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對于中國人來說是個熟悉的年份，“大躍進”的開展和第二次臺海危機的爆發都發生在這一年。在中東，1958年也是極為重要的年份。是年2月，埃及和敘利亞合并，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簡稱阿聯）成立。對此，同為哈希姆家族的約旦王國和伊拉克王國組成阿拉伯聯邦，以示對立。“封建的”、“反動的”哈希姆王朝和革命、激進的納賽爾的對立情緒達到頂點。

進入春季，親西方的夏蒙試圖連任總統的企圖遭到國內強烈抵制，黎巴嫩陷入武裝沖突。美國指責阿聯煽動黎巴嫩亂局，稍有改善跡象的美阿關系進一步惡化。此時，約旦均勢再次不穩。

為了保護約旦王國的安全，伊拉克政府命令部隊開赴約旦。7月14日，原本計劃開赴約旦的伊拉克軍隊在途經首都巴格達時突發政變，國王費薩爾二世、王叔攝政阿卜杜勒·伊拉和阿拉伯聯邦（伊拉克和約旦成立的聯邦）首相努里·賽義德皆遭橫死。作為最親西方的阿拉伯國家，伊拉克哈希姆王國的突然覆滅對于英、美和親西方的中東國家來說不啻于一記驚雷。出于對親西方政權的維持，美英分別對黎巴嫩和約旦進行軍事干預。

相反，革命所表現的民族主義色彩卻令阿聯和社會主義陣營興奮無比。做為東方陣營的中國，自然予以積極響應。7月18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消息是：“六億人民同中東人民站在一起”，副標題為“首都五十萬人大示威高呼‘美軍滾出黎巴嫩’”。

據報道，17日天安門廣場舉行了50萬人參加的“北京各界人民抗議美國武裝侵略黎巴嫩，支持伊拉克共和國，支持黎巴嫩民族獨立運動大會”。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員會第一書記、北京市長彭真在會上講話時表示：“伊拉克人民的勝利……是阿拉伯人民和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的一個偉大的勝利。這是對帝國主義在中東的殖民統治的一個沉重打擊。”

為何伊拉克的政權更迭能引起中國如此強烈的反響？除了當時親密的中蘇關系以及國內的政治氛圍外，伊拉克本身的政局走向也確實對中東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

最親西方的阿拉伯國家

今天的伊拉克國家大體上是從奧斯曼帝國時代巴格達省、巴士拉省和摩蘇爾省拼湊而成。一戰爆發后，奧斯曼帝國加入德奧對英法俄的戰爭。把持帝國的青年土耳其黨人加強中央集權統治，引發一部分地方勢力的不滿。英國為了瓦解奧斯曼帝國、經營自己在中東的勢力范圍，聯絡阿拉伯地方勢力對抗奧斯曼中央。執掌圣城麥加的謝里夫侯賽因憑借強大的宗教權威成為英國的重要扶持對象。

英國曾示意幫助謝里夫在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地區建立阿拉伯王國。但在1916年，英法情報官員塞克斯和皮克分別代表兩國政府在戰后瓜分奧斯曼帝國，史稱《塞克斯－皮克協定》。根據《協定》，今天的巴勒斯坦、約旦和伊拉克等地歸于英國，而今天的敘利亞和黎巴嫩歸于法國。沙俄政府也參與了戰后對奧斯曼帝國的瓜分設計。十月革命爆發后，蘇俄政府將相關文件公之于眾，輿論大嘩。不過，英法對帝國境內阿拉伯地區的控制已成事實，成為該地區政治格局最為直接的塑造者。

盡管謝里夫被英國愚弄，但其家族還是繼續與英國人合作。在英國人的幫助下，謝里夫之子費薩爾成為伊拉克國王。1932年，伊拉克正式獨立，但英國仍保持對伊拉克的種種特權，特別是駐軍和干預外交。當然，伊拉克國內仇英情緒嚴重，一部分政治力量也試圖反抗英國。納粹德國的興起為抗英派提供了有力支持。30年代到40年代初，伊拉克政壇上出現了親英派和親德派的斗爭。這種斗爭的頂點莫過于1941年英伊戰爭的爆發。1941年，伊拉克親德政府建立，但英軍立即出兵予以顛覆，重新確立了英國對伊拉克的主導權。

