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是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及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與澎湃新聞國際部合作推出的“同觀·德國”專欄的第57篇。近幾個月來，跨大西洋伙伴關系和德美關系連遭打擊，大選后新一屆德國政府將如何處理對美關系？

當地時間2021年9月27日上午，德國社民黨總理候選人朔爾茨等在柏林出席大選記者會。德國聯邦選舉委員會27日凌晨公布的聯邦議院（議會下院）選舉初步計票結果顯示，社會民主黨以微弱優勢領先。從目前的組閣形勢來看，社民黨、聯盟黨、綠黨和自民黨極有可能通過協商談判而組成新一屆德國政府。視覺中國 圖

在剛剛結束的德國聯邦議會大選中，德國對美關系和跨大西洋事務成為了各黨關注和爭論的焦點之一。從目前的組閣形勢來看，社民黨、聯盟黨、綠黨和自民黨極有可能通過協商談判而組成新一屆德國政府。其中，由社民黨領導的交通燈聯盟（由社民黨、綠黨、自民黨組成）或由聯盟黨領導的牙買加聯盟（由聯盟黨、綠黨、自民黨組成）是下屆政府最為可能的組閣方式。而無論最終是哪種組閣方式，如何處理對美關系始終都會是德國新政府所面對的重點問題之一。本文將通過分析德國總理默克爾執政末期以來德美關系的發展與變化，結合本次選舉中各黨的對美政策綱領及表態，對大選結束后德美關系的走向做一個初步的探討和預測。

默克爾執政末期的德美關系

對美關系向來是德國外交所依賴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但在默克爾最后一任總理任期內，德美關系卻始終處于風雨飄搖、危機層出不窮的狀況。特朗普出任美國總統是這一狀況出現的直接原因。特朗普任美國總統期間，德美同盟關系受到了巨大沖擊。無論是其內政還是外交政策，特朗普都對1949年后成立的聯邦德國構成了根本挑戰。而德國政府則專門制定了應對特朗普的政策。在對美開展的雙軌外交并在系列全球事務領域繼續與美政府保持合作的同時，德國還展開了雄心勃勃的以西方中等強國為伙伴，試圖彌補美國退群所造成的西方領導缺位的多邊主義者聯盟計劃。

然而2020年發生的幾件事情卻進一步動搖了德美關系的根基。先是新冠疫情襲來，使得歐美之間人員交往中斷；接著特朗普政府又先后在“北溪2”油氣管道和駐德美軍裁撤等問題上對德國采取了十分嚴厲的措施，不僅要制裁德國和歐洲企業，還要削減具有重要軍事、戰略意義的駐德美軍數量。他所有這些作為，似乎都是在表達對默克爾政府的不滿。這些雙邊問題上的矛盾，與幾年來歐美未見消停的貿易戰一起，共同使得德美關系跌至了二戰結束以來的最低谷。

德國主流政治勢力對美政策表態

在這個背景下，美國民主黨拜登政府上臺執政給予了德美關系恢復生機的重要機會。從今年初到德國聯邦議會大選結束為止，目前可能參與組閣的社民黨、聯盟黨、綠黨和自民黨等四個政黨都對美國新政府表示了希望改善德美關系的善意。從這四個黨的有關綱領和言論中可以發現，他們在外交事務上并沒有根本上的不同。四者都將跨大西洋關系和歐盟視作德國外交的基礎，都認為應該抓住美國民主黨政府執政的機會期來重建跨大西洋關系，同時對如何處理與俄羅斯和中國的關系的意見也差距不大，認為這兩個國家既是德國的伙伴也是對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默克爾時期的外交遺產仍然繼續影響著德國的對外政策。

不過，在一些具體事務上，各黨又有一些區別。德國大選結果出爐后，比較親美的德國跨大西洋主義者對社民黨的獲勝感到了一些隱憂，因為畢竟社民黨內部有很多對美國非常批判的人物。但實際上，社民黨總理候選人朔爾茨對美國的態度較聯盟黨總理候選人拉舍特來說要更為友好。在競選過程中，朔爾茨曾多次表示，美國是德國和歐洲最為重要的盟友。他還一再強調要抓住拜登執政的窗口期，重新構建跨大西洋聯盟，強調聯盟的價值觀特征以應對“新崛起國家”的挑戰。與他相比，拉舍特對美態度則相對冷淡。后者多次強調發展對英法的關系與發展對美關系同樣重要。但鑒于社民黨傳統的東方主義傾向，若能組閣成功，朔爾茨在處理對美關系時需要協調好黨內的不同意見。

無論是社民黨還是聯盟黨領導的新政府中，綠黨都極有可能獲得外長職位。我們也可以從綠黨的一些言論來預判新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些可能方向。綠黨主席貝爾伯克目前是新政府外長的熱門人選之一。貝爾伯克對重建跨大西洋關系比朔爾茨還要看重。她認為，當前時代最大的兩個挑戰分別是專制國家和自由民主國家的制度競爭，以及應對氣候危機問題。而在這兩個問題上，與美國展開緊密合作至關重要。在跨大西洋關系中，德國和歐盟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并在世界制度競爭中處于先鋒的位置。盡管貝爾伯克認為北約應該在確定目前的主要任務后，再討論增加軍費問題，但她還是強調了北約的重要性以及其在德國和歐洲防務的“中心角色”。而她對與俄羅斯合作的“北溪2”管道項目的堅決反對，也可以化解德美近年來在這個問題上的矛盾。

