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在通商口岸橫濱

由于民族國家興起，西方帝國主義勢力侵入東亞，19世紀的社會秩序隨著政治秩序的改變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變化最終迫使中國和日本都根據西方的規范來處理國際事務，也就是說，在名義上相互平等的民族國家框架下開展外交，并且按自由貿易的原則處理商業事務。這終結了在東亞延續兩千多年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在帝國主義擴張和民族構建的過程中，東亞各國的國際貿易和聯系日益增多，國與國之間的民族、社會以及領土邊界越來越清晰。

不同力量間碰撞的具體表現之一，就是在東亞地區設立的通商口岸。清朝在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年）期間慘敗給英國，被迫在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又在1843年簽訂《虎門條約》，開放五個通商口岸，給予英國片面最惠國待遇，還限制清政府制定進口關稅的權力。1844年，美國和法國也通過簽訂不平等條約獲得了相同特權。1853年，馬修·佩里（Matthew Perry）將軍率領一支美國炮艦中隊前往日本，并在1854年迫使日本統治者做出類似的讓步。1859年，日本開放了三個通商口岸同西方國家進行貿易，其中就有橫濱，同時規定了治外法權，并限制日本政府向對外貿易征稅的權力。

和來自各個國家的商人一起，華人在通商口岸的條約體系下進入橫濱。他們在所謂的外國人居留地內建房經商，這是一個被運河環繞的地區，在地理和法律層面都與日本內地區隔開來。華人買辦和華商在西方人的商館里生活并工作，擔當日本和西方貿易的中間人，獲得巨額利潤。

哈羅德·S.威廉姆斯（Harold S.Williams）在1958年的作品《日本外國人居留地故事集》（Tales of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in Japan）中，這樣介紹在早期外國人居留地的商業活動中無處不在的華人：

在那個年代，當你走進商人的事務所或外資銀行，或者敲開外國人住宅的門，接待你生意的都是中國人。廚子全是中國人，家仆也基本是中國人。英國使館的管家、腳夫和廚師都是中國人。去銀行或外幣兌換店兌換外幣，或去買火車票，為你服務的還是中國人。

這些條約使橫濱從一個沉睡的漁村變成了國際貿易和交通的樞紐。橫濱的對外貿易量超過了日本其他所有通商口岸的總和；實際上，日本所有的外國游客都是通過橫濱入境的，同時日本生絲幾乎都是從這里的倉庫被發往世界各地的。這個城市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多元文化。棒球和賽馬最早從橫濱傳入日本，并且日本的第一家面包房、冰激凌店和釀酒廠也誕生于此。在橫濱本村大道一段被稱為血街（Blood Street）的街道上，西方的水手、流浪漢與日本的女招待和流氓都混在這條街上的低級酒吧里。社會地位較高的日本人也享受著橫濱的國際性消費文化，比如：小說家谷崎潤一郎（1886-1965）就經常光顧這里的歐美書店；來自東京甚至更遠地方的食客，會特地來橫濱品嘗中華料理。

這些餐館是19世紀80年代中華街合并后興起的。在這10年間，橫濱華人開始自給自足，建立了很多社區機構，如寺廟、墓地、社會團體等。如引言所述，到1911年，橫濱市是日本華人最多的城市。1880年橫濱市的華人占全日本華人總數的69.2%，1890年占54.6%。在這個年代，華人中人口最多的是廣東人，他們通常經營進出口貿易、外匯、中國傳統手工業或餐飲業；其次是來自“三江”省份的人，這些省靠近通商口岸上海，他們靠西方人吃飯，通常當裁縫、理發師，甚至鋼琴制造師。

日本人稱這一中華街為“南京町”。在當時，“南京”是日本人指稱中國的通用代名詞，有時也適用于各種外來的東西。中華街還有很多其他名字。外國人簡單稱之為“Chinatown”（中華街），日本政府稱之為“清國人居留地”。廣東人會叫它“唐人街”，因為“唐人”是他們對海外華人的普遍稱呼。這個地區是一個由兩層磚砌建筑組成的密集網格建筑群，外側有陽臺，裝飾著精致的中文招牌。橫濱中華街的范圍大致在堀川運河、加賀町大道和本村大道之內，其范圍會漸漸固定，并憑借鮮明的建筑風格與橫濱其他地方區分開來。這里最顯著的特點是街道的朝向，街道相對于周邊地區來說是傾斜的，但朝向的是東、西、南、北四個基本方向。有理由相信，中國人根據風水信仰選擇在這里建造房產。盡管在過去的100年里，橫濱曾兩次被燒成灰燼，但每一次重建，中華街的街道朝向和地理邊界基本不變。

