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4冊的大型史料集《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蔣廷黻資料》（陳紅民、傅敏編），作為哈佛燕京圖書館文獻叢刊第九種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Harvard-Yenching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U.S.A.）典藏“蔣廷黻資料”（Archives of Dr. Tsiang Tingfu）系由蔣廷黻收集、保存的與其個人生涯相關的各式文件組成，由其公子蔣居仁（Donald Tsiang）捐獻。

蔣廷黻（1895—1965）是著名的歷史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曾任南開大學、清華大學教授，因在《獨立評論》發表時政文章而名聲大噪，被延攬從政，先后擔任過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駐蘇聯大使、行政院善后救濟總署署長、中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等重要職務。學界一般將其視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學者從政的典型”、“外交家”。蔣廷黻的這批資料形成于1947年至1965年，涵蓋了蔣廷黻的后半生，而這一時段，恰是目前學界研究涉獵甚少的。蔣廷黻長期擔任外交官，尤其是代表國民黨政權在聯合國工作近15年，他所保存的材料對研究現代外交史與當代臺灣史有重要參考價值。

一個中國人的資料，怎么會進入美國哈佛大學的圖書館？其中有一段頗為曲折的故事。

師生“分裂”

1932年，在英國牛津大學研究東亞歷史的美國青年John K. Fairbank 決定到中國來學習中文，并搜集其博士論文的資料。他進入清華大學，遇到正在進行近代中外關系史研究的該校教授蔣廷黻，并拜蔣為導師。清華教授、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為美國青年起了中文名字“費正清”。在華其間，費正清與蔣廷黻過從甚密，收獲頗多，其博士論文獲得好評。后來他返回美國擔任哈佛大學教授，建立了東亞研究中心，成為知名漢學家。

費正清受蔣廷黻影響至深，以致1972年他首次受邀重訪北京時，冒著得罪主人的風險，在演講時表達了對蔣廷黻的敬意：“今天我必須首先承認我作為學生所受到老師蔣廷黻的恩德。盡管他在最近20年間作為國民黨駐聯合國安理會中國大使與人民共和國對抗，在這之前，他曾是清華的歷史學教授，如果不承認此種恩德，我就不可能接著講下去。”事實上，1949年后蔣廷黻與費正清雖同在美國，卻交往不多：一則他們分住在華盛頓與波士頓，更重要的是費正清在其學術研究中對國民黨政權多有批評，被視為“左派”，而蔣廷黻作為國民黨在聯合國的“官方代表”，自然不會與其聯絡（他們之間只偶爾有通信）。

1965年蔣廷黻在美國過世。費正清深知蔣有收集資料的習慣，便產生了尋找這些資料的念頭，卻長期苦無線索。

意外重逢

到了1980年代，費正清已從哈佛大學榮譽退休，每天仍到以他名字命名的“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現已改名為“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辦公室閱讀與寫作。費正清研究中心招聘了一位新的秘書Michele Wong Albanese，中文名為“黃愛蓮”。這位有著華裔血統的女秘書出生于美國，完全不懂中文。她為多了解費正清及其研究中心的歷史，專門閱讀費正清的自傳，讀到其留學清華一節，發現其中所言蔣廷黻教授事跡，很像自己姨夫說過的父親（事實是，Michele 的母親與蔣廷黻四公子蔣居仁的太太為親姐妹），就向費正清求證。費正清大喜過望，說自己已尋找蔣的后人多時，苦無線索。更讓費正清意外的是，Michele告訴他，乳名“四保”的蔣居仁（Donald Tsiang）就住在哈佛大學附近名為Newtown的小鎮。

已年屆高齡的費正清，正在為完成自己最后一部著作與時間賽跑。他在百忙之中通過Michele 約蔣居仁到哈佛大學見面，詢問蔣廷黻是否留有資料及可否捐獻出來，供學術研究之用。蔣居仁回復說，蔣廷黻在家中留下不少資料，原是準備退休后做研究用的。

