他們的財產榨干為止，這些親戚族人幾乎全都是無辜的。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何清末很多廣東、福建華僑傾力支持辛亥革命。這些華僑往往是小有積蓄而沒有勢力，最容易成為地方官、衙役的“獵物”。清廷的司法黑暗，使得安分守己的國民缺乏人身安全、財產安全保障，應視作孫中山發動革命的動機之一。

草擬此文過程中，筆者始終抱著如履薄冰的心情，畢竟在制度史、社會經濟史方面份屬外行，所做評述很不全面。杜鳳治日記是高質量而又極難讀的史料，邱捷傾注二十年心血加以整理研究，由此展開對晚清地方制度運行的新穎探索，創獲甚豐，可給不同背景學者、讀者提供啟發。杜鳳治日記雖曾在《清代稿鈔本》中影印出版，但密密麻麻、風格獨特的行草書，令許多學者望而卻步。據悉，邱捷整理的點注本行將付梓，令人期待。

杜鳳治卒年1883年，由浙江紹興鄧政陽老師從杜鳳治家譜中檢出賜知，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