橫濱中華街的北門——玄武門

另一個華人聚居區是在所謂的舊居留地，靠近海關和碼頭，有雄偉的西式石質建筑。街道上的英文標志牌說明，這些華商的服務對象是歐美人，也暗示華商具有一定的英文能力。如今，這一曾經華人聚居地的歷史痕跡幾乎所剩無幾。盡管很早就存在這種文化上的混血華人，但在西方人和日本人眼中，被稱為南京町的這一地區始終與中國特色聯系在一起，中華街也是如此。

從建筑、社會和文化層面來看，中華街都是一座城中城。華人社區的標志性建筑都能在這里找到：中華會館、關帝廟、中國戲院，以及大量中餐館。該地區以異國情調聞名，吸引了來自東京和日本其他地方的游客。因此，南京町漸漸成為橫濱地方認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比如，當橫濱本地人遇到東京人時，南京町的讀音就是區分彼此的標志。正如一位橫濱居民所說，把南京町（Nankinmachi）讀成“Minamikyō machi”，是一個可以原諒的錯誤。另外，橫濱人永遠不會像東京的記者那樣，出于無知而經常把它稱作“支那人街”。“南京町”這一稱謂意味著對該地區的熟悉和親近，同時也是對橫濱市地方特色的認可。盡管很多居民不是日本人，南京町仍被視為橫濱市的一部分。

橫濱這座城市呈現出一種生機勃勃的國際主義，但它被民族差異縫合在了一起，這種民族差異產生于一套崛起的全球體系，該體系將民族國家和公民身份作為一種社會封閉工具。人們從自己與所屬國家的排他性關系中獲得了居住權和經濟活動權。在通商口岸，早期的華人移民登記在其西方雇主的合法身份下；1871年《中日修好條規》簽訂后，華人在法律上被界定為中國國民，但在日本享受和西方人相同的特權。相反，德川幕府時代長崎在任何方面都沒有依賴明朝或清朝，或其他任何政府的保護或承認。19世紀，國家和人民關系的變化，使國籍成為包容和排斥的關鍵，也改變了移民的意義。在中國和日本這樣以民族標準來決定國籍的地方，移民很難擺脫外族的身份，這也是橫濱中華街長期存在的核心因素。

接受民族國家為國家主權的范式，并不是一個簡單、快速的過程。在日本，其法律體系先發生改變，但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社會意識和行為，卻是在后來幾十年慢慢形成的。在中國，這一過程恰好相反，社會運動激起了民族意識，接著倒逼清政府進行政治變革。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戰爭以日本的勝利告終，推動了中日兩國近代民族主義的發展。可以說，居住在橫濱的華人移民經歷了相同的過程。在此之前，不存在一個自覺的、統一的華人群體；華人個體和其他外國人一樣，享受通商條約賦予他們的權利，在經濟上則根據方言組成不同的群體。

2005年3月，橫濱中華街一個略顯喧囂的周末夜晚

華人形象的崩潰

日本與中國的軍事沖突，在日本國內掀起了一場愛國主義的狂歡，提升了國家在大眾心目中的地位。勝利激起了日本人的自豪感，加劇了他們對倒霉的中國對手的鄙視。當然，日本人對華人的看法是多樣和多重的，但當他們將華人作為一個整體看待時，觀點卻趨于一致。當這些形象開始對華人的生活產生消極影響時，華人也開始把自己作為一個民族來看待。

戰前，日本社會對中國文化表現出一種矛盾的崇拜。唐納德·基恩（Donald Keene）指出：“中日開戰之前，在日本的中國使節受到熱情友好的接待，這在提供給歐美政要的豪華娛樂活動中是見不到的。”但這種熱情友好只是中日關系的一方面；蒲地典子則持相反意見，認為明治時期日本普通人對中國的感情很復雜，摻雜著“友好、羨慕、怨恨和蔑視”。但在橫濱，因為有面對面接觸的機會，華人和日本人之間顯得親密且友好。基恩認為，現有資料顯示“橫濱的華人商販‘非常受歡迎’”。另外一段回憶的文字也能印證這一點：

中國商販把頭發盤在頭頂［中國男人扎長辮子是為了表示他們服從清政府——本書作者注，后同］，挑著和他們差不多高的箱子，用蹩腳的日文叫賣，顯得非常有趣。他們通常是來賣絲織品的，日本人對他們很熟悉，叫他們“阿茶先生，阿茶先生”。戰爭開始后，日本人的敵對和蔑視情緒才逐漸升溫。但這絕非日本人民天生對中國人產生的情緒。

日本觀察者所使用的詞語，大致可反映出他們對華人的態度：從政治中立的稱謂“清國人”，到指涉民族性的“唐人”或“南京人”，再到帶有貶義的“支那人”。恰恰是“阿茶先生”一詞的繼續使用，意味著平民百姓繼續保留著對華人的良好印象。

