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開放38周年。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中國當代史上堪稱“拐點”的重要會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改革開放由此起航。

在38年史詩般的征途中，地處浙江中部的義烏從“無中生有”到“無所不有”，不僅創造了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場的奇跡，也使自己成長為折射改革走向的“風向標”城市。

習近平在浙江工作時曾指出：“義烏的發展是過硬的，在有些方面還非常突出；義烏發展的經驗十分豐富，既有獨到的方面，也有許多具有普遍借鑒意義的方面。”

2006年6月8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在義烏召開座談會，推動當時已在浙江掀起的學習“義烏發展經驗”的熱潮向縱深發展。此前的4月30日，浙江省委、省政府聯合下發《關于學習推廣義烏發展經驗的通知》，決定在全省范圍內學習推廣義烏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走科學發展之路的經驗。

“義烏發展經驗”由此成為繼“溫州模式”后，浙江又一個解讀與剖析以發展市場經濟為價值取向、以全民富裕為最終訴求的中國改革的最典型樣本。

值此改革開放38周年和學習“義烏發展經驗”10周年之際，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策劃了這組專題報道，從多個角度探尋身兼“縣域經濟優等生”與“中國式市場經濟最佳典范”雙重身份的義烏，帶給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中國改革的啟示。以下是“開篇評論”。

義烏是我很久很久以前就知曉的地方。但對它當時的記憶只與貧窮有關。

我出生在義烏的鄰縣浙江永康，因為當年吃不飽飯，鄉里人不得不四方流散，以補銅壺補鍋和鑲牙謀生。老家太窮，所以19歲就離家參軍的父親帶著全家，最終落腳在了富庶的魚米之鄉浙江北部的湖州。

大約五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跟著母親回永康探親。記得那年沿浙贛線坐綠皮火車晃蕩晃蕩在義烏站下車，再轉汽車去永康。義烏站內給我留下的唯一印象就是一地的甘蔗皮。我問母親：“這是什么地方？”母親說是義烏。我又問：“義烏好玩伐？”母親說，比你老家更窮。

18歲那年，我第二次和義烏有了關聯。因為我到省城杭州念大學，和我同寢室的同學有一位是來自義烏的阿朱。阿朱很和善，總是笑瞇瞇的。每年暑假回校，他都會從叫赤岸的家鄉帶來一大口袋的霉干菜焐肉。估計原本是準備吃上小半年的，但因為他的和善，結果被同寢室的我們神速地分享了。說說是霉干菜焐肉，其實里面翻遍了也只有指甲蓋大小的七八塊肉。許是沒啥肉的緣故，整口袋的霉干菜呈現出類似麥稈色的金黃，泡上碗湯那是絕頂的鮮美。

阿朱從不曾解釋過為啥他的霉干菜焐肉里沒有肉，但我5歲時的義烏記憶清楚地告訴我，這無疑是因為義烏的“窮”。

差不多又過了10年之后，義烏再一次地猛然闖進已是新華社農村記者的我的視野。這一次，是因為“市場”：1991年，國家工商局第一次統計開列中國“十大專業市場”龍虎榜，義烏高居榜首。自此一發不可收，并進而崛起為被聯合國與世界銀行確認的“世界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曾經窮得讓人心痛的義烏，竟然搖身一變，成了和南面不遠的溫州一樣“盛產老板”的黃金之地。

土地狹少貧瘠，窮得只剩下甘蔗的義烏究竟發生了什么？義烏何以無中生有、莫名其妙，核裂變般地“奇怪崛起”？

我們總是習慣于因為成功而不吝惜掌聲與喝彩，但輝煌巔峰的光芒往往容易讓人因目眩而真偽難辨。我更愿意回望30多年前甚至再長久的過去，從義烏艱難出發的起點，點滴還原、追尋“義烏為什么”。

義烏奇人一：“半社會主義論”的冒險者獸醫馮志來

馮志來是一名貨真價實的給豬牛看病的獸醫，但他這一生為義烏乃至中國做的大事，卻是寫下一篇題為《半社會主義論》的萬言書，而且居然斗膽上書北京。

1935年，馮志來出生于義烏東朱鄉喬亭村的一戶普通農家。但他卻有不普通的“社會關系”：《共產黨宣言》的第一位中國翻譯者義烏人陳望道，是他父親就讀浙江第一師范學校時的老師；魯迅摯友、1930年代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創始者之一義烏人馮雪峰是他的族叔，馮雪峰之子馮夏熊是他的小學同學。耳熏目染間，馮志來長大成人。

