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9日，由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主辦的“文本內外——跨文化對話視野下的傳統、創作與文學世界的自我指涉”訪問學者工作坊在復旦大學光華西主樓1101會議室舉行。海內外十余位學者在跨文化與跨學科視野下討論文學世界有關傳統和創新的共通議題。

本次工作坊由牛津大學彭布羅克學院青年研究員、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訪問學者繆曉靜博士與復旦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郭西安副教授共同召集，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主任陳引馳教授致歡迎辭。

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主任陳引馳教授開幕致辭

科羅拉多大學亞洲語言與文明系創系主任、美國哲學院院士柯睿（Paul W. Kroll）教授首先發表了報告《盛唐時期的“詞匯風景”與“文本山岳”》，通過考察前代文學和盛唐詩人關于“廬山”的描寫，揭示傳統詞匯與意象在山水書寫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詩人描寫山水并非純粹的客觀再現，而是著力安排一系列具有指向性的意象，這些意象大都來自此前的文學傳統。山岳未必就在眼前，而是一個由想象與語言所合力塑造出來的景象，更是基于記憶與傳統所激活的一種詞匯循環。在山水詩歌詞匯的編織中，文本、語言與世界的關系都將變得更為復雜。因此柯教授主張，與其說山水是唐代文學的一個主題，不如將其視為夾雜在一種地理詩歌里的“非地理”存在，我們應當深入思考由作者所創作的文本山岳與文學傳統之間的多方互動。

科羅拉多大學亞洲語言與文明系創系主任、美國哲學院院士柯睿教授發言

文本、歷史與個體往往交織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當我們開展專題研究時，準確抓取文本中真實的生命脈動可以促使我們為文本的意義增殖提供一種符合學理的擔保機制。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陳尚君老師發表了題為“以人為中心的唐詩研究”的報告，根據自己的《全唐詩》校訂工作經歷，通過鑒別考證、去偽存真，試圖在文本中重新發現古人鮮活的人生。文本并非與歷史割裂而獨立存在，文學研究應當抵達個體真實而復雜的經驗，理解文本中交織著的生命脈動。由此，學者應當秉持文史融通的立場，使得文本與歷史進行有機互動，盡可能地去還原詩人生動曲折的人生經歷與作品寄意。通過具體的案例分析，陳老師提醒我們應當銘記，每一個唐代詩人都曾活生生地生存過，而每一個文本都浸潤著豐富的生命體驗。

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陳尚君發言

與會學者專注聆聽、密切交流

鑒照文學話語的寫作蹤跡，我們也可以管窺個體創作在接納不同文化傳統后，其文本意義生成與引申的信仰性表達。北京大學中文系錢志熙教授以李白銘文中的“與佛與佛，乃能知之爾”為準入點，探討了李白與佛教思想及其信仰的關系。通過尋溯李白此句銘文的根源，錢教授考辨了《無量義經》《佛說無量壽經》與《妙法蓮華經》等佛教經典的相關論述，并鮮明指出李白學佛實則以實相的頓悟回應了徹生死的終極目的。遞進而言，李白的神仙信仰也通融于他的佛教“權”“實”之思，在“了空”“寂滅”的實相中皈依涅槃之后的凈土信仰，以“朗徹生死”的佛理觀念舒緩其未曾解決的生死焦慮。正是在佛教思想的深度浸潤下，李白寫作了大量的“贊”“賦”文學，在生命主體的哲思觀念上達向了新的高度。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古代文體研究中心主任錢志熙發言

在文學話語中，我們所照面的往往是作為“文本”的世界，其中蘊含的是作者高揚的人文熱情。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朱剛教授關注到了文本的“非地理存在”景觀與詩人創作心境之間的微妙關系。從詩歌的場所空間詞匯角度出發，朱老師發表了報告《靖節的“桃源”與東坡的“江湖”》。作為中國文學傳統中的象征性空間語詞，“江湖”成為眾多詩人隱逸社會現實、規避儒家入世理念的文學地理概念。然而在東坡筆下，“江湖”已然缺失了其逃避是非的隱喻性與功能性的指涉，共同指向了“朝廷”之外的那些不斷鋪張的地方權力網絡。為了找尋詩人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東坡以靖節的“桃源”為“江湖”之源，以“水流”鉤連二者之間的同根詩意。因此，與朝堂權力相悖的“桃源”一脈保證了“江湖”詩意空間的留存，由“桃源”而“江湖”的隱逸文化精神得以延伸。