除了有廣泛的社會接觸外，華人和日本人之間的通婚和戀愛，也多少柔化了彼此的邊界。日本法律并沒有像在美國排華時期的某些州那樣，明令禁止與華人通婚。相反，華人和日本人的通婚非常普遍，因為橫濱華人社區里的未婚女性數量稀少，單身漢卻泛濫成災，比如1893年，這里有2415名華人男性，華人女性卻只有910人。嫁給華人的日本女性基本上就成了中國人，因為1950年前的日本法律規定，嫁給外國人的本國女性自動轉而擁有與丈夫一樣的國籍。

出生于橫濱的中國革命家馮自由（1882-1958）回憶，跨民族的戀愛關系普遍存在，而且后來會演變為合法的婚姻關系：“吾國僑日工商無論挈婦居日與否，大都好與日婦同居……其初月給數元為報酬，久之感情日洽，形同配偶，生子后尤為密切，更無權利條件可言，亦無所謂嫁娶，特橫濱唐人街之一種習慣而已。”英文報紙《日本每周郵報》（Japan Weekly Mail）的編輯也注意到了這個現象，他們指出，與美國或澳大利亞的華人社區相比，在橫濱，“中國人……通常會娶一個日本女人，并且永久定居下來”。日本方面的資料也證實，在華人丈夫回國的時候，有的日本妻子會隨行，剩下的則在死后按照中國的禮儀葬在橫濱華人的墓地里。

即便是短暫同居，如果育有子女，也算是為華人社區做出了貢獻。比如1893年9月橫濱的報紙《每日新聞》報道，中國和日本的跨國家庭數量在增長。該文章稱，在那里住了1300多個日本人，其中只有1/10是男性；大多數日本婦女是華人男性的配偶（被稱作“南京妻”），其子女全部被登記為中國人。

華人男性和日本女性之間的這種關系，不應該被解讀為簡單的社會親密度和融合度的指標，也不是沒有產生流言蜚語。這些關系背后的經濟因素是不應該被忽略的。日本記者鹿目省三（1882-1923）在1916年《東京朝日新聞》的專欄中描述過一個典型案例。他說自己見了一個名叫伊藤阿清的女人，她住在中華街的一條小巷子里，由做過南京妻的繼母撫養長大，從小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日本人還是混血兒。后來阿清自己也成為一位有錢華人男性的南京妻，那個男人比她大45歲。她認為這種關系在當地日本女孩看來很正常，而這種結合是由一個地下媒人安排的。在阿清生了一個女兒后，她就和繼母一起，向這個老男人索要禮物、借錢，并在他生病后拋棄了他。據鹿目說，阿清一點也不為自己的命運感到悲傷，反倒是鹿目顯得很難過。

這種介于賣淫、納妾和婚姻之間的曖昧男女關系，是這一時期日本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過程中的特殊風氣，其對象不僅限于華人男性。很多出生在貧窮內陸的日本女性，試圖通過嫁給富裕的年長男性以便在繁榮的港口城市立足，而這些年長男性中有很多是外國人。殿岡阿末是另一個戲劇化的例子。阿末1875年出生在橫濱附近的靜岡縣，很小的時候就隨母親來到了橫濱。1892年前后，她成了一個名叫“阿沖”的中國老板的情人。后來，她又遇見一個在美國軍艦“奧林匹亞號”上服役的水手喬治·F.亨利（George F.Henry）。亨利離開日本參加美西戰爭之后，她又將注意力轉移到一個日本木偶戲藝人身上。在這期間，她在中華街經營一家名為“朝日旅館”的沙龍兼妓院，直到1899年7月17日被一個美國情人殘忍殺害。并非所有的這類關系都以悲劇收場，正如后面的例子所顯示的，很多中日跨民族婚姻即使存在經濟、代際和文化差異，仍然造就了穩固的家庭。

另外，有些學者只回溯性地看到了這座城市中日本人和華人之間的密切接觸導致的相互鄙夷。植田捷雄宣稱：“大部分華人思想不開明，粗俗，沉溺于鴉片和賭博，外國人和日本人都對之感到厭惡。”這個說法與北美人對華人的態度是一致的，即華人大多數沉迷于鴉片和賭博。然而，日本警方的記錄不支持這種判斷。1872-1876年，神奈川縣記錄了688起華人犯罪和2719起歐美人犯罪。考慮到這兩個群體的人口數量大致相當，華人的犯罪率只有西方人的1/4。