戰后，伊拉克繼續沿著親西方的外交路線。雖然伊拉克堅持對以色列的強硬態度，也會因為科威特主權問題及對沙特關系令英美煩惱，但就總體而言，伊拉克已經成為最親西方的阿拉伯國家。這主要體現在巴格達條約組織。

1955 年，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和英國組建集體安全性質的軍事集團，以對抗蘇聯。美國雖然沒有正式加入，但實際上予以大力支持，甚至被人攻擊為暗中操縱，成為艾森豪威爾政府“條約癖”（pactomania,指熱衷于在各地區訂立集體安全條約，組建軍事集團）的一大體現。巴格達條約組織被埃及總統納賽爾視為對埃及的威脅，在阿拉伯世界也普遍為人反感。為此，沙特和約旦這兩個親西方國家也不想冒著輿論壓力加入巴格達條約組織。伊拉克是該組織唯一的阿拉伯國家。

1955年后，埃及日漸親蘇，被一部分人視為蘇聯在中東的代理人。中東政治格局呈現出一定程度上的兩極對立傾向，背靠蘇聯的埃及和敘利亞為一方，依托英美的巴格達條約組織國家為一方。如此，伊拉克哈希姆王朝自然被東方陣營視為帝國主義代理人。1958年2月25日《人民日報》的一篇國際報道題為《伊拉克群眾示威游行 慶祝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成立 并要求政府推出巴格達條約》。通過群眾之喜惡，足以說明東方陣營的態度。

革命政權的內部斗爭與何去何從

政變軍人成立了革命政府，卡塞姆為總理，阿里夫為副總理。伊拉克新政府的外交政策會如何呢？

盡管革命讓東方陣營亢奮，讓西方恐慌，但伊拉克新政府起初對美國還是采取了友善的姿態。革命第二天，卡塞姆就親赴美國大使館表達與美國維持友好關系的愿望。而艾森豪威爾政府也采取務實態度，于8月承認伊拉克共和國。當然，伊拉克新政府也沒有辜負東方陣營的期待。7月18日，伊拉克宣布恢復1955年中斷的伊蘇關系，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此時伊拉克的走向尚不明朗。7月末，美國主要認為政變軍人是親納賽爾分子。但29日國家安全委員會政策設計司(planning board)提出的一份文件指出，如果美國承認伊拉克共和國，不但會削弱美國反對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印象，也會“強化阿拉伯民族主義第二中心”。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國降低納賽爾在阿拉伯世界影響力的心愿。

8月12日，國務院提出的評估報告認為，伊拉克可能也不甘心被阿聯主導，進而可能會與納賽爾發生沖突。不出所料，革命陣營的內部斗爭隨即凸顯。22日，國務卿杜勒斯收到的一份備忘錄指出，副總理阿里夫公開呼吁和阿聯全面合并，之前警惕阿聯的復興黨現在也支持統一。這為伊拉克共產黨及其盟友所反對，因為納賽爾不久前對敘利亞共產黨采取了嚴厲壓制。據說卡塞姆現在利用共產黨及左翼力量抗衡阿里夫。不久，阿里夫就被改任為駐西德大使，勢同流放。11月初，阿里夫回國遭到逮捕。

卡塞姆對阿里夫的打壓被美國視為對納賽爾權威的挑戰。起初，美國人對于伊拉克的內斗或許帶有些幸災樂禍的心理。但正所謂兩害相較取其輕，對于美國來說，被共產黨接管的伊拉克自然要比并入阿聯的伊拉克更為可怕。

11月25日，國務院官員在給杜勒斯的備忘錄中指出，盡管卡塞姆可能不是共產黨，但他不成熟，以為可以利用共產黨和左翼力量對抗親納賽爾分子。如果卡塞姆繼續如此，共產黨的滲透就可能超出控制。目前伊拉克的局勢還不明朗，如果卡塞姆戰勝反對派，就更不能擺脫共產黨的影響。但即便卡塞姆政權倒臺，新上臺的力量也可能再次因為是否與阿聯統一而發生內訌。這份備忘錄一方面折射出美國對伊拉克被共產黨接管的擔憂，也體現出伊拉克未來走向的不確定性。

