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年是改革開放38周年。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中國當代史上堪稱“拐點”的重要會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改革開放由此起航。

在38年史詩般的征途中，地處浙江中部的義烏從“無中生有”到“無所不有”，不僅創造了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場的奇跡，也使自己成長為折射改革走向的“風向標”城市。

習近平在浙江工作時曾指出：“義烏的發展是過硬的，在有些方面還非常突出；義烏發展的經驗十分豐富，既有獨到的方面，也有許多具有普遍借鑒意義的方面。”

2006年6月8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在義烏召開座談會，推動當時已在浙江掀起的學習“義烏發展經驗”的熱潮向縱深發展。此前的4月30日，浙江省委、省政府聯合下發《關于學習推廣義烏發展經驗的通知》，決定在全省范圍內學習推廣義烏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走科學發展之路的經驗。

“義烏發展經驗”由此成為繼“溫州模式”后，浙江又一個解讀與剖析以發展市場經濟為價值取向、以全民富裕為最終訴求的中國改革的最典型樣本。

值此改革開放38周年和學習“義烏發展經驗”10周年之際，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策劃了這組專題報道，從多個角度探尋身兼“縣域經濟優等生”與“中國式市場經濟最佳典范”雙重身份的義烏，帶給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中國改革的啟示。以下是“創業篇”。

晚上6點，夜幕初降，義烏稠州北路的異國風情街開始喧鬧起來。

餐館、KTV、理發店門面上，標著阿拉伯語、印度語、英語、韓語的的霓虹燈炫目地閃動著；烤肉攤位騰起陣陣煙霧，三五成群身著民族服裝的阿拉伯客商圍坐街邊閑談；空氣中，飄蕩著充滿異域風情的香水味、水煙味和音樂。

在義烏這座新興“移民”城市，這種各色元素交織的場景，只是其大開放格局和文化多樣性的一個縮影：隨著小商品市場的日益壯大，110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流動著來自140多個國家的43.8萬余名外商，其中常駐者達1.5萬；125萬來自國內各地的外來建設者，已遠超70萬本地人口，其中包括國內所有少數民族的數萬人員，他們在這里彼此尊重、友好相處、共生共榮。

如果說延續了30多年依然活力迸發的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場是個奇跡，那么奇跡的誕生，離不開活躍的市場主體，也就是“人”。在義烏“雙向開放”的市場經濟進程中，本地人“走出去”，外地人“融進來”，在復雜多元的社會環境中創造奇跡，并實現自我再造，共同探索建立“聯合國大家庭”式的現代社會治理模式。

“在這樣一種復雜多元的社會環境中，義烏突出‘兩個關注、兩個尊重’（即關注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關注不同利益群體的合理訴求，尊重勞動者主體地位、尊重文化多樣性），形成了本地人與外地人、本國人與外國人和諧相處、和諧創業的良好環境，實現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充分說明，改革發展與和諧穩定始終是有機統一的。”2006年6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在義烏調研時說。

他表示，學習義烏發展經驗，就要在積極營造平等競爭、共同發展的法制環境、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不斷激發整個社會的創造活力和人們的創新精神的同時，堅持把實現社會公正作為重要的政策導向，合理調整各階層的利益結構，尊重公民的民主權利和法律地位，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

“穿著褲衩而來，西裝革履而去”

2016年4月26日上午，新光控股集團董事長周曉光敲響深圳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寶鐘”。當天，她掌舵的新光圓成股份有限公司正式重組更名掛牌上市，成為義烏第六家上市公司。重組后，上市公司資產總額超過100億元，市值逾200億元。

毫無疑問，周曉光這個1962年出生在紹興諸暨嶺北鎮一個小山村的新義烏人，已然成為這座國際小商品城中最知名的商人之一。但當年剛從義烏白手起家的她也曾為了討生活，有過7年“貨郎妹”的日子。