這種主觀印象和客觀記錄間的出入，可能是甲午中日戰爭后日本人態度轉變的結果。隨著戰爭的爆發，日本人針對中國人的看法和舉動明顯惡化，日本媒體也掀起了一場將大清帝國野蠻化的運動。用基恩的話說，其后果就是“浮世繪、流行歌曲和戰爭劇都在告訴日本人，中國人是落后的、懦弱的，甚至是可鄙的，他們不配做一個偉大文明的繼承者”。

把中國說成是落后的，這種看法進一步加深了日本對于西式進步的激進性認同。在外交領域和知識界，這種貶低早在19世紀60-70年代就開始流行；新興的日本大眾媒體，則向更廣泛的公眾傳播這種情緒。印刷量巨大、民眾喜聞樂見的浮世繪生動地傳達了這一信息。日本人被描繪成堅毅、高大、高尚的形象；相反，中國人則奸詐、懦弱且卑鄙。在極端情況下，中國人不再被描繪成和藹可親的阿茶先生，而是“猙獰的亞人類生物，被嚇得瑟瑟發抖”。戰爭期間，各種針對中國人的負面的、有種族歧視色彩的詞語也大量涌現，包括“清清”“中國佬”“禿頭”“豬尾巴”等。這些詞語的起源雖然不太明了，但無疑都是貶義的。日本知識分子顯然認可這些描寫。文學期刊《早稻田文學》贊揚這種“同仇敵愾之心”，因為這“傳達給他們一種明確的民族意識，讓他們意識到身為日本人的意義”。甲午中日戰爭對居住在橫濱中華街的華人也產生了相同的影響，即他們意識到在一座日本城市里身為華人要面臨怎樣的后果。

約1894年的舊居留地

戰爭在橫濱

兩個帝國之間的軍事沖突使橫濱的華人居民感受到，在敵人的國土上生活，讓他們的生命和生計都面臨著危險。1894年初夏，中日兩國發生沖突的跡象變得很明顯，這給橫濱帶來了不安。到了6月，軍事沖突波及商業領域，華商要求日方盡快付清貨款和服務費，自己卻開始百般拖延。華人和日本人之間的正面沖突也加劇了：6月20日，兩個日本人向一個路過的華人喊“清清”，結果引發了一場街頭斗毆。好幾個華人參與了群架，其中一個人脖子上被捅了一刀。

7月，清朝駐日公使館開始勸說本國公民減少貿易活動，做好斷交準備。外國銀行為應對可能出現的經濟和社會動蕩，暫停華人的匯票業務。在7月25日第一次海上沖突發生后，橫濱的局勢進一步惡化。中資企業紛紛要求日本警察保護，日本外務省、內務省在7月26日聯合發布保護令，要求各縣知事防止“尋釁滋事，粗暴對待華人”。在一片混亂和焦慮中，很多華人準備返回中國。

隨著1894年8月1日兩國正式宣戰，駐日公使汪鳳藻（1851-1918）降下清朝的國旗回國后，留守華人從此喪失了政府代表和領事裁判權。宣戰斷絕了兩國的外交關系，也埋葬了1871年簽訂的《中日修好條規》。經過美國、中國、日本的三方會談，日本同意由美國接手在日中方非戰斗人員的領事裁判權，在中國的日方非戰斗人員也照此辦理。對橫濱的華人而言，這些外交變化實際上終結了他們的治外法權，導致他們對于自身地位、權利和義務的普遍不安。接替清朝駐日公使館的行政和代表功能的是橫濱中華會館。該組織誕生于1873年，是一個由廣東商人組成的自治團體，比清朝駐日公使館更早建立。甲午中日戰爭后，他們被迫承擔了更廣泛的代表職能。

與此同時，聳人聽聞的謠言讓緊張氣氛達到了頂點。橫濱的日文報紙散播消息，說激進的華人正準備在橫濱發起戰爭。其中，《每日新聞》在8月3日聲稱，中國人在大量購買日本刀武裝自己；這份報紙還說，中國的暴徒在街頭喧囂隳突，到處找日本人鬧事，并稱呼日本人為“東洋鬼”。這些報道的真實性難以確定，但無論真假，局外人將日本人對于華人的敵意看得一清二楚。在1894年8月6日發出的外交電報中，美國總領事尼古拉斯·W.麥基弗（Nicholas W.McIvor，1860-1915）報告說：“在［日本的］底層民眾中，對于中國人的偏見和種族仇恨高漲。”

隨著中國治外法權和領事保護的結束，日本政府緊急頒布了一系列規定來處理這些敵國國民。8月4日的第137號敕令和8月11日的內務省第605號告示強制中國人向日本政府登記，將其置于日本法律的管轄之下，并賦予內務省限制華人入境的權力。以上措施據說是為了緩解橫濱的緊張局勢，保護中國國民的生命與財產安全。然而對華人而言，新的法律框架比以前的差很多，這促使各階層的華人大量回國。人口統計顯示，1893-1894年橫濱華人減少了約2/3，從3325人減少到1173人。