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朱剛教授發言

如何看待傳統以及重估傳統，是文本自我敞開時歷代文人所面臨的重要命題。在中外文學史上，很多創作都是在回應傳統，創作與傳統永遠保持著密切的關聯。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中國文學副教授、《唐學報》（T’ang Studies）主編魏寧（Nicolas M. Williams）通過柳宗元之《天對》與屈原之《天問》所構成的跨隔時空的對話詳細地回應了這一話題。在柳宗元的《天對》中，“天”作為發言者的角色，與屈原處在相對的兩端，正是“天”在回答屈原所提出的諸種問題。看視其中我們便不難發現，柳宗元對《天問》抱持著一種顯明的詰責立場。然而，《天對》與《天問》并不是簡單地形成了追隨或否定、正問或反問的對位關系，柳宗元一方面追隨了對傳統的理解，有意學習《天問》中的詩歌形式；另一方面也保持著懷疑的態度與批判的審斷，并進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觀點。于是，這一跨越千年的問答對話便形成了一種匯通式的“合問”。

會場座無虛席，觀眾認真聽會并積極分享心得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中國文學副教授、《唐學報》（ T’ang Studies）主編魏寧發言

哈佛大學東亞系助理教授David Atherton則從日本文學這一不同的文化視角，關注了個人創作、文學傳統與景觀書寫之間的交互關系?！白匀弧笔侨毡緜鹘y詩歌的重要主題之一，及至平安時代中期，描繪自然世界的詩學慣例已然形成一套非常固定的系統，詩人經常以其未曾親歷的自然景觀作為創作主旨。在日本詩歌中，千百年來圍繞著作為著名景觀的“歌枕”（poem pillow）和以青蛙為典型的自然意象形成了“本意”（poetic essence），Atherton教授正是集中分析了俳諧連歌大師松尾芭蕉如何運用歌枕與自然意象，創作出饒有新意的詩歌，由此在詩學傳統中注入生機。

哈佛大學東亞系助理教授David Atherton發言

在跨文化的溝通商榷中，中西詩學文化語境的對話機制同樣可以成為我們拓清多邊文學傳統之話語框架的方式。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分校助理教授余泰明（Thomas Mazanec）圍繞關鍵詞“抒情”和“Lyric”為我們呈現了一場跨越中西詩學文化傳統的張力式對話。Lyric這一概念承載著厚重的西方文學傳統觀念，而“抒情”則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內，作為Lyric的標準翻譯而被漢語語境下的學者所廣泛接受。從陳世驤先生提出“抒情傳統”之后，“抒情”成為了中國文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范式，即一種著力于情感表達的文學模式。事實上，“抒情”和“Lyric”這兩個語詞概念的起源、歷史及其涵括的各種語言文化形態幾乎完全不同，在考察二者互相適配的過程中，我們實現了對于抒情傳統的重新審視與思考。 

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分校中國文學助理教授余泰明發言

線下學者與線上學者交流對話

在文本書寫與歷史現實之間，作者往往藉助其對于史傳敘述話語的把控權力而建構、解構甚至重構歷史的真值性。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的徐建委副教授即以“文本內外的董仲舒”為報告題目，通過還原學術史、思想史與整體歷史圖景，昭明了董仲舒在儒學復興與獨尊儒術的過程中所起到的真實作用。不同于以往學界有關漢武帝因董仲舒諫言而“獨尊儒術”的學術觀點，徐老師指出，漢武帝尊儒早于董仲舒奏對《天人三策》；事實上，直到漢宣帝時代，董仲舒的奏議才開始受到帝王重視。正是由于魏相、劉向等人在復盤前史時重塑了歷史價值觀，相較于《史記》，《漢書》中的董仲舒躍升為一代儒學宗師。徐老師通過征引豐富的歷史材料，推證了從《史記》到《漢書》這一脈傳記文本內部的發展走向，提醒我們書寫者對于歷史文本的話語控制無疑深刻影響著后世學術史的價值評判立場。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徐建委發言