由于綠黨和自民黨成為了朔爾茨、拉舍特為了組閣所拉攏的對象，因此新任總理勢必會在包括外交在內的很多事務上對這兩個黨進行妥協。尤其是在對華和對俄政策上，綠黨及自民黨都更具批判性，因此新總理在外交事務上的影響力可能也會相應減弱。

大選后德國對美事務的初步展開

近幾個月以來，德國各大黨恢復跨大西洋關系活力、重建德美關系的努力連續遭到打擊。先是西方從阿富汗撤軍的行動在一種混亂過程中結束，隨后還曝出美國在諸多環節上沒有通知德國和歐洲盟友的新聞。而最近爆發的美法外交爭端，則更是突出體現了美國戰略重心轉移，拜登政府關鍵時刻同樣不顧盟友利益而行事的狀況。由于這場爭端正好發生在臨近德國大選之際，因此也注定其將成為各大有組閣可能的政黨即將需要面對的第一件對美事務。

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成立，以及隨之而來的澳大利亞用美國核潛艇替換法國潛艇的事件發生后，美法和跨大西洋關系突然陷入危機。德國政府很快也表示了對潛艇事件的不滿，但主要是針對拜登政府處理印太事務和跨大西洋關系時的“特朗普化”，即在沒有和歐洲盟國協商的情況下就做出了有關決定。德方認為，美國既然可以對法國這么做，今后也可以對德國或任何一個歐盟成員國這么做。正如德國外交部所說，美國政府不能在制造了即成現實后才通知盟友。德國外長馬斯直截了當地表示，想知道下一個受到如此對待的盟友是誰。

但另一方面，德國卻希望繼續推動跨大西洋同盟關系的發展并努力調解美法之間的矛盾。與目前呼吁與美國脫離，并阻礙跨大西洋交流的法國不同，德國各主流政黨，戰略決策分析機構和德國政府都不斷指出，當下有關歐盟戰略自主和歐洲主權的討論走得太遠了。歐洲絕不能疏離或者和美國分裂。德國所強調的歐盟戰略自主和外交只能在與其他價值觀伙伴進行合作的情況下進行。

無論是朔爾茨、拉舍特還是貝爾伯克等人，他們所強調的歐洲戰略自主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使歐洲能夠更積極地承擔維持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責任，并在關鍵領域對美國提供支持。在他們看來，歐盟戰略自主主要是指在美國戰略重心轉向印太，而難以顧及歐洲和歐洲鄰近地區事務的情況下，德國和歐盟需要加強自身應對這些事務的實力，同時在印太地區也為維護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做出貢獻。這一思考在西方從阿富汗撤軍和AUKUS建立后實際上在德國這些政治家的腦中更加深化了。

 在這種思考下，德國政府實際上已經開展了系列活動來積極調和美法兩國的關系。此次在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期間，馬斯成功邀請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法國外長、意大利外長在德國駐聯合國代表辦公室就利比亞問題進行了商討。而此前，法國外長勒德里昂已經拒絕了與布林肯、馬斯和英國外交大臣的四方會談。拜登與法國總統馬克龍通話后，德國政府也第一時間表示歡迎。德國外交部仍在盡量化解聯盟內部的分歧，強調歐美之間在太多問題上都需要相互合作，并指出“本質上歐美之間在印太戰略上根本沒有矛盾”，希望西方聯盟內部的爭論和憤怒能夠快速得到解決，要求通過對話來避免雙方進一步對彼此誤解。

從現在看來，法國政府追尋的歐洲經濟和防務自主大都很難獲得德國政府的支持。在防務上，德國會繼續強調北約和美國的作用。而在經濟和供應鏈問題上，德國也支持積極與美國進行跨大西洋協調，以維持西方對系列重要經濟技術標準的制定權。

在德國等國的努力下，跨大西洋貿易與技術理事會（TTC）將于10月27日召開有關出口管制的會議。這也非常受到德國和歐盟內部的戰略精英的支持。在這次會議中，雙方將建立10個跨大西洋工作小組。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網絡等領域設立共同標準，并阻止高科技被“專制主義政權”濫用于侵犯人權。

與此同時，德美關系中的一些傳統矛盾也再次得到了體現。在德美兩國的當代史中，美國政府對德國施壓，要求德國對某國實施貿易禁運的例子十分常見。而目前可以看到的有關上述跨大西洋合作機制的材料顯示，德國和歐盟主要國家政府實際上是希望在建立跨大西洋協調機制的同時，致力于阻止美國通過該機制對德國和歐洲對中國出口的重要物資進行限制。德國方面尤其擔心對中國市場有著極大依賴的汽車產業受到TTC機制的影響。

無論是社民黨還是聯盟黨組閣，美國戰略重心移往印太這一大趨勢都不會改變。新一屆的德國政府在處理對美關系時，面臨著一個突出的困境。一方面，與法國一樣，德國不希望在印太等全球事務中完全失去影響力，他們渴望向美國政府表明，歐洲在印太地區對維持西方主導國際體系也能有所貢獻，而不應該被美國視作是種負擔。但另一方面，主要出于經濟上對中國的依賴和安全上對俄羅斯的疑慮，德國也不想受印太事務過度拖累。這樣一個經典的同盟困境模式，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到德美關系的發展。

（作者是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研究員）