即使有第137號敕令中的保護承諾、內務省第605號告示中對華人接受登記的邀請，以及內務省和外務省7月26日共同出臺的保護令，它們也沒能阻止華人撤離。西方企業主也試圖勸說華人留下來，顯然他們也擔心商業活動受到干擾。8月9日，這一群體中最有影響力的成員召開了一次會議，討論華人員工的地位問題。盡管他們承認“華人們普遍十分恐懼”，但他們幾乎一致同意，應“勸說［他們的華人雇員們］接受規定，進行相應的登記”。為達此目的，他們首先要打消華人的疑慮，諸如向日本政府登記，不會導致他們被強制服兵役和繳納額外的稅金。但在勸說華人不要回國的問題上，西方商界并沒有做得比日本政府好多少。

這一次回國潮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首先，普通日本人對華人的歧視不斷增強。其次，城市的核心商業活動受到干擾，給華商帶來了困難。最后，在新的管理制度下，中國人在法律地位上的劣勢，不論是真實的還是預期的，都讓華人感到無比焦慮，同時刺激了日本人的商業競爭和算計。這些潛在的社會和經濟狀況，并沒有因為日本政府的諸項政策而得到改善，而且我們有理由相信，某些政府部門，尤其是像內務省那樣的機構，更希望讓日本人在與華人交易時享有更多的好處。

另外，隨著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日益膨脹、對中國人的鄙視日益加劇，日本政府的保護顯得杯水車薪。即使在第137號敕令頒布后，橫濱聚居區里對華人的迫害仍在持續。盡管日本本土媒體否認任何針對華人的騷擾，但11月10日《萬朝報》的一篇報道指出，橫濱的華人很害怕日本兒童，后者在街上做模仿甲午中日戰爭的游戲，為了避開他們，華人在街上走得“和騎自行車一樣快”。在橫濱華人的集體記憶中，日本兒童會朝他們扔石頭。如果考慮到幾十年后針對歐洲人和美國人的類似行為，可判斷這一說法大致可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日本報紙呼吁保護華人，反而加深了這樣的印象，即橫濱街頭的暴力沖突確實在發生，或者說有可能發生。明治時期的法學家有賀長雄也無意中證實了反華氛圍，他曾吹噓說，華人“只需承受社會的侮辱，但很少遭受財產損失和人身傷害”。

藝術也刺激了大眾對華人的反感。當川上音二郎（1864-1911）的劇團8月31日在東京首次公演《日清戰爭》（即甲午中日戰爭）時，受到了觀眾的狂熱歡迎。《日本每周郵報》報道，首演途中還發生了一場意外：

當一個被打敗的“中國人”沿著花道（通往觀眾席的舞臺通道）走時……一個男人忽然從臺下的觀眾席上跳出來，抓住這個所謂的［中國人］，大聲抽打并大叫這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不是演的……那個演員……一點兒也不覺得自己受到了冒犯，反而很高興，把這次攻擊歸咎于自己完美的化裝和對禿頭清清（chanchan bōzu）的逼真模仿。

幾天后，暴力觀眾參與演出的狀況再度出現，一群頭腦發熱的人躍上舞臺，解救在劇情里陷入清軍埋伏、正遭到重重圍困的日軍。

10月，當川上的劇團將該劇帶到橫濱時，同樣引起了騷動，每次演出都有三至四名觀眾受傷住院。政府頒布的不要虐待華人的命令，顯然被大眾媒體上的反華情緒所湮沒，這種情緒加深了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的民族界限，并導致了明顯且持久的后果。這種虐待氛圍并沒有隨著戰爭的結束而消散。河原操子，一位多年來致力于上海和內蒙古女子教育的教育家，回憶自己1900-1902年在橫濱逗留期間，華人對她和其他日本人的幫助并不領情。她認為，這是因為在甲午中日戰爭結束后的幾年里，華人繼續受到低人一等的待遇。

除了社會風氣之外，經濟環境的影響也促使許多華人關店回國。戰爭使日本商人從已離開或恐懼萬分的競爭對手那里奪取市場份額，攫取特許經營權。截至1894年11月，朝鮮半島境內的日本商人已經在與華商的競爭中占據明顯上風。日本商人還發起了一場運動，試圖將日本的軍事勝利轉化為經濟勝利。在橫濱和東京雜貨行業總會的領導下，他們發起了針對華人商店的抵制運動——隨后日本砂糖商也參與進來——并要求取消通常由華人中間商收取的、存在于日本和西方商人之間的中介費用。兩個行業中的華商最終屈服，日本商人成功取消了多項費用，降低了傭金，削弱了華商的經濟地位。華商無力發出一致的聲音；直到1899年組織起橫濱華商會議所，他們才動員起來，維護共同的經濟利益。