1999年，我第一次采訪了剛剛退休的馮志來。2008年，他成為我為浙江改革開放30年撰寫的《中國模范生》一書中被記錄在案的100位浙江人之一：

20歲的馮志來1955年從金華農校畜牧獸醫科畢業，分配到瑞安縣政府農林科工作。5年后，作為摘帽右派分子，他被驅趕到偏僻的老革命根據地湖嶺區農技站擔任獸醫。

落難于鄉間，讓這位年輕人對中國看得更為真切。“大躍進”的狂想令馮志來迷茫，饑荒遍地的三年災害深深地刺痛了他的雙眼。

難道這就是社會主義？在生產力水平極端落后的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什么是我們眼前的出路？

一個年輕的靈魂在厚重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沉重的現實之間徘徊。

“我們仍舊還是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如果我們將舊中國的既有資本主義性質經濟又有半封建小農性質經濟稱作半資本主義經濟，那么現在我們也可以說我們目前的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經濟。”

基于對半社會主義生產力水平的精辟判斷，馮志來放膽直言：“我認為包產到戶確是一條相對的唯一出路。這樣做，完全是從中國現階段生產力水平出發，完全是為了調動農民的勞動自覺性……這是6億人民的呼聲！”

1962年4月21日，《半社會主義論》完稿。一周后，馮志來踏上了北去的列車，在北京前門附近一家小旅館住下。他將文稿分送給了中共中央、《紅旗》雜志和《人民日報》，并在所附的信箋上，抄錄了文天祥的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幾天后，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處信訪室的干部接見了他。這位干部狠狠地訓斥了馮志來，勒令他要好好清理那些危險的胡思亂想。

回到湖嶺，馮志來輾轉反側，一腔熱血在血脈中奔涌：這個國家、這個民族，不能再這樣走下去了。

兩個月后，馮志來撰寫了比《半社會主義論》更尖銳的第二篇文章《怎么辦？》。他將《怎么辦？》再次抄寫三份，寄往北京。

結果可想而知，浙江省委直接對馮志來問題發文：重戴“右派”帽子，遣返原籍，監督勞動。

1963年，作為被北京欽點的浙江“兩個半單干理論家”之一，馮志來在一名武裝警察的押送下，回到老家義烏縣喬亭村。

馮志來告訴我，1963年回到老家，他真正地感到了從未有過的無助和絕望。他利用做獸醫的便利，花一元四角偷偷賣了100粒安眠藥，藏在貼身的衣袋里。一藏就是20多年。

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召開。倍受各界矚目的焦點，是題為《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大會報告第一次系統闡述了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以為不經過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就可以超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革命發展問題上的空想論，是‘左’傾錯誤的認識根源。”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中國改革理論的基石，是中國革命歷經曲折坎坷后的真知。其重大理論價值，怎么評價都不為過。

而馮志來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如出一轍的《半社會主義論》，比這一天的到來整整早了25年。他竭力呼喊的“包產到戶”，則比鳳陽小崗村的泣血實踐早產了16年。

馮志來此后的命運同樣頗具戲劇性。

1983年，馮志來在義烏縣食品公司生豬倉庫當獸醫，一位同樣是獸醫的女同事的丈夫恰巧任職義烏縣委組織部副部長。慧眼識珠的這位副部長將《半社會主義論》呈送給了我們隨后就要講述的第二位義烏奇人——時任義烏縣委書記謝高華。謝高華對20多年前的奇文閱后大為驚嘆，并旋即將馮志來調入政府機關。

1988年后，馮志來先后就任義烏市經濟研究中心、市體改委主任，義烏市市場研究會會長，1998年12月在義烏市政協副主席任上退休。

在馮志來的身后，中國式“半社會主義”土壤孕育的另一個商品經濟新生兒——義烏小商品大市場，正雛鷹啼鳴，噴薄而出。

義烏奇人二：銅像級“我們的縣委書記”謝高華

謝高華不是義烏人，他曾經是義烏最大的“官”——縣委書記。

比馮志來年長5歲的謝高華祖籍衢縣橫路鄉賀邵溪村。但他根正苗紅，比馮志來的前半生順意得多：22歲入黨，26歲任杜澤區委書記，40來歲任衢縣縣委書記。

1982年3月，謝高華調任義烏縣委書記。老母親聽說后心疼得要命：“你犯錯誤了？為啥被貶到這么窮的地方去？”