1978年，16歲的周曉光第一次跟隨母親走出大山，背著從義烏廿三里剛興起的早期小商品市場采辦來的百余斤繡花針和繡花樣，從義烏火車站出發，北到黑龍江，南至云南，在大半個中國走街串巷。

白天擺攤、晚上趕路，餓了就買幾個便宜的爛蘋果，晚上就睡在火車座位下方的地板上。當時的周曉光想法樸素，只希望家里人能吃飽飯，媽媽能成為全村第一個戴上金戒指的人，奶奶能有一件“的確良”襯衫。

1986年，成家的她決定停下腳步，和丈夫在義烏安營扎寨。

起步之初，夫妻倆租了兩間陳舊昏暗的平房，一天24小時都在這里。“后廠”加工完的飾品，直接拿到“前店”去賣，一個家庭企業的雛形慢慢成型。

此后，從1平方米大小的攤位到開辦義烏第一家飾品店面，再到創辦新光飾品公司，周曉光一步步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飾品企業的掌舵者，并二度當選為一個下聽民聲、上達民意的全國人大代表。

在回憶自己的創業生涯時，周曉光曾說：“我和新光能有今天的成績，最大的緣分和福分，都來自不是故鄉卻勝似故鄉的義烏這座城市。”

在義烏，“從無到有”人生故事的主角不僅限于周曉光這樣來自全國各地的新義烏人。2001年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全球各地的“淘金客”因夢想匯聚義烏，在這里如魚得水，將夢做到當初難以想象的美好地步，也把義烏變成了蓬勃發展的中國商貿業最精彩的注腳。

38歲的約旦商人默罕奈德從沒想到，只身來中國謀生的他，會在義烏收獲事業與家庭。

近1米8的身高，短發微卷，高鼻梁、深眼窩，笑容靦腆，默罕奈德有著一副標準阿拉伯人的面龐，卻會一口流利的漢語。

2002年，在廣州開餐廳的他在多次聽人提及義烏小商品市場后，抱著好奇心，與叔叔一起來到義烏。

“當時我發現在這里做生意的阿拉伯人不少，但沒有一家阿拉伯餐館，吃飯很不方便。”于是叔侄倆決定在義烏開設第一家阿拉伯餐廳。

“說實話，那時候沒什么錢，一度因為資金窘迫差點放棄。好在這里的人很熱情實在，不排斥、不欺負外國人，義烏人從不對我們阿拉伯人另眼相看，貸款租房都有人幫忙，在這里做生意很安心。”默罕奈德告訴澎湃新聞，創業初期他便結識了不少朋友，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大家和氣生財”。

2004年，默罕奈德和來自安徽的妻子劉芳接手餐廳。經過12年的打拼，這家名為“花”的餐廳，如今已是上下兩層，可容納上百人，每年收入數百萬元。

“十多年了，沒與其他的經營戶發生過一起經濟糾紛。”談及在義烏的生活，默罕奈德始終面帶笑容，“滿足”是他最大的感受，“在我家周圍同住著許多外國人，大家來自五湖四海，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不同信仰，但平時都會聚在一起吃飯、出游，就像一家人一樣。”

更令他欣喜的是，自己的故事還得到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贊許。

2014年6月5日，習近平在中阿合作論壇第六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提到，默罕奈德把原汁原味的阿拉伯飲食文化帶到了義烏，也在義烏的繁榮興旺中收獲了事業成功，最終同中國姑娘喜結連理，把根扎在了中國。“一個普通阿拉伯青年人，把自己的人生夢想融入中國百姓追求幸福的中國夢中，執著奮斗，演繹了出彩人生，也詮釋了中國夢和阿拉伯夢的完美結合。”

“如今義烏就是我的家。”默罕奈德說，在這里有許多阿拉伯兄弟與他有著同樣“穿著褲衩而來，西裝革履而去”的創業軌跡。輾轉過廣州、北京、安徽的他決定在義烏永久定居，因為“在這里掙出了生活，成就了夢想”。

