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0月4日，“被包裹的凱旋門”（L'Arc de Triomphe, Wrapped）藝術項目撤展，巴黎凱旋門恢復了本來樣貌。“被包裹的凱旋門”是已故的大地藝術家克里斯托和讓娜-克洛德設計的項目。他們曾對柏林的德國國會大廈、塞納河上的巴黎新橋等建筑進行過“包裹”，產生巨大反響。早在1962年在巴黎居住期間，克里斯托和讓娜-克洛德就產生了包裹凱旋門的構思。這個構思在2017年得到法國政府和巴黎市政府大力支持。讓娜-克洛德2009年去世，克里斯托2020年去世。

本文原載于公眾號“陣地LeFront”，澎湃新聞經作者和公眾號授權轉載。 

2021年10月4日，法國巴黎，保加利亞藝術家克里斯托生前最后一個地標創作作品“打包凱旋門“經過兩個星期的展覽之后，于法國當地時間10月4日開始拆封。

巴黎不缺乏屬于國家和法蘭西民族的紀念碑式建筑，也不缺乏被資產階級占有后展示給人民的博物館建筑。對于前者，人們從城市的四面八方沿著放射狀的街道趕來，觀看其威嚴和榮耀；對于后者，封建階級的奢侈和富足成了文化和藝術，以收費的形式轉讓給人民，好讓他們在工作之余前來過幾分鐘的文化生活，并從繁盛的瑰寶中認出自己作為主人的形象。

立于巴黎的凱旋門就屬于那一紀念碑式的建筑，它始終同拿破侖，同法蘭西民族緊密聯系在一起，而在添上了獻給陣亡將士的火壇之后，它又多了在國家權力主持下的死亡儀式的意義（在悼念陣亡者之外，這也展示了那一讓人赴死的戰爭-軍事力量）。然而，這一死亡儀式并非數萬年前尼安德特人的原始葬禮，也不是前哥倫布時期的阿茲特克活人祭，而是面對死亡時小心翼翼的控制和展示，好像生怕其中的污穢和恐怖，以及言語之不能及之處露出來一樣。

拱門下，壇上的火焰不斷跳動，象征赴死的將士的生命在國家機器的祝圣下生生不息，而凱旋門則如舊石器時代起出現的直立人（Homo erectus）一般，以其類人的建筑結構直通天地，象征人類那完美與至尊的形象。在這方面，凱旋門就是柯布西耶的先行者，否則，馬賽公寓的墻壁上又為何要雕刻上人類形象與幾何圖案呢？否則，柯布西耶又為何要在其藝術作品中表現出對人類身體結構的探索呢？

摧毀建筑，也是摧毀人類中心主義，摧毀神人同形論，摧毀那張人臉（figure humaine），如Denis Hollier在《反建筑》（Against architecture）中對巴塔耶的《建筑》一文所作的總結那樣。但是，摧毀建筑不一定要像起義的人群那樣焚毀巴士底獄，汪達爾主義在這里并非是必須的。至少，藝術家克里斯托（Christo）和他的妻子讓娜·克勞德（Jeanne-Claude）通過“包裹凱旋門”（L'Arc de Triomphe, Wrapped）的宏大項目向我們證實了這一點：包裹建筑，本身就是一種反建筑。

包裹凱旋門，并非是在借助人造織物讓“死”的建筑在自然力的作用下重新“活”過來（盡管風像吹動窗簾一樣吹“動”了石頭建造的凱旋門），而恰恰是以裹尸布的形式將凱旋門掩蓋起來：凱旋門成了死物，因遮蓋而形成了禁忌，我們的目光不再能也不應該再能與之接觸，而前來觀看的人群目睹的則是一場對紀念碑建筑的獻祭：建筑如生命般逝去，民族和國家機器的權威因為被獻祭而成了弗雷澤《金枝》中的“森林之王”，即被處死的國王。

當然，事情不止于此。一方面，裹尸布在對死亡之污穢進行遮蓋的同時也破壞了觀者的視覺，換言之，凱旋門不再是能被觀看并由此體驗到崇高的建筑，而是反視覺的建筑（如果我們根據帕拉斯瑪[Juhanl Pallasmaa]的劃分，被包裹的凱旋門-尸體就不是視覺建筑，當然這也不是作為肌膚的現象學建筑，而是直接觸摸并撕裂觀者的建筑），它和杜尚的反視網膜的藝術是一脈相承的；另一方面，裹尸布的遮蓋同時瓦解了作為人體的建筑結構之延伸的建筑和它的紀念碑性質，它由此向我們揭示的是低賤之物（如巴塔耶在給《檔案》寫的一系列文章中常提到的生殖器-花蕊、在骯臟泥土里錯綜復雜的植物根系、飽受雞眼和老繭之苦的大腳趾、作為自然偏差出現的怪物性）對一般等級制度的顛覆：化身為雄偉紀念碑的抽象實體（民族-國家-軍事）被裹尸布所逆轉；此外，裹尸布的包裹非但沒有讓凱旋門徹底消失，反倒是重新展示了其不可規定的物質性，也就是說，裹尸布并沒有使尸體缺席，而是展示了肉身的腐爛和瓦解，和迪迪-于貝爾曼的“非形式的相似”（la ressemblance informe）所使用的原則一樣，裹尸布乃是肉身的過度，于是我們也可以說，凱旋門的裹尸布乃是其物質-石頭的過度。

現在，裹尸布已被撤去，藝術家的公共展示項目也已結束，但曾經目睹這一居于城市中心地帶的神圣核心（le noyau sacré）之傳染力的人們會像當年在拉斯科的壁畫前得到凈化和改變的智人-祖先（Homo sapiens）一樣，不會忘記自己在那一天圍繞著這個空無的神圣之地的所擺出的步行姿態，和對這原先歸屬于民族-國家的圣地的占領、使用與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