當年的義烏真是窮。縣委大院破舊不堪，只有一個廁所，居然還是露天的，成群的蒼蠅經常毫不客氣地飛進謝高華的辦公室做客。

謝高華與義烏市場的命運邂逅，源于他與一位名叫馮愛倩的女攤販的意外“爭吵”。

馮愛倩經商實在是因為家里日子太苦，而被逼上梁山。馮愛倩記得，有一次她曾經拿著籃子去借兩斤米燒飯，居然借了7戶人家才借到。

但做了個體商販還是很苦，被當作“投機倒把”遭受圍追堵截是常有的事，“抓了罰、罰了抓”，這樣的日子沒法過了。無可奈何的馮愛倩唯一的指望就是哪位領導“能站出來說說話”。

終于，她遇到了“能站出來說說話”的謝高華。終于，也就有了小商販向縣委書記“怒拍桌子”的經典史話。

1982年5月的一天傍晚，馮愛倩在縣政府大院附近偶然發現自己身邊飄過一個瘦高的身影。“這不是新來的‘縣太爺’謝高華嗎？”她鼓起勇氣徑直沖了上去。事后馮愛倩回憶說，當時自己緊張得手心都是汗。

馮愛倩情緒激動大聲嚷著，她的義烏土話謝高華顯然聽得一頭霧水。街頭路人以為夫妻吵架，看熱鬧的越聚越多。“你先跟我走。”謝書記趕緊低聲說。

馮愛倩這個土婆子生平第一次踏進了“縣太爺”的辦公室。心里還是慌慌的，她和平時談生意一樣，習慣性地掏出兩毛九一包的好煙“大重九”，雙手遞了一支給縣委書記。

“我們做點小買賣養家糊口，政府為什么要趕我們？”

“你們當官的要體察民情，老百姓生活這么苦，總要給我們一口飯吃！”

也許是太緊張，也許是怨憤壓抑得太久，馮愛倩連珠炮般地質問開了，淚水嘩嘩地流了一臉。

至于她當時究竟有沒有“拍桌子”，說法不一。很多年后，謝高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澄清，那一夜，馮愛倩怨氣很重，幾次用手“敲了桌子”，但不是傳聞中的“大拍桌子”。“必須承認，她的膽子的確夠大的。”

這場著名的“爭吵”或叫作“對話”持續了1個多小時。謝高華留下了兩句承諾：“一是政府理解你，同意你們繼續擺攤；二是我會轉告有關部門，不會再來趕你們。”

這場“爭吵”讓謝高華感慨良多。他一頭扎進義烏鄉間，默不作聲地連續調研了3個月。調研的結果是，1982年8月25日，由縣政府、稠城鎮、縣工商局城陽工商所3級部門成立的“稠城鎮整頓市場領導小組”下發了“一號通告”，宣布將于當年9月5日起，正式開放“小商品市場”，一個在稠城鎮湖清門，另一個在廿三里鎮。這是全中國第一份明確認同農民商販和專業市場合法化的政府文件。

9月5日，湖清門市場并沒有出現在日后很多媒體報道中想當然的“鑼鼓喧天、彩旗飄飄”的隆重場面。沒有領導在開業現場露面，也沒有任何新聞報道。因為根據此前的官方條文，搞小商品市場至少違反了3項禁令：農民不能棄農經商；集市貿易不能經銷工業品；個體不能批發銷售。另外，政府的松口“準生”，很大程度上只是對義烏小商品交易普遍存在這一既定事實的客觀“追認”。 “這種‘追認’，在當時要冒極大的風險。”謝高華回憶說。

1982年11月25日，義烏縣委、縣政府召開了全縣農村專業戶、重點戶代表大會。縣委書記謝高華在講話中提出了“四個允許”，進一步明確了事關市場生存的重要政策規定：允許農民經商；允許從事長途販運；允許開放城鄉市場；允許多渠道競爭。

1984年12月，謝高華上調金華市委農村工作部部長。離任前，他為義烏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在全國第一個確立了“興商建縣”的發展戰略。

方向既定，義烏再沒有回頭。

因市場的興旺告別了世代貧困的馮愛倩們感念著謝高華。吳曉波在《農民創世紀》一書中記載，1992年，義烏小商品市場創建10周年時，曾經有農民商販們集資，扛來整整一麻袋的現金，要求為“我們的謝書記”塑一尊銅像。

這一年代久遠的傳說已難以求證，但馮愛倩們的那一份感念至今仍真切地長存心頭。

今年初冬，我從杭州南下300公里前往衢州追訪謝高華。下了高鐵，告訴出租車司機我要去學苑新村探望謝高華，司機頓時一臉驕傲：“謝書記是我老鄉，他是義烏市場的大功臣，沒有人會忘記他！”