不排外，“雙向開放”的市場魔力

從白手起家到年銷售額過億需要多久？河南信陽80后小伙宋光輝給出的答案是：5年。

在這個眼神明亮、侃侃而談間難掩自信的高個小伙身上，已絲毫看不出曾經的“留守兒童”、“地攤菜販”、“摩的師傅”等諸多標簽。

“作為一個從外地來義烏創業的新義烏人，我最大最深的感受就是：義烏真的是全世界最最適合外地人創業的城市。”宋光輝告訴澎湃新聞。

在來義烏之前，溫州曾是他打拼的第一站，“義烏這個‘文化大熔爐’所展現出的開放共享，是我在溫州創業時難以感受到的。”

作為浙江改革開放史上最著名的兩個風向標，“溫州模式”和“義烏發展經驗”都發軔于底層的“創造”，卻有著鮮明的差異。時至今日，宋光輝對溫州民營經濟濃厚的“地緣化”、“家族化”色彩與義烏市場高度開放包容的接納力對比，仍然感觸頗深。

宋光輝的父母是農民工，長年在外打工，自己和弟弟是留守兒童。1999年從專科學校畢業后，他獨自前往溫州投奔在當地打工的叔叔。在溫州，他擺過地攤，賣過蔬菜、舊書，做過銷售、跑過業務，“什么都是自己一個人干”。

孤身置于以“抱團”著稱的溫州人中近3年，晦澀難懂的方言讓宋光輝幾乎沒什么交心朋友，“那時候就感覺，在溫州，當地人喜歡抱團走出去，世界都向他們開放；但反過來，外地人卻似乎很難融入”。

離開溫州后，他輾轉過北京、深圳、云南等地，直到2007年聽說義烏創業門檻低、機會多，揣著“希望家人過得更好一點”的愿景來到義烏，買了一輛二手摩托車當起了摩的師傅。

原本以為載客途中能遇到大老板，得到賞識和點撥，但是后來他發現，老板都是坐在轎車里的。始終沒機會，直到遇到開淘寶店的同鄉女孩“小萱”。

“小萱”每天都坐他的摩的去國際商貿城配貨。“有一天，她開心地告訴我，這一天她掙了800多元。我當時一聽眼睛都亮了，心想，這不正是我一直想要的機會嗎？”在“小萱”的幫助下，宋光輝決定改做淘寶店，賣國際商貿城淘來的小商品。

“憑借義烏市場的價格、貨源和物流優勢，我的網店生意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開張第一個月的營業額就有1萬多元；5個月后，已凈賺十幾萬元。

2009年8月，宋光輝與其他16位網商自發成立了義烏網商聯合會，這是義烏第一家專業網商社團組織。來自廣西、云南、湖南、四川、山西、福建、河南和義烏本地的17個青年定期坐到一起，打開各自網店后臺，分析各個單品的貢獻比、平臺的引流量和轉換率等問題。

“雖然彼此都是競爭對手，但大家有共識：開放共享才能共贏，這也是市場經濟的本質。”通過共同分銷壓縮袋，宋光輝創下了2009年網上零售1300萬只的銷售紀錄。

顯然，相較于溫州的“單向開放”，義烏“雙向開放”的格局，不僅吸引著大批外來尋夢者，更深刻地改變著他們。這也是其比溫州更易實現與時俱進、更能散發市場魔力的重要內因。

開放各類社會成員融入的大門，和諧相容間滋長新的發展力量，是義烏這個小型“聯合國”在經歷了數次金融風暴洗禮后依然健步如飛的關鍵。

不見外，外國“老娘舅”參與中國式糾紛調解

隨著越來越多外來建設者的涌入，義烏在外籍人員管理方面也探索了不少全國首創的經驗。

在時代廣場B座29層的一間辦公室里，濃眉大鼻，爽朗健談的伊朗人哈米告訴澎湃新聞，他正在為本國兩個尋求法律援助的朋友聯系律師。

類似這樣的協調，哈米記不清有多少次了。對于這個50歲的伊朗男人來說，參與義烏的公共事務，就像說一口流利的漢語一樣，稀松平常。用他自己的話說——從不認為自己是個外國人。