在多元的跨文化與跨學科視域下展示中西文明對話的張力，思考傳統創作與文學世界中的自我指涉，是本次工作坊的重要主題。復旦大學外文學院英語系主任陳靚教授以美國本土裔文學創作中的內聚性身份構建，探討了印第安口述傳統中的族裔性與世界性問題。當代美國本土裔文學立足于口述傳統的敘述肌理，在不同歷史發展時期或凸顯傳統的族裔性特質，或突破傳統敘述結構，以更加開放的動態文本性構建文學及文化主體性。探討傳統創作語文學世界的自我指涉，歸根結底是探討不同語言思維的自我指涉，而言說方式的差異又恰然關聯了口述文學的族裔身份。身份、傳統、文本的環狀聯動不僅形成了創作者獨特的民族敘事視角，也推動了我們思考聲音傳統與文本傳統的交互重構。當作為音響實事的口述傳統被整合為民族書寫中恒久復沓的文學范式，二者也必將為當代美國本土裔作家提供承傳于文化心理結構中的寫作引擎。

復旦大學外文學院英語系主任陳靚教授發言

族裔性與世界性的跨時空對話，在復旦大學西班牙語系蔡雅芝老師的報告《西班牙語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的對話——以博爾赫斯對明清小說的接受為例》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闡釋。作為西班牙語文學區的重要作家，博爾赫斯通過閱讀大量中國明清小說的翻譯作品與英國漢學家瞿理思編寫的《中國文學史》，構建了其棲息于異質語際空間中的語言與文化詩學。這種取源于東方異質文化之“邊緣”（Orilla）空間的創作既啟發了博爾赫斯的寫作靈感，也重構了阿根廷的文學傳統。當小說本身與博爾赫斯的“幻想文學理念”生發了創造性的詮釋與互動，博爾赫斯的文學創作亦與中國的明清小說存在著世界文學版圖上的匯通。遞進而言，“他者”元素的引入不僅帶來了不同文學傳統之間的融合，也在悄然改寫著民族自身的傳統。

復旦大學外文學院蔡雅芝老師發言

民族性與族裔詩學的對位與參鑒是我們深耕古典詩學的另一進路，這在牛津大學皇后學院東方研究系傅翀博士的報告《梵語詩學中有關“創新”的討論——以新護對“韻“（dhvani）之引入的辯護》中得到了條分縷析的呈現。傅博士首先從梵語語言學的詞源追溯上還原了“創造”（√k ?）、“詩”（kāvya）與“詩人”（kavi）的同根關系。在傳統梵文詩學的核心觀念中，詩并非是傳遞情感的載體，而是能夠激起讀者與詩人產生同頻情感的中介，而歡增的《韻光》與新護對《韻光》的辯護則塑造了以“韻”為核心的梵文詩學理論，這種對于“韻”的強調實則源于梵語語法學的傳統。需要注意的是，“詩”“韻”“詩人”這些概念在不同的文學和文化傳統中有著不同的定位、功能和演變，我們有必要通過傾聽他者之傳統，以進一步補充式理解我們自己文學譜系中那些已然被熟知的概念。 

牛津大學皇后學院東方研究系傅翀博士發言

最后，會議召集人繆曉靜與郭西安兩位老師衷心感謝了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的鼎力支持，為一場高級別的跨文化對話提供了卓越的平臺。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正是以人文學科為基礎，積極推進國際學術界對中華文化的研究，促進文明間、學科間的交流與對話。此次工作坊匯集了海內外中古文學大家與多文明詩學研究的優秀學者，他們精彩的發言向我們生動地呈現了文本與世界在多方互動下所展開的一系列對話圖景。處在文本之外的傳統、歷史與個體生命如何與文本的書寫創作相關聯，并在文本之內得以顯現與重塑，而這種構建又反向衍生出文本自身，這無疑啟發著我們從更為寬闊的跨文化視域觀覽文本內外的深度互動。

牛津大學彭布羅克學院青年研究員繆曉靜發表評議

復旦大學中文系郭西安副教授發表評議

與會學者線上線下共同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