正如戰爭促進了日本人的團結一樣，它也為華人構建想象的共同體創造了條件。1894年6月和7月的相關報道提到，與商人階級的消極反應相反，華人勞工階級最開始對即將到來的戰爭無動于衷。但這種態度在針對中國國民的新法律框架出臺并規定了中國人向神奈川縣登記的義務后立馬發生了轉變。這些法規同時對幾項經濟活動實施了禁令，包括販賣煙草、酒水，更不妙的是，它將中國人置于日本法律的管轄之下。

治外法權的終結，讓華人勞工階級面臨的威脅尤為突出。此前，中國國民不受日本對賭博和吸食鴉片的法律禁令的影響，很多人預計，日本政府強化法律管控時可能會發生沖突。為了防止迫在眉睫的危機，麥基弗在8月2日會見了幾名清朝外交官員，制定了一項極端的政策，以處理可能觸犯日本法律的“亂民”。他們共同決定，將賭徒、鴉片販子、癮君子以及沒有“正當職業”的人列入黑名單并驅逐出境。買不起票的人由中華會館贈送，但禁止他們以后再進入橫濱。最后，日本警方押送近500名“亂民”，以及222名自愿回國者至“海洋號”（S.S.Oceanic），后者于8月4日抵達上海。

當然，這并沒有徹底消除華人犯罪，也沒有終止法律糾紛；日本司法權很快就受到了考驗。早在9月1日，橫濱地方法院審判并認定一名中國人犯走私鴉片罪。在9月10日較早宣判的一項民事訴訟中，日本米商金子繪造指控一個名叫阿興的華人裁縫在1891年向他買了米，欠了10日元48分至今未還。原告律師承認，“沒有借條，因為兩人很熟，覺得沒有必要立字據”。此外，訴訟時效規定，法律訴訟必須在最后付款日的一年內提出。但金子并沒有向中國領事法庭提起訴訟，并且辯稱訴訟時效應從司法管轄權被移交給日本之日起重新計算。法官判決金子敗訴，理由是司法管轄權的轉移不可能改變訴訟時效。雖然法院在這一判決中沒有表現出反華傾向，但金子的訴訟表明，一些日本人認為和華人居民算賬的時候到了。

因此，戰爭所帶來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形勢變化，迫使中國人，不論是上層還是下層，共同應對危機。他們不得不依賴中華會館，這個機構正從一個活動范圍狹窄的廣東商人會館演變為一個自稱代表全體華人社區的團體。事實上，中華會館監督并資助了遣返華人勞工回國的工作，并負責根據第137號敕令為留守的華人進行登記。甲午中日戰爭以后，清朝駐日公使館恢復工作，中華會館繼續發揮廣泛作用。從這一時期開始，中華會館發揮了更積極的領導作用，從單純的發放商業和移民許可、人口普查，到參與國際抵制運動和政治抗議。通過這些方式，中華會館促進了華人公眾意識的建立。

1907年阿興裁縫鋪的廣告

民族國家之鏡

戰爭帶來的變化對橫濱影響深遠：戰時來自社會的不公待遇和官方的猜疑，使華人和日本居民間的社會分歧更加嚴重。但在這個時候，華人的民族認同感并不單純來自共同的想象。對于橫濱華人來說，對中國的認同感與他們對故鄉的依戀分不開，包括鄉土文化、方言、故鄉、血緣等。戰爭只是改變了這些認同的相對優先順序。戰爭之前，橫濱華人很少關注清政府及其資本在朝鮮半島的影響力。但當沖突爆發時，精英華商們在經濟上受到了影響，而隨著治外法權的終結，勞工階層的福利和安全受到了直接威脅。總而言之，戰爭使他們作為中國國民的地位被賦予了更多的社會意義。

外交秩序的變化也導致了華人社區和日本人社區的永久分界。戰爭的結果確立了日本帝國在清帝國面前的文明國家地位，以此為契機，日本帝國開始與西方國家就不平等條約問題重新展開談判。盡管1895年德國、法國、俄國的“三國干涉還遼”使日本不得不放棄遼東半島，并引發日本對西方野蠻的強權政治的強烈不滿，但此時日本和列強站在一起，要求中國讓步。在這種大的政治形勢下，華人和日本人在很多方面都不得不區分開來。本章選取了四個例子，闡述戰爭如何以復雜的方式重塑橫濱的社會生活。這些例子告訴我們，首先，橫濱華人的生活不能從文化、語言和種族方面進行簡單分類；其次，戰爭如何加劇了創造這些類別的歸屬傾向。