在義烏經商13年，哈米身上的標簽很多：開設義烏第一家外商獨資企業的人、會說7國語言的“老娘舅”、社區居民委員會外籍委員、義烏十大好人等。

他所住的社區名為雞鳴山，是典型的“聯合國社區”。除了常駐的3000多名本地人和1.5萬國內流動人口外，還有來自56個國家的892名境外人員。

如何引導他們融入社區，并非易事。

2006年，社區發起了“外國人融入社區”活動，聘請了3位境外人員擔任社區惠民議事會成員，哈米就是其中之一。一旦有重大事項需要征詢意見討論時，他們與社區居民擁有同等發言權。

為了方便老外生活，社區還辦起了全國首個境外人員服務中心，每周五次免費培訓漢語，從坐公交，到買菜點菜、看病就醫，教的都是最實用的生活用語；遇到中國傳統節日，中心還會舉辦家庭聯誼、文化周活動，把包粽子、剪窗花、做水餃等中國文化元素傳遞給每一個外籍人士。

“不過這兩年讓我最震撼的還是義烏的辦證速度。”哈米說，初到義烏時，這里還沒有一家外商獨資企業，為了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他在杭州、金華、義烏等地來回跑了數十次，花了幾個月時間才取得公司營業執照。

然而從2012年1月起，在義烏國際貿易服務中心，一切只需不到30分鐘。

義烏國際貿易服務中心集涉外行政審批、涉外公共服務、涉外中介服務、涉外信息交流于一體，整合公安局、國稅局、海關等13個部門133項涉外審批服務項目，外商從辦理入境簽證到取得公司營業執照，從投資業務咨詢到獲取居住就學信息等基本事務，都能在這里得到一站式辦理。

“這種開創全中國先河的出入境服務模式，讓我有回家的感覺。回家就要有家里人的樣子。”哈米笑稱，如今在義烏常駐的伊朗人有300多人，基本每天他都會自發扮演“老娘舅”的角色，小到協調訂單貨品數量、顏色、重量，大到為經濟糾紛尋求法律援助。

與哈米一樣，默罕奈德也身兼調解員一角，不過他的身份則更為正式——涉外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外籍調解員。

成立于2013年5月的外調委隸屬義烏司法局，共有調解員54人，其中外籍人員18人，分別來自塞內加爾、伊朗、韓國、印度等20個國家。

據外調委主任陳津顏介紹，涉外調解員大多數是無償、兼職的，雖然來自不同國家、從事不同行業，但都精通三種以上語言，熟悉中文，了解對外貿易中報關、清關、出關等外貿環節，便于分析對外貿易中產生的糾紛。這種“以外調外”的全新模式不僅破除了語言障礙，也讓外商更有親切感和安全感。

除了不定期協調貿易糾紛外，外籍調解員還兼任普法志愿者工作，以案說法，利用“老外不見外”的信賴優勢，把每一次糾紛調解變成境外人員普法宣傳的過程。

截至今年10月底，外調委已成功調解糾紛331起，涉案金額4919.72萬元，涉及美國、伊朗、俄羅斯、土耳其、印度等26個國家。

為了更充分地讓外商參與義烏自我管理，義烏還開創性地在“兩會”期間，邀請外籍人士旁聽，并舉行外籍人士座談會。默罕奈德、哈米都曾是座上賓，針對子女教育問題、經商平臺等問題建言獻策。

“很多朋友會好奇問我，明明在北京有房、廣州有公司，為什么偏偏在義烏安家？”哈米說，因為只有在這個平等、和諧、共生的小型“聯合國”里，他才覺得自己不是過客，而是社會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