蔣居仁自幼生長在美國，是畢業于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建筑師，他不能閱讀中文，無法處理這批資料，就全部置放于家中的地下室。蔣居仁稱，捐獻問題要先與其家人商量方可決定。隨后，蔣與在美國加州的二姐蔣壽仁女士(英文名Marie Hu，乳名“二保”)協商。蔣壽仁的意見是，父親的資料既然留在蔣居仁處，弟弟可全權處理。

但是蔣廷黻留下的資料內容復雜，不能不加整理就貿然捐出。蔣廷黻的日記相對獨立，可以先捐出。這樣，費正清在世時，蔣家先將日記全部捐給了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供其研究用。當時雙方商定，待蔣廷黻資料全部捐給哈佛大學后，將存放在哈佛最大的圖書館——瓦德納圖書館（Widener Library）。

資料“落戶”哈佛燕京圖書館

應該說，蔣廷黻后人選擇將資料捐給學術機構的決定，與其本人想法頗為一致。早在1938年蔣廷黻寫的遺囑中對自己保存資料就有所安排：“應請蕭公權兄就使俄文件（如電報、報告等）中擇其關重要者作為《使俄記》之附錄，合起來勉強成書，于十年后出版。（唐）玉瑞應該檢出文件送給蕭公權兄。公權兄編完后請將一切稿件擲還玉瑞。書出版后，文件可贈送清華或國立其他圖書館。”

不幸的是，費正清未能等到全部蔣廷黻資料全部捐獻就仙逝了。此后，爭取收藏蔣廷黻資料的任務就落在了其高足柯偉林（William  C. Kirby）教授身上。1990年代，柯偉林教授擔任哈佛大學歷史系主任，蔣廷黻資料陸續捐來，就暫放在歷史系的辦公室。至2002年，柯偉林教授與哈佛大學相關學者商量，認為瓦德納圖書館雖是哈佛圖書館的主館，保管力量強，但從使用便利的角度考慮，還是典藏在以東亞文字為主的哈佛燕京圖書館更合適。征得蔣居仁同意后，蔣廷黻資料于2002年9月27日全部移到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于該館的善本書室。

以上介紹中，我們看到有許多機緣巧合：如果不是蔣廷黻出于歷史學家的職業習慣保存資料，如果不是費正清對蔣廷黻的了解與尊重，不是他對這批材料的追索，如果不是蔣廷黻后人慷慨捐獻，就不會有“蔣廷黻資料”入藏哈佛燕京圖書館，這批珍貴資料很可能湮滅在蔣居仁先生家的地下室（因蔣居仁家無人學習歷史，且均不懂中文）。而串連整個故事最傳奇、湊巧的一環，就是Michele Wong Albanese 應聘為費正清中心的秘書。

蒼天有眼，讓費正清不負苦心。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筆者2002年10月訪問哈佛燕京圖書館，承鄭炯文館長相告，有幸最先接觸剛入館的蔣廷黻資料，目睹了這批資料的“原生態”：這批資料入館時，保存著蔣家捐出時的狀態，放在規格不一的紙箱中，每箱里的東西相當凌亂，信件、書籍刊物、手稿等與字畫、照片等共存，甚至有煙斗、唱片與舊式的錄音帶。圖書館隨機給每個紙箱編上了號碼，共14箱。

在燕京圖書館工作人員完成初步編目后，鄭炯文館長又委托筆者將這批資料整理出版。2011年，筆者以“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蔣廷黻資料’整理與出版”申請到國家社科重點項目資助。“蔣廷黻資料”得益于費正清的盡力尋找，得以最終收藏于哈佛燕京圖書館。而筆者有幸追隨費正清的腳步，竭盡所能把全部相關資料編輯整理（并增加了一些蔣廷黻家屬新增資料），使這批珍貴資料最終在大陸出版，方便學者們閱讀利用，完成了這項未竟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