當我把這一切告訴謝高華，86歲的老人流下了眼淚。

源遠流長的“雞毛換糖”撥浪鼓文化，一直被視為義烏神奇崛起的原動力。事實上，在金衢盆地周邊，民間濃郁的經商傳統并非義烏所獨有：永康小五金工匠走四方、東陽木雕藝人吃百家飯，而素有“六水之腰、七省通衢”美譽的蘭溪百年商業之鼎盛，更在義烏之上。

那么，為什么是義烏？

馮愛倩、馮志來、謝高華們跌宕沉浮的傳奇人生，足以勾畫出清晰的答案：任何奇跡都是由活潑潑的“人”去鑄就。他們中間，有堅韌而無畏的草根創業者，有無懼粉身碎骨的為民請命者，有無私且一意為民的執政者。他們為自己、為家人、為國家沖上時代的浪尖，在歷史的關口偶然卻又必然地率先勇敢定格歷史性的抉擇，自此一路向東，卷起驚濤拍岸。

1962年，在昏黃的煤油燈下，馮志來以毛澤東主席《新民主主義論》中的這段名言，為自己的《半社會主義論》破題：“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真理，不依靠主觀的夸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

崇尚實踐，尊重規律，敬畏真理，順應民意，是馮志來、謝高華們永恒堅守的人生底線，也是義烏市場神奇崛起背后并不“神奇”的核心底色。

于是，在這片土地上，改革開放回歸了其應有的本源：改革的本質不是一場浮華的高高在上的意識形態運動，而是以無數民眾為主體的樸素的脫貧致富的偉大長征。

謝高華曾回憶，1982年回衢州老家過年，遇到一位義烏商販，特意把他請進家里喝茶。商販聽說謝高華在義烏工作，就十分警覺，他已經被一次次的清查資本主義搞怕了。謝高華告訴他自己在政府大院上班，可沒說是縣委書記。謝高華翻看了他的貨擔，里面針頭線腦很豐富，居然還有在那個計劃經濟年代如今天毒品一般被嚴格管制的避孕套。

“‘雞毛換糖’為什么這么多年批不倒、打不掉？比如這避孕套，因為老百姓有需求，要找活路。那么，我們又為什么要違背規律，和老百姓對著干？”

馮愛倩式的市場萌動本是荒地里生發、倔強生長的“雜草”，他們最原始的驅動力僅僅是為了不再挨餓。

幸運的是，義烏的執政者對此給予的是默許、寬容進而引領。這一姿態的基本前提是，他們較早就清醒地意識到，民眾日子很苦，政府可資運作的資源有限，放手讓民眾為家庭和家園擺脫貧困“各顯神通、八仙過海”，這是實事求是的執政選擇，也是必須具有的起碼的政治良心。

在很多情形下，良心之上，更需要執政者的膽略、果敢甚至一腔熱血。

謝高華是農民的兒子，僅有小學文化，他說他大半輩子了也沒看懂《資本論》，沒搞明白一些大道理。“但我懂得做人的常識，知道做官的天命。”正是這種植根于心的常識與天命，令謝高華顯現出與他瘦弱的身軀極不相稱的“魯莽”和驚人的勇氣。

謝高華經常“闖禍”。

義烏市場的攤販過去是實行稅率高而且復雜的八級累進計稅，老太婆賣個雞蛋都要開發票。謝高華與縣財稅局商量，干脆改為簡單明了的定額計征。老百姓高興了，稅收還創了歷史最高紀錄。但麻煩也隨之而來，有人告到了中央，財政部批示：違反稅法，要查處！

事實是，很多年后，全國各地興辦的專業市場，普遍推廣了這一“義烏經驗”。

義烏市場降生前后的多事之秋，有關謝高華“亂來”的狀子滿天飛。好在，“魯莽”的謝高華并不孤獨。

時任金華市委書記厲德馨告訴他，“別慌，只要對農民有好處就搞。”

1984年春，在全省農村工作會議上，數年后擔任浙江省省長的時任副省長沈祖倫緊緊握著謝高華的手：“我們在農村的左傾蠢事干得太多了，該回到商品經濟的正路了。”

自此，30年，五代市場，11任書記，義烏大步向前。

2016年11月，衢州學苑新村的謝高華家中堂。正中是一幅小平畫像，沙發最顯眼處擺放著因反復翻看而卷了邊角的《中國共產黨黨史》，墻上懸掛著的一幅蒼勁粗獷的謝高華手書“信仰”二字令我震撼與仰望。

我問，何為信仰？老人擲地鏗鏘：“為老百姓吃飽飯殺出一條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