引言中提到過的橫濱華人鮑棠，就是一個在橫濱認同和中國認同間搖擺的典型例子。他是一個嗜賭如命的人，沒有受過任何職業技能訓練，做過工頭、油漆匠、職員等各種臨時工作。簡單來說，他有不良嗜好且屬于勞工階級，是后來日本人想象中典型的“支那人”。因此，他很有可能在1894年8月被當作“亂民”而被遣送回國。但他沒有被驅逐出境，因為根據第137號敕令所提交的登記材料顯示，他受雇于德國貿易公司邁耶（A.Meier）。那時，他已和溝呂木滿壽結婚。鮑棠在橫濱的社會根基使他相信，即使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自己仍可以留下來。

鮑棠和溝呂木生活在一個多文化交融的世界里。晚年的鮑棠，在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和橫濱文化認同上都留下了獨特印記，他既是中國革命家孫中山的支持者，又是橫濱著名的燒賣創始人。溝呂木則是眾多跨越了民族界限，以華人的方式生活的日本女人之一，她一步步放棄了自己的日本國籍，嫻熟地使用廣東話，在中華街的華人中生活和工作。他們的婚姻也不是沒有任何摩擦：當鮑棠賭了一晚上后天亮才回家時，夫妻倆會在街上大吵大鬧，這是出了名的。但他們一起生養了九個兒女，把餐館生意經營得紅紅火火。

另外一個橫濱社會和文化融合的例子是馮鏡如（1844-1913），他經營一家生意繁忙的店鋪，從事印刷、裝訂，也售賣西式文具。馮鏡如在社會交往和藝術品位方面都浸淫了西方文化，并與其他受過良好教育的富裕華人一樣生活在舊居留地。1894年9月29日的《日本每周郵報》描述他戴禮帽，穿老式西裝，是引人注目的人物。然而在有一點上，馮鏡如比同時代的大多數人激進，因為他加入了英國國籍。這種脫離正統的舉動是由于他父親因卷入太平天國起義（1851-1864）而被當作反賊，遭到清政府處決，這導致馮鏡如再也不能回國。然而，他與英國的關系并非偶然。馮鏡如能說流利的英語，常以F.Kingsell為名，還將自己的店鋪命名為文經活版所（Kingsell & Co.）。和裁縫阿興一樣，他主要跟歐洲人和美國人做生意，進一步展現了遍布橫濱市的社會經濟關系網絡。雖然與橫濱的日本人和西方人社區關系匪淺，但馮鏡如、鮑棠對中國的政治形勢絕非無動于衷。事實上，兩人后來加入了對立的兩派，爭奪中華街的教育機構主導權。

然而，戰爭期間的民族忠誠問題使種族差異變得至關重要，并且將一種民族國家觀強加給這個多元文化社區。大眾傳媒發揮了核心作用，將混血兒的生活渲染成中國人或日本人的對立狀態。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對外國間諜活動的妄想癥。多家日本報紙曾報道，日本警方在1894年9月10日逮捕了一名清朝間諜嫌疑人。盡管不同報紙在逮捕地點上的說法不一致——《東京日日新聞》稱事情發生在千葉縣富津市，《日本》和《每日新聞》則稱是在神奈川縣觀音崎的一處海灘上——但很可能在描述同一個人。剩下的細節大同小異，即嫌犯是一個可疑的、文化背景模糊的人，乍看像日本人，說一口流利的日語，長期在本地居住，和一個日本人一起被逮捕。《每日新聞》和《日本》都抓住這次機會警告讀者，還有很多喬裝打扮成日本人的“支那人”參與了間諜活動。

然而，經過東京都警視廳的審問，這兩名男子都不是間諜。所謂的“支那人”其實是23歲的李圣美，他出生在長崎，父親是中國福建人，母親是日本人。《東京每日新聞》評論道，這一家庭背景與當年的中日混血英雄鄭成功幾乎一模一樣。李圣美是一個問題少年：1892年曾隨父親回到福建，但因性格孤僻、不思進取，被逐出家門。1894年2月回到日本后，他在東京筑地的表哥家里住了下來，直到戰爭爆發后表哥回國。李圣美不得不自食其力，又沒有足夠的錢回長崎老家，并且錯過了第137號敕令中規定的向日本政府登記的最后期限。隨后，他剪去辮子，穿上藍白相間的棉布和服，試圖冒充日本人。日本警察逮捕他的時候，他正和自己的雇主在一起，后者是一個姓福島的醫生。經過仔細審問，警方排除了兩人的嫌疑，但李圣美還是因為沒有按時登記而受到了處罰。