不但親蘇而且親共的阿拉伯國家

11月11日，《人民日報》報道：“卡塞姆總理堅定指出：不許任何人干涉伊拉克事務, 伊拉克人民支持政府逮捕阿里夫。”雖然美國人把卡塞姆對阿里夫的打壓視作對納賽爾權威的挑戰，但中國對卡塞姆的支持并不一定就意味著對納賽爾政策的轉向。畢竟納賽爾此時還是以一個反帝形象出現在中國的報道中。但到了1959年1月，納賽爾的形象卻因為壓制共產黨而出現一定變化。不久，納賽爾和赫魯曉夫就因為阿拉伯世界的共產黨問題發生了公開爭吵。

這反映出20世紀國際政治的一個重要問題，親蘇未必親共。但卡塞姆的政策卻是即親蘇又親共。

1959年2月，伊拉克內閣更迭，許多民族主義者被親共人士所代替。這令美國極為警惕，甚至有人懷疑卡塞姆是共產黨。盡管美國人不太相信卡塞姆是共產黨，但認為共產黨接管伊拉克的危險是存在的。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向艾森豪威爾表示：“現在世界有三個炸點，柬埔寨、老撾和伊拉克。”

3月，親納賽爾分子在伊拉克摩蘇爾起事，據說還有美國中情局的支持。政府在伊共的支持下予以嚴厲鎮壓。至此，伊拉克不但成了中東地區最為親蘇的國家，也是最為親共的國家。此時的納賽爾非常警惕蘇聯和共產黨對自己地區權威的挑戰，對內壓制共產黨，對外與蘇聯互相指責。雖然此時的中蘇關系已有惡化跡象，但中國和阿聯的關系也同樣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走入低谷。相反，納賽爾和美國的關系則進入到短暫的友好期。

但卡塞姆畢竟不是共產黨，不久后也對伊拉克共產黨采取了壓制。同時，伊拉克與西方國家的外交關系也一直得以保持，與阿聯的關系也略有改善。在艾森豪威爾任期的最后兩年（1959-1960年），大家也算相安無事。

但伊美關系在肯尼迪任期第一年便出現了嚴重惡化。1959年10月，卡塞姆遇刺受傷。恐怕當時沒有人會想到其中一個叫薩達姆的殺手日后會成為執政30多年的伊拉克總統。耐人尋味的是，無論是被卡塞姆推翻的哈希姆王朝，還是試圖推翻卡塞姆的薩達姆，他們和卡塞姆都一個共同點，即科威特應該屬于伊拉克的一部分。

1961年，科威特脫離英國，宣告獨立。伊拉克則宣稱擁有對科威特的主權，與英美關系迅速緊張。1962年，美國承認科威特。作為回應，伊拉克把對美外交關系降至代辦級，兩國關系跌入谷底。

隨著美伊關系的惡化，以及對卡塞姆政權脆弱性的認識，肯尼迪政府一部分決策者認為應該改變對伊拉克的“坐視正常”(wait and see)，并為伊拉克可能出現的政權更迭做準備，甚至暗示中情局應該介入其中。1963年2月，復興黨聯合部分軍人發動政變，強攻國防部，殺死居住其中的卡塞姆，隨后對伊拉克共產黨采取了嚴酷的鎮壓。根據時人的回憶，很多學者傾向認為美國中情局參與了這次政權更迭。無論是否如此，政變后的美伊關系確實得到一定改善。

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使阿拉伯民族主義激進派達到頂峰，但也是走向低潮的開始。伊拉克突如其來的政權更迭令西方一度驚慌失措，令東方為之興奮。但這種情緒冷卻后卻是西方陣營的安定。相反，標榜革命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力量陷入分裂，“阿拉伯冷戰”從激進和保守的對抗蔓延到激進派的內部競爭。同時，納賽爾與蘇聯的矛盾充分得以暴露出來，反映出之前兩國親密關系的權宜性和脆弱性。

當然，納賽爾與美國展開的合作同樣是脆弱的，和蘇聯的共同利益也并未消失，只是蟄伏。所以到了肯尼迪遇刺前后，開羅、莫斯科和華盛頓的三角關系又開始回到1958年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