盡管真相大白，《日本》雜志還是輕率地得出結論：“父親或母親一方是外國人的混血兒，是很容易叛變的。”在19世紀末的日本，恐怕就算鄭成功再世，也會因為混血身份而受到懷疑。盡管缺乏證據，但有關清朝間諜的傳言仍然存在，并且刺激了單一文化意識的蘇醒。1894年10月有謠言稱，一名女間諜，據說還是清朝官員李鴻章（1823-1901）的情婦，因口音怪異而被發現并遭到逮捕。《日本每周郵報》的編輯將這個和這類故事歸結為對戰爭的狂熱想象，這種判斷可能是對的：“這個故事只是冰山一角，在容易上當受騙的東京媒體那里，到處都是這樣的謠言。”

這種偏執預示著一種通過民族范疇認識事物的極端觀念的興起，這種傾向將持續至下一個世紀。另一個例子來自《每日新聞》上的長文，關于一位匿名的中國人和他的日本朋友。文章內容是交戰雙方代表就戰爭、遣返、個人安全等問題進行的對話。文章末尾，日本朋友勸說他的華人朋友留在日本，因為“日本社會絕對不會傷害像你這樣本分的中國人”。我們無法確認這段對話的真實性，很有可能兩人都是作者虛構出來的典型。但對讀者而言，這正是他們所扮演的真實角色。

盡管如此，這篇文章對這位匿名中國人的描寫，還是強調了他與橫濱的深厚淵源。他的“財富在橫濱的中國居民中數一數二，是香港上海銀行的股東，在日本居住了20年，妻子是日本女人，兩人育有一子”。這一描述實際上適用于所有居住在這個通商口岸、家境富裕且環境適應力極強的華人。這篇文章還試圖總結中國人對于日本和甲午中日戰爭的看法。當被問及希望日本勝利還是中國勝利的時候，“他沒有回答，但看來對日本獲勝并不反感。我們應從中看到中國人對自己國家動蕩局勢的想法，以及他們對日本沒什么敵意”。

這種樂觀主義令人震驚，因為其公然試圖從這兩人身上看到中國和日本帝國關系的直接反映。中國人表現出的矛盾心理，被記者解讀為對日本沒什么敵意，這可能也暗示了他與日本朋友的關系，以及他們在橫濱社會中的共同身份。他作為鄰居、朋友、丈夫、生意伙伴、股東等的社會身份，通過民族與國家的視角來看是模糊的。戰爭之前，人們根據文化和語言的界限來看待彼此差異，這些其實是容易克服的；戰爭之后，民族和國家的歸屬感變得至關重要且彼此排斥。如果將討論帶回中華街的街頭，當華人和日本人以“東洋鬼”和“清清”辱罵對方的時候，他們會發現，已經很難看到，更不要說表述多重身份認同了。

小結

1894-1895年的戰爭，使橫濱的華人和日本人對國家和民族身份有了共同的認識。對于日本人來說，最重要的集體身份認同是民族身份認同，這是一種政治實體；就華人而言，他們圍繞中國人的法律地位而產生了民族團結和自衛的意識。區分敵我的必要性，暫時掩蓋了其他的集體身份認同。

民族區分是在對抗和互動中產生的，存在于三個方面：第一，日本人開始用一些新的貶義詞，如“支那人”“清清”稱呼華人，它們在橫濱街頭的沖突中流行開來，使民族沖突滲入雜居地的地方社會；第二，戰爭期間日本政府著手管理、管控華人，將華人這一法律范疇與通商口岸的其他國家公民區別看待；第三，華商在與日本商人和西方商人的經濟對抗中的地位不斷下降，催生了華商的危機感和團結起來的需求。一方面，以上三種形式的對抗，導致2/3的橫濱華人回國。另一方面，留守的華人發現，他們的利益和社會地位比以前更直接地與中國國民的身份聯系在一起。

種族和民族的區別，并沒有消除或阻止同化及其他社會交流。華人和日本人之間的友誼、通婚和經濟交易仍在繼續，他們仍被認為是地方社會的參與者。最好將民族團體的興起理解為一種觀念和優先性的改變。甲午中日戰爭期間的經歷，迫使個人從民族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生活和環境，并且將這種集體身份認同置于其他一切之上。然而，這一過程還只是被動地劃出華人的范圍，是被他人歸類和描述，是感知到民族的界限，而不是民族自覺。華人的共同反應能力低下，且僅限于中華會館。此外，也沒有跡象顯示存在一個“民族核心”，或者說，定義一個民族群體的文化內涵、象征或領袖。直至流亡華人領袖到來，橫濱華人才被塑造為積極的中國國民，而華人領袖自己也受到了中國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慘敗的刺激。這一過程將在隨后幾年里從華人早期的民族團結意識中鍛造出一種政治意識。

（本文摘自韓清安(Eric C. Han) 著《橫濱中華街（1894~1972）：一個華人社區的興起》，